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憶作家賀宜

1987年8月20日，我國著名兒童文學家賀宜老師逝世了。

這天，我剛從風景秀麗的南嶽參加湖南省首屆兒童文學大獎授獎會回來，突然得知這不幸的消息，渾身的血液似乎停止了奔流，我默默地佇立着，向東遙望，請滾滾洞庭水，滔滔長江浪，捎去我對這位尊敬的師長、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一腔哀悼之情。他當年在迷霧中給我指路的情景，又歷歷浮現眼前。

那是1976年初春，我和曹一心（曹逸興）老師乘車坐船，抵達上海，來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第二天上午八時，我們盼來了仰慕已久的老作家賀宜。他由王華良陪同，笑吟吟地踏進了我們的住房。街上的濃霧，染濕了他那滿頭向後倒梳着的銀髮，寬闊的額頭泛着一層亮光，眼鏡片上也沾滿了水汽，睿智的眼穿過鏡片，不時朝我們撫視，他在木椅上坐下，聚精會神地聽王華良談關於長篇小說《春柳湖》的修改方案。

我們這部作品，取材於漢壽縣滄港公社捕撈大隊。這裏的漁民，世世代代在水上漂泊，岸上沒有棲身之地。1964年，他們遵照周恩來總理提出的改造連家漁船，實現陸上定居的指示，在黨支部書記黃賢湘的帶領下克服重重困難，建起了嶄新的漁村。我們進行藝術創作，於1974年寫成第一稿。此後，在修改過程中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把作品的時代背景完全放在了“文化大革命”中。

當時，我初次寫作長篇，一聽王華良談作品的不足之處，頭上就冒大汗。賀宜一直坐着靜聽，他不喝茶，不抽煙，也不活動，始終挺胸抬頭，兩手平放在大腿上，他那方正而略顯浮腫的臉膛上流露出慈祥的微笑，說：“還是先聽你倆談談生活素材，再討論修改方案吧！”

於是，我們談了整整一天，賀宜一手捧着小本子，一手握着鋼筆記錄，從不打斷我們的談話，有要詳細了解的地方，他就另外用一張紙記下來，放在一旁，等我們講完一段，他再提問。他喜歡追問人物的身世和細節。他認為有趣和重要之處，還立刻複述一遍，興趣盎然。一直到下午六點鐘，我倆才住了口。

這時，賀宜合上小本子，說：“有這麼多寶貴的生活素材，是寫出好作品的前提。你們除了熟悉了解洞庭湖一帶的漁民以外，還到過別的漁村嗎？”

我倆搖搖頭。

他說：“搞創作，不僅是在一個地方打井，還要拓寬視野，擴大生活面，動筆之時，才會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寫出劃時代意義的好作品。老王，我建議還是不忙於討論作品的修改方案，你帶他們到上海的漁村去看看，盡量掌握更多的生活素材。”

臨別時，賀宜用抱歉的口吻說：“明天我還要同黑龍江的一位作者討論他的作品，不能陪你們去參觀，真對不起。”

那時，他已是六十二歲高齡的人了，看上去身體不太好，說話氣喘，我們穿毛線衣，他卻穿棉衣。可他忘我的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工作着，那精神實在令人感動。

第二天，我們參觀了上海市郊的豐浜公社水產大隊。回去后，賀宜詢問了我們參觀的感受，他聽了很高興。我以為這下該討論作品的修改方案了。哪知，他又親切地說：

“寫漁民，不能只熟悉漁民生活。還要像魯迅先生那樣，廣采博納，凡能接觸到的生活，都要儘力設法去接觸。老王！我建議你再帶他們到金山石化總廠、浦東造船廠等有特色的幾個地方去參觀採訪，怎麼樣？”

他還是那種商量的口吻，可他眼裏流露出的神色卻使人感到對他提出的建議不容否定。我心裏不高興，暗暗嘀咕：生活！生活！我來上海不是為了熟悉生活，而是為了修改作品。像這樣談論生活，了解生活，要拖到何時才能出書呀？我真恨不得一夜之間就把作品改好，定稿、付印。我送他到門口，他轉身握住我的手，意味深長地說：“小楊！別急。你看過媽媽做鞋嗎？鞋子好歹，不在於把鞋底子和鞋幫縫攏來的那幾下，而在於一針一線地納底子。這是我搞了幾十年寫作的體會。希望對你有點參考作用。”

現在想來，他的話是多麼深刻而富有哲理呀！在討論作品修改方案時，他總是耐心啟發我們：文學作品需要虛構，加工、提煉，切忌照搬生活。但為了某種政治的需要，任意違背生活的真實，也是不符合馬列主義的文藝創作原則的。我國淡水漁民實現陸上定居的這場改革，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進行的，我們在創作時，就應該尊重這一客觀事實。他講這些話的口氣很婉轉，可叫你能夠明白地聽出其中的含意。這是因為他當時所處的具體環境和整個社會的政治氣氛，不得不採取的必需的策略手段。當時，我沒像現在回想起來這樣領會得透徹，我能感覺到，他是不贊成我們放在“文化大革命”這個背景下來寫的。我和曹一心（曹逸興）老師都很固執，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他的發言次數不斷增多，而且一次次拉長，還輔以動作，企圖讓我倆領會他的意圖。可世界上再沒有比我倆更固執己見的人了。這樣討論了十多天。最後，賀宜言簡意明地說：

“寫作品，是抒發自己對生活的真實感受，愛與恨，苦與樂，提倡與反對，等等，一切都隱含在文章中．為了某種政治需要，或是為了一時的成功而投機取巧，違背生活的真實，任意胡編亂造，這不是真正的文人所為。要做一個有出息的文人，先要做一個真誠的人。”

說這話時，他顯得激動難捺，滿臉潮紅，手足發抖，眼鏡也滑到了鼻樑尖。

還是春天，還是多霧的季節，我們坐上南行的列車，離滬返湘。

正在修改《春柳湖》的過程中，歷史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四人幫”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逐漸被否定。這期間，賀宜連續來信，沒有隻字責備，只是反覆閘述他對我們當面談過的那些創作觀點。

誰能想到“四人幫”的倒台，卻給我們帶來了麻煩。我和曹一心（曹逸興）老師作為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受到清查，並去函上海方面，了解我們在上海的言行，追問正面表現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有誰能想到：賀宜、王華良除證實我們在上海沒有與“四人幫”進行組織上的聯繫和不正常言行外，還把我們當時堅持要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說成是他們的意見，並承擔全部責任。請組織上對作者不要求全責備。同時，還直接給我倆來信安慰。這樣，我倆便很快得到“解脫”。

雖然自1976年5月與賀宜分別之後，未能再有機會當面聆聽他老人家的親切教誨，但我和他依然有着書信來往和間接的接觸．1978年，我的報告文學《揭開水魚生長的秘密》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報告文學集《香飄萬里》出版后，我懷着感激的心情寄給他，並請指教。他很快給我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勉勵我堅持深入基層，熟悉生活，勤學苦練，步步提高。我多次從朋友口裏聽到：近年來，賀宜患小腦神經萎縮的不治之症，捏筆手就抖動，痛苦異常，但他以頑強的毅力，每天堅持寫作二三百字。他為《小溪流》創作了膾炙人口的《神貓奇傳》等大批中短篇新作。還審定修正了五卷本《賀宜文集》，約二百萬字。這些，都激勵着我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不斷奮進。

賀老沒有離世，他的高貴人品和傑出作品，像巍巍南嶽山，似滾滾浦江水，永遠存留在天地間。

1987年8月於漢壽縣供銷社機關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