第三章 三皇五帝

第一節三皇五帝時代社會進化的狀況

既然知道中國可考的古史，起於三皇五帝，那麼，咱們現在講歷史，就可以暫時從這裏起了。

要曉得一個時代的歷史，總得先曉得這個時代的社會是什麼狀況。三皇五帝的事迹，散見在古書里的很多，關於社會狀況的也不少，但是苦於沒有一個條理系統，而且不盡可靠。且慢，我現在找着兩種書，說這時代社會進化的狀況，卻是很明白的。一種是《白虎通》的論三皇，它說：

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書鈔》引《五經異義》：“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詓詓，行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余；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

三皇的次序，應當從《尚書大傳》，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農最後。

八卦是中國古代的宗教（見本卷第十章第一節）。燧人的時候還在“漁獵時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漁獵時代，還沒有“夫婦之倫”（一群的女子，都是一群的男子的妻，參看嚴復譯甄克思《社會通詮》），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漁獵時代，還沒有“所有權”（所有權，是到畜牧時代，因為畜牧要花勞力的，也見《社會通詮》），所以“飢即求食，飽即棄余”。到伏羲時，便進入“游牧社會”。游牧社會，人民便從山谷之中，分散到各處平地；“家族制度”，就從此發生，所以有“夫婦之倫”。從游牧時代，變到耕稼社會，總是因為人民眾多，地力不給；所以神農才要“教民農作”。《白虎通》這一段話，無一句不和現在社會學家所說相合的，可見得真古書的可貴。

一種是《易·繫辭》說伏羲以後的創作，它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義》自此已下，凡有九事，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故連雲黃帝堯舜也。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耕稼時代，人民四處分散，更不能如游牧時代之“列帳而居”。一切需用的東西都不能取諸近處，所以“商業”就隨之而起。商業既興，“水陸交通”，就隨之便利。

農耕時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漸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講究。農耕時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儲蓄”，就要防人“掠奪”；所以“戰爭”“守御”的事情，也就隨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發生了，所以就有“文字”。這一節所述，於社會進化情形也是很對的。

第二節黃帝和蚩尤的戰爭

三皇時代，君主的傳統，還不可考；到五帝時代就不然（就不是緊相承接，也必相去不遠）。可見得五帝時代的歷史，更比三皇時代明白。咱們現在，就得要提出幾件五帝時代的大事來講講。其第一件，便是黃帝和蚩尤的戰爭。

這件事，據《史記·五帝本紀》所載，是：

黃帝者，少典之子（少典：《索隱》“諸侯國號，非人名也。又按《國語》云：少典娶有

近來的人說，蚩尤是三苗的酋長，三苗，就是現在所謂的苗族

這一族人，現在稱為苗，乃是蠻字的轉音，和古代“三苗”的“苗”字無涉；試看古代“三苗之國”亡后，歷代都只有所謂蠻，並無所謂“苗”；從元、明、清以來方漸次改稱為“苗”，就更無所謂蠻可知。蠻是古代中國漢人通稱南方少數民族之名，其種族的本名，實在是“黎”字。後世都寫作“俚”或又寫作“里”；《後漢書·南蠻傳》：“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為歸漢里君。”《注》：“‘里’，蠻之別號（其實是本名），今呼為‘俚人’是也。”這一族人，似乎本來住在中央亞細亞高原，後來沿長江東徙的，何以知道呢？《後漢書·南蠻傳》：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賜黃金萬鎰，邑萬家，又妻之以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盤瓠；下令之後，盤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乃以女配盤瓠。盤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盤瓠死後，因自相夫妻……今長沙武陵蠻是也。

近來有人說：這盤瓠就是盤古

第三節堯舜的禪讓

顓頊、帝嚳兩代，據《史記·五帝本紀》，沒有什麼實事可述（《史記》系根據《大戴禮》）。大抵這兩位君主，功業本不及黃帝、堯、舜，所以《易·繫辭》也把他們略掉。

堯舜時代，第一個大問題便是“禪讓”；咱們現在且把它提出來研究研究。這件事據《史記》所記，是：

（《五帝本紀》）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岳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頑，母囂，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喪畢，禹乃亦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夏本紀》）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天子之位……

儒家的話，幾千年以來，就把它算作歷史；然而到底有個劉知幾，明目張胆攻它（《史通·疑古篇》）；還有造《竹書紀年》這類書的人，對於儒家的話也是懷疑的（《史記正義》：“《括地誌》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現在的《竹書紀年》，卻又是明以來的偽書）。咱們現在，且引幾句非儒家的話看看：

《韓非子·外儲說》：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

又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又《忠孝》：瞽叟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淮南子·齊俗訓》昔有扈氏為義而亡。註：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

《韓非子》說得好：“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非儒家的話，自然不足以服儒家之心；咱們現在，且再就儒家的話，校勘校勘。

一、前文所引的《史記》，和《尚書》《孟子》都是相同的。《史記·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那麼，《孟子·萬章上篇》所說，一定都是《書》說了（史公、孟子，似乎同用的《書》說；《史記》上和《孟子》相合的話，是同源異流的。未必史遷見過《孟子》）。然而把《尚書》古文家言和今文家言核對，就有不符的地方。《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尚書大傳》：“舜耕於歷山，堯妻之以二女，屬以九子也。”（《初學記·帝王部》引）這是《尚書》今文家言。《書·皋陶謨》（偽孔分作《益稷》）“無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用殄厥世”。《釋文》“傲，又作奡”。《說文》奡字下，“《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又引“《論語》曰：奡湯舟”。這是古文家言，非儒家言，只有《淮南子·泰族訓》“堯屬舜以九子”和《孟子大傳》相合。此外，《呂氏春秋·去私篇》就說“堯有子十人”。《求人篇》說“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莊子·盜跖篇》又說，“堯殺長子”。《韓非子·說疑篇》：“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皆父子兄弟之親也。”丹朱被殺，別處都沒有證驗；然而堯殺掉一個兒子，似乎是真的；這個兒子，恐怕就是奡（參看《癸巳類稿·卷一·奡證》）。

二、《小戴記·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各種書都同的（《大戴記·五帝德》《白虎通·巡狩篇》《淮南子·修務訓》《漢書·劉向傳》《三國志·薛綜傳》《呂凱傳》。又《小戴記·祭法》“舜勤眾事而野死”，《國語·魯語》同，鄭玄、韋昭，都用葬於蒼梧之野解釋它）。獨有《孟子》說：“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這句話不知哪裏來的。按《史記·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索隱》引《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就時負夏”。史公、孟子，似乎也是同用《書》說的（“遷於負夏”的遷，作懋遷解）。《史記》下文“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一定是後人竄錄的（《史記》這部書，給後人竄亂的地方極多；請看近人崔適的《史記探源》）。蒼梧零陵，到了如今湘粵的邊界似乎有被竄逐的嫌疑（劉知幾就很疑心它），所以今文家把它諱掉（“今文家”三字，是指經學真有傳授的人，並不是指古文既興以後的今文家。請看末一段）。然而鳴條也是南夷的地方，舜禹果然“雍容揖讓”，如何舜會死在這裏，諱了半天，似乎還是不能自圓其說［《孟子》趙岐注“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這個“海”，是“夷蠻戎狄，謂之四海”的海，正是註釋《孟子》“東夷之人也”這一句。《呂氏春秋·簡選篇》“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可見得鳴條和南巢、歷山相近，正是所謂“東夷之地”（參看第六章第五節）。《書·湯誓序正義》引“鄭玄云：南夷地名”，已經微誤。至《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這個陑，本來是無可考的，偽孔硬說湯都偃師，桀都安邑，《正義》勉強附會，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種種曲說來（參看本卷第四章第二節自明）。還有舜封象於有庳一事，也極為可疑。孟子答萬章的話，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顧炎武就說“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也”（《日知錄》）。然而古人所說萬國、三千、千八百，實在是些虛擬之詞，並不是真有這些國度（參看本卷第七章）。有庳、蒼梧，地極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後來自己逃去的地方，這個疑團，更無從解釋了］。

三、《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野處也。”這一段，竟說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萬章的話，大相反背。劉向是個博極群書的人，《新序》又是雜采古書而成的，自然不能謹守家法。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違反的一證（《書·甘誓序疏》：“……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伐之。”這個說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說話可疑之處，還有他不說話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記·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太史公這一段文字，是深苦於載籍上的話，和《書》義不合［《尚書》：虞夏同科（見義疏），太史公說“虞夏之文”，是指《尚書》而言可知。“堯將遜位……然後授政”是述《書》義；“堯讓天下於許由……何以稱焉”，是述非儒家的載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難也”，與“此何以稱焉”句相呼應］，既不能一筆抹殺（因為有許由冢等實跡可證。《五帝本紀贊》：“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可見得太史公的學問，極注重實驗，他親眼看見了一個許由冢，又聽見許多傳說，然而六藝無征，自然要委決不下了），而又六藝闕然，無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據清朝宋翔鳳所考究，許由實在就是伯夷。他說堯舜時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個。第二起分作八伯，四個是

以上所舉幾條，不過是彰明較著的；要是仔細搜尋起來，一定還有許多證據。總而言之，“唐虞揖讓”“湯武征誅”，都是為公而不為私（孟子所謂“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實在是儒家的學說，並非實有其事。所以儒家是這樣說法，別家卻並不是這樣說法。就是儒家裏頭，古文家也還時時露出馬腳，只有今文家彌縫得完密—這是因為今文家的老祖師，都是親受口說於孔子，純粹是儒家的學說；古文家卻有些不純粹的古書做根據。請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們因此可以悟到兩種道理：

其一，儒家的學說，都是孔子所創造，並沒有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人。後世實行儒家之學，便是實行孔子之學；其“功罪”“禍福”，一大部分，應當由孔子負其責任［且勿論其為是為非，為功為罪；孔子這個人理想博大；他這學說組織的完密（看《孟子·萬章上篇》便見；這一篇的話，都是孔門的“《書》義”，上文已經說過了）卻很是可驚；所以當時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說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責任，後世的儒家，也應當分負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進化”的，後世總比古人好。譬如“政體”，斷沒有後世是“專制”，古時候反有所謂“禪讓”之理（其餘各事，都是如此；一部歷史，都要用這種眼光看）。

第四節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當時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堯典》上只有“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個字，看不出什麼道理來。《呂氏春秋·愛類篇》說“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似乎仍舊是河患；但是《呂氏春秋》這句話，是原本《屍子》的（《屍子》已逸，只有輯本，所以現在就引《呂氏春秋》）。屍子是晉國人，他單說龍門呂梁，是就他眼見的地方立論（參看胡渭《禹貢錐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經訓》“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水患，實在是“瀰漫於中國大平原”之上了。原來古時候，江淮河濟諸水都是相通的（這個說法太長，不能細講；欲知其略，請看孫星衍的《分江導淮論》。《白虎通》：“謂之瀆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大，故稱瀆也。”《風俗通》引《尚書大傳》：“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水經·河水注》：“自河入濟，自濟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則四瀆之瀆字，實在含有“通”“濁”二義；“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濁”同“周通”二義。這都是相傳的舊訓，絕非酈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災區極廣。堯時候的水，據《堯典》看起來，似乎“是多年的積害”，那麼，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說：

《滕文公上》：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淮南子》也說“民皆上丘陵，赴樹木”）。就可以見得當時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書》說（見上節），這許多話，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隨口亂道的（這許多話，卻不是儒家文飾出來的，因為用不着文飾）。

禹的治水，《史記》總敘他道：“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說‘禹八年於外’，這些瑣細的問題，且別去考據它），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后稷教民稼穡……”的說法相合。可見得當時治水，實在是禹為主，而益、稷佐之（《史記·殷本紀》載《湯誥》“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繼業的）。至於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導諸水，使之各有去路。當時江淮兩流域的水，本來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趨勢，叫小水歸入大水，大水東流入海，那麼，江、淮、河、濟四水，就是諸水的綱領，所以這四條水，就喚作四瀆（《風俗通·山澤》引《尚書大傳》：“江、淮、河、濟為四瀆。”《湯誥》：“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既修，萬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因為當時諸水互通，所謂四瀆，不過是舉出四條大水，以為諸水之綱領，所以濟、漢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說的意思，也不是鑿定，把江、淮、河、漢算作四瀆；所以“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濟並舉，卻因為諸水本來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這等觀念本不是精密確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許多麻煩的問題來）。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說“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這十一個字，最能概括觀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統系）。至於詳細的情形，要帶起許多麻煩的問題來，現在暫不必講它［《禹貢》裏的地理，有一部分應當講明的（見本卷第七章）。如要曉得詳細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貢錐指》先看一遍。這部書，雖不很精，然而彙集的說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這一部，倘要再看別種，也就有門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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