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上古史

第一章我國民族的起源

我國現在所吸合的民族甚多，而追溯皇古之世，則其為立國之主的，實在是漢族。漢族是從什麼地方遷徙到中國來的呢？這個在現在，還是待解決的問題。從前有一派人，相信西來之說。他們說：據《周官·大宗伯》和《典瑞》的鄭註：古代的祭地祗，有崑崙之神和神州之神的區別。神州是中國人現居之地，則崑崙必是中國人的故鄉了。崑崙在什麼地方呢？《史記·大宛列傳》說：“漢使窮河源，河源出於闐”、“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這所指，是現在於闐河上源之山。所以有人說：漢族本居中央亞細亞高原，從現在新疆到甘肅的路，入中國本部的。然而鄭注原出緯書。緯書起於西漢之末，不盡可信。河源實出青海，不出新疆。指于闐河源為黃河之源，本系漢使之誤；漢武帝乃即仍其誤，而以古代黃河上源的山名，為于闐河上源的山名，其說之不足信，實在是顯而易見的。漢族由來，諸說之中，西來說較強；各種西來說之中，引崑崙為證的，較為有力；而其不足信如此，其他更不必論了。民族最古的事迹，往往史籍無征。我國開化最早，又無他國的史籍可供參考。掘地考古之業，則現在方始萌芽。所以漢族由來的問題，實在還未到解決的機會。與其武斷，無寧闕疑了。

現在所能考究的，只是漢族既入中國后的情形。古書所載，類乎神話的史跡很多，現在也還沒有深切的研究。其開化跡象，確有可征的，當推三皇五帝。三皇五帝，異說亦頗多。似乎《尚書大傳》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史記·五帝本紀》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之說，較為可信。燧人、伏羲皆風姓。神農姜姓。黃帝姬姓。燧人氏，鄭注《易緯通卦驗》，說他亦稱人皇。而《春秋命歷序》說：人皇出暘谷，分九河。伏羲氏都陳。神農氏都陳徙魯。黃帝邑於琢鹿之阿，據地理看來，似乎風姓、姜姓的部落在河南，姬姓則在河北。燧人氏，《韓非子》說他，因“民食果蓏（左蟲右奉音蚌）蛤，腥躁多害腸胃”，乃發明鑽木取火之法，教民熟食。這明是搜集和漁獵時代的酋長。伏羲氏，亦作庖犧氏。昔人釋為“能馴伏犧牲”，又釋為“能取犧牲，以充庖廚”，以為是游牧時代的酋長。然而伏羲二字，實在是“下伏而化之”之意，見於《尚書大傳》。其事迹，則《易·繫辭》明言其作網罟而事佃漁。其為漁獵時代的酋長，亦似無疑義。從前的人，都說人類的經濟，是從漁獵進而為游牧，游牧進而為耕農。其實亦不盡然。人類經濟的進化，實因其所居之地而異。大抵草原之地，多從漁獵進入游牧；山林川澤之地，則從漁獵進為耕農。

神農氏，亦稱烈山氏。“烈山”二字，似即《孟子》“益烈山澤而焚之”的烈山，為今人所謂“伐栽農業”。則我國民族居河南的，似乎並沒經過游牧的階級，乃從漁獵徑進於耕農。黃帝，《史記》言其“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這確是游牧部落的樣子。涿鹿附近，地勢亦很平坦，而適宜於游牧的。我國民族居河北的，大約是以游牧為業。游牧之民，強悍善戰；農耕之民，則愛尚平和；所以阪泉涿鹿之役，炎族遂非黃族之敵了。

阪泉涿鹿，昔人多以為兩役。然《史記·五帝本紀》，多同《大戴禮記》的《五帝德》、《帝系姓》兩篇，而《大戴禮記》只有黃帝和炎帝戰於阪泉之文，更無與蚩尤戰於涿鹿之事。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都以為是九黎之君。而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又阪泉、涿鹿，說者多以為一地。所以有人懷疑這兩役就是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這個亦未可斷定。然而無論如何，總是姜姓和姬姓的爭戰。經過此次戰役而後，姬姓的部落就大為得勢。顓頊、帝嚳、堯、舜，稱為共主的，莫非黃帝的子孫了。

我國歷史，確實的紀年起於共和。共和元年，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自此以上，據《漢書·律曆志》所推，周代尚有一百九十二年，殷代六百二十九年，夏代四百三十二年。堯、舜兩代，據《史記·五帝本紀》，堯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如此，唐堯元年，在民國紀元前四千一百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千二百三十一年；三皇之世，距今當在五千年左右了。

第二章太古的文化和社會

太古的社會，情形畢竟如何？古書所載，有說得極文明的，亦有說得極野蠻的。說得極野蠻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說得極文明的，則如《禮記·禮運篇》孔子論大同之語是。二說果孰是？我說都是也，都有所據。

人類的天性，本來是愛好和平的。惟生活不足，則不能無爭。而生活所資，食為尤亟。所以社會生計的舒蹙，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搜集和漁獵時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時代，生活雖稍寬裕，而其人性好殺伐，往往以侵掠為事。只有農業時代，生計寬裕；而其所做的事業，又極和平，所以能產生較高的文化。

古代的農業社會，大約是各各獨立，彼此之間，不甚相往來的。老子所說：“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所想像的，就是此等社會。惟其如此，故其內部的組織，極為安和。孔子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會。內部的組織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間自然沒有鬥爭。這就是孔子所謂“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這就是所謂“大同”。假使人類的社會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的擴大聯合起來，再謀合理的組織，豈不是個黃金世界？而無如其不能。有愛平和的，就有愛侵掠的。相遇之時，就免不了戰鬥。戰鬥既起，則有征服人的，有被征服於人的。征服者掌握政權，不事生產，成為治人而食於人的階級；被征服的，則反之而成為食人而治於人的階級。而前此合理的組織，就漸次破壞了。合理的組織既變，則無復為公眾服務，而同時亦即受公眾保障的精神。人人各營其私，而貧富亦分等級。自由平等之風，漸成往事了。人與人之間時起衝突，乃不得不靠禮樂刑政等來調和，來維持。社會風氣，遂日趨澆薄了。先秦諸子，所以慨嘆末俗，懷想古初，都是以此等變遷，為其背景。然而去古未遠，古代的良法美意，究竟還破壞未盡。社會的風氣也還未十分澆漓。在上者亦未至十分驕侈。雖不能無待於刑政，而刑政也還能修明。這便是孔子所謂小康。大約孔子所慨想的大同之世，總在神農以前；而階級之治，則起於黃帝以後。《商君書·畫策篇》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父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可見炎黃之為治，是迥然不同的。而二者之不同，卻給我們以農耕之民好平和，游牧之民好戰鬥的暗示。

以上所說，是社會組織的變遷。至於物質文明，則總是逐漸進步的。《禮運篇》說：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后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台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

這是說衣食住進化的情形。大約從生食進化到熟食，在燧人之世。我國的房屋，是以土木二者合成的。土工原於穴居，木工則原於巢居。構木為巢，據《韓非子》說，是在有巢氏之世。其人似尚在黃帝以前。至於能建造棟宇，則大約已在五帝之世。所以《易·繫辭傳》把“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敘在黃帝、堯、舜之後了。《易·繫辭傳》又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義》說：“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長大，故言垂衣裳。”這就是《禮運》所說以麻絲易羽皮之事。此外，《易·繫辭傳》所說後世聖人所做的事，還有：“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析，以待暴客”、“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以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各項。這後世聖人，或說即蒙上黃帝、堯、舜而言，或說不然，現亦無從斷定。但這許多事物的進化，大略都在五帝之世，則似乎可信的。

第三章唐虞的政治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所以這時代史料的流傳，又較黃帝、顓項、帝嚳三代為詳備。

堯舜都是黃帝之後，其都城則在太原。太原與涿鹿均在冀州之域，可見其亦系河北民族。但唐虞時代的文化似較黃帝時為高。《堯典》載堯分命羲和四子，居於四方，觀察日月星辰，以定曆法，“敬授民時”，可見其時業以農業為重，和黃帝的遷徙往來無常處大不相同了。這時代，有兩件大事足資研究。一為堯、舜、禹的禪讓，一為禹的治水。

據《尚書》及《史記》，則堯在位七十載，年老倦勤，欲讓位於四岳。四岳辭讓。堯命博舉貴戚知疏遠隱匿的人。於是眾人共以虞舜告堯。堯乃妻之以二女，以觀其內；使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試以司徒之職。知其賢，乃命其攝政，而卒授之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訟獄的，都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的，亦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才回到堯的舊都，即天子位。當堯之時，有洪水之患。堯問於眾。眾共舉鯀，堯使鯀治之。九年而功弗成。及舜攝政，乃殛鯀而用其子禹。禹乃先巡行四方，審定高山大川的形勢。然後導江、淮、河、濟而注之海。百姓乃得安居。九州亦均來貢。當時輔佐舜諸人，以禹之功為最大。舜乃薦禹於天。舜崩之後，禹亦讓避舜之子商均。諸侯亦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乃即天子位。儒家所傳，堯、舜、禹禪讓和禹治水的事，大略如此。

禪讓一事，昔人即有懷疑的，如《史通》的《疑古篇》是。此篇所據，尚系《竹書紀年》等不甚可靠之書。然可信的古書，說堯、舜、禹的傳授，不免有爭奪之嫌的，亦非無有。他家之說，尚不足以服儒家之心。更就儒家所傳之說考之。如《孟子》、《尚書大傳》和《史記》，都說堯使九男事舜。而《呂氏春秋·去私》、《求人》兩篇，則說堯有十子。《莊子·盜跖篇》，又說堯殺長子。據俞正燮所考證，則堯被殺的長子名奡，就是《論語·憲問篇》所謂蕩舟而不得其死，《書經·皋陶謨篇》所謂“朋淫於家，用殄厥世”的。又《書經·堯典》，說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而據宋翔鳳所考證，則共工、驩兜和鯀，在堯時實皆居四岳之職。此等豈不可駭。然此尚不過略舉；若要一一列舉，其可疑的還不止此。儒家所傳的話，幾千年來，雖然即認為事實，而近人卻要懷疑，亦無怪其然了。然古代的天子，究不如後世的尊嚴。君位繼承之法，亦尚未確定。讓國之事，即至東周之世，亦非無之。必執舜禹之所為和後世的篡奪無異，亦未必遂是。要之讀書當各隨其時的事實解之，不必執定成見，亦不必強以異時代的事情相比附。堯、舜、禹的禪讓，具體的事實如何？因為書缺有間，已難質言。昔人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我們讀史，但知道這時代有一種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於同族的相襲法就是了。

治水之事，詳見於《尚書》的《禹貢篇》。此篇所述，是否當時之事，亦頗可疑。但當時確有水患，而禹有治水之功，則是無可疑的。《屍子》說當時水患的情形，是“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江淮流通，四海溟滓”。則其患，實遍及於今日的江、河流域。禹的治水，大約以四瀆為主。凡小水皆使人大水，而大水則導之入海。未治之前，“草木暢茂，禽獸繁殖”、“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治水成功，則“人得平土而居之”。佐禹的益、稷，又“烈山澤而焚之”、“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人民就漸得安居樂業了。

舜所命之官，見於《尚書》的，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朕虞、秩宗、典樂、納言等。又有四岳、十二牧。四岳，據《鄭注》，是掌四方諸侯的。十二牧，則因當時分天下為十二州，命其各主一州之事，《書經》又述當時巡守之制：則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東巡守，至於東嶽之下，朝見東方的諸侯。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嶽；十一月北巡守，至於北嶽；其禮皆同。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分朝京師。此所述，是否當時之事？若當時確有此制，則其所謂四岳者，是否是後世所說的泰山、衡山、華山、恆山，亦都足資研究。但當時，確有天子諸侯的等級；而堯、舜、禹等為若干諸侯所認為共主，則似無可疑。當時的政治，似頗注重於教化。除契為司徒，是掌教之官外，據《禮記·王制》所述，則有虞氏有上庠、下庠，夏后氏有東膠、西膠；一以養國老，一以養庶老。古人之教，最重孝弟。養老，正是所以孝弟，而化其獷悍之氣的。我國的刑法，最古的是五刑，即墨、劓、（左非右刂）、宮、大辟。據《書經·呂刑》，則其法始於苗民，而堯採用之。而據《堯典》所載，則又以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後世所用的刑法，此時都已啟其端倪了。

第四章夏代的政教

夏為三代之一，其治法大約在春秋戰國之世還未全行湮滅。在當時，孔子是用周道，墨子是用夏政的。我們讀《墨子》的《天志》、《明鬼》，可以想見夏代的迷信較後世為深；讀《墨子》的《尚同》，可以想見夏代的專制較後世為甚；讀《墨子》的《兼愛》，可知夏代的風氣較後世為質樸；讀《墨子》的《節用》、《節葬》和《非樂》可知夏代的生活程度較後世為低，而亦較後世為節儉。墨子之學，《漢書·藝文志》謂其出於清廟之守。清廟即明堂，為一切政令所自出，讀《禮記·月令》一篇，可以知其大概。蓋古代生活程度尚低，全國之內只有一所講究的房屋，名為明堂。天子即居其中，所以就是後世的宮殿。祭祀祖宗亦於其中，所以就是後世的宗廟。古代的學校，本來帶有宗教色彩的；當時天子典學，亦在這一所房屋之內，所以又是學校。一切機關，並未分設，凡百事件，都在此中商量，所以於一切政教，無所不包。明堂行政的要義，在於順時行令。一年之中，某月當行某令，某月不可行某令，都一一規定，按照辦理，像學校中的校歷一般。如其當行而不行，不當行而行，則天降災異以示罰。《月令》諸書的所述，大概如此。此等政治制度和當時的宗教思想，很有連帶的關係。我們讀《書經》的《洪範》，知道五行之說，是原於夏代的。什麼叫做五行呢？便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蓋古人分物質為五類以為一切物，莫非這五種原質所組成。而又將四時的功能比附木火金水四種原質的作用；土則為四時生物之功所憑藉。知識幼稚的時代，以為凡事必有一個神以主之。於是造為青、赤、黃、白、黑五帝，以主地上化育之功；而昊天上帝，則居於北辰之中，無所事事。此等思想，現在看起來，固然可笑。然而明堂月令，實在是一個行政的好規模，尤其得重視農業的意思。所以孔子還主張“行夏之時”。

我們看明堂月令，傳自夏代；孔子又說：“禹卑宮室而儘力乎溝恤”，可見夏代的農業，已甚發達。然其收稅之法，卻不甚高明。孟子說：“夏后氏五十而貢。”又引龍子的話說：“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這就是以數年收穫的平均數，定一年收稅的標準。如此，豐年可以多取，而仍少取，百姓未必知道儲蓄；凶年不能足額，而亦非足額不可，百姓就大吃其苦了。這想是法制初定之時，沒有經驗，所以未能盡善。

學校制度：孟子說：“夏日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案古代的學校，分大學小學兩級。孟子所說的校、序，庠是小學，學是大學。古代的教育，以陶冶德性為主。“序者，射也”，是行鄉射禮之地：“庠者，養也”，是行鄉飲酒禮之地，都是所以明禮讓，示秩序的。然則校之所教，其大致亦可推知了。至於學，則“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頗疑亦和宗教有深切的關係。禮樂都是祀神所用，詩是樂的歌辭，書是教中古典。古代所以尊師重道，極其誠敬，亦因其為教中尊宿之故。

夏代凡傳十七主；據後人所推算，共歷四百餘年，而其事迹可考的很少。《史記》說禹有天下后，薦皋陶於天，擬授之以位，而皋陶卒，乃舉益，授之政。禹之子啟賢，諸侯不歸益而歸啟，啟遂即天子位。《韓非子》又說：禹陽授益以天下，而實以啟人為吏。禹崩，啟與其人攻益而奪之位。古無信史，諸子百家的話，都不免雜以主觀。我們只觀於此，而知傳子之法，至此時漸次確定罷了。啟之子太康，為有窮后羿所篡。《史記》但言其失國，而不言其失之之由。《偽古文尚書》謂由太康好略，殊不足據。據《楚辭》及《墨子》，則由啟沉溺於音樂，以致於此。其事實的經過，略見《左氏》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據其說：則太康失國之後，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好田獵，又為其臣寒浞所殺。時太康傳弟仲康，至仲康之子相，為寒浞所滅。並滅其同姓之國斟灌、斟尋氏。帝相的皇后，名字喚做緡，方娠，逃歸其母家有仍。生子，名少康，後來逃到虞國。虞國的國君，封之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夏的遺臣靡，從有鬲氏，收斟灌、斟尋的餘眾，以滅浞而立少康。並滅寒浞的二子於過、戈。鉏與窮石，《杜注》都不言其地。其釋寒國，則謂在今山東濰縣。斟灌在山東壽光，斟尋亦在濰縣。虞在河南虞城。綸但云虞邑。有鬲氏在山東德縣。過在山東掖縣。戈在宋，鄭之間。其釋地，似乎不盡可據。案《左氏》哀公六年引《夏書》，說：“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似指太康失國之事。又定公四年，祝佗說唐叔“封於夏虛”。唐叔所封，是堯的舊都，所以晉國初號為唐而又稱之為夏虛，可以見禹之所居，仍系堯之舊都。窮石雖不可考，該距夏都不遠，所以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夏人此時，當退居河南。少康雖滅寒浞，似亦並未遷回河北，所以湯滅桀時，夏之都在陽城了。

第五章商代的政教

商代是興於西方的。其始祖名契，封於商，即今陝西的商縣。傳十四世而至成湯。《史記》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八遷的事實和地點現在不大明了。其比較可靠的：《世本》說契居於蕃；其子昭明，居於砥石，遷於商。《左氏》襄公九年，說昭明子相土，居於商丘。蕃在今陝西華縣附近。砥石不可考。商丘，即春秋時的衛國，系今河南濮陽縣。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帝嚳冢在濮陽，都邑亦當相去不遠。惟冥居地無考。湯所從的先王，如其是嚳或契，則其所居之亳，該在商或商丘附近了。

這是湯初居之亳，至於後來，其都邑容有遷徙。湯征伐的次序，據《史記》、《詩經》、《孟子》，是首伐葛，次伐韋、顧，次伐昆吾，遂伐桀。《孟子》謂湯居亳，與葛為鄰。后儒釋葛，謂即漢寧陵縣的葛鄉，地屬今河南寧陵縣。因謂湯居亳之亳，必即漢代的薄縣，為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縣之地。葛究在寧陵與否，殊無確據。韋是今河南的滑縣，顧是今山東的范縣，亦不過因其地有韋城、顧城而言之，未敢決其信否。惟昆吾初居濮陽，后遷舊許，見於《左氏》昭公十二年和哀公十七年，較為可信。桀都陽城，見於《世本》，其說亦當不誣。舊許，即今河南的許昌。陽城，在今河南登封縣。《史記》說：桀敗於有娥之虛，奔於鳴條。有娥之虛不可考。鳴條則當在南巢附近。南巢，即今安徽的巢縣，桀放於此而死。然則湯當是興於陝西或豫北，向豫南及山東、安徽發展的。

商代傳三十一世，王天下六百餘年。其制度特異的，為其王位繼承之法。商代的繼承法，似乎是長兄死後，以次傳其同母弟；同母弟既盡，則還立其長兄之子。所以《春秋繁露》說：主天者法商而王，立嗣與子，篤母弟。主地者法夏而王，立嗣與孫，篤世子。我們觀此，知商代的習慣，與夏不同，而周朝則與夏相近。又商代之法，“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所以古書說“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觀此，則商代的君權，似不十分完全，而受有相當的限制。

此外，商代事迹可考見的，只有其都邑的屢遷。至其治亂興衰，《史記》雖語焉不詳，亦說得一個大概。今節錄如下：

【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

【雍已】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太戊】殷復興，諸侯歸之。

【仲丁】遷於傲。

【河亶甲】居相。殷復衰。

【祖乙】遷於邢。殷復興。

【陽甲】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

【盤庚】涉河南，治亳。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小辛】殷復衰。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歡，殷道復興。

【帝甲】淫亂，殷復衰。

【武乙】去毫，居河北。

【帝乙】殷益衰。

帝乙的兒子，就是紂了。

公元一八九八、九九年間，河南安陽縣北的小屯，曾發見龜甲獸骨。有的刻有文字。考古的人，謂其地即《史記·項羽本紀》所謂殷墟，或者是武乙所都。據以研究商代史事和制度的頗多，著書立說的亦不少。但骨甲中雜有偽品，研究亦未充分，所以其所得之說，尚未能據為定論。殷代政教，見於書傳，確然可信的，則古書中屢說殷質而周文。可見其時的風氣尚較周代為質樸；一切物質文明的發達，亦尚不及周朝。又商人治地之法，名為助法。是把田分別公私。公田所人歸公；私田所人，則全歸私人所有。但借人民之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名為助，這確較夏代的貢法，進步多了。

第六章周初的政治

周代，因其國都的遷徙，而分為西周和東周。東周時代的歷史和西周時代判然不同。在西周，還同夏、殷一樣，所可考的，只有當時所謂天子之國的史事。到東周時代，則各方面的大國事迹都有可考，而天子之國反若在無足重輕之列。這是世運變遷，各地方均逐漸發達之故。現在且先說西周。

周代是興於現在的陝西的。其始祖后稷，封於邰。傳若干世至不（上穴下出），失官，竄於戎狄之間。再傳至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居於豳。九傳至古公宜父，復為戎狄所逼，徙岐山下。《史記》說：“古公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又“作五官有司”。可見周朝崎嶇戎狄之間，不為所同化，而反能開化戎狄了。周代的王業，實起於亶父，所以後來追尊為太王。太王有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因太王欲立季子季歷，逃之荊蠻。太王遂立季歷，傳國至其子昌，是為周文王。文王之時，周益強盛。西伐犬戎、密須。東敗耆，又伐鄭、伐崇侯虎。作豐邑，自岐下徙都之。時荊、梁、雍、豫、徐、揚六州，都歸文王。文王崩，子武王立。觀兵至孟津。復歸。后二年，乃滅紂。武王滅紂時，周朝對東方的權力，似乎還不甚完全。所以仍以紂地封其子武庚而三分其畿內之地，使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監之。武王崩，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攝政。三監和武庚俱叛。淮夷、徐戎，並起應之。周公東征，定武庚和三叔。又使子魯公伯禽平淮夷徐戎。營洛邑為東都。周朝在東方的勢力，就逐漸鞏固了。

成王之後，傳子康王，史稱“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這所謂天下，大約實僅指周畿內的地方。孟子說：“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第二章說大同時代的制度，到小康時代多少還能保存。依孟子所說，則文王的治岐：實能（一）維持井田制度；（二）山澤之地，還作為公有；（三）商人並不收稅；（四）而其分配，也還有論需要而不專論報酬的意思。成、康時代，果能保守這個規模，自然能刑罰清簡，稱為治世了。然而時移世易，社會的組織暗中改變，此等制度遂暗中逐漸破壞；而在上的政治，亦不能長保其清明；社會的情形，遂覺其每況愈下了。所以孔子論小康之治，至成王、周公而告終；而《史記》亦說昭王以後，王道微缺。

《史記》說：“昭王南巡守，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案春秋時，齊桓公伐楚，管仲曾以“昭王南征而不復”責問楚人。《左氏》杜注說：此時漢非楚境，所以楚不受罪。然據宋翔鳳所考，則楚之初封，實在丹、浙二水之間。是役蓋伐楚而敗。周初化行江、漢的威風，至此就倒了。昭王崩，子穆王立。史稱王室復寧。然又稱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則其對於西戎的威風亦漸倒。穆王之後，再傳而至懿王。懿王之時，史稱“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懿王三傳而至厲王，以暴虐侈傲為國人所謗。王得衛巫，使之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不能堪。三年，遂相與畔，襲王。王奔於彘，卿士周、召二公當國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厲王死，乃立其子宣王。宣王立，側身修行，號為中興。然傳子幽王，又以寵愛褒姒故，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和犬戎伐周，弒王於驪山下。諸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於洛。案周室之興，本因和戎狄競爭而致。自穆王以後，似乎目以陵夷。再加以西南的中國與之合力，兩路夾攻，就不免於滅亡了。平王藉前此所營的東都而僅存，然而號令不復能行於列國；而列國中強盛的亦漸多，遂成為“政由方伯”的局面。

第七章古代的封建制度

東周時代，政治的重心，既然不在天子而在列國，則欲知其時的政治，非兼知其時列國的情形不可。而欲知列國的情形，又非先知古代的封建制度不可。

封建制度，當分兩層說：古代交通不便，一水一山之隔，其人即不相往來。當此之時，即有強大的部落，亦不過能征服他部落，使之服從於我，來朝或進貢而已。這可稱為封建制度的前期。後來強大之國更強大了，交通亦漸方便，征服他國后，可以廢其酋長，而改封我的子弟、親戚、功臣、故舊。則所謂共主的權力更強；而各國之間，關係亦日密。這可稱為封建制度的後期。從前期到後期，亦是政治的一個進化。“眾建親戚，以為屏藩”的制度，莫盛於周代。要明白周代的封建制度，又不可不先明白其宗法。

社會的組織，本是起於女系的。所以在文字上，女生兩字，合成一個姓字。後來女權漸次墜落，男權日益伸張。權力財產，都以男子為主體，有表明其系統的必要。於是乎姓之外又有所謂氏。所以姓是起於女系，氏是起於男系的。再後來，婚姻的關係，亦論男系而不論女系，於是姓亦改而從男。一族的始祖的姓，即為其子孫的姓，百世而不改。如后稷姓姬，凡后稷的子孫都姓姬之類。是之謂正姓。氏則可隨時改變如魯桓公系魯國之君，即以魯為氏，而其三個兒子，則為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之類。是之謂庶姓。正姓所以表示系統，庶姓則表示這系統內的分支。宗法與封建，是相輔而行的。凡受封的人，除其嫡長子世襲其位外，其次子以下，都別為大宗，大宗的嫡長子為大宗宗子。其次子以下，則別為小宗。小宗宗子直接受大宗宗子的統轄。小宗宗人，則直接受小宗宗子的統轄，間接受大宗宗子的統轄。凡受統轄的人，同時亦得蒙其收恤。小宗宗人，受小宗宗子的統轄和收恤，都以五世為限。大宗宗子則不然。凡同出一祖之後，無不當受其統轄，可蒙其收恤。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即同出一祖的人，都能團結而不渙散。故其組織極為堅強而悠久。此製為什麼必與封建并行呢？因為必如此，然後大宗宗子都是有土之君，才有力量以收恤其族人；而一族中人都與宗子共生息於此封土之上，自必同心翼衛其宗子。而各受封之人之間，亦藉此以保存其聯絡。因為受封的人，在其所封之地固為大宗，若回到其本國，則仍為為小宗。如季氏在其封地為大宗，對於魯國的君，則為小宗；周公在魯為大宗，對周朝則為小宗是。所以《詩經》說：“君之宗之。”而公山不狃稱魯國為宗國。這可見君臣之間，仍有宗族的關係。

不論宗或族的組織，都由古代親親之情，限於血統相同或血統上有關係的人之故。而封建制度，則是一族征服他族之後，分據其地，而食其賦入，而治理其人的辦法。一族的人分據各處，則可以互相藩衛，而別族的人不易將他推翻。這種精神，要算周代發揮得最為充足。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五，同姓之國四十。還有齊楚等國，或是親戚，或是功臣故舊。當初原是一族的人，分據各方，以對抗異族，以壓制被征服之人。然而數傳之後，各國之君，相互之間的關係，已漸疏遠；更數傳，即同於路人了。而各國的權利，又不能無衝突。於是爭鬥遂起於國與國之間。這還是說始封之君，彼此本有關係的，若其並無關係，則其爭鬥的劇烈，自更無待於言了。所以封建制度不廢，兵爭終無由而息。但是封建制度之廢，亦必要待到一定的機運的。

區別諸侯尊卑的是爵，而封地之大小，即因爵而異。《白虎通義》說：周爵五等，殷爵三等，而地則同為三等。地的大小，今文說：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古文說：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大約今文家所說，是西周以前的舊制。古文家所說，則東周以後，列國都擴大了，立說者乃斟酌其時勢以立言。但無論立說定製如何，實行之時，總未必能如此整齊畫一；即使能夠，後來的開拓和削弱也是不能一定的。所以列國的大小強弱就不一致了。就大概言之，則沿邊之國強，而內地之國弱；沿邊之國大，而內地之國小。大約由沿邊諸國，與戎狄為鄰，有競爭磨厲；而又地多荒僻，易於佔領開拓之故。

列國的互相併兼，非一朝一夕之故。向來說夏之時萬國，殷之時三千，周初千八百，春秋時百四十。這固然是“設法”或“約計”之辭，未必是實數。然而國之由多而少，則是不誣的。以一強遇眾弱，可以恣意并吞。若兩強相遇，或以一強遇次強，則并吞非旦夕間事，於是互爭雄長，而有所謂霸主。小國都被并吞，或僅保存其名號，而實際則等於屬地。次國聽命於大國，大國則爭為霸主。春秋時代的情形，便是如此。到戰國時，則次國亦無以自立，大國各以存亡相搏，遂漸趨於統一了。

第八章我國民族的滋大

封建時代的戰爭看似非常殘酷，然而和我國民族的發展很有關係。

古代交通不便，一水一山之隔，其人即不相往來。一個中央政府，鞭長莫及。所以非將同族的人，一起一起的，分佈到各處，令其人自為戰，無從收拓殖之功。這許多分封出去的人，可以說是我國民族的拓殖使，亦可以說是我國文化的宣傳隊。只要看東周之世，各方面封建的國，都逐漸強盛起來，就可以見得我國民族滋大的情形了。

【齊】是太公望之後。周初封於營立，在今山東昌樂縣。後來遷徙到臨淄，就是現在的臨淄縣。《史記·貨殖列傳》說：齊初封之時，“地澙鹵，人民寡。太公乃勸女工，通魚鹽，極技巧”。於是“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這是東方的大國。

【晉】晉是成王母弟叔虞之後，初封於太原，即唐堯的舊都。後來遷徙到新舊絳。舊絳是今山西省的冀城，新絳則今山西省的聞喜縣，現在山西省的大部分是晉國所開拓的。兼有河南北的一部分。

【秦】秦贏姓，初封於秦，地在今甘肅天水縣。不過是個附庸之國，因和西戎競爭，漸次強大。平王東遷后，西都畿內之地，不能顧及。秦襄公力戰破戎。周人始命為諸侯。至秦文公，遂盡復周朝的舊地。把岐以東獻之周。周朝仍不能有。穆公之世，秦遂東境至河。

【楚】楚國是芊姓，受封的喚做鬻熊。居丹陽。已見前。鬻融之後，數傳至熊繹，遷居荊山。在今湖北的南漳縣。五傳至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其三子：一為句亶王，居今江陵。一為鄂王，在今武昌。一為越章王，就是後來的豫章，在今安徽的當塗縣。長江中流，全為其所征服了。又十一傳至文王，遷都江陵，謂之郢。據江域的沃土，轉和北方爭衡。今河南省的南部，亦為其所懾服。

齊、晉、秦、楚，是春秋時最大之國。其強盛較晚，而其命運亦較短的，則有吳、越二國。吳是泰伯之後，周得天下，因而封之。越則夏少康之後。因為禹南巡守，奔於會稽，少康封庶子無佘於此，以奉禹祀。吳居今江蘇的吳縣；越居今浙江的紹興縣。其初，都是和斷髮文身的越族雜居的。久之，乃漸次強盛。吳的地方，到今安徽的中部。越則並有現在江西的大部。

以上諸國，都可稱為一等國。此外還有。

【魯】周公之後，封於曲阜，已見前。

【衛】武王弟康叔，封於朝歌。地在今河南的淇縣。春秋時，為狄所破，遷於楚丘。在今河南的滑縣。

【曹】武王弟叔振鐸，封於陶丘。現今山東的定陶縣。

【宋】微子啟，紂庶兄，武庚亡后，封於商丘。現在河南的商丘縣。

【鄭】周宣王之弟友，封於鄭。本在今陝西的華縣。後來東遷今河南鄭縣之地，謂之新鄭。

【陳】陳胡公，舜之後。封於宛丘。現在河南的淮寧縣。

【蔡】蔡叔度之子胡，封於蔡。如今河南的上蔡縣。後來曾遷徙到新蔡。最後又遷於州來，則在今安徽的壽縣了。

【許】姜姓，舜臣伯夷之後。封於許，今河南許昌縣。後來遷於葉，今河南葉縣。又遷於夷，今安徽毫縣。又遷於析，今河南內鄉縣。

此諸國雖不能和齊、晉、秦、楚等國比較，然而地方亦數百里。大的有後世一兩府，小的亦有數縣之地。和初封時的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極大不過後世一縣的，大不相同了。這便是逐漸開拓的成跡。《春秋》之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可見當時列國，亦間有雜用夷禮的。然而從大體上論起來，如魯衛等國，本居當時所謂中國之地者勿論。即如秦、楚、吳、越等本與異族雜居，在春秋初期還不免視為夷狄的，到後來，也都彬彬然進於冠裳之列了。這又可見我國文化的擴張。所謂民族，本以文化的相同為最要的條件。我國文化的擴張，便是我國民族的滋大。

第九章春秋的霸業

從公元前七二二年起至四八一年止，凡二百四十二年。這其間，孔子因魯史修《春秋》，後人遂稱為春秋時代。

春秋時代，王室已不能號令天下。列國內部有什麼問題以及相互之間有什麼爭端，都由霸主出來聲罪致討或調停其事。霸主為會盟征伐之主。往往能申明約束，使諸侯遵守。列國對於霸主，也有朝貢等禮節；霸主雖有此威力，仍未能“更姓改物”。所以對於周天子，表面上仍甚尊重。王室有難，霸主往往能出來“勤王”。文化程度較低的民族，為文明諸國之患，霸主也要出來設法。所以“尊王攘夷”為霸主的重要事業。所謂霸主，在表面上，亦受天子的錫命。論實際，則由其兵力強盛為諸侯所畏；又有相當的信義為諸侯所服而然。

首出的霸主為齊桓公。其創霸，在前六七九年。這時候，河北省里的山戎，為北燕之患。河南北間的狄人，又連滅邢、衛兩國。齊桓公都興兵救之。其時楚漸強盛，陳、蔡等國都受其威脅，即鄭亦生動搖。齊桓公乃合諸侯以伐楚，與楚盟於召陵。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可見其確有相當的信義，為諸侯所歸向了。

齊桓公死後，宋襄公出來主持會盟。然國小，力不足。前六三八年，和楚人戰於泓，為楚所敗，傷股而卒。雖亦列為五霸之一，實在是有名無實的。

宋襄公死後，楚人的勢力大張。適會晉文公出亡返國。用急激的手段訓練其民，驟臻強盛。前六三二年，敗楚於城濮，稱霸。

同時秦穆公，初本與晉和好。晉文公的返國多得其力。後來與晉圍鄭，聽鄭人的遊說，不但撤兵而退，反還留兵代鄭戍守。晉文公死後，穆公又聽戍將的話，遣孟明等潛師襲鄭，為鄭人所覺，無功而還。晉襄公又邀擊之於崤，“匹馬只輪無返者。”秦穆公仍用孟明，興師報怨，又為晉人所敗。穆公猶用孟明，增修德政。到底把晉國打敗。遂霸西戎，闢地千里。亦列為五霸之一。

然而秦國的威權只限於今陝、甘境內。其在東方，還是晉、楚兩國爭為雄長。晉襄公死後，子靈公無道，勢漸陷於不振。而楚國的庄王日強。前五九七年，敗晉師於邲，稱霸。庄王死後，子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為晉所敗。然厲公旋亦被弒。當時的形勢，魯、衛、曹、宋等國，多服於晉；陳、蔡及許，則服於楚；而鄭為二國爭點。厲王死後，共王仍與晉爭鄭。直至前五六二年，而鄭乃服於晉。晉悼公稱為後霸。前五四六年，宋大夫向戍為弭兵之盟，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於是晉、楚的兵爭作一結束，而吳、越繼起。

吳本僻處蠻夷，服從於楚的。後來楚國的大夫巫臣，因事奔晉，為晉謀通吳以橈楚。於是巫臣於前五八四年適吳，教以射御戰陳之法。吳遂驟強，時時與楚爭鬥。自今江蘇的鎮江，上至安徽的巢縣，水陸時有戰事，楚人不利時多。弭兵盟后，楚靈王因此大會北方的諸侯。向來服從於晉之國都去奔走朝會於楚，表面上看似極盛。然而靈王實是暴虐奢侈的，遂致釀成內亂，被弒。平王定亂自立，又因信讒之故，國勢不振。前五〇六年，楚相囊瓦因求賄之故，辱唐、蔡二國之君。蔡侯求援於晉，無效，遂轉而求援於吳。吳王闔廬乘之，攻楚，入其都城。楚昭王逃到隨國。幸賴其臣申包胥，求救於秦，殺敗吳兵，昭王乃得復國。闔廬雖破楚，伐越卻不利。敗於攜李，受傷而死。子夫差立，興兵伐越，敗之於夫椒。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山以請成，夫差許之。句踐歸，卧薪嘗膽，以謀報復。而夫差遽驕侈，北伐齊、魯，與晉爭長於黃池。前四七三年，遂為越所滅。句踐北會齊、晉於徐州，稱為霸王。然越雖滅吳，不能正江淮之土，其地皆入於楚，所以仍和北方的大局無關。其被滅於楚，在前三三四年，雖已是入戰國后一百四十七年，然而其國，則久在無足重輕之列了。宇內的強國，仍是晉、楚、齊、秦。而晉分為韓、趙、魏三國，河北的燕亦日強。天下遂分為戰國七，史稱為戰國時代。

第十章戰國的七雄

戰國七雄，誰都知道以秦為最強。然而當其初年，實以秦為最弱。秦處關中，本雜戎狄之俗，其文化和生活程度，都較東方諸國為低。而戰國初年，秦又時有內亂，魏人因之，攻奪其河西之地；而且北有上郡。現在陝西南部的漢中，則本屬於楚。對於江、河兩流域，秦人都並無出路。前三六〇年，已是入戰國后一百十八年了。秦孝公即位，用商鞅，定變法之令，一其民於農戰，秦遂驟強。前三四〇年，秦人出兵攻魏，取河西。魏棄安邑，徙都大梁。秦人又取上郡。於是關中之地，始全為秦人所有。

秦國的民風，本較六國為強悍，而其風氣亦較質樸。秦國的政令，又較六國為嚴肅。所以秦兵一出，而六國都不能敵。於是蘇秦說六國之君，合縱以擯秦。然六國心力不齊，縱約不久即解散。張儀又說六國連衡以事秦。然秦人并吞之心，未必以六國服從為滿足，而六國亦不能一致到底，六國相互之間，更不能無爭戰，所以橫約的不能持久，亦與縱約同。

秦人滅六國，其出兵的路共有三條：一出函谷關，劫韓包周，此即今日自陝西出潼關到洛陽，而亦即周武王觀兵孟津的路；一渡蒲津，北定太原，南攻上黨，此即文王戡耆之路；一出武關，取南陽，又出漢中，取巴蜀，沿江漢而下，三道並會於湖北以攻楚。文王當日化行江、漢，亦就是這一條路。

秦既破魏，取河西，后又滅蜀。蜀是天府之國，其人民雖稍弱，而地方則極富饒，於秦人的經濟大有裨益。於是秦人的東方經略開始。前三一三年，秦人敗楚，取漢中。前三一一年，攻韓，拔宜陽。前二八〇年，秦又伐楚取黔中。於是江、漢兩流域，秦人皆據上游之勢。前二七五年，白起遂伐楚。取鄢、鄧、西陵。明年，又伐楚。拔郢，燒夷陵。楚東北徙都陳。后又徙都壽春。前二六〇年，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降趙，秦敗趙軍於長平，坑降卒四十萬。遂拔上黨，北定太原。於是韓、趙、魏三國，都在秦人控制之下。前二五七年，秦遂圍趙都邯鄲。當這六國都岌岌待亡之時，列國雖發兵以救趙，然多畏秦兵之強，不敢進。幸得魏公子無忌，竊其君之兵符，奪魏將晉鄙之軍以救趙，擊敗秦兵於邯鄲下。趙國乃得苟延殘喘。

然而六國的命運，終於不能久持。前二五六年，久已無聲無臭的周朝，其末主赧王，忽而謀合諸侯攻秦。秦人出兵攻周，周人不能抵抗。赧王只得跑到秦國，盡獻其地，周室於是滅亡。前二三一年，秦人滅韓。前二二八年，滅趙。這時候，趙人已拓境至代。於是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燕太子丹使荊軻入秦，謀刺秦王，不克。秦大發兵圍燕。燕王奔遼東。前二二五年，秦滅魏。前二二三年，滅楚。明年，大發兵攻遼東，滅燕，還滅代。又明年，自燕南襲齊，滅之。於是六國盡亡。其春秋時代較小的國：則許先滅於鄭。鄭亡於韓。曹滅於宋。宋在戰國時，其王偃曾一強盛，然不久即滅於齊。陳、蔡及魯，則均亡於楚。惟衛國最後亡。直到秦二世元年，即前二〇九年，才遷其君而絕其祀。然而偌大一個中國，區區一衛算得什麼？所以當民國紀元前二一三二年，即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滅齊之歲，史家就算他是中國一統。

第十一章中原文化的廣播和疆域的拓展

中國為什麼會成為東方的大國？這個與其說是兵力的盛強，還不如說是文化的優越。

神州大陸之上，古代雜居的異族多着呢！為什麼我國民族終成為神州大陸的主人翁？原來初民的開化，受地理的影響最大。古代文明的中心是黃河流域。黃河流域之北便是蒙古高原，地味較瘠薄，氣候亦較寒冷。其民久滯於游牧的境界，不能發生高度的文明。黃河流域之南便是長江流域，其地味過於腴沃，氣候亦太溫暖，其人受天惠太覺優厚，於人事未免有所不盡。而且平原較小，在古代，沿澤沮洳之地又特多，交通亦不十分便利。只有黃河流域，氣候寒暖適中，地味不過腴，亦不過瘠。懶惰便不能生存，而只要你肯勤勞，亦不怕自然界對你沒有酬報，而且平原廣大，易於指揮統馭。所以較高的文明、較大的國家都發生於此，而成為古代文化的中心。

從以前各章所述，伏羲、神農是在今山東的西部、河南的東部的。黃帝、堯、舜，則在今河北山西的中部。夏朝是從山西遷徙到河南的西部的。商、周兩朝都起於陝西的中部。商朝沿着黃河東進。周朝亦自長安跨據洛陽。所以從泰岱以西，太原、涿鹿以南，豐、鎬以東，陽城以北，這黃河流域的中游，便是古代所謂中原之地。我國文化，即以此為中心而廣播於四方，而疆域亦即隨之而拓展。今以漢族以外各種民族做綱領，述其開化的次第，便可見得中原文化的廣播和疆域拓展的情形。

古代漢族以外的民族，最強悍的要算獯鬻，亦稱玁猶，就是後世的匈奴，與漢族雜居於黃河流域。自黃帝以至周朝，歷代都和他有交涉。因其地居北方，所以古書上多稱為狄。到春秋時，狄人還很強盛。后又分為赤狄、白狄，大抵為秦、晉二國所征服。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各築長城以防之。魏有河西、上郡，趙有雲中、雁門、代郡，秦有隴西、北地，以與戎界邊。此諸郡以內，就都成為中國之地了。

次之則是山戎和（左三點水右歲）貉。其居地，大約在今河北、遼寧、熱河三省之交。從燕開五郡而我國的文化廣播於東北。遼寧和熱河大體都入中國的版圖。

再次之則是氐、羌。這兩族很為接近。大約羌中最進化的一支為氐，居今嘉陵江流域，就是古所謂巴。其餘，則蔓延於四川和甘肅一帶。秦人開拓今甘肅之地，直到渭水上源。在甘肅境內的羌人，就大都逃到湟水流域。

南方的種族，大別為三：一是後世的苗族，古人稱之為黎。古代的三苗，便是君臨此族的。此族的根據地是洞庭流系。戰國時，楚國開闢到湖南，這一族也漸次開化。一是現在的馬來人，古人稱之為越，亦作粵。此族的居地在亞洲沿海及地理上稱為亞洲大陸真沿邊的南洋群島。此族在古代，有斷髮文身和食人的風俗。在歷史上，我國古代沿海一帶，大抵都有此俗的，所以知其為同族。其在江蘇、浙江的，因吳、越的興起而開化。在福建、兩廣的，則直到秦並天下后才開闢。山東半島的萊夷和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大約亦屬此族。萊夷滅於齊。淮夷至秦有天下后，才悉散為人戶。一為濮，就是現在的猓玀。此族古代分佈之地，亦到今楚、豫之交。所以韋昭《國語注》說：濮是南陽之國。杜預《左氏釋例》則謂其在建寧郡之南。自楚國強后，大抵都為所征服。戰國時，楚國的庄蹻，又循牂牁江而上，直到滇國，都以兵威略屬楚。因巴、黔中為秦所奪，歸路斷她。即以其眾王滇。

我國古代文化的廣播和疆域的拓展，大略如此。古代交通多乘車，即戰陣，亦以車戰為主力。戰國以後，則騎馬的漸多，戰陣上，亦漸用騎兵和步兵。這因古代交通只及於平地，而戰國時開拓漸及于山地之故。當時漢族多居平地，所謂夷、蠻、戎、狄，則多居山地。開拓漸及于山地，即是雜居的異族和我國民族同化的證據。

第十二章春秋戰國的學術思想

我國的學術思想，起源是很早的。然其大為發達，則在春秋戰國之世。因為西周以前，貴族平民的階級較為森嚴。平民都胼手胝足，從事於生產，沒有餘閑去講求學問。即有少數天才高的人，偶有發明，而沒有徒黨為之授受傳播，一再傳后，也就湮沒不彰了。所以學術為貴族所專有。貴族之中，尤其是居官任職的，各有其特別的經驗，所以能各成為一家之學。東周以後，封建政體漸次破壞。居官任職的貴族，多有失其官守，降為平民的。於是在官之學，一變而為私家之學。亦因時勢艱難，仁人君子都想有所建明，以救時之弊，而其時社會階級，漸次動搖，人民能從事於學問的亦漸多，於是一個大師往往聚徒至於千百，而學術之興遂如風起雲湧了。

先秦學術，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其父談之論，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漢書·藝文志》，益以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是為諸子十家。其中除去小說家，謂之九流。《漢志》推原其始，以為都出於王官。此外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家；數術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六家；以及方技略之醫經、經方二家，推原其始，亦都是王官之一守，為古代專門之學。其與諸子各別為略，大約因校書者異其人之故。

諸家的學術，當分兩方面觀之：其（一）古代本有一種和宗教混合的哲學。其宇宙觀和人生觀，為各家所同本。如陰陽五行以及萬物之原質為氣等思想。其（二）則在社會及政治方面，自大同時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於亂世，都有很大的變遷。所以仁人君子，各思出其所學以救世。其中最有關係的，要推儒、墨、道、法四家。大抵儒家是想先恢復小康之治的，所以以堯、舜、三代為法。道家則主張徑復大同之治，所以要歸真反樸。法家可分法術兩方面：法所以整齊其民，術則所以監督當時的政治家，使其不能以私廢公的。墨家舍周而法夏。夏代生活程度較低，迷信亦較甚。其時代去古未遠，人與人間的競爭，不如後世之烈。所以墨子主張貴儉、兼愛；而以天志、明鬼為聳動社會的手段。此外，名家是專談名理的。雖然去實用較遠，然必先正名，乃能綜核名實，所以名法二字往往連稱。農家，《漢志》謂其“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所指乃《孟子》書所載的許行。大約是欲以古代農業共產的小社會為法的，其宗旨與道家頗為相近。縱橫家只談外交，則與兵家同為一節之用了。

陰陽家者流，似乎脫不了迷信的色彩。然而此派是出於古代司天之官的。所以《漢志》說“敬授民時”是其所長。古代《明堂月令》之書，規定一年行政的順序和禁忌，和國計民生很有關係，不能因其理論牽涉迷信，就一筆抹殺的。諸子中的陰陽家和數術略諸家關係極密。數術略諸家，似亦不離迷信。然《漢志》說形法家的內容，是“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征於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其思想，可謂近乎唯物論。設使此派而興盛，中國的物質之學，必且漸次昌明。惜乎其應聲很少，這一派思想就漸漸的銷沉了。

古代的學問，都是所謂專門之學。凡專門之學，對於某一方面必然研究得很深。對於別一方面，即不免有輕視或忽略之弊。此由當時各種學問初興，傳播未廣之故。只有雜家，《漢志》稱其“兼名、法，合儒、墨”，卻頗近於後世的通學。

諸家的學問，都出於官守。只有小說家，《漢志》稱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所造”，似乎是民間流傳之說。今其書已盡亡。惟據《太平御覽》引《風俗通》，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說，實出於小說家中的《百家》。則其性質，亦可想見了。

第十三章春秋戰國的政制改革

春秋戰國時代，政治制度亦有很大的變遷。

古代說天子是感天而生的，迷信的色彩很重。到春秋戰國時，儒家就有立君所以為民、民貴君輕諸說。怕舊說的勢力一時不能打倒，則又創“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說，以與之調和。實在替平民革命大張其目。使漢以後起平民而為天子的，得一個理論上的根據。而亦替現代的共和政體，種了一種遠因。

因世運的漸趨統一，而郡縣的制度，漸次萌芽。古代的郡縣，是不相統屬的。大約在腹里繁華之地的，則稱為縣；在邊遠之地的，則稱為郡。所以郡，大概是轄境廣，而且有兵備的。後來因圖控制的方便，就以郡統縣了。從春秋以來，小國被滅的，大都成為大國的一縣。鄉大夫采地發達的，亦成為縣。古代官制，內諸侯與外諸侯，在爵祿兩點，全然相同；所異的，只是一世襲，一不世襲。改封建為郡縣，其初不過是將外諸侯改為內諸侯而已。所以能將外諸侯改為內諸侯，則因交通便利；各地方的風氣，漸次相同；一個中央政府，可以指揮統率之故。所以封建郡縣的遞嬗，純是世運的變遷，並非可以強為的。

內官則今文家說：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職，為司馬、司徒、司空。九卿以下都無說。古文家則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皆坐而論道，無職事。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卿，分管全國的政事。其地方區畫，則《周禮》以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編製以五起數，和軍制相應。《尚書大傳》說：“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其編製以八起數，和井田之制相合。大約前者是行於鄉，而後者是行於野的。參看兵制自明。

古代的兵制：今古文說都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惟今文說以師為一軍，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古文家則以五師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出賦：則今文家謂十井出兵車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古文家據《司馬法》，而《司馬法》又有兩說：一說以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遞加十倍。又一說，以四井為邑，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郭、邑居、園囿、術路，定出賦的六千四百井，有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這是鄉大夫采地大的。諸侯大的一封，三百六十里；天子畿方千里，亦遞加十倍。古文之說，兵數遠較今文之說為多，大約其出較晚。然六軍之數，還不過七萬五千人。到戰國時，則坑降、斬級，動至數萬，甚且至數十萬，固然也有虛數，然戰爭規模之大，遠過春秋以前，則必是事實，不能否認的。這驟增的兵數，果何自而來？原來古代的人民，並不是通國皆兵的。所以齊有士鄉和工商之鄉；而楚國的兵制，也說“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正式的軍隊，只是國都附近的人。其餘的人，雖非不能當兵，不過保衛本地方，如後世的鄉兵而止。戰國時代，大約此等人都加入正式軍隊之中，所以其數驟增了。戰爭固然殘酷，然而這卻是我國真正實行舉國皆兵的時代。

古代階級森嚴，大夫以上，都是世官。《王制》說：命鄉論秀士，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於學，則稱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別其才能之所長，以告於王而授之官。周官則六鄉六遂之官，都有教民以德行道藝之責。三年大比則興其賢者，能者於王。此即所謂“鄉舉里選”。鄉人的進用，大概不是沒有的事；然其用之，不過至士而止。立賢無方之事，實際是很少的。到戰國時代，貴族階級，日益腐敗。競爭劇烈，需才孔亟。而其時學術發達，民間有才能的人亦日多。封建制度既破，士之無以為生，從事於游談的亦日眾。於是名公卿爭以養士為務，而士亦多有於立談之間取卿相的，遂開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我國的有成文法，亦由來頗早。其見於古書的，如夏之《禹刑》，商之《湯刑》，周之《九刑》都是。西周以前，刑法率取秘密主義。至春秋時，則鄭鑄《刑書》，晉作《刑鼎》，漸開公佈刑法之端了。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相，撰次諸國法，為《法經》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漢朝亦沿用它。從此以後，我國的法律，就連綿不斷了。

第十四章上古的社會

從上古以至春秋戰國，社會組織的變遷尤其巨大。

孔子所說的大同時代，大約是極其平等、豪無階級的。至各部落相遇，而有戰爭，於是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階級。其最顯著的，就是國人和野人的區別。古代有許多權利，如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等，都是國人享的。而厲王監謗，道路以目，出來反抗的，也是國人。至於野人，則“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不過有仁政則歌功頌德，遇虐政則散之四方而已。觀此，便知其一為征服之族，一為被征服之族。古代的田制，是國以內行畦田之制，國以外行井田之制的。可見國在山險之地。而兵亦都在國都附近。此可想見隆古之時，國人征服野人，就山險之處擇要屯駐，而使被征服之族居於四面平夷之地，從事耕農。這是最早發生的一個階級。

歲月漸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漸成過去，政治的勢力漸漸抬頭，而階級的關係一變。原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間，雖有階級，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階級。這是接近政權與否的關係。古代國人和野人的區別，大約如契丹時代的部族和漢人。同一征服者之中，執掌政權和不執掌政權者的關係，則如部族之民之於耶律、蕭氏等。歲月漸深，政治上的貴族平民，區別日漸顯著，從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畛域，轉覺漸次化除。這一因政權的擴大，而執掌政權的人，威力亦漸次增加。一則年深月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仇恨，日漸淡忘，而經濟上平和的聯繫，日益密接。又人口增殖，國人必有移居於野的，而畛域漸化，野人亦必有移居於國的，居處既相接近，婚姻可以互通，久而久之，兩者的區別就馴致不能認識了。這是階級制度的一個轉變。然而其關係，總還不及經濟上的關係、力量來得更大。

古代各各獨立的小社會，其經濟都是自給自足的。此時的生產，都是為著消費而生產，不是為著交易而生產。此等社會，其事務的分配，必有極嚴密的組織。然而歷時既久，交通日便，商業日興，則社會的組織，亦就因之而改變。因為人總是想得利的，總是想以最小的勞費獲得最大的報酬的。各個小社會，各各獨立生產以供給自己的消費，這在獲利的分量上言，原是不經濟的事。所以從交易漸興，人就自然覺得：有許多向來自造的東西，可以不造而求之於外；造得很少的東西，可以多造而用作交易的手段。至此，則此等小社會從前事務的分配，不複合理。若要堅持他，便足為這時代得到更大的利益的障礙。人總是想得利的，總是想以最少的勞費，得到最大的報酬的。於是舊時的組織，遂逐漸破坏於無形之中。於是人的勞動，非復為社會而勞動；其生活，亦不受社會的保障。而人是不能各各獨立而生活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離居不相待則窮。於是以交易為合作，而商業遂日益興盛。然此等合作，系在各個人自謀私利之下，以利己之條件行之的。實際雖兼利他人，目的是只為自己。有可損人以自利之處，當然非所顧慮。而在此等不自覺的條件之下合作，人人所得的利益，當然不會一致的。而人是沒有資本，不會勞動的，在分配的過程中，有資本的人，自然獲得較有利的條件。於是商業資本日漸抬頭。人既不能回到武力劫奪的世界，而總要維持一種和平的關係，則在此關係之下，能佔有多量財富的，在社會上自然佔有較大的勢力。於是貴賤階級之外，又生出一種貧富的階級。而其實際的勢力，且陵駕乎貴賤階級之上。這是階級制度的又一轉變。

我們試看：古代的工業，都是國家設立專官，擇人民所不能自造的器具，造之以供民用。商業則大者皆行於國外。其在國內，則不過“求壟斷而登之”的賤丈夫，並不能謀大利。而到晚周時代，則有“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之諺。前此“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可見其對於商人，儘力招徠。至此，則必“凶荒札喪，市乃無征而作布。”便可見此時的工商事業，和前此大不相同了。

同時因在上者的日益淫侈，剝削人民益甚，於是有孟子所說“慢其經界”的“暴君污吏’，。亦因人口增殖，耕地漸感不足，不得不將田間的水道陸道，填沒開墾，這就是所謂開阡陌。於是井田制度破壞，而分地不均。古代作為公有的山澤，至此亦被私人所佔。經營種樹、畜牧、開礦、煮鹽等業，而地權之不平均更甚。

地權不平均了，資本跋扈了。一方面，有舊貴族的暴虐；一方面，有新興富者階級的豪奢。貧民則“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遂成為一懸而不決的社會問題。

貨幣的發達，是大有助於商業資本，而亦是大有影響於社會經濟的。於此亦得說其大略。我國最早用作交易中之物，大約是貝，次之則是皮。這是漁獵和畜牧時代所用。至農耕時代，則最貴重的是金屬的耕具或刀，而布帛米穀等亦用為交易之具。後來用社會上所最貴的銅，依貝的形式鑄造起來，而以一種農器之名名之，則為錢。至於珠、玉、金、銀等，則因其為上流社會的人所貴重，間亦用以交易。大概是行於遠處，用以與豪富的人交換的。《史記·平準書》說：“大公為周立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可見黃金、銅錢、布帛三者是社會上最通行的貨幣。然而別種東西，亦未嘗不用。秦並天下，黃金的重量，改以鎰計。銅錢的形式，仍同周朝，而改其重為半兩。珠、玉、龜、貝、銀、錫等，國家都不認為貨幣，然亦“隨時而輕重無常”。三代以前，貨幣制度的轉變，大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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