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多方面，眾人眼睛是雪亮的

從一個角度看人，往往陷於片面；從各個角度看人，則了解得較全面。正如俗語所說，眾人眼睛是雪亮的，誰好誰壞，將一目了然。

關於知人要兼聽眾論問題，孟子有精闢的論述。《孟子·梁惠王下》記載：“（齊宣）王日：‘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盂子）日：‘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使將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日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日賢，未可也；國人皆日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是主張“民貴君輕”的，他將“賢不賢”交人民來審查，便是這種思想的發揮，也說明他十分尊重人民的意見。從國君的左右，諸大夫說”賢、不賢”還不行，只有人民說“賢、不賢”才可考慮，即使如此，還不能決定取捨，要經過考察后，確是賢則用之；如”見不可”則去之。由此觀之，孟子對擇賢是持極其慎重的態度，因為國君要進的賢不是一般的人，是輔佐國君治國的人才，賢不賢對於國家治亂興亡都有關係，有的甚至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他提出知人要經過國君左右、諸大夫、人民和考察四個程序審查。雖然孟子是尊重人民的意見，但是在個別情下，國君左右、諸大夫、人民都說“賢、不賢”，不一定對，而最能決定“賢、不賢”還是經過認真考察后，用事實做出的結論。可見，孟子的“知人四程序”，是實事求是的。

明太祖朱元璋也主張知人要兼聽眾論。朱元璋與管人事的史部官員討論如何辨別賢佞邪正的問題：朱元璋說：“任官當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史部官員說：”人之邪正，實亦難辨。”朱元璋說：“眾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眾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眾人為公論，出於一人為私意。”這是說，眾人之意為公論，一人之意為私見，邪正決於公論。接着他指出辨別邪正的原則是：“正人所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則不私其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足辨。”（《明太祖寶訓·辨邪正》

朱元璋認為要能“辨邪正”，必須明於知“毀譽”的真偽，不然，將會以賢為佞，以佞為賢，他對侍臣說：“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然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陷媚嬸呢，同乎污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者未必真賢也，有所遇有幸、不幸爾。”所以，他說人主要善於知“毀譽”的真偽，他說：“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為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大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為不肖，則偏頗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繞幸進矣。”這是說，人主如能辨“毀譽”的真偽，則賢者不受壓抑，不肖者不能僥倖得進。接着他說：“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知君子，鮮不為所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正，故取人為難，而知言尤為難也。”（《明太祖實錄》卷232）在這裏，朱元璋特彆強調：徵求對所要用的人的意見，選擇所問的人很重要，如問於小人，對君子必多毀謗，對小人必私其黨而譽之；只有問於君子，君子出於公心，必作出正確的回答。

朱元璋“辨邪正”的觀點，頗有點“二分法”，對知人很有參考價值。

朱元璋不僅在理論上探討“辨邪正”之法，在實踐上，他對官吏的升遷多因民之情。據《明史·循史傳》記載：興化丞周舟經過考察以政績最優，朱元璋立即升為吏部主事。當地人民捨不得他離任，上表乞留，朱元璋就派他回去。朱元璋以重典御臣，而法不完善，不少官吏被錯捕，但經其所治人民為之申辯和請求，朱元璋也因此而赦免，有的因知其為官有惠政反得升遷。洪武二十九年（139年），永州知府余亭城、齊東知府鄭敏、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寧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廉等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辯，列舉他們的善政，朱元璋立即糾正，賜襲衣寶鈔放回。他們復任后，努力工作，政績更著。同一年，靈璧知縣周榮、宜春知縣沈昌、昌樂知縣於子云、新化縣丞葉宗因事被捕，其所治人民也派代表去京上表申辯，朱元璋知他們為官廉正，都升任知府，分別派到河南、南安、登州、黃州去任職。

官吏的好壞，其治下的群眾是最清楚的，如能讓群眾監督，傾聽群眾的意見，就可使官吏不敢為非，並能鑒別官吏的好壞。這樣就不致冤枉好官，錯用壞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