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懷念編輯家袁啟生

作家、編輯家袁啟生去世一年了。這一年裏，我總覺得他還活着，每當我想到他真的走了時，我與他交往的樁樁件件就浮現在我眼前……

一

清遠市，在廣東之北，在湖南之南，乃連接湘粵兩省的咽喉之地。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早在1990年秋、1993年春、1995年夏，我曾因採訪、因辦案，驅車南下廣東，往返皆從清遠城外經過，無論清晨、傍晚，還是烈日當空，最引我注目，給我留下印象的是那條清澈蜿蜒、氣象萬千的小河。我曾在我的反映緝毒生活的中篇刑偵小說《紅色通緝令》《毒梟落網記》中，濃墨重彩的描繪了這條小河的美麗。儘管如此，我卻沒有動過要去清遠市觀光的念頭。那三次路過，都是自帶小車，若願意進城，是極其容易的事，只要小車掉個頭就能做到。但那時的我的確沒有動過這個念頭。後來卻不同了，我是非常地想去清遠，有時候恨不得一步就撲進清遠市的懷抱里，以至常在夢中駕車駛向清遠。待我從夢中醒來時，發現自己卻仍在長沙。這時，想去清遠的心情便越加迫切。我一直在努力尋找去清遠的機會，這種機會卻遲遲沒有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麼怪，當你有機會去的時候，你不想去，當你想去的時候，卻很難找到機會。

我要去清遠的念頭，是從1995年金秋萌生的。因為那一年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與清遠市文聯主席袁啟生有了書信聯繫。當時，我創作了偵探紀實文學《追匪連雲山》，想在一家純文學期刊上發表。我從一家報紙上讀到了《飛霞》雜誌的徵稿啟事，它的主辦單位是清遠市文聯，主編是袁啟生，它需要紀實文學類的稿件。我很喜歡《飛霞》這個刊名，於是我就按照徵稿啟事上的地址：清遠市政府綜合大樓416號，將《追匪連雲山》直接寄給了主編袁啟生。一個多月時間過去了，沒有迴音。我把這事看得很正常。因為現今很多刊物上都登着這樣的啟事：“本刊稿件一般不退，故請作者自留底稿，從稿件投往本刊之日起，2個月後不見採用通知，方可另行處理。”我想：一個多月離兩個月已經很近了，到了可以另行處理的時候了。我擬從電腦中再調出一份《追匪連雲山》，另投他處。就在這時，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裝得脹脹鼓鼓的陌生信件，信封上赫然印有：清遠市公安局《清遠治安》雜誌社。我打開一看，裏面裝有兩冊《清遠治安》創刊號，其中附了一封袁啟生給我的信。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已辦理了離休手續，不再擔任清遠市文聯主席。《飛霞》雜誌因多種因素停辦。他去文聯任職前，曾在清遠市公安局任職多年。如今離休了，清遠市公安局返聘他創辦綜合性雜誌《清遠治安》。我的偵探紀實文學作品已刊登在《清遠治安》創刊號。由於編髮創刊號時間太緊，來不及事先徵得我的同意。如有不妥之處，請我原諒。並希望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辦好《清遠治安》，力爭成為公安宣傳陣地中的一朵奇葩。

我又驚又喜，《清遠治安》處理稿件的速度和對作者認真負責的精神令人欽佩。於是，我毫不猶豫，將我手頭剛完稿的又一篇偵探紀實文學《紅腰袋之謎》，寄往清遠市連江路清遠市公安局《清遠治安》雜誌社。我特別聲明：因系打印稿，若不刊用，可不退稿、不回信。沒想到半個月之內，我接到了袁啟生的回信：稿件留用。1996年《清遠治安》總第4期刊登了《紅腰袋之謎》，並配發了作者簡介。1996年11月21日，我又給袁啟生寄去了中篇刑偵小說《黑盜人生》。這篇稿子採用的速度簡直飛快，1996年12月初出版的《清遠治安》總第11期刊登在顯目位置。

二

袁啟生不僅處理稿件快速，修改稿件也很仔細。他對我的每一篇稿件都做到了字斟句酌。他是先擬出修改方案，再電話徵求我的意見，不是隨便做出改動。修改之處並不多，少則幾個字，多則三五個句子，有時甚至只有一兩個字，但對整篇文章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我有部中篇刑偵小說的題目原為《追向莫斯科》，他給我改為《在國際列車上》。我覺得改后的題目與小說內容更貼切。我另一篇小說的題目叫做《澳門第一案》，他建議改為《偵破澳門第一案》。這一改增強了動感效果和活力，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我在電話中當即表示同意。類似的修改，舉不勝舉。也有個別時候，我不同意他的修改，堅持我的己見，他並不見怪，只要我能說服他，他會完全尊重我的意見。這令我十分感動。我覺得他尊重的不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條意見，尊重的是我的人格，是我的勞動成果，更是尊重了知識產權和《著作權法》。當今文壇，有他這種編輯風格的編輯，百里難挑。

收到刊發作品的樣刊和稿酬，是作者最愜意的時刻。看到自己的辛勤汗水變成印刷品，換來報酬，得到社會的認可，寫作中所受的一切困苦都變得清甜。我想普天下的作者，都會與我感同身受。袁啟生完全掌握了作者的這種心理，真誠地給作者一個快樂和喜悅。每當《清遠治安》出版，他都是及時地將刊有我的作品的樣刊和稿酬同步寄出。有時甚至稿酬還比樣刊先到。這對於我來說，每筆速到的稿酬，如同一場及時雨，灑進正迫切需要澆灌的田地。我記得2000年12月11日，我那年近八旬的母親因患感冒引發重症，我和妻子於凌晨3時從長沙趕回漢壽縣老家，送母親進縣人民醫院治療，一次交了數千元的住院費，但院方說還不夠，還要交數千元。我們夫婦又於當天返回長沙，擬再籌集母親住院治療的費用。小車行駛至湘江二大橋橋頭時，天已煞黑，街上夜燈閃爍。忽聽車后一聲響，小車猛烈的顫抖了一下。司機趕緊停車。我下車查看，是一輛吉普車碰了我們的小車，所幸無大礙。但對我的心情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我按捺住滿腔怒火，欲通知交通警察對吉普車司機做出處罰。此時，我的手機突然響起，一看顯示號碼，就知道是袁啟生打來的。他告訴我：載有我的中篇刑偵小說《在國際列車上》的《清遠治安》兩本樣刊今天投郵，稿酬提前一周寄出，估計要到了，要我注意查收。真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關心地詢問我父母親、我岳父岳母的身體狀況。我為了不讓他操心，我隱瞞了母親患病住院的情況。接完袁啟生的電話，我的心情與臉色漸漸發生變化，如同路邊閃爍的霓虹燈，有了豐富的顏色。我想：袁啟生做人做事總是處處為他人着想，我為什麼就不能像他那樣善待他人呢？我一揮手，放走了吉普車。

袁啟生總是在關鍵時刻給我送來福音，送來吉祥，送來平安。我與他書信、電話頻頻往來，神交近十年，未曾謀面，但他在我腦海里卻有着完整而又固定的形象。他那朗朗的笑聲，總使我想起如來佛的臉膛，他那關心的問候，總使我想起觀世音的眼睛。

袁啟生如此尊重作者，如此尊重作品，除了因為他是一位優秀的作家兼編輯家，出於職業的本能，充分理解作者的艱辛勞動之外，關鍵在於他那高尚的人品、人格和作風。據我從媒體和各方面獲得的信息所知，袁啟生是個歷經磨難，痴心不改，風吹黃沙始成金的人。他出生粵贛相鄰的山區，不滿5歲父親就去世。他只讀了三年書。為迎接全國解放，他16歲就參加了地方武工隊。1950年他被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南海軍，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轉業到地方后，交替擔任公安、文化部門的領導，而且主動放棄廣州的工作，來到清遠，投身山城的建設。他無論擔任公安部門，還是擔任文化部門領導，都多次遇險，但都化險為夷。他經歷了八次車禍，最嚴重的一次摔斷了腰骨。他都頑強地挺過來了。他不戀權位，只戀知識，他50歲考上北京魯迅文學院高級作家研究班，埋頭苦讀三年，文憑、作品雙豐收。他聯絡的作家，培養的作者，遍及全國各地。這一點打開《清遠治安》就可看到。我只是他聯絡的成百上千名作者隊伍中的一個。他在我身上就投入了這麼多的熱情與精力，他在所有他聯繫的作者身上該付出了多少呀？！這是無法計算的。

三

我與袁啟生的聯繫不斷增多，感情不斷加深，每次書信往來，電話交流，他不僅談作品，而且談家庭、談人生。令我最為感動的是，當他了解到我的岳父中風多年，迄今半身不遂的情況后，他每在季節變換之時，他都會打電話給我，指導我如何適應氣候的變化對岳父的身體採取相應的保養措施。每逢過年過節，他都會適時打來電話，囑咐我轉達他對我岳父的問候。他還教給我一手絕招：要我兒子多給外祖父打電話，隔代人的一聲問候，勝過一劑良藥。我後來才知道，他之所以對保養中風病人如此得法，如此心細，原來他曾患過腦梗塞，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他憑着自己頑強的生命力，不僅戰勝了死神，而且沒留下任何殘疾，依然邁着軍人、邁着警察穩健的步伐出院了。難能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從未向我提及過他的病情。他那朗朗的笑聲，達觀的人生態度，根本不像患過如此重病的人。

我得知他的真實病情，是在2000年的夏天。整個夏季，我往他家裏打電話，始終沒人接聽。我很納悶。我當然往好的方面想，以為他到哪裏避暑療養去了。因為他是離休老幹部，具備這個條件。初秋，天涼了。我接到了他的電話。我感到他的聲音與以前比較，明顯地脆弱了許多。我覺得不對，追問原因，他不肯說。我被迫走夫人路線。經過我一番窮追猛打，他夫人終於招架不住，向我吐露了真情。7月初，袁啟生被送進廣州某大醫院搶救，終於從閻王殿門口返回人間，整個夏季都在病床上度過。電話這頭，我驚得目瞪口呆。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清遠看望他。頭一天，我請好了公休假，第二天一早準備出發，沒想到突然來了緊急公務，無法脫身。我暗暗嘆息：誰叫我是警察？公務說來就來。每年的公休假都成為一句空話。服從，是警察的唯一選擇。這次未能去清遠看望袁啟生，內心對他的思念之情則越濃越烈。

此後，我與袁啟生電話聯繫的頻率更密了。他又漸漸恢復了那朗朗感人的笑聲。我能感覺得出，他的身體得以康復。他真是個生命力頑強的人。他又忙開了他編輯《清遠治安》的工作，哪怕是在重病中，他也從來沒有間斷過。我為他康復而高興，同時，我也為他忘我工作，從不顧及身體而擔憂。我多次勸他將工作節奏放慢一點。他嘴裏答應，行動上卻依然故我，真拿他沒辦法。我只能祈禱蒼天，保佑他這樣的好人一生平安。

今年6月，我往他家打電話，像2000年那次一樣，打了多次都沒有人接聽，我非常着急，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後悔此前為什麼沒有要他單位的電話，連了解情況的地方也沒有。我期盼着他的來電。這中間，我收到了《清遠治安》寄來的《巧布羅網》和《我的第一任武術教練》兩篇文章的稿酬。匯款單上不是他的字跡。我越加着急。經歷了兩個多月漫長的煎熬后，我終於在8月初接到了他的電話。我還沒開口，他就問我稿酬和樣刊收到了沒有。我問他這段時間為什麼失蹤了？這次，他沒有隱瞞真情。他說他住進廣州某大醫院做心臟手術去了。這種心臟手術成功的病例極少。整個中國，能從手術台上活着下來的他是第6例。我的天。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我為他祝福。雖然受盡了痛苦，但總算保住性命，活着回來了。電話那頭他說：“我在手術台上想，我還沒與楊遠新見過面，閻王也是通情達理的，我雖然不給他送紅包，他也不會要我去，會留給我充足的時間，讓我與楊遠新，與全國各地很多只有書信往來，沒有見過面的朋友去面對面地交談。”我聽了，眼淚嘩嘩流下。我又聽他在電話那頭說：“我今年還有兩期《清遠治安》的編輯任務，你支持我一兩篇好稿子吧！”我連聲答應。我勸他安心養病，已是70大幾的人了，經歷了罕見的大病，需要調養。他的夫人也極力贊成我的觀點，並說醫生一再告誡，像他這樣的病人再也不能熬夜了。袁啟生動情地說：“我也的確想放下《清遠治安》不編了。誰都知道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何況我這本錢本來就比別人的差。可我就是放不下啊！我每當看到警察犧牲的場面，每當得知治安環境日益嚴峻的消息，我就覺得自己有責任編好《清遠治安》，為弘揚警察的奉獻精神，為維護社會治安，盡一個老黨員的責任。我雖然不是從警察的崗位上離休，可我的心時刻與警察融為一體。”此時，我恍然大悟，近十年來，他始終保持着對我的熱情與真情，原來是有源頭的。這些年，我在《清遠治安》發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19篇，共40多萬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收穫。如果沒有他十年如一日的真誠幫助與支持，我是不可能有這麼多收穫的。我從事文學創作35年，交往的報刊數百家，交往的編輯數百人，能像《清遠治安》這樣密切保持聯繫近十年不衰，為數並不多。其實，作者與報刊的聯繫，就是作者與編輯的聯繫。一家報刊能否擁有強大的作者陣容，先取決於是否擁有一流的編輯隊伍。如今，像袁啟生這樣優秀的編輯難找。我真恨不得撲上去與他緊緊擁抱，然而遺憾的是我倆中間隔着千山萬水，我的手再長，也摟不到他的肩。我越加想念他。我一定要找機會去清遠，看望這位寬厚、仁慈、善良，博學、多才、善思的先生加兄長。俗話說：文人不見面，見面減一半。我深信：我見了袁啟生，他在我腦海里的美好形象不僅不會減弱，而且會更加高大。

四

2004年5月25日10時許，我參觀了花山謎窟，正從洞內走向洞口，還有一分鐘我就要走出這個千古留謎的地方了。這時，我的手機響起。我一看顯示的電話號碼，知道是清遠袁啟生先生家裏的。我趕緊接聽。我與袁啟生有幾個月沒通上電話了。五一前後，我往他家打電話，他和他的夫人都不在家，為他家清理衛生的一位女士告訴我，他們夫妻去了廣州的女兒家。兩人身體都很好。我沒有他女兒家的電話號碼。我往他家裏寄去了信和《廣東公安報》，上面載有我寫的《您好！袁啟生》一文。我盼望他回家后給我來電話。我倆要好好地聊一聊。此時，我看到是他家裏的電話號碼，我高興地趕緊接聽。電話那頭是個女孩子的聲音，很清秀、很低沉：“請問，你是楊遠新先生嗎？”我說：“你好！我是楊遠新。您貴姓？”她答：“我是袁啟生的女兒。我爸昨天中午去世了。”我一聽，全身的肌肉都緊了，腦海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袁啟生！袁主席呀！你怎麼就這麼匆匆地走了呢？年前講好，我今年要找機會去看望你，與你第一次見面，與你第一次乾杯，與你接着以往的無數次交談繼續深入。你怎麼能不信守承諾，就這樣不聲不響地走了呢？我的恩師！我的兄長！你叫我好後悔！

眼淚從我的眼角嘩嘩流出，洞口外面晴朗的天空在我眼裏變了顏色。我只說了一句話：“請你媽媽節哀！”

我離洞口已不遠，這時走來，卻顯得那麼的吃力。我最後一個走出洞口，同行的朋友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我把這個噩耗首先告訴了我同行的好友《人民警察》編審宗廷沼。因為他了解袁啟生與我的友情。他也為之難過。他把這個噩耗和袁啟生與我交往的故事說給了同行的其他朋友，朋友們無不為之難過、為之惋惜。

我內心的痛苦要找人訴說。最了解我與袁啟生的特殊友情的，當然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子。我給妻發出短訊：“清遠袁主席已於昨天中午去了陰界。我心沉痛之極。你說該怎麼辦？”我妻回復我的短訊：“啊！痛哉！為他黙哀，為他扼腕！”我兒子復我短訊：“節哀順變。他選擇你和警壇眾多文友在一起的時候離開，就是不想你太難過。希望你更有動力進行創作。”

我無法從悲痛中走出。我領略不到好山好水的魅力。中午，從黃山市往黟縣宏村的途中，我任憑汽車顛簸，我腦海里總是浮現着我與袁啟生交往的情景，我總是想像着他是何等的模樣。相交相知十年，我與他未曾謀一面，我與他沒能幹一杯。今生今世，有緣相知，無緣相見。天下哪有比這等事還痛苦的呢？同行的文友們都在打瞌睡，我則心情不能平靜，任痛苦化作淚水滑出。我想好了一幅輓聯。我把它記在了小本子上。到了宏村，我問導遊小冷，這裏有無郵局。小冷說有。並說：“我們參觀之後要從那裏經過。”

15時30分，大家接着參觀、購物，我向宗廷沼先生打了招呼，並拿出擬好的輓聯，徵求他的意見，並得到他的贊同，我獨自去找郵局。沒幾分鐘，郵局是找到了。但令人大失所望的是，這裏的郵局不能發電報。櫃枱內的兩個小夥子還笑說：“如今誰還發電報？！”

我希望快點進黟縣縣城。17時40分，我們入住縣城中城賓館，我還沒放下行李，就向總台的服務員打聽郵局在哪裏。漂亮的服務員回答：“下午5點鐘就已經下班關門了。”我問：“明天什麼時候開門？”答：“9點鐘吧！”

我不能再等了。宗廷沼先生給我出主意：“給他家裏打電話，要E_mail，或者是傳真號碼。”這個主意真好。大家都去用晚餐。我躲在房間裏給袁啟生家中打電話。她女兒接聽，提供了她的郵箱地址，還提供了她的手機號碼。我第一次知道了她的名字：袁兵。我請袁啟生的夫人接電話，她向我描述了袁啟生因病去世的情景。5月12日吃午飯時，她發現他頭有點低，說話語無倫次。趕緊將其送醫院，檢查結果是突發性腦血栓。立即住院搶救。12天後，終於未能挽留住他的生命，於5月24日12時02分不幸去世。我請求她節哀保重。她聽說我要了她女兒的郵箱地址，她說：“我也有郵箱。你發到我的郵箱裏吧！”她提供了她的郵箱。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

我立即給陳雙娥電話，轉告她郵箱地址，並請記下我擬的輓聯：

千里驚聞噩耗黃山與我肅立送文壇恩師袁主席遠行，

十年傾吐心語長江伴吾揮淚請警界密友啟生兄走好。

陳雙娥對輓聯內容表示滿意。她當即發出。

我透過夜霧，遙望南國，我心裏默念：啟生兄！啟生師！你雖然走了，但你為多少文壇和警界熱愛文學的青年遞交了開啟人生之路、事業之路的金鑰匙。我會永遠記住你。人們會永遠記住你。歷史也會記住你。

2005年5月25日於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