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曲折人生路

——作家曹一心（曹逸興）口述實錄

我於1931年農曆八月初八日，出生於安鄉縣安成公社，當時的四分局。父母給我取名曹博官。我上有哥哥、姐姐，我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大家都叫我滿伢子。

我7歲那年，進入漢壽縣維新鄉第七保國民學校念書。一年級都沒有念完，就停學了。我的一位遠房的舅爹爹是教老書的，他在我的一位遠房的老表家裏辦了一個私塾班，我叔叔就把我送到了這裏。走進門的第一樁事就是拜孔子大人。在這裏，我讀了《三字經》《捷徑雜誌》，都只讀了半本，沒有全部讀完。那時候，我父親開始在安鄉縣城做生意，主要經營皮蛋、煙葉，加工煙絲。父親把我安排進安鄉縣城新生小學讀二年二級，讀了一個學期多一點，不到兩個學期，第五冊沒有讀完，又回到了四分局，又接着讀私塾。不過教書先生已不是我的那位遠房的舅爹爹，而是一位郭先生。他是個典型的夫子，吃飯的時候都手拿一本書上桌，邊看邊吃飯。別人都吃完了，他獨自還要吃上一會。郭先生的象棋下得好，我下象棋是跟他學的。平時，他只顧讀自己的書，對學生沒有盡到教書的責任，放任自流。同學們都學得不好。我當也不例外，學習成績很差。讀了一年，就到維新鄉中心國民小學讀第八冊。當時教我的那位老師如今還健在。他名叫劉光表，現任漢壽縣城關鎮第三完全小學教師。時隔多年我才知道他在這裏任教。我去看他，他不認得我了。我說：“劉老師！曹博官看你來了。”他問：“我與你非親非故，你為何來看我呀？”我說：“我是您的學生。您不記得了？”也難怪他了，我在他手裏讀書時，剛滿9歲，就像個芽秧秧，我再次見到他時，已經是30多歲的人了，芽秧秧已經長成大樹了，變化太大，的確認不出了。人生經過幾次大的變化，也就成老朽了。

我與劉老師分別是在1941年，也就是我讀五年一期的時候，日本鬼子來了，丟下書本，跟着大人逃命去了。洞庭湖區，一馬平川，由於國民黨軍不抵抗，日本鬼子長驅直入，見人就殺，見村子就燒。湖區的人都拚命往山裡逃。益陽是山區，我們一家就逃難到了益陽。

1942年，日本鬼子退了一點，形勢有所緩和，學校又開始複課。可見我們這個民族，無論經歷多大的災難，只要出現一絲轉機，首先要做的就是教育。我和本家人曹天球一起，在益陽縣護城鄉中心學校讀五年二期。上六年一期不久，可惡的日本鬼子又來了。學校散場，各自逃命。

我在益陽舉目無親，突然衣食無着，為了活命，我不得不靠討米度日。護城中心學校的校長甘孝懷半路遇見我，他說：“你要是討米討到了我家裏，你就說是我的學生，我家裏人肯定會多給你一點米。”我一路乞討，討到了離益陽50里地的姑媽家裏。姑媽家在大山之中，樹木遮蔽，不易發現。我在姑媽家裏躲了幾個月。這期間與家裏通不上音訊。我不知家裏人是死是活，家裏人也不知我是存是亡。那日子過得揪心，過得艱難，真正是度日如年。社會動蕩，強盜入侵，最受苦的是老百姓。我問自己，為什麼要打仗？你日本人生活在自己的家裏不是很好嗎？我們中國人又沒有得罪你們日本人，無冤無仇，為什麼跑到我們家門口來燒殺搶掠？我又問：南京政府能不能出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與日本鬼子狠狠地打一仗，把侵略者趕回他們自己家裏去。可身邊沒有人能回答我的這些問題。我在姑媽家裏躲日本佬的幾個月時間裏，天天挖防空洞。有一回，日本鬼子的麻飛機跟到俺趕，機關槍對到俺掃。每天都會聽到喊：“日本佬的飛機來噠！”只要聽到這聲喊，男女老少都往防空洞裏跑。等到飛機的聲音消失了，大家才陸續從防空洞裏鑽出來。有時剛出防空洞，日本鬼子的飛機又飛回來了。人們又一窩蜂地往防空洞裏鑽。那種日子不知道怎麼熬過來的。人們拿日本佬的飛機沒辦法，只能眼睜睜看着它在自己國家的上空橫衝直撞，也不見上面派軍隊來打日本佬的飛機。保護自己安全的唯一辦法，就是燒香點蠟敬菩薩，祈求懲罰日本鬼子，保佑老百姓安全。

有一天，日本鬼子的飛機飛得比平時密。我們幾乎從早到晚躲在防空洞裏不敢出來見天日。到了下午，天上沒有飛機飛過了，我們正打算鑽出防空洞，搞點吃的。我剛從防空洞裏探出半個身子，突然被嚇呆了。後面的大人問我是怎麼回事？我手指村口，講不出半句話。我看見一隊荷槍實彈的軍人從村口開過，不是中國人，而是一色的蒙古佬，少數日本佬。見雞抓雞，見鴨捉鴨，趕得貓飛狗跳。我們都躲進防空洞裏，不僅不敢出來，就連大氣都不敢出一口。

我現在想起躲日本鬼子的情景，渾身都起雞皮疙瘩，那真的不是人過的日子。我有時夢裏回到那種日子，嚇得哭出聲來。日本侵略者給中國造成的創傷太大了，尤其給中國人心靈留下的創傷太深了。我這輩子沒痛恨過別的什麼人，只痛恨日本鬼子。我們世世代代都要記住這個仇，不忘這個恨，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無比強大，任何侵略者膽敢來犯，我們就像毛主席說的那樣：把他堅決徹底地消滅掉。

日本鬼子走了以後，俺父親便四處打探我的下落。他找到俺姑媽家裏，接俺回安鄉。途經益陽，我想起了先年在益陽躲日本佬時，我把一件童子軍的衣服藏到益陽後面的一條啞河兒里，我想把它撈起來帶回家去。衣服還是在原地，不過打撈起來，已經爛成了一砣渣，根本就穿不得噠。那時從益陽去安鄉，沒有一條好路走。父親領着我，從泉交河走到王家坪，投奔俺大姑媽家裏，歇了一夜。到益陽的鄰居家裏歇了一夜。再到紙料洲的飯鋪里歇了一夜。我還撂了一條洗臉手巾在飯鋪里。接下去，走到了酉港，又歇了一夜。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家裏。滿腳板都是血泡，用針穿個眼，把血水放出來，減輕疼痛。

我又接着讀私塾，還是那個郭先生教的。要我讀《古文觀止》，不過我沒有讀好，那個老師太不負責任噠，橫直不管賬呀！他不曉得教書啦，他自己不要命的看書，看《紅樓夢》，他還畫像，給別人看病。他還多才多藝嘞！俺讀書他橫直不管，背得背不得，他不問津，他也不催你，也不逼你，一堂課講完噠，他就不管噠。只管他個人的。看起來呀，教書光有學問還不行，還要負責任，還要有方法。他是朱家鋪雞公堤的人，一臉的紅巴，麻子點點兒比別個的大些，好大好大一個的麻子點點兒，他跟別個寫信都是寫的詩，一天到晚寫詩，讀書。他名叫郭雲甫。他教俺一年，俺從他那裏學到的東西不多。

第二年，就是1945年噠，我又到維新鄉中心校讀六年級，進校都還是叫曹博官，畢業前夕，讀王渤14歲寫的文章《滕王閣序》，裏頭有一句“逸興遄飛”，意思是指超逸豪放的意興勃發飛揚。俺哥哥曹逸民，他就要我改名字，他以前叫曹桂生，因為是八月初三生的，桂花開時。這樣，他就改名叫曹逸民，我就改名叫曹逸興。他當時當偽保長。

我六年級畢業時就改了“曹逸興”這個名字。一畢業，日本佬就投降噠，老百姓高興得很。日本佬投降的時候，就在安鄉縣中初中四班讀書。日本佬投降的時候幾多有味道呦，一些伢兒得用棍得到日本佬屁股頭撮，日本佬也老實噠。

我讀初中就在安鄉文廟裏，讀書的條件苦得很，夾的篾壁夾，蓋的稻草，只聽到屋上噼呀啪，噼呀啪地響，一起來看，哎喲，起火噠。俺和曹天球搶了自己的東西，又幫一個姓王的同學搶了東西，他好感謝呦，俺每回去，從他屋裏過身，就留俺到他屋裏吃飯。文廟燒噠，又搬到文心小學的校址上讀書，讀了一年，又起火，那年起了好多火呦。俺有一天早晨起來拿起臉盤洗臉去，看到起火，一些伢兒得就拿起臉盆潑呦，潑熄噠。過不了好久，又起火，學校就燒噠。

那時候安鄉有個好縣長，我聽過他一次講話。有一回，俺一些伢兒得碰到他，就喊“李縣長萬歲！”他就舉起手喊：“人民萬歲！”還有個植物老師，名叫袁祖植，個子高高的，好像他是贊成共產黨的。那時候，我在學校里當過班長，主辦牆報，學生會的消費合作社主任，當過特務。全校有10個特務。教導主任把俺召集到野外墳山坪里開會，一個一隻小本本，一隻鋼筆，對俺說：“你們跟我把一些學生伢兒的壞話，壞行為記下來。”

那時候又搬家，搬到龜山坪去噠，那房子還修得蠻好。就一直讀到初中畢業，我保持全校第一名，保送到省立第五師範學校讀書。我沒有去，都講的師範只那樣很，難得有出息。我不愛教書，就跑到臨澧縣考省立第十四高中，考了前七名。考起噠，高高興興地跑起回來，可漲大水，潰垸噠，家裏被淹，真真正正一貧如洗。這是1948年，我就沒有去讀書，就到屋裏車水，搞一些事。車了兩個月漬水以後，就跑到廠窯黑州上讀書去噠，沒有讀好久久兒，只讀得兩個月就沒有讀噠，也沒有讀出名堂來，那時候懶得很。

1949年又是大水，到屋裏玩一餐，搞一餐，車水，拉犁，曬穀，到柴山裡看牛。我到屋裏搞生產比曹天球還勤快點。我又沒得耶娘，耶到城裏，他又不管我。他們講我是吃的伴蒸飯，要勤快點，是叔叔管的俺。這就到了1949年全國解放，俺就找出路，就想教書去，一些人就勸我，講的民國十六年如何如何的。我講那又怕么得咧！教書又不是搞別么得。俺那裏是七保，俺哥哥是八保，我就找鄉長開了介紹信，到區里，區長朱堂正給老師們開會，要回來教書。朱堂穿件便白褂兒，好長，領子又高，領口漆黑的，挎條駁殼槍給老師們作報告。他當區長，他好惡呦，俺那隔壁的李民德跟他打得要死，硬打斷了一條竹扁擔。怎麼的呢？李民德是中農，朱堂要借他的一條蓬拱得船上交糧谷。李民得不依他的，哎呀，他把他打落一到死的。打斷一條竹扁擔。當時朱堂給老師們作報告，我也就走進去聽，把介紹信給彭澤雁的，我不曉得他是教導主任，還是校長，只曉得他屋裏是大地主，爹爹當過縣長，那一帶只有他屋裏最闊氣。他屋裏的一個好屋場，那雜種的高高的白楊樹，硬栽的整整齊齊，隔老遠一望，好看得很，只有他屋裏有那個院場場兒。把原班子的教員都搞攏來，不過二三十個人，都教書去噠。教書的時候，只聽到講朱堂打人很得很。朱堂同俺哥哥好得很，他幾多喜歡他。我在四分局小學教書，這是1949年的下學期。1950年，俺就在安康學區教書，梅合琴當學區校長，我同他教雙堂，就是一個學校一個教室，幾個年級的學生都坐在一起聽課。俺哥哥就在修委會當常務委員，就是主任啰。朱堂時常到那裏，他喜歡喝酒啊，要時同俺哥哥喝酒。還放了一個區中隊，十幾條槍，區中隊一搞了魚，就喊朱堂同俺哥哥喝酒。

1950年下半年，我就當全固鄉的學區校長，管12個老師，哎呀，相互不團結。梅老師，而今退休噠，現在住在我這樓腳下的，她是個偽軍官的老婆，聳起一些人講我的壞話。我二十幾歲的人，哪裏經得起他們搞，我硬不搞噠。這樣，1951年，安排我到旬安垸教書，學校里的校長是青光斗的兒，叫青智浩，冤不冤要斗他的爹爹，把他搞起回來噠。又差校長啦！又派人去做工作，又要我當校長。我沒得辦法，吃人情酒又搞上噠。這一期搞完，1951年的下半年，蔡偉又要我到廠窖完小，一期還沒有搞滿，就要我代理教導主任。廠窖完小還蠻大唦，二十多個老師。第二年就提我當副教導主任，沒有搞好久，就要我搞教導主任。1952年的下學期，就提拔我當副校長，蔡偉當聯校長兼校長。哎喲，那年修了好多房子呦，宿舍、教室、舞台，反正就是拆的大地主的房子，沒有請木匠工，自己裝板壁，自己做階檐。

1953年的下學期就提拔我當聯校長，蔡偉調到了酉港，六區發展到了200多個老師。我這才沒有任課噠。肖靜蓮這時也調到了這裏。

我搞聯校長不到一年就出來噠，到瓦連院防汛搶險。有個梅其凡，是縣文教科的，到西州院指揮防汛搶險時，打人，對人惡言惡語，潰了垸，他站在一截孤堤上，過不得河。當時有條小船從旁邊經過，他喊船上的老人接他過河，老人說：“你還認得我呀！你平常好狠啦！”老人不接他，走了。梅其凡放聲大哭。

我那一個多月沒有洗過澡，吃的鹽水飯，沒得菜。也冷得很，到了七月間了都還穿的棉衣。每天夜裏睡到草堆子裏，沒有上過床。有的民工晚上陰到跑回去噠，被抓到就是一餐黃篾片。打得要死。

7月31日那天晚上，我們的子堤兒修了一奶盤高大，那截堤又是灰沙堤，跑好遠才挑得到一擔土。煞黑的時候，一下湧來一市尺水，俺的子堤兒通身跑水，那雜種的也怪得很，那下下兒一點點風都沒得。大組長李自成召集我們開會，他說：告訴你們啦！一個人只少要掌握一條救生船。打人打得這樣很，潰口噠，不把你往口裏扎就是好事。農民是不得救你的啦！我呢，就掌握了一條船，俺那下下兒，雖然那樣危險，不像有的垸子潰垸，雞叫、鴨喊、人哭。而俺那下下兒鴉默雀靜。硬靜得你出氣，我出氣，都聽得見。那樣大的水，平風息浪，硬靜了一個晚上。到處都潰了垸，就只俺那個垸子沒有潰。一夜星光燦爛，平風息浪。民工都回去招呼婆娘伢兒去噠。俺也就睜隻眼閉隻眼，讓他們去。俺自家呢，動不得啦，又沒得婆娘伢兒到那裏，只好守到。

第二天早晨，水就退了七八寸。水退噠，民工又上堤噠，要搶漬水。一條漬水堤兒斷噠，我就駕條船，想用船堵口，一駕攏去，船就拆斷噠。我差點點兒一下夾那斷船裏頭，差點點兒淹死。我那時不會泅水，而今泅得一點點遠噠。漬水排干噠，到了八月十五，還逼到群眾插秧。群眾硬不插，說：“俺還會不想得東西呀！到了幾時噠，插起秧還有么得得的。”

9月底，我又脫不得乎，要我帶兩個中隊上堤去。一個中隊是農會主席賀文清當中隊指揮員，那個人啦，肚皮硬有三尺厚，不管賬，倚到風濕病，一件長袍子一穿起，自己也懶搞得，他那指導員硬是要我跟他當的。一個中隊是王鄉長當指揮員，那個人啦，眼睛四射，手在系撮箕條，眼睛都觀到場的，看到何地方有問題，就拿起個喇叭筒喊。他是個長工出身，做事幾多狠啰。那個中隊，我沒有管過賬。我生了個無名瘡，到酉港住了幾天醫院。冰天雪地都要搞，打起赤腳，就在冰塊得上跑。合攏的時候，硬有兩天兩夜沒有上床，人站都站不穩。堵口合攏幾條龍進土，一不加勁進土，土就流起跑噠。有的民工挑起撮箕扁擔就那樣睡着噠，喊都喊不醒，幾多造孽呦！創造的活鉤倒土法，一邊撮箕系掛鈎上，一邊撮箕系掛鈎腦腦兒上，一攏去就倒，不掛撮箕屁股。那好快呦，功效提高兩倍。我那年一回來就得了風濕病，就是踩雪水得起的，這病後來間隔幾年發一回。那年，回到家裏疹了一年多風濕病，搭幫一個偽軍醫，幫我治好噠。

好，這就到了1955年8月份啦，劃界啦！各歸各，是六區的都到南縣去，七區的一部分到安鄉，一部分到漢壽。干、教、醫當中過漢壽來的就只有我和肖靜蓮。是因為當時的六區政委王富川、內定為副縣長，他雙手能同時打算盤，象棋下得好，招領導喜歡。他又喜歡我，就給郭連貴寫信，讓我過漢壽來了。還有他的未婚妻肖靜蓮。結果他自己犯了錯誤，把十幾萬元救濟款用到生產上去噠。他脫不得乎，過不了漢壽，副縣長過了河，肖靜蓮又只好打轉身。為這個事情一搞，王富川就沒有當區委書記噠，到南縣檢察院當院長呀么得，後來又當一般幹部。1955年省里召開區委書記會，他到漢壽搭漢壽的會議車，到長沙申訴，罪又小一點了，又當了檢察院副院長是么得傢伙。後來又搞下去了，通過郭連貴的關係，到七一機械廠當了個什麼官。1962年過苦日子，他乾脆跑回北方去噠。後來又通過郭連貴，到漢壽糧食局當一般幹部，後來當副局長。他因為結婚，吃了幾籮筐橘子，《濱湖報》登文章通報了他。那時候是窮光榮啦！

我過了漢壽，王富川沒有來唦，就把我安排到文教科工作，搞了一個月，調查滄港完小一宗案子，女老師搞女學生。1955年9月份，派我到毓德鋪區公所搞辦公室。黃新樵當區委書記。黃新樵對我說：“關於你入黨的問題，我已經呈報到縣委組織部去噠。”過了兩個月，組織部給個回信條條兒，他又給我看，上面寫的：“該同志還可以考驗考驗！”俺那時幾也是不懂事嘞！張樹沖送了一個犯人來噠，打起燈籠火把送來的。我就從床上爬起來開收條，把犯人關起來。送犯人的幾個人要回去，說是路上危險得很，要借兩條槍。我就找婦女主任、區委委員饒冬梅商量，她就同意噠，借了兩條槍給他們。第二天黃新樵回來噠，我就向他彙報，哎喲，他不惡言惡語批評你，總是那樣默默念念起去，什麼警惕性不高，什麼要是壞人怎麼得了。後來饒冬梅告訴我，黃新樵也這樣找她念了一餐。只有一宗事我硬一滴滴兒都不曉得。那天晚上，我歇到床上，只聽到哼哼喊喊，第二天起來拿個臉盆去廚房打水，哎喲，我的天啦！一根柱頭上捆一個。四合盤的屋啦！根是根柱頭上捆的都是人，一二十個。這隻有武裝部長、特派員一些人曉得。

一回吃夜飯，只聽到喊犯人跑噠，放下碗筷就追。犯人雙手捆到的，繩子沒有散，跑俺不贏，抓到噠。

區委辦公室的事多得很，一天忙到晚，跟而今比，一個人做兩三個人的事。收、印、發文件，處理民事糾紛。冒得一樣事不搞。我處理過一宗離婚案，一個四十多歲的女的，同一個二十一歲的男的結婚三年，男的要離婚，女的說我離婚了怎麼搞，伢兒得何個養，我說：伢兒你帶到，男的出錢。

這樣搞到1956年6月份，我調到了縣委會辦公室，開始安排我搞統計，表頭表腦，處理人民來信。就是而今信訪辦的前身。10月份，就到省委黨校檔干班學習檔案學，學了兩個月。清理檔案，搞了一年多。這我就開始讀書噠。1954年7月到1956年6月，沒有讀書，報紙都沒有大看。忙於雜七雜八的事務。我到省委黨校學習，黨校有個圖書館，我就借了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讀了魯迅的日記，讀了魯迅的一些小說。在這以前讀的小說只有吳運鐸的《把一切獻給黨》《阿Q正傳》英語本，丁玲的《在病院裏》，沒有讀其他的東西。《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都沒有讀完，沒有看過電影，沒有看過戲。這年從黨校一回來，我就讀書，躲到廢文件堆里讀書，反正就我一個人。一天也還是清一點檔案。那就讀了一點書啦！《新兒女英雄傳》《水滸傳》。一接觸文學作品就想寫，訂了《理論學習》《文藝學習》《人民文學》《長江文藝》等等。一年十二個月，儘是讀書。那一年是我的轉折點。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我橫直不做聲，耐起我講，我也不講。到了這年冬里，郭迪前就安排我跟到縣裏的副政委、組織部長詹順初跑。詹順初在新興調查糧食情況，他手邊沒有人，郭迪前就派我去。煞黑的時候走到了滄港，從滄港走到新興公社，經過一座無人煙的蓮湖，好多墳山坪，到那裏搞調查，肖廣義去噠，調查噠就要我寫材料，叫做什麼《新興鄉的糧食調查情況》。反右運動我成了積極分子。就因為我沒有發言，沒有給黨提任何意見。1958年元月，我調到《漢壽報》，搞了三年，這是短命的三年，沒有讀好多書，日日夜夜忙得要死，寫文章，編文章，校文章，沒得一下下兒休息的。其中一年擠時間都只讀了《紅樓夢》。

我這個經歷告訴你有好處，好讓你堅定搞好創作的信心。我這一輩子基本上有一大半功夫沒有用到創作上。26歲以前還沒有真正讀文學作品。1956年下半年才讀文學作品。1958年我花了一年的時間才讀完《紅樓夢》。從1958年到1961年，這三年雖然忙得很，但因為編報，錘鍊了文字功夫。這三年當中也讀了一些書，《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青春之歌》《紅岩》，讀了兩個作家的作品：周立波、趙樹理。那三年拍了不少照片，只怕登了幾十幅，《湖南報》《湖南教育》《濱湖日報》都登了。1961年4月《漢壽報》停刊，我就到了縣委辦公室，一到辦公室就搞通訊報道，到1963年稱為縣委通訊組，其名是組，其實就只有我一個人。到報社的時候寫日記，斷斷續續，寫得很簡單。一到通訊組，沒得那樣忙噠，天天堅持寫日記，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寫了100多萬字的日記，被燒掉了。高志文當報社社長，那個人一年四季不講一句話，同這些人沒得來往的，孤僻得要死，難得摸到他心裏的底。不過他還正派，講原則。雖然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同他工作硬是覺得沒得味。他一天到晚只看書看報，審下下稿，沒得么得文字功夫，不過他還穩當，穩當有餘。

我在縣委辦公室以後，研究報告文學，寫農村調查，寫通訊報道。從文學上給我鼓勵的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心理學，我那時候亂讀書，什麼達爾文，什麼經濟學。這幾年讀了一點書。1961、1962、1963、1964、1965、1966，這幾年又讀書又寫作，提高比較快。通訊報道搞上去了，報告文學也寫出來了，30歲到35歲，這是我的全盛時期。“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還讀么得書呢？“文化大革命”中，俺縣裏燒書賣書，曾月友帶了個不好的頭。他把原縣委常委、縣委辦公室主任夏汝宋的書籍《紅樓夢》《東周列國》等，用一張板車一推起，夏汝宋走前頭，戴高帽子，剃的邊邊頭，遊街示威。夏汝宋自己把滿板車書一拖起，後頭是曾月友率領的遊行隊伍。反覆搞了幾次。縣委辦公室帶了這個頭，一些人都跟到交書、賣書。“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在坡頭供銷社陪戴篤伯。1966年9月份，我從坡頭回來，曾月友和周文昌就到我房裏去收書。周文昌是在監委會的審幹辦，曾月友是縣委辦一般幹部。其實曾月友還是我發現的，1960年我在報社，他在供銷社工作，他跟報社投稿，我覺得還寫得可以。報社要調人，我就向高志文推薦他。高志文就要我再去向他約稿。後來報社調了丁晉山，我就向縣委辦推薦。曾月友和周文昌到了我房裏，收走了我的全部日記，全部語言筆記，全部生活素描、文稿、札記，統統擺到檔案館。伍順生算了我的日記數，有一百多萬字。“九·二四”抓右以後，給被造反的對象平反，日記等一些文稿都退給了我。

夏汝宋看過《燕山夜話》，經常報告中講那些故事，他被打成小鄧拓。

1968年下放，拆廟趕和尚拉出縣委機關，組織“下放幹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縣委機關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都下放噠，周立民、詹順初、邱德頂都學到補套鞋。我當時下放到朱家鋪公社金雞大隊萬壩生產隊，只歇了兩夜，傢伙放在那裏，公社黨委書記陳鴻雲，領起我到處給他寫材料，吃好的。下放之前，我也再沒有打算寫東西噠，看到難得搬，一些日記等之類的東西都統統燒掉噠。

夏汝宋遊街之後，上頭號召交出封資修黑貨，我就交了一部分，賣了一部分，這是1966年。共有七八百塊錢的書刊，共賣了二三十塊錢。當時不覺得心疼，而今想起來就心疼得很。連我的女兒嬿婉看《青春之歌》，我還打了她一耳光，說：“這樣稀爛的書，毒草啦，都拿起啃。”我把政治書籍就留起噠。小說只有魯迅的就留起噠。自然學、植物學、土地學、邏輯學、心理學之類就留起噠。覺得這些書搞生產去還作用。

1968年12月份下放，冬天裏落雪搞了幾個材料，之後沒有到金雞大隊去噠，就安排我到同心大隊同心生產隊向文新家裏，三兄弟，兩根筷子夾根骨頭，窮得很，沒得菜吃。向文新的堂客是我跟他找的，是我跟他相的親，是我跟他做的主。我是侵種穀的時候搬到該隊來的。少了牛力，我就拉犁、用牛，搞了一個月，這下縣裏就召開黨員代表大會，籌備會議材料，把我抽上來噠，反正不得脫線啦，這個事，那個事，都是要寫。後來，陳鴻雲就要我到朱家鋪公社辦公室，沒有要得縣裏贏。大概是何英瓊跟何秋舫講噠，借到縣革委通訊組工作，編製不在通訊組。那時候，胡巨保就巴我得很啦！要我告訴他寫材料。1970年元月，我寫了一篇滄港公社捕撈大隊搞意識形態領域革命的調查材料，刊登在《湖南日報》頭版頭條，影響比較大。

我兩次住醫院，共住了16個月，住在湖南醫學院附一醫院。就是那個報道之後，何英瓊還捨不得我去住醫院。接着寫了捕撈的報道之後，就要我寫武裝部如何改善領導幹部作風的報道。伍順生硬不伸手，因為他怕寫不出來，登不了，交不了武裝部的差。他這個人滑就滑在這裏。佘光輝跟我一起搞，他憂心忡忡，生怕發不了，脫不得乎。我兩個住在省軍區招待所，寫了十多天。一直到六月份的時候才發表出來。同時，胡巨保搞了個反應春插的假報道，數字是假的。我招呼他搞不得，他搞了，結果追責任。

我的病就是在省軍區招待所改稿，腦殼昏，吃饅頭牙齒都流血，我查了好多地方，都沒查出來，我懶查得噠，佘光輝說：查去。結果到湖南醫學院查出了病根，是“真性紅血球增多症”。要我住醫院。何英瓊找秋舫同志批了二百多塊錢，這一下住了十個多月，在醫院過春節，當病室指導員，帶起病友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是1970年。這年我讀了一些經濟學的著作，我當時想：反正縣委辦公室我是回不了噠，我也不想回去，因為“文化大革命”前，出身不好的都調出了縣委機關，我之所以沒有被調出是因為還能寫。我在1961、1962、1963年，年年評為先進模範，後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我連勞模也評不上了，更莫談提拔。還有人誣告我的哥哥曹逸民是南化安剿共縱隊的成員。這事直到1972年才做出結論。

我在醫院準備走經濟研究的道路。到農村辦一個點，每年寫兩篇文章，還干它30年。1971年2月，我從醫院回來了，當時聽到李揚中跟我打招呼，說是要抓我的“五一六”分子，老子就跟附一醫院趙善燦醫生打了個電話，又去住醫院。劉勇聽黃賢湘說我在住醫院，就到醫院去看我，鼓勵我搞創作，寫小說，說是不能搞專業，搞業餘嘛。我就開始讀《艷陽天》。我是1970年2月定編到文化站的。我第二次又住了6個月醫院。我回來后，就到南湖漁船上去體驗生活，對漁民產生了感情，打算寫漁民的東西。

1972年3月成立縣革委文化組，我和李揚中就調到文化組，做一些組織工作，這是軍代表吳海堂、佘光輝的領導。1972年5月成立漢壽縣革委創作組，委派我負責，創作組成員：朱詩林、楊任重、伍連朋、楊遠新。

1980年4月5日於漢壽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