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聆聽浩然教誨
浩然，一個我十分想念的人，一個我時常夢見的人，一個我感激不盡的人，一個給了我思想、給了我信仰、給了我堅定意志的人。
1985年春，感謝作家金振林，感謝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南通春江筆會，給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有幸與浩然在南通共同生活了半個月，其中在如東縣朝夕相處十天，耳濡目染，受益頗深。那是我人生中幸福的十天，那是我創作道路上發生重大轉折和突破的十天。浩然當年的一舉一動，仍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他的諄諄教誨仍在我耳邊迴響。
這裏，在他去世六周年之際，我把他整理出來，與熱愛他的人，與喜歡他的作品的讀者，共同分享。也是我對他最好的紀念。
現在打開當時的記錄，發現他的話，句句都是經典，字字都閃爍着思想的光輝。他不僅是一個大作家，更是一個大思想家、大理論家、大哲學家。誠如他自己所要求的，他是一個真正大寫的人。
一浩然成了我的直接領導
1985年3月20日夜，春江筆會主持方宣佈作家下到各縣市採訪分組名單：
如皋縣：碧野、馮祖傑朱良儀
南通縣：陳模、張廣海
如東縣：浩然、楊遠新、張安民
啟東縣：楓亞、朱曉平、胡兆勤
海安縣：龐瑞垠、丘峰、林牧夫
海門縣：鳳章、叔遷
海通公司：江迅
聾啞學校：金培元
狼山管理區：峻青
工藝美術所：張蜀君
南沈公司：木青
海港：張錦江
南通劉橋鎮：金振林
我被安排到浩然那個採訪小組，他當我的組長，成了我的直接領導，接下來的半個月日子裏，我的一言一行都要聽從他的領導，我內心為成為這個特殊採訪小組的一員，為有這樣身份特別的組長來領導我而高興萬分，但我表面上卻不露聲色，顯得很平靜。
二作家要改造人們的靈魂，首先要改造自己
1985年3月20日晚上10點，散罷春江筆會的全體作家與南通市委、市政府領導的見面會後，浩然、金振林、木青、蘇叔遷、楊遠新聚集在蘇叔遷的房子裏，討論筆會下一步怎麼工作得更好時，浩然同志說：
讀者讀了一部作品，不記得作家的名字，而記住了作品中的人物，並永生難忘。這才是真正的成功。這才是作家真正高興的事情。
既成名，又成人。不成名，則成人。這是我對自己幾十年來的要求。我也時常對青年作者們這樣講。為什麼呢？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社會上名聲大，影響大。要改造人們的靈魂，首先要改造自己，做一個誠實的人。哪怕成不了作家，也要成為一個誠實正直的人，具備一個人應該具有的優良品德。
這個作家當了什麼主席，那個作家升了什麼書記，你就把它看成是好玩的事，那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作家嘛，就是埋頭寫作，向黨和人民多多奉獻作品嘛！這才是作家的天職。你的眼睛盯在官位上面幹什麼呢？那必定是沒有出息的作家。不要看當時那一陣子，難得的是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我們不是來玩兒的，我們是來做事情的，更不是圖吃圖喝的，而是來寫幾篇東西的。所以，我要和小楊一起早點下到如東縣裏去，體驗全新的生活，採訪全新的人物，儘快讓自己的大腦充實起來，現在還沒有投身進去，腦海里總覺得有點空。
三隻管走自己認準的路，埋頭寫作就是了
1985年3月21日中午，參加春江筆會的全體作家在狼山廣教寺用素餐時，不經意間，作品評獎成為席間熱議的話題，有人要浩然對此發表看法。浩然邊喝酒邊冷靜地說：
對這個評獎，那個評獎，我連理也不理，根本不去管他，只管走自己認準的路，埋頭寫作就是了。如果按照別人的眼色去寫作品，甚至為了評獎去拚命地趕，那可完蛋了。
作家們在一起，尤其在酒桌上，容易海闊天空。話題迅速轉移到通俗小說上。浩然這下變得有點激動了，臉色微紅，兩眼放亮，尖銳地說：
什麼通俗小說，簡直是瞎編亂造，這不是害人嗎？你到底要把人們往哪兒引嘛？瞎編是最不費力氣的事兒。
峻青插話：我一天可以幾部長篇同時寫，反正是瞎編嘛！哈哈！
浩然接著說：我們不能圖一時的快，我們是黨員作家，每寫一篇作品，首先要對得起黨心，最起碼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有些人為了給自己瞎編正名，把張恨水也搬出來了。你有張恨水那樣深厚的文學功底嗎？
這天傍晚散步時，浩然對我說：我寫完《艷陽天》的時候是34歲，和你現在的年齡相比年長兩歲。這個年齡段，身強力壯，思維活躍，正是出作品的黃金期。你要抓緊時間，不停頓地寫作。我在1966年之後連續五年沒寫東西，心裏虛得慌。作家主要靠作品，靠作品得到所應該得到的東西，這樣就心安理得。現在的大環境不會影響你的創作，關鍵就看你自己如何把握時機。
四今天是浩然53歲生日
1985年3月25日。今天是浩然53歲生日。我向他表示祝福。他說，每個人每年都有生日這一天。有的人在生日這一天替自己大擺宴席，這是錯誤和自私的表現。人要有生日這一天，是為了紀念母親的養育之恩，為母親的受難日作洗禮。
早飯後，浩然在木青住房裏給青年作者講文藝界的情況，應吸取的經驗和教訓。他要去投信，我接了過來，到附近郵局替他投郵。
中午，如東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李貽福、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徐春林，從如東驅車來到南通市南公園飯店，迎接浩然和我去如東採訪。在浩然的住房，他把我介紹給他們。
下午2時30分，我們乘車往如東，金振林，彭耀明等送我們上車。由於是陰天，從車上往四周看去，好像都一樣。浩然問哪是東方。他說：我到這裏，老是弄不清哪是東方，哪是西方？你這兒如果有山，我一下就分辨出了東西方向。我在家鄉燕山生活慣了，憑藉山勢判斷方位，來到平原就不適應了。
行進途中，李貽福、徐春林關心地向他問起文藝界的情況。談到文藝界的作家們，浩然深情地說：趙樹理、柳青、周立波、郭小川都是好人。俗話說：好人不長壽，禍害活千年。他們這些好人，一天好日子也沒過上。那些整人的人，總是不死。
接着，他談起郭小川，有欽佩，有讚譽，感情真摯。他說：“文化大革命”中，郭小川被下放到紅旗渠勞動改造，“四人幫”被粉碎之前，他就敢於和人家斗，從來就不屈服。他最初聽到“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當時還沒公開，他心裏格外高興，但又還有點不相信。他跑到南陽地委，直截了當地問地委領導。他得到了滿意的回答，和地委的同志開懷暢飲，回到住處，又獨自飲了幾杯，抽煙，不幸着火，燒死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服務員才發現。他是我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的介紹人。1964年，他是中共作協黨組書記兼秘書長，我出版了《艷陽天》及十幾個短篇集。那時不像現在，加入作協，評獎，都要走後門。誰該吸收為會員，就吸收誰。誰該評獎，就評給誰。如今無論做什麼都要走後門。哪來的這麼多後門呢？
他接著說：那年，我在鄉下體驗生活，住在縣招待所的一間小房子裏，郭小川去看我。我買了一瓶酒，請他和縣委書記吃便飯。桌上剛擺出一碗花生米，服務員突然喊我接電話，是我姐姐患闌尾炎開刀了，家裏把這事向我報告。等我接完電話回來，郭小川和縣委書記邊說話，邊把白酒往茶杯里倒，一瓶酒差不多喝光了。你看他多大的酒量。他就是這麼個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從不偽裝自己。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北京，郭小川關在一間小黑屋裏，我用自行車帶着李學鰲去看他，他非常高興。他在幹校，得知我的《金光大道》出版了，寫信找我要一本，但要我不簽名。為什麼呢？我想他是為了保護我呀！免得讓我受牽連。我就尊重他的意見，沒有簽名，寄了一本給他。他讀了，讚揚我的《金光大道》寫得好。
一路上，他讚揚南通好地方，一馬平川，草長水綠，風光優美。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行駛，我們來到了黃海之濱的如東縣。小車直駛如東縣政府第二招待所，我倆入住5棟302套房，他住02室，我住01室。安頓妥當后，浩然向接待我們的副縣長吳劍坤、縣委辦公室主任陶然生、縣文化局局長陳耀介紹了此行的目的，然後坦言我們的要求。他說：
根據這次筆會出集子的要求，如東縣選擇什麼有特點的東西，先擺一下，把幾個大的，好的方面反映出來。遠新、安民和我各來一篇。寫出的東西要有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趁我在這兒，早點下去，給他倆當參謀。因為過兩天王蒙同志他們來了，還加上講座，我就得走，回到南通市裡，參加這些活動。張安民寫計劃生育，多種經營學校。遠新寫海塗開發，我希望他寫出的作品氣派大一點兒，這個題材以前電影都有人寫過，所以這次要寫出自己的特點。我呢，從先進個人開始寫，我很想和張松林聊聊。我如果在北方，兩天就可弄成一篇，因為在你們這裏，語言不好懂，就弄得慢一些。總之，先走一步，調查材料。
吳副縣長簡要介紹了海塗開發先進單位東凌鄉的事迹。
浩然說：明天到東凌了，大盤子就可以定下來了。有什麼材料，哪怕是新聞報道也可以，先給我們看看，這對創作有好處。他說，他與基層幹部、與新聞記者、與報刊編輯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自我介紹：我14歲當村幹部，一當就是8年；當河北日報記者、紅旗雜誌編輯，一當又是8年。我對這三種職業的感情是有緣由的。
接着，宣傳部長李貽福把我們帶到一樓會客室。縣委書記陸明鈺，高個，方臉，英俊。縣長徐相林，戴頂帽子，絡腮鬍，年輕，精神挺足。兩位如東縣的黨政一把手在會客室會見我們。會客室里，盆景里的花兒正開，綠色地毯，牆上是水墨畫，竹，松，熊貓。浩然又談了來如東的意圖，縣委書記、縣長給我們介紹全縣的情況。
縣委書記、縣長聽說浩然今天滿53歲生日，很高興，也感到很榮幸，設晚宴招待。各種海產品，本地酒，（可見採訪本上的記載）。
飯桌上，浩然一再表示，這次和遠新同志到如東縣來，是來學習的，並講了自己這些年摸索的痛苦和歡樂。徐春林讚揚他的埋頭寫作，與人無爭的好品質，他謙虛地笑了。他講了自己與江青鬥爭的一個細節：1974年，我的《艷陽天》拍成電影，送政治局審查，江青看了，同意上映。指示要見見作者。於是，通知我去中南海。當時，于會泳、劉慶棠、遲群等幾人都在場。江青第一句話就說：浩然同志，我虧待了你了。你現在有什麼要求，提出來吧！當時，于會泳等人都很緊張的樣子。我想：他們是生怕我當了權，對他們不利。因為我能寫，我有名氣，有讀者，一旦掌權，不是對他們威脅極大嗎？我也分析江青說這種話的目的，我知道她是個好勝心極強的女人。我說：我什麼都不需要，我需要的就是寫作。我手中的這支筆得來不容易。我只想把手中的這支筆握好，我干不好其他的事。江青又說：你不要客氣嘛！我說：真的，我連黨小組長都當不好。吳德又找我談話，我還是推託。最後，吳德表示：只要我的權力範圍內能做到的，我會竭盡全力替你說話，保證讓你的寫作不受影響，不受干擾。
飯後，又回到會客室，如東縣海塗開發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周樹立來了。浩然見到他就像老朋友似的。我感到奇怪。原來是前幾天，浩然和金振林走遍了南通市所屬六縣，3月20日到這裏，周樹立給他們介紹過情況。我暗暗佩服他這種和人交朋友的方法。周樹立帶來了照相機，彩色膠捲，為我們拍照。浩然和我一起留影。浩然又邀請服務員一起留影。
夜十時他回到房間，關起了房門。我給妻子寫信，記日記。
五寫每篇作品，先要有個“魂”
3月26日6時，浩然拉開02室的門，走到01室的門口，第一句話就對我說：整夜沒睡着。換一個新地方，條件越好，越睡不着覺。如果是北方的炕床，還是睡得好。他揚起手中的《滄浪》雜誌，又對我說：遠新你這篇作品（指《滄浪》創刊號發表的中篇小說《湖水眨着迷人的笑眼》）看用什麼東西串起來，是用一根你自己的感情線，還是用你自己的眼光觀察，把人物、細節像連珠子一樣連成一串。完全可以修改得更好一些。他把《滄浪》遞給我，說：我在上面做了些記號，提了些意見，供你參考。我接過《滄浪》翻看，原來他昨夜關門進房后，把我這部5萬多字中篇全部看了一遍。我內心感動不已。
浩然在木沙發上坐下，對我說：我在家一早起來就幹活，口也顧不上漱，臉也顧不上洗。晚上睡不着覺，構思了就寫。早晨7點聽廣播，報紙我沒時間看。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就行了。中午休息一會兒。下午起來就吃晚飯。晚飯以後散步，繞一大彎子，晚上寫寫日記，寫寫信，看看書，有稿子改，就趕。一般是十點到十點半就躺下了，思考。早晨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蹲廁所。醫生朋友告訴我，每天起來就蹲馬桶，二十年如此，這些年沒有便秘。想的時間比寫的時間多。好多東西在腦子裏排着隊。我腦子裏有兩部長篇《男大當婚》《鄉村三部曲》，都在《春風》刊發了的。還有兩部新的長篇。我想把張松林的弄出來，給山東《柳泉》。《柳泉》老給我寄，一看到刊物我就緊張了。這編輯患癌症，今年春節，到我家門口轉，不催。他到楊沫家，說到要向我組稿。楊沫說：我陪你一起去。他倆到了我家，楊沫要說稿子的事，他又不讓說。這次我到了南公園飯店，他又來了長途電話，還是不催稿子，只向我表示問候。我明白他的意思，總覺得欠了他的債似的，必須趕快還。
浩然回他房間洗漱后，又來到我房裏。他興緻勃勃地對我說：我五十年代在薊運河邊找到了高大泉、張金髮；六十年代在燕山腳下找到了蕭長春；七十年代在長城線上找到了羅小山（《山水情》，現已改編成電影《花開花落》）；八十年代我在天涯海角的如東縣東凌墾區自聯墾牧場找到了張松林。我寫張松林的報告文學，準備以通信的形式表現。第一封信：引子，講我到南通來。見到的第一個人是周樹立，我對他就是個謎。從他的長相到他的談話，是五七戰士，還是什麼？於是，我就去訪問，每見到一個人，就引出一段故事。然後，我就把稿子給這個編輯。你看行不行？對於張松林這個人的印象，要我口頭表達，我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但我能寫出來。寫每篇作品，先要有個“魂”。文學的活動，是個精神的活動，要想辦法，用一種什麼東西激發起來。我準備以張松林為模特兒，寫部長篇小說，不超過20萬字，名字叫《尋找》。張松林這一形象已逐漸在我腦海里活躍起來了。我不了解你創作的習慣。通過這次創作，你自己作一個總結，對過去好的東西，發揚；對不好的東西，捨棄。路子順了以後就快。我語言通了，一天一個人物。我的路子是亮的。構成我作品的兩個東西，一是生活，二是激情。實實在在的生活，激起我的激情，光有生活不行，激不起我的感情來，光有感情，沒有生活不行。要寫張松林，我現在是有感情，但還有生活不了解，因為語言不通。每個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像何士光的作品，主要是藝術的成功，他把魯迅的東西吃透了。用這個東西來創作，受到編輯和讀者喜愛。
我邊聽邊記。天空中淅淅瀝瀝下起了小雨，與我的筆尖在紙上發出的聲音融為一體。
我們在房裏談到8時30分，李貽福來了，要我們走。到了樓下，浩然對我講：今天肯定鬧笑話了，早飯沒安排好。李部長是要我們上車下鄉。我們趕快到房子裏吃點蛋糕，當作早餐吧！我說：我去策略地說一下，不使他們為難。不吃早飯，下鄉怎麼行呀？！
下鄉。兩台吉普。周樹立、李貽福、徐春林陪同，先到東凌墾區，浩然大發感慨。風大，他不習慣地縮着脖子，但還是興緻勃勃地觀看。
驅車到了張松林家，浩然好像見到了久別的親人，拉住他的手，問長問短，了解情況。原先，他未見到張松林之前，他最擔心的是語言不通，不能交流感情，現在他放心了。他要我把張松林書櫥里的書目抄下來。臨走時，他把張松林及其妻子喊到身邊一起合影留念。
驅車到如東縣棉花原種場，吃中飯時，我們和場領導一桌，其他後勤人員在另一桌。我們這桌上了酒，那一桌沒有上酒，浩然走過去，送上半瓶酒，硬要後勤人員都喝一點酒。
吃飯時，浩然老師說：我喜歡吃白薯、小米稀飯，喜歡吃青菜，特別是芹菜之類。我一天至少吃一餐小米稀飯，兩個窩窩頭。一到冬天，老鄉們都給我送小米來了。我最怕宴會，最怕陪外賓游故宮，游八達嶺。
陳國權場長要他午休，他不肯。參觀牛奶場、鰻魚場，參觀如東縣海岸帶開發利用職業中學，他應校長要求揮毫題詞：“為開發祖國的黃金海塗培養眾多的人才。浩然，1985年3月26日下午。”他要我和李軍在上面簽名。
參觀如東縣小洋口閘管所，喝了一杯水，走進所內的植物園，滿眼鬱鬱蔥蔥，紅紅綠綠，天竹結紅果，杜鵑花盛開。山茶花紅艷艷，寶石花惹人眼。浩然要我把所有植物的名字記下來。我記錄如下：龍棗槐、拇花、牡丹、黃楊、松柏、白山茶花、雪棗蓮、四季海藻、仙人掌、五針松、黑松、臘梅（正在嫁接）、羅漢松、翡翠、爬山虎、金雀、白果樹（四棵）。鳥聲陣陣，叫聲特別響亮的是洋鴉雀。
周樹立介紹說：洋鴉雀，翹尾巴，嘰嘰呱呱，嘰嘰呱呱，關起門來說鬼話。浩然問我把這些記下來沒有？我說都記下來了。浩然對我說：寫一萬字的文章，沒有五萬字的材料，是寫不成的。靠使用點小藝術手段寫報告文學是不可取的，那隻能給材料不足遮點羞，不會有感人的效果。我過去是不做筆記的。在我腦海里留下印象的，都是好東西。現在年紀大了，單靠記憶力不行了，必須勤記錄。我與農村的同志打交道，一般情況下是可以把隔駭打消的，使他不感覺到我面目可憎。所以我能得到真實材料，寫出的報告文學肯定有血有肉。人活着時，只要信守總是為了別人好這個原則，很多事情才好辦，路子走起來才順利。
我們回到招待所已是傍晚6時30分。
六作品是感情燃燒的結晶
3月27日上午，又是南方最典型的那種陰陰沉沉的天。
浩然和張松林談。
中午，張蜀君、余仙藻、周嘉華等來，沒讓休息，採訪他。吃中飯時，浩然給張松林盛飯。
下午，乘車去張松林處回來，在車上，浩然同志說：
“醫生是看病對症下藥。我們搞創作是對葯下症。你展開作品中的矛盾衝突，首先就應該考慮到解決矛盾的辦法。有多少材料就寫多大的東西。不能沒有材料，就拉開一個大架子，那怎麼收場呢？！
這是高度的概括，我很受啟發。
他又說：搞創作，尤其是動筆之前，應儘可能地讓自己的感情燃燒起來。作品就是感情燃燒的結晶。
七信守三條原則
3月28日，又是陰天。早飯後，和浩然上如東縣城主街，邊走我邊問：你的生日是農曆三月二十五日，還是陽曆三月二十五日？他說：我的生日是農曆二月十九日，夜轉鍾二時。實際出生應該是二月二十日。但過去的農村，是以天黑天亮來計算一天的。陽曆三月二十五日是推算出來的。他又說：北方人興做壽日和生日。生日的前一天是壽日，要吃壽麵。生日的當天，要慶賀。我是從不給自己做壽日的。
談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創作，他說：我信守三條原則，即一不發泄，二不展覽，三不投機。
我倆一同走進如東縣新華書店，我看到《浩然文集》一卷，購一本，購《小木屋》《祖國名城》。浩然介紹我購買《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說選》，他說：普列姆昌德是東方的屠格涅夫，小說寫得潑辣深沉，其中的佳篇是《半斤小麥》。他還推薦我讀艾特瑪托夫的作品，他說，艾特瑪托夫的作品寫得好，尤其是中篇小說，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幾乎是模仿他的，這不好，但是從他的作品中吸取一些營養，倒是完全必要的。看到書架上擺有一本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二百題》，他拿下來看了一下，書中講到浩然“秉承‘四人幫’的旨意創作了《金光大道》。”他非常氣憤，說這是政治誣陷。他回去以後，要和山東文藝出版社打官司，向法院起訴。不起訴主編者馮XX、朱XX，免得由此而讓他們出名。要山東文藝出版社拿出真憑實據，他什麼時候秉承了‘四人幫’的旨意。接下來我們看到了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當代文學史》（2），這裏面對浩然作品的評價比較客觀，他感到較為滿意。
我倆回到住處，如東縣苴鎮中學25歲青年教師劉劍波，拿着縣政府辦公室的介紹信，說是要去寫長沙鎮印染廠的報告文學，並提出要寫《浩然傳》。浩然與之交談，他們談，我記錄，錄音。從上午9時談到11時。
劉劍波：浩然老師！我早就想寫您的傳記，因為我受您的作品影響較大。
浩然：在文壇上我不屬於那種吃香的人物。這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我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你寫我的傳記，不會受到文壇上的掌權人物的重視的。很多大學生找我，想通過這點打開文學的大門，是不可能的。你如果寫個短篇得了獎，會有人重視你。或者寫那些走紅的作家，會得到人的重視。現在，我也是不跟他們爭，我走我的路，他們走他們的路，我總是在角落裏，發東西也是在角落裏。真正搞藝術的人，總是生活得平平淡淡，包括我們的老祖宗屈原。
他們主編中國文學史大綱，我發現顧問是馮牧，我就要求把我從文學史上抽下來，我在文壇上歷來與世無爭。作家靠作品，我要靠兩條證明我在文壇上的位置、價值，一是用自己的作品，二是靠歷史。我是與中國五億農民同時走上革命道路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我。黨如果不犯錯誤，我比現在更好。我現在反省自己，就像日本人戰後全民族反省一樣。民族是水，我是船。水漲船高。全民族都在反省自己走過的路，我也同時不斷在反省自己。五億農民走過的路，我都走了。中國革命可以給我的，都給我了。我也確確實實把自己一生獻給了黨的文藝事業，“文化大革命”中，一分錢稿費沒有，我同樣拚命寫。大家不能寫，沒有條件寫，我為什麼不拚命寫。當然，我是受到歷史局限的。毛澤東、周恩來，都受到歷史局限，我能不受到局限嗎？我的作品，正和誤的東西，粗和淺的東西，高和低的東西並存，但不能存在真和假的東西，我覺得自己的作品全是真的。真，指兩方面：一是當時的生活，就是那樣；二是當時的作家水平，就是那個樣子。即使錯了，淺了，現在也同樣存在價值。我確實是有信心的。有許多同志為我抱不平，要寫我的評傳。這種不公，確實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當前，文學界個別掌權的人，確實不可能公正的，因為他們不是搞文學事業的，是爭權奪利的。宗派思想在他們腦子裏作怪。現在對我這樣公平嗎？一個農民呀！只讀了三年小學呀！走過了多麼艱難的道路呀！
“文化大革命”中，我堅持寫生活，如果我不挺身而出，不與《虹南作戰史》他們對着干，三個中央政治局委員親自抓的呀！我寫《金光大道》，我是寫生活呀！如果說錯了，我只是認為右的東西應該批判。你說那個時候，沒有張金髮那樣的人物嗎？沒有高大泉那樣的人物嗎？張金髮現在陰魂不散。沒有高大泉那樣的人物，中國的農村能發展到現在這樣子嗎？
我就沒有寫過一篇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沒有寫過一篇讚美造反派的。我寫的是《一擔水》《鐵面無私》。我沒有給幾乎每星期打電話給我的《朝霞》寫稿。
我需要的是公正。只有公正，才能使經驗成為真正的經驗，教訓成為真正的教訓。建國以後，共產黨培養的作家當中，寫長篇第一個成功的就是我呀！中國一個農業大國，不能不寫農村呀！不應該愛護我嗎？我可以寫高二愣的戀愛。說我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我有沒有造成好的影響呢？
我是一個蒙受了冤枉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確說了錯話，做了錯事，但我能離開當時那個條件嗎？全國作家三十五年沒有一個犯錯誤的，唯獨我犯了錯誤。袁水拍當了文化部副部長，也沒有犯錯誤。我受了冤屈，我還是拚命地熟悉新生活，拚命地寫作。1982年，我50歲，連發了六個中篇：《老人和樹》，在《當代》發表；《彎彎月亮河》，在《十月》發表上卷，《北京日報》農村版連載下卷；《高高的黃花嶺》《傻丫頭》，在《芙蓉》發表；《姑娘大了要出嫁》《能人楚世傑》，在《XX》發表。1978年10月份我才解脫。1978年底我就深入生活，寫作。1979年我就發表了《山水情》，改為電影《花開花落》。從1979年開始，到1984年上半年，我寫了120萬字。與此同時，還有《浩然選集》(三卷)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包括1個長篇，8個中篇，10個短篇，22個兒童故事，10個兒童中篇，3部散文。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花朵集》。還有兩個長篇：《晚霞在燃燒》，《小說界》即將刊登。《鄉村風俗》三部曲：《寡婦門前》《男大當婚》《姑娘大了要出嫁》。《鐘山》載了《男大當婚》，11萬字。我還想好好修改一遍，豐富一下，擴充成一個長篇。《男大當婚》，是我追趕的腳步。1982年在山東，1983年在瀋陽，我是比較苦悶的，我不甘心。我要追着時代的腳步走，我不甘心落後於時代。我寫了《火車上》，鞭撻時弊。我跟不上，我就開始寫自傳，寫回憶錄。1983年7-8月，我到膠東，跑了7縣1市。1984年我到濟東，走訪了84個專業戶。今年，我又到了蘇中，找到了張松林，我對他說：你不是勝利者，也不是失敗者，將來你在百畝荒灘上，可能成為富翁，也可能成為失敗者。但你留下了一種精神，留下了經驗、教訓，這對人類就是寶貴財富。
我在膠東寫《男大當婚》，是反映新時期開端，表現改革的必然。我這次到蘇中，走了6縣1市，找到了我創作的主旋律。對於張松林，我將以他為魂，從他這兒開始，寫一組小長篇。張松林等6個人，每個人集資1000元，辦起了北坎墾區自聯墾牧場。我從膠東，到濟東，到如東，從《男大當婚》開始，寫一組小長篇，紀念粉碎“四人幫”十年，共200萬字的作品。明年，我就回到家鄉去，老家的房子維修了，院牆也建起來了，院子裏打上水泥地面了，跟我的父老兄妹們生活在一起，寫我的自傳體長篇。不考慮出版，我想怎麼寫，我就怎麼寫。我把自己赤裸裸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我們老兩口下去，帶上一個業餘作者下去，會燒飯的，會買菜的，還要會騎自行車的，因為我家離買菜的地方八里，要選一個老老實實的業餘作者，為我做點服務性的工作。1986年，在我54歲時，《浩然文集》出了，一組小長篇也出了，我有反映合作化的，有反映改革時期的。我要寫人，寫人生，寫心靈的轍印，寫命運的軌跡。政治運動和改革開放僅僅是一個背景。
對我三點不公平：一是從來沒有把我作為一個農民作家來看，中國一大群寫農村的作家，各不一樣。有的是生在城市，為了事業的需要，寫農村。有的是生在農村，走向城市，又回到農村。我是一直站在農民中間，寫農民。評論家們沒有抓住這一點。二是不了解我。別看他們罵我，老實說我的作品他們也沒看。我的人生的最後一個句號，我得用自己的行動去畫。那些搞評論的，也是鸚鵡學舌，也是做小買賣的，根據市場行情，什麼能賺錢，就寫什麼，這是什麼玩意兒？
我從來就不傲視任何人，從來就不自卑，不覺得比別人低一頭。從來就不說假話，不寫假作品。我還是認為“文如其人”，還是堅持“寫革命文，先做革命人。”有的人，可能是寫出一點冠冕堂皇的文章，但內心是骯髒的。我當聽到“文如其人”的討論時，我就覺得搶劫銀行的人搶劫銀行是應該的，一樣可笑。我是有信心的，走完我自己的道路，但我覺得是很艱難的。
我的座右銘是：甘於寂寞，安於貧困，深入農村，埋頭苦寫。《艷陽天》第一卷只拿了3000多元稿費，第二卷稿費全部交了黨費，第三卷沒拿到稿費。寫作不是為了稿費。我總是寫我自己的東西，我決不被人左右。
劉劍波：您對《春天裏的冬天》怎麼看？
浩然：《春天裏的冬天》，依我看應該是屬於隱射文學。
劉劍波：我碰到人和事，有感情，但表達不出來。
浩然：一個作家要具備三個本領，一要有生活積累，不是一個人的生活經歷豐富，生活就一定豐富。二要有認識生活的能力。老紅軍、老勞模，他不能當作家，就因為不能認識自己的生活。三要有藝術表現力，包括文字能力，語言的積累。縣委書記能認識生活，但不能表現。僅有以上三點還不夠。還要用自己的化學元素，去分解生活。三者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用後面的兩點，分解前面的一點——生活。
劉劍波：我打算按文學史來讀。
浩然：這個有必要。讀書是肯定的，但一定要寫。不然，眼高手低。讀和寫結合起來，不一定拿出作品來，練筆。青年作者一寫就想成名。一寫就想發表。一寫就端個大架子。不要這樣。如果不像畫家、演員那樣苦練基本功，是寫不出好作品的。
劉劍波：我寫散文詩之類的練筆。
浩然：不一定規定，寫片段。風一來怎麼樣呀！碰到一個人感到可親呀？這是為什麼呢？分析一下。用文學的筆記錄下來。這對將來有好處，寫作的時候，可以整段整段放進作品裏。
劉劍波：我做夢都想寫您的傳記？
浩然：你離我太遠，教學時間也很緊。我女兒也是教學的，1977年參加高考，離本科線差三分，只考上大學師專班，畢業后當老師。她白天教學，晚上回家還要改作業。忙得很。你教學又忙，如果再寫傳記，花費的精力太多，也化不來。我建議你還是搞創作，細水長流，自己能搞創作了，寫作家傳記，也能體諒作家的苦衷。
下午，如東縣原副縣長、現任縣政府顧問金德福應約來我們住處，談張松林開發海塗，辦自聯墾牧場的情況，徐春林陪同，1時30分開始，5時30分結束。
晚飯後，和浩然往如東縣城大街上散步。他告訴我：北京市委正在給他，管樺、楊沫、阮章競解決住房。他的住房很緊張，兩個兒子都成了家，擠在一起，他和老伴在一間房子裏，無法寫作，沒有專門的寫作間。經常有外賓到他那裏去，很丟人。北京市委將給他按高級知識分子解決新的住房。原有住房留給兩個兒子住，他在老家燕山下，離北京城一百四十華里的地方，有一棟小房子，前面是老房，他捨不得撤掉，又花了3000元，承包給當地的建築隊，在老房後面蓋了兩間新房。他還要在裏面安裝沖水馬桶。到一定時候，他和老伴住在這裏，寫多卷本自傳體長篇小說。
他說：他從不進銀行，該用的用，該花的花。存款不多不少，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又幹不了大事。他家有三部照相機，三部電視機，三部錄音機，需要花的就花。
談到稿費時，他告訴我，《艷陽天》第一卷出版時，正好是《千萬不要忘記》的戲劇在全國各地上演，兩個編劇住在作家協會收稿費。中央發現了，鄧小平有個批示，降低了稿費標準，每千字才7元錢。這樣，《艷陽天》第一卷共3000多元稿費。《艷陽天》第二卷的稿費全部交了黨費。《艷陽天》第三卷出版，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開始，沒有發行，沒有稿費。發行是後來的事情。
我談到創作長篇小說《洞庭麗人》的情況及創作的苦惱，他給予鼓勵。
晚上，我與陳春泉談海塗開發，浩然看有關資料。陳春泉走時，他出來相送。
八作品中的人物關係設置很重要
1985年3月29日，天氣終於轉晴。早飯後，和浩然上街買回筆記本，錄音帶，上海彩色水筆。上午，採訪張松林的老師陳耀武的時候，浩然對我說：採訪對象講第一遍時，不要打斷人家，自己的腦子裏要考慮，要構思，哪些還需要深挖的，等他第一遍談完了，再提問，作詳細地了解。有了材料，寫作的時候再裁裁剪剪就行了。就像在集鎮上買木材，先看一遍，需要什麼木材，回過頭來再買。
午休后，浩然給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劉國璽寫了一封信，由我上如東縣郵局投郵。
晚飯後，趁天氣晴好，浩然領着我在如東縣城大街上散步，我倆邊走邊談，我有意把話題往他的創作上引，對很多敏感問題，他不迴避，談得極其坦率、真誠，我深受教育，再一次感到浩然人格力量的偉大。他說：《喜鵲登枝》是我的成名作，1956年發表的。我寫好后，先給了《醜小鴨》編輯部的韓映山，韓映山當時已經成名了，我還是個業餘作者，屬無名之輩。我迫切盼望他的回信，左等，右等，過了些日子，沒等到意見，我就打電話問，他說：“已經退給你了。”這下我可急了。我沒有收到呀！我就到他編輯部去找。到處找遍了，硬是找不到。我就說：“韓老師！請你打開抽屜，讓我看看。”他把抽屜一打開，好傢夥，我的稿子原封未動，鎖在他的抽屜里，根本就沒有拆開。這下，他有些難為情了。一定要我把稿子放在他那裏，等他看看再說。我當時年輕，也拉不下臉面，就依了他的。等了幾天，他打電話給我，說是稿子不能用。我問為什麼？他說不真實。我問究竟是哪裏不真實？能不能講具體一點。他說：“韓興老頭不應該看林雨泉的日記本。一個老頭，怎麼會看年輕人的日記本呢？”我說：“怎麼不能看呢？日記本本來就是韓興老頭給女兒買的嘛！在林雨泉桌上發現了，感到奇怪，看看有什麼不可以呢？”不管怎麼說，他反正認為這篇作品是不能用的。我不服氣，接着把作品寄給了《北京文藝》，很快，《北京文藝》的兩個女編輯給我回信了，認為作品很好，會儘快發表出來。這篇作品當時如果發不出，在1957年以後也是能發表出來的。因為那時非常需要表現社會主義新人新事的作品。不管怎麼說，當時很快發表出來了，對我在創作上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從此，我一篇接着一篇的寫，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創作上，不會打撲克，不會下象棋，什麼都不會。打撲克是在1978年，別人哄着我學了一陣，我都很緊張，生怕出錯了牌，影響了大家的情緒。後來，我成了寫新人新事的典型。從1956年寫到1962年，短短的幾年時間裏，我發表了一百多個短篇。這要付出多少心血呀！
我又問：《艷陽天》是在1956年以前就寫出了初稿吧？
浩然說：是呀！寫了30多萬字的稿子。還寫了幾部中篇，例如《烈火真金》，就是寫搶麥子的。我給了幾家刊物，都說寫得好，就是拿不準，後來投給一家刊物，也不說用，也不退給我，這樣拖着，拖到了大躍進年代，大氣候不適宜了，沒有用出來。不過，這些中篇都在我寫《艷陽天》的時候用進去了，更加化開來了。我寫《艷陽天》的時候，多有激情呀，一天幾千字，萬把字，人也不覺得累。我走到哪裏，寫到哪裏，到老百姓家裏，蹲在炕上，就着煤油燈寫。《艷陽天》120萬字，時間跨度只有一個月，從麥收開始到麥收上場，其中第一卷的時間跨度只有三天三夜，這在長篇小說創作史上還沒有過的。不過，現在再那樣寫也恐怕不行了，進展太慢了。我那時是覺得抓住一個好東西，不展開，不寫透，太可惜了。蕭長春、焦淑紅、小石頭都是有原型的。蕭長春的模特兒叫蕭永順，今年61歲了。婚姻也是那麼一回事。只有小石頭是移過來的。在另外一個農業社，有個人不願意加入合作社，為了阻擋辦合作社的帶頭人把社辦起來，就非常惡毒地把他的孩子投到水井裏淹死了。大腳焦二菊和韓百安開始設置的不是夫妻關係，就是在《收穫》發表時也還不是夫妻關係，是姐弟關係。後來，出書時改過來的。好傢夥！這一改齣戲了。越改越有味。所以，作品中的人物關係設置很重要。
我問：到眼前為止，你還有沒發表出來的作品嗎？
他說：有哇！那都是1956年以前寫的。
我問：1956年以前寫的，當你成名之後，沒有拿出來發表嗎？
他說：1956年以後發表的許多篇，都是在那之前寫的，不過做了許多改動。思想水平提高了，對原有的生活素材有了新的認識，在修改的過程中，選取了新的角度。表現手法也不一樣了。就包括《金光大道》在內，當時都有了個初稿。《金光大道》的后兩卷我已經寫好了，現在放在那裏的，等待機會出版。
我問：那為什麼還有作品沒發表出來呢！
他說：兩個原因：一是我後來寫順手了，覺得要寫的新東西很多，總是想等到把新東西寫得差不多了，再去改那些舊作。可是，新的東西太多了，一寫就沒有個完。改編舊東西，還不如寫篇新東西。所以一直顧不上回頭改舊作。我從那時候起，如果不遇上“反右”，不遇上“文化大革命”，就那麼寫下來，還不斷讀點古今中外名著，吸收一些好的東西，我恐怕比現在寫的還要多，還要好。“文化大革命”開始，我才34歲，多年輕呀！正是風華正茂之時。我遭受到的損失是沒有人給我平反，沒有人給我落實政策的。我學的東西還是少了些。我畢竟是一個只讀過三年小學的人呀！受的藝術熏陶是民間的那些東西。評劇我非常喜歡。我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對於外國的東西就接受得少一些。我現在在認真的補課。唉！年歲不饒人呀！腦子不如年輕時那樣好使了。記憶力也大大減退了。
我問：你在《艷陽天》發表之前，給周立波寫過信。你第一次見到周立波是什麼時候呢？
他說：我第一次見到周立波是在《紅旗》雜誌當編輯的時候。周立波寫完了《山鄉巨變》，大約是1962年吧！他回到北京，原有的房子被別人佔了。中國作家協會給他在王府井弄了一套新房子。我上門去約他為《紅旗》雜誌寫稿。一見面，周立波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個非常厚道的人，不像某些人那樣老奸巨猾。
他又告訴我：我到《紅旗》雜誌去工作，是因為當時陳伯達提出要把《紅旗》雜誌辦活點，要發點小說之類的作品。要調個作家去當編輯，便於和作家們交朋友。便於組稿。因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又年輕，又有作品，就要調我去。北京市作家協會就不同意，要調我當專業作家。胡喬木同志在《紅旗》雜誌負責，親自找我談話，找北京市作家協會的負責同志做工作，這樣很快就把我調去了。我在《紅旗》雜誌工作期間，接觸了許多作家。到省裏面去約稿，都是省里的主要負責同志接待，作為政治任務對待。那時的《紅旗》雜誌在人們心目中威望很高，不像現在。我無論到哪個省，省委的負責同志就把省內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與我見面，規定為《紅旗》寫稿，並限定在什麼時候交稿。一到時間，稿子就準時來了。那期間《紅旗》發了不少的好作品，像周立波的《XXX》《XXX》兩篇，楊朔的《雪浪花》等等。
我問：你跟楊朔又是在什麼時候認識的呢？
他說：那年在海南島，我們住在同一個賓館裏，我和楊朔、李准住在一棟，還有幾位作家住在另一棟。楊朔是個好人啦！散文寫得美極了。真是個怪事，他一輩子沒結婚。當時，李准敢於跟他開玩笑，說是要給他檢查檢查。我可不敢跟他開玩笑，他比我大呀！怎麼好意思開玩笑呢？我也不問他為什麼不結婚？李准那樣跟他開玩笑，我聽了都臉紅。可更加奇怪的事是，前兩年突然冒出一個他的女兒來，在報上發表文章，紀念她的爸爸楊朔。這可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他問我的人生經歷，我講，他聽得很認真，不時爆發出爽朗的笑聲。
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裏面
1985年3月30日，我們來如東后的第二個晴天。早晨，我陪浩然在招待所院內的水泥場坪里散步，初春的陽光照耀，渾身暖融融的。在通向廚房的水泥甬道上，我們遇見《新華日報》的一位年輕記者，曾在南公園飯店採訪過浩然。浩然和記者打過招呼，進食堂用早餐。飯後，他朝水泥甬道東側的樓房裏仔細觀望，一會兒踮起腳，望樓上，一會兒透過松柏樹縫隙，望底層樓里。突然，只見他招了一下手，又是那個《新華日報》的年輕記者跑過來了，穿着一件銀灰色長風衣，樣子很清秀。據我觀察，他對記者圍着他採訪，拍照，並不像某些人那樣歡迎，熱衷。他覺得那是一種極大的浪費時間和精力。此刻，他主動招呼這位記者幹什麼呢？首先他問：你這次來如東幹什麼呢？當他得知，記者是來如東團縣委採訪有關的人和事時，他連忙說：請你代我向團縣委致意，並轉達我對他們的問候。同時，我向他們推薦一個優秀青年張松林，他今年不滿三十歲，農大畢業，共產黨員，放着現存的鐵飯碗不端，優越的家庭條件不享受，組織了六個年輕人，到黃海邊上，開發海塗，辦起了自聯墾牧場。遇到三次大的災害，房屋被颱風颳倒三次，跟他聯合辦墾牧場的青年都走了，有的去販鮮貨，有的去下小海，有的去當泥木工，而他沒有打退堂鼓，一直是打升堂鼓，失敗了，又再來干。父母親勸他回去莫幹了，何必瘦肉不吃，要吃豬皮，因辦場欠下的國家貸款，他們給他湊齊，把他贖回來。張松林不幹。父母生氣了，非要他回來不可。倔強的小夥子就表示，你們硬要逼我回來，我就跳海算了。兒子的堅強決心，反而感動了年過半百，歷經滄桑的父母，轉而支持他的工作。現在，他的工作又幹得紅紅火火的了。縣、市，甚至是省里有關部門的領導對他都很重視。但是，擺在他面前的困難還是不會少。他既不是一個勝利者，也不是一個失敗者，他和我們八十年代許許多多的青年人一樣，是個尋找者。在有些人眼裏，認為他不是個萬元戶，不值得重視。我認為，他既創造了財富，更重要的是發揚了我們中華民族敢於吃苦，勇於奉獻的精神。他的財富都是憑汗水，憑心血創造的。不是像某些人那樣鑽國家空子，搞商品買賣發財。多少海塗有待我們去開發。我們需要千千萬萬個張松林！
聽了他的話，記者笑了笑，說：好，我替你轉達。記者走了，浩然苦笑了一下，搖搖頭說：我既是希望團縣委重視張松林，又何嘗不是鼓動你記者同志去採訪，去宣傳張松林呢？你是辦《新華青年報》的呀！張松林對青年人，多有指導意義呀！不知是小夥子不靈活，還是思想認識水平不高。你有的是時間嘛！為什麼不可以今天跟着我們一道下去跑一趟呢？！
他一有機會，就為張松林呼籲，宣傳。
他又激動地對我說：我現在完全被張松林的事迹迷住了。我想在這裏多住些時候，把張松林的文章寫完再走，至少得搭個架子。關於我去南通講課的事，給金振林掛個電話，把我放在最後一個講。如今的事情真奇怪，無論走到哪裏，都有人硬拖着你去講課，不管怎麼說也推不掉。我這個人又面子軟，就怕抵面，人家講得幾句好話，我精神的防線就全崩潰了。怎麼辦呢？盛情難卻。人家一片誠意，滿懷希望，你不能使人家失望，掃人家的臉面呀！尤其是那些教師、學生。我就怕學生圍着要你題字。我沒那麼快。我要坐下來仔細想想才行。大庭廣眾給人題字，那是詩人的事，小說家應付不了那種場面。小說家只能塑造人物，描繪形象。一旦到了那種場合，不題字也得題，你又不能逃跑，有什麼辦法呢？！本來嘛！作家就是埋頭寫作，作家就是憑作品說話，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裏面。作家只擅長寫，不會講。拋頭露面，發表演說，那是政治家乾的事。那是靠邏輯思維，不是形象思維。與作家是兩碼事兒。作家是靠形象思維。人家硬要逼着去講，只好去講羅。有時候也難免講塌場。俗話說：文人不見面，見面松一半。作家只會寫，不會講。可有些人卻以為會寫就必然會講。
這時，吉普車來了，如東縣原副縣長、現任政府顧問金德福，縣政府辦副主任徐春林，陪同浩然和我，乘車前往張松林的自聯墾牧場參觀採訪。陽光照耀，道路兩旁一望無垠的田地里，麥青，草綠，油菜蔥鬱。我們到達的時候，張松林已經進掘港鎮辦事去了，只有他的妻子正在飼養雪白的長毛兔。這個女子長得清秀漂亮，瓜子臉蛋，齊耳短髮，苗條身材，說話溫柔，舉止文靜，穿着白大褂，內里露出天藍色的羽絨衣，配搭十分得體。她要丟下手裏的活，替我們沏茶。浩然連忙阻止，要她領着參觀鴨房，兔房。浩然邊看邊連聲說好。參觀完了，浩然站在門外，望着一望無際，人煙稀少的海塗，感慨地說：荒涼，寂寞，沒有雄心大志的人是不會到這裏來創業的。
他走到屋后的匡河邊，看見正從水上飛起一隻尖嘴，黑羽，兩腿細長血紅的鳥兒，問我：這是什麼鳥？我搖搖頭。徐春林介紹，那是潮頭鳥，它們總是在海潮到來之前，嘰嘰鳴叫着，給下海的漁人們報信。對這種鳥，漁人們是不許捕捉的。
河邊的土地上種着綠油油的蔬菜，其中一種圓形葉片，鋪地生長，油綠水光的蔬菜格外引人注目。我好奇地向徐春林打聽其名稱。徐主任介紹：本地人稱其為黑菜，生命力極其旺盛。我走到河邊，伸手采了一片葉，用舌頭舔了舔，鹹鹹的。浩然問：給它們澆什麼水呀？
一個手揮鎯頭，正在敲擊水泥板的小夥子搭話：它們和我們一樣喝的天水。小夥子身邊放一部收音機，正在播放着流行歌曲《等待》。他生怕我們不明白他話里的含義，儘可能用帶着濃重的如東口音的夾生普通話給我們解釋：這裏的水不能喝，我們用水缸接天上落下來的雨水澆菜、飲用。
浩然悄聲對我說：他們過的這種生活真苦！文化娛樂也享受不到。我真想買部電視機送給他們，可這裏又沒有電。他顯得焦躁不安，十分惋惜。
我心裏想：就憑你那幾個稿費，經得起幾送。我沒有說出口。因為我由此更加看到了浩然那顆純潔無瑕的心，我不願刺傷他。實際我知道，他並不寬裕。最近出版的《浩然文集》沒有稿費。文集共500萬字，如果有稿費是一筆不大不小的財富。可第一集出版，只給了300元印數費。他還寄給春風文藝出版社30元，自己購書送人。文集中編入的《艷陽天》第三卷才有稿費。輪到該集出版，還不知等到哪年哪月呀！人家寫部中篇，這裏選登，那裏轉載，弄來弄去二三十次之多，稿費抵得上他寫一輩子所得到的報酬。《金光大道》近百萬字沒有分文報酬，《西沙兒女》不僅沒有分文報酬，還慪了一肚子氣。如今，他還想的是給張松林買電視機，改善文化生活。他就像《艷陽天》中的蕭長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山水情》中的羅小山那樣，心裏總是裝着別人，唯獨沒有裝他自己。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如今像他這樣表裏一致的作家有多少呢？
11時30分，駛車往如東縣耐鹽植物園。途中，我問身旁的徐春林，他和人合作寫成出版的長篇小說叫什麼名字，徐春林說：《映天紅》，30多萬字，是1977年出版的，三人合作，每人分得300多元稿費。浩然馬上說：這本書我有？徐春林驚訝地問：你怎麼會有的呢？
浩然說：嗨！那時候，無論哪家出版社出版了新書，都會送給我的。目前，贈送給我的大型期刊有80多種，報紙有60多種，我哪有那麼多時間看啦！只挑好的看。其餘的讓它全堆在屋裏，簡直成了災。北京的業餘作家到了我家只要他們願意要，我就讓他們隨便挑，刊物報紙到了他們手上，比積壓在我手上產生的作用要大得多。你那本書我是看過的，淡黃色的底子，襯着映天紅幾個字。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徐春林激動地說：這本書出版快十年了，您還記得這麼清清楚楚，我感到很榮幸。請您給我多指教。
我們在如東縣耐鹽植物園吃中飯。浩然反覆叮囑這裏的負責人小黃，不要搞特殊招待。只要吃飽肚子就行了。金德福問：你喜愛吃什麼東西，你就講。我們生怕你在這裏生活不習慣。以前，上面有不少的會議到我們這裏開，也有不少的人到我們這裏來參觀。來了，我們就用海鮮品招待呀！譬如蝦子，只用醬油、醋沾一沾，生吃。他們吃起來有味，猛吃。結果，拉肚子。反而批評是我們的東西不衛生。頭一次吃海鮮品，要盡量少吃點，同時喝一點白酒，可以防止拉稀。你從北京到我們這黃海邊上來一回不容易，您想吃什麼，您就講吧！
浩然：我有飯吃飽就行了。徐春林：你不會沒有喜愛呀！浩然說：我呀！就喜歡吃蕃芋，吃小米稀飯。蕃芋在你們這裏叫紅薯，還是叫白薯？小黃連連說：白薯！白薯！
午飯後休息，浩然連衣和人躺了一個小時就起床了。下午2時30分，聽北坎鄉九大隊黨支部書記老吳介紹張松林的情況。浩然對吳支書強調：在張松林遇到困難的時候，是吳支書你幫助他，鼓勵他；在張松林揚名的時候，也希望你能及時地給張松林敲警鐘，不要驕傲自滿，不要犯生活作風方面的錯誤。浩然這樣告誡別人，他自己就是這樣光明磊落，一寸不染。我從他嘴裏得知，他的老伴比他大五歲，是舊社會包辦的婚姻。北方有個習慣，男的很小就訂婚，找一個比自己大幾歲的姑娘進門，好當一個正勞動力使用。他二十歲生第一個兒子，他共有三個兒子，大兒子、二兒子，都結了婚，跟他住在一起，大孫子滿5歲了。大兒子身高1.82米。小兒子正在念中國政法大學。1958年生了女兒春水，現為中學教師，個子高，籃球打得好。春水很清高，國家籃球隊幾次挑她去，她就是不願去。她喜歡躲在家裏看看書，偷偷地寫寫東西。寫了也不給他看。一次，浩然趁女兒不在家，翻看了她的一篇作品，還算寫得不錯，語言有個性，雖然也少不了學生腔，但總算是她自己的不是抄來的。她只能寫城市生活，從小在城市裏長大，不熟悉農村生活呀！女兒徵求他的意見，要把作品往外寄。他不贊成，還要她多練筆。如果作品質量不高，寄到了編輯部，會使他在編輯部工作的那些老朋友為難。還讓她壓一壓，憋足勁了，再往外衝出去。春水就因為是他的女兒，找對象為了難。她本來就身材高挑，相貌俊俏，再加之她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一般人家的小夥子一聽她是浩然的女兒就馬上打了退堂鼓，不敢高攀她。實際上，他這做父親的，根本沒有半點門當戶對的想法，更不想高攀。可是，你總不能寫個廣告，讓人家知道呀！春水又清高自傲，即使心中看中了哪個小夥子，又不肯主動向別人表露，像他一樣，自尊心特彆強。不過結果總算很好，找了個稱心如意的女婿，是他在京郊一個老朋友、老同事的兒子，身材、相貌跟春水相稱，人很聰明，厚道，當過兵，后調一家國營工廠宣傳科工作，現在正在大學進修兩年，單位讓他拿大專文憑。小兩口為了工作和寫作，暫時不要小孩。他和老伴都尊重女兒女婿的決定和選擇。這就是他美滿的家庭。而當初在他出了名，成了作家，尤其是《艷陽天》出版后，有不少的大學生、中學生給他寫信求愛，他從沒有動搖過半點。一個人出了名，有了錢，在生活作風上嚴格要求自己，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國的老百姓最看重這個問題。幾十年來他與老伴相濡以沫，日子過得幸福美滿。他說他很知足。
下午4時，我們驅車如東縣貝類產供銷技術開發試驗站採訪。回到耐鹽植物園吃晚飯。白薯，稀飯加鹹菜。浩然吃得很喜歡，很開心。
夜8時，我們才返回招待所。浩然對我講：如東縣的基層幹部都有水平，不是那種昏昏庸庸度日子的人。有這樣好的幹部隊伍，如東縣的經濟振興大有希望。
十中國農民是最善良的階級
1985年3月31日，天氣更加晴朗。早飯後，我和浩然上街找理髮店理髮，邊走邊談。他說：劉紹棠愛講，會講，不講就憋得慌。他做什麼事情都憋着一股勁兒。紹棠打成了右派后，他的三個兒子倒是更加爭氣，更加勤奮，都升了大學。如果是現在這麼好的條件，他的三個兒子很難說都能考上大學。紹棠的妻子是歸國華僑，在中學任教，為人特別厚道，就是我們到他家去了，她都怕與我們說話。紹棠打成右派期間，就靠那之前的三萬元稿費存款維持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紹棠沒挨什麼整，反正他被下放農村，不在單位上，人家都忘記了他，沒人整他，所在大隊的鄉親們還待他特別的好。中國農民是最善良的階級。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紹棠開始是北京代表團的副團長，被陳某某他們選掉了。他原先還打算在大會上發言，我叫他別發言了，一發言，理事都會選不上。他聽了我的。北京的四隻小天鵝：王蒙、從維熙、劉紹棠、鄧友梅。其餘三個都得意了，唯獨紹棠不得意，不痛快。大會上，丁玲也沒選上副主席，是向中央報告后候補上去的。你看這多難為情。丁玲就是不會搞權術。她多麼好的條件，多麼老的資歷，卻偏偏沒有選上去。
上午10時，如東縣兵房中學王建華來訪。他對浩然說：我們全校師生聽說您到如東來了，師生員工都想見見您。我爸爸在這裏工作，他是如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任如東縣進修學校校長。我知道您很忙。到了學校，再到我家，請您看看我設計的火柴盒圖樣。吳強同志到過我們這裏。我們沒有什麼招待，就是海貨。你到我們如東來，我們感到很榮幸。
浩然說：任務很緊。昨天晚上市裡來電話，要我4月1日趕去啟東縣參加縣文聯的成立大會。你看這樣好不好？等我把這個任務完成了，我和遠新到你們那裏去一趟，看看老師，學生就不見面了。我不會說呀！我如果能留到本月5號的話，我爭取去。我現在對於在這裏掌握到的生活素材，像複習課本一樣，再複習一面。我一直沒看到有關介紹張松林的文章。我寫個小稿，先給《南通日報》發一下。我很怕講話。你看，我和遠新在一起都是把門關上的。我對氣候不適應，感冒了。我腦子裏全是張松林，進入了那境界，就出不來了。如果硬要我到啟東去參加縣文聯成立大會，我就轉身到你們那兒去一下。去的時候，我會事先與你聯繫。
王建華從隨身攜帶的包里拿出一疊畫作，一張張給我倆介紹：“我設計火柴畫，酒瓶畫，也集郵。這都是我設計的作品。”他要求浩然給他題詞。浩然對他的藝術追求給予鼓勵、讚揚。他稍作思索，潑墨揮毫，在宣紙上寫下：“采藝術靈氣，燃思想火花，點滴集聚，持之以恆。祝願王建華同志大業成功。浩然一九八五年於如東。”王建華很激動，又要求浩然給他父親題詞，並寫下他父親的名字，遞到浩然手上。浩然沉吟了一下，揮筆寫道：“山高江長黃海深，難比老教師一顆心。敬書群眾之意。王冠千老先生留念。浩然一九八五年於如東。”
我當時本想藉機向浩然討幅墨寶，一則考慮到他太勞累，太辛苦，二則覺得以後有的是機會，就沒有開口。不想這機會錯過就成了永遠的遺憾。此次，他用碳索筆為我題詞，後來，他給我寫過很多信，為我的作品集《中國刑警大掃黑》作序，我邀請他到漢壽縣採訪講學，我全家到三河市登門看望他，我們留下很多合影，我也留下了很多他的講話錄音，就缺少他的一幅墨寶。這成為我一生中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
3月31日晚飯後，浩然對我說：要想得到真實生動的生活素材，只有微服私訪才是最有效的途徑。於是，他領着我和南通電視台的兩位年輕記者，經由烈士陵園悄悄繞進了掘港小學，面對如畫的校園，浩然讚歎：我幾乎走遍了全國的每一個角落，看到這麼優美的農村小學，還是第一次。即使是北京、上海、天津那些大城市裏也找不出。這簡直是一幅優美的畫呀！他又說：每一個熱愛本職工作的教師都是傑出的畫家，為每一個學生描繪出最新最美的前景。
十一綠色是世界的靈魂
1985年4月1日夜晚，天空星光朦朧，地上蛙聲隱約，我和浩然正打算外去散步，突然如東縣掘港小學教師蔡萍、吳彩虹等來訪，要求浩然給她們談談文學。
浩然：文學需要有一種氣氛，什麼地方搞什麼的人多，就會出現一大批。北京因為有詩人，就出現一批學詩的。通縣活躍在文壇上的劉紹棠、叢維熙、李希凡，我一個。僅一個縣，可以找出30個出過書的人。神秘感是一種阻礙。因為大家相互影響，覺得你有那個條件，我也有這個條件，甚至還要好，你能幹的，我也能幹。
蔡萍、吳彩虹老師代表掘港小學請浩然到她們學校給全校師生講話。浩然對她倆說：我頂多只能和老師們見見面。蔡萍：孩子們很歡迎你呢！浩然：孩子們對我不了解啦！要通過多方解釋才知道還有這麼個人。現在是霍元甲、陳真的天下。我要是有一身武功，能教孩子們舞棍弄棒，那可能會受到歡迎。我看先等一等再去講，一是等我身體恢復了，我就去你們學校講講自己的創作體會吧。我到南通的第一天就感冒了，一直不見好，身子始終不舒服，但也不發燒。隨着天氣好轉，我的感冒應該就要好了。二是等更多地熟悉了這裏的生活，我和遠新、金振林，都還想在這兒多留一段時間，多交幾個朋友，多了解這裏的風土人情，那樣和孩子們對話就會有更多共同的語言。蔡萍、吳彩虹追問大部頭《艷陽天》的創作經過。浩然：我寫《艷陽天》之前，沒有一篇作品是在太陽底下寫出來的，全是晚上寫的。你寫小說，人家就講呀，同一個單位別的記者下去了，你不下去，人家也有話說。在《紅旗》雜誌做編輯了，我白天才有點時間寫。一人一個大辦公室，我和關鋒輪流上班半天。那一年我寫了一百個短篇。無論在哪裏，我寫作的地方必須是乾乾淨淨的，不然我幹不了。我一般是晚上起草，中午修改。一到晚上，我和妻子分工，各自照看一個小孩，先給小孩洗手洗腳，哄着入睡后，趕快去寫。孩子喜歡尿床，等到我寫了去端尿，已經尿在床上了。你們當教師的搞文學創作對教育也有促進。許多教育家，也是文學家。學校領導要支持，老師也應該為學校着想。你們縣成立了文聯，會好一些。100萬人的大縣，應該成立文聯。我們現在寫的兒童文學，不是給小孩子看的，是給大人看的。我當爺爺了，準備寫一組幼兒文學給孫子們看。目前搞文學的同志都有一種困惑，書都訂不出去。我的《浩然文集》第二集的訂數還不到一萬冊，書店不訂，你毫無辦法。書店負責訂書的人一看是什麼傳奇、大俠、武打，他才肯訂。我的《浩然文集》是10卷，我的《浩然選集》是4卷，兩種訂數都不是很理想。因為出了書賣不出去，導致有些搞文學的人也改行了。這不是好現象。
我這次寫一篇關於張松林的作品，僅幾千字的篇幅，要花多大的精力呀！僅下去採訪就是四次。南通電視台的兩個記者來拍我下鄉體驗生活的鏡頭，要在如東縣城附近找個地方，拍幾個鏡頭。我不同意，我這次採訪的是張松林，縣城近郊我沒有去，要我弄虛作假，我決不幹。不說現在，過後想起來我都受不了。由於我的堅持，他們才同意到張松林那兒去拍。這才算有點意思。大的方面我是從不讓步，從不妥協的，至於雞毛蒜皮的事我從不計較。什麼武打，傳奇，什麼意識流，這些路子我不能走。趕形勢的作品，我也不想寫了。如果要趕形勢，我也會的呀！把蕭長春、高大泉寫成左的產物，把彎彎繞寫成英雄人物。這樣我也可以得獎。但我不能那樣干呀！我也頂多還能幹七八年。干再長時間不現實了。60多歲了寫長篇，根本受不了啦！巴金、茅盾先生，他們的長篇都是什麼時候弄出來的呀？！年紀輕，身體好，腦子靈，才能寫長篇。你們學校組織學生開發海塗的資料要好好保存，我搞創作，還是側重挖掘五六十年代那段生活，那是多麼寶貴呀！霍元甲呀，陳真呀，佔了學生不少時間。這種現狀不是某一個文藝家、教育家能改變得了的。
蔡萍、吳彩虹剛走，如東縣掘港小學《小綠葉》文學社總輔導員，33歲的青年教師何劍明來訪，他請求浩然為他主編的內部小報《小綠葉》題詞。浩然爽快應允，並立即揮毫題寫：
綠色是春天的使者；綠色是生命的搖籃；綠色是人類的希望；綠色是世界的靈魂……祝福你，組成綠色一切的一片一片的小綠葉！
題贈如東縣掘港小學校小綠葉文學社
浩然
1985年4月1日如東
何劍明表示：掘港小學要對他舉行歡迎儀式。浩然堅決反對：那絕對不行。那會令孩子們反感，給孩子們留下壞印象。只召開小型座談會，面對面地交流，氣氛親切輕鬆，那才會收到好的效果。浩然對何劍明在教學之餘，既堅持自己從事業餘創作，又花大量的精力辦好《小綠葉》，培養小作者的行為給予高度讚揚，鼓勵他堅持數年，必有收穫。他強調：無論任何時候，無論任何人，要想當作家，必須首先具備做個好人的資格。要不然的話，你是個品質很壞的人，怎麼能寫出優秀作品呢？俗話說文如其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浩然說：1981年，就是我女兒春水結婚的那一年，我從大堆來信來稿中，發現有一封鹽城來的信很特別，寫信人姓孫，是一個身體有傷殘的青年。他希望我向他當地的領導呼籲一下，對他的業餘創作給予支持。我給鹽城文化館的同志寫了信，請他們支持這個青年。文化館的館長和一個幹部去了他家，鼓勵他，支持他。他又給我寫了信，我又給他寄了兩本雜誌。正在這個時候，出事兒了，這個村有一個孤老頭死了，懷疑是這個小夥子殺死的，把他抓起來了。文化館的姓陳的同志馬上想到我的信還在他手上，趕緊去把信取來了。姓孫的青年承認了是他殺了那老頭。我很想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後來得知，公安局對他作出的結論是謀財害命。像這樣的人，怎麼能寫出好作品呢？怎麼能配得上作家這個稱號呢？大豐縣還有個業餘作者，是教師，業餘創作二十多年，沒有發表一個字，但平時表現很優秀。我幫助他在《庄稼人》發表了第一篇，才200來字，對他鼓勵很大，接下去他發表了一篇又一篇，而且質量上一篇比一篇好。
浩然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著說：通縣有個小青年，關在家裏寫長篇，他爸爸是我過去的老熟人，想通過我幫幫他。我在寫長篇，步行二十里，到了他家裏，我一看，不行，勸他到鄉下的老家去寫。果然，半年以後見了成效，在《北京日報》農村版發了小說，得了獎。後來，我去濟東採訪回來，特地去看了他。他有心臟病，書獃子，我們去了，他仍然寫個不停，不知道給客人倒水。現在他專門寫小小說，寫了一百多篇，質量特別好，我向《北京文學》推薦了一組共14篇，我給每篇寫了點評文章。可直到現在，這個編輯不務正業，印什麼福爾摩斯去了。那14篇稿子現在還沒有發出來。這個作者的字寫得好極了，一筆一畫，工工整整，美觀大方。他是平谷縣東皋鄉趙家塢村的人。
十二我一直是追着時代的腳步走的
1985年4月2日夜，沒有安排採訪活動，也沒有來訪者，難得的清閑時光。我和浩然坐在招待所下榻的房間裏聊天。
浩然：當初《艷陽天》發行500萬冊，翻譯成多種文字。僅在日本，《艷陽天》就發行了10萬冊。這都成為過去了。作家不能吃老本。如果吃老本，沒有新作不斷問世，就被讀者忘記了。我從五十歲生日那天開始寫自己的自傳體長篇，這一是為了出新作，二是不想跟風，三是對自己的人生有個總結，四是對讀者有個交代。但我總覺得心裏不安，因為我一直是追着時代的腳步走的，塑造了蕭長春、高大全等一大批公而忘私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受讀者喜愛。改革開放以後，我卻沒有寫出幾個新時期的人物。自從去年在河北蠡縣創作會議之後，我就深入現實農村，尋找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我要創作出一批新的作品。我在《追趕者的幾句話》一文中吐露了自己的這一心聲。此文發表在《北京文學》1985年2期。我寫了《男大當婚》之後，接着創作我的《鄉村三部曲》，這一組作品中的第一部是《寡婦門前》，第二部是《終生大事》，相繼發表在1984年遼寧《春風》叢刊，1985年發表第三部《半路夫妻》。我出身農民，我堅持為農民寫，因而受到農民的喜愛和歡迎。堅持一輩子為農民鼓與呼不動搖，這就是我的創作目標。
我聽着他的話，內心受到很大的觸動。我與他一樣，也是農民的兒子，只是他出生在燕山腳下，我出生在西洞庭湖畔，他表現的是北方農民，我表現的是南方農民，就藝術水準而言我距離他很遠，但就創作方向來講，對農民的深厚感情來講，我完全可以向他靠近，做到與他一模一樣。我暗暗定下了這個目標。
十三辦事不認真就不是我
1985年4月3日，陰轉晴。一早，浩然把《題贈小綠葉文學社》一文拿給我看，說：你看內容行不行？我仔細看了看說：你前天晚上不是已經給小綠葉文學社題寫過了嗎？怎麼又費這麼大功夫重寫？他說：對前天寫的我不滿意。越是給小朋友們寫的，越要認真，越要講究質量。辦事不認真就不是我。對小朋友不真誠就不是我。你給我挑挑刺吧！我手握散發著墨汁清香的稿件，認真拜讀。
題贈小綠葉文學社
綠色是春天的使者；綠色是生命的搖籃；綠色是人類的希望；綠色是世界的靈魂……
沒有綠色，就沒有萬紫千紅的春天，就沒有歡騰跳躍的生命，人類也難以繁衍下去，世界將會死亡……
偉大，神聖的綠色，可親可敬的綠色，是由一片又一片的，普普通通的小綠葉們團結組合而成的。
天底下的小綠葉眾多得無法計其數；無其數的小綠葉各自獨具特點，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樣的兩片。這如同我們祖國需要各種各樣，各行各業的人才一樣：需要教育家、科學家、作家、詩人、醫生、司機、理髮師、售貨員，以及為社會主義建設而辛勤勞動的工人、農民、牧民、漁夫等等，等等。
從事各種職業的人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缺少哪一種行業接班的後繼者，都會使美滿的社會結構變得殘破而畸形。那結果是極為可怕的！
我們要愛各種各樣的小綠葉，愛各種各樣的社會職業：只要他對春天，對生命，對人類，對世界有益而無害，就要給予真摯的，深切的愛。
小朋友們，都來作一片美化春天的小綠葉吧！都來做一片可以調節氣候，阻擋風沙，可以喂牛羊，飼鴨兔，可以燃燒發熱，成為灰燼而後肥田的小綠葉吧！都來作一片鼓舞人心，活躍世界的小綠葉吧！
祝福你，構成綠色一切的一片一片的小綠葉！
浩然
1985年4月1日於如東縣
（註：這是浩然同志在給何劍明同志的題詞基礎上改寫的。）
下午1時40分，我午休後起床，浩然開門來到我房子裏，拿着《題贈小綠葉文學社》的稿子，說：你看，險些弄錯了幾個地方。在小朋友們眼裏我是權威，那影響多不好。於是，他指着我抄在筆記本上的他這文章，要我改正過來，我不禁臉紅了。我抄的時候就為什麼沒發現呢？他走進自己房子裏，感慨地說：為了這件事，花了我多少時間啊！是啊！他昨晚熬了一夜寫成，今天連中午都沒休息，還在仔細推敲斟酌。小朋友們知道了，一定會受到感動。
十四人的一生要為時代的前進做點貢獻
1985年4月3日，晴。下午，浩然在掘港小學發表講話：
我的父親是個破產的農民，災害把他逼到開灤煤礦當窖化子。有一個開灤小學，是工頭的子女才能上學。還有一個教育館，收容窮人家的孩子入學。多大的面積呢？三間正房，兩間廂房。三十多年以後，我去看，地震以後還沒有倒，操場是黑土，人也是黑的。我八九歲，沒看到有誰穿過一雙白襪子，因為一穿就是黑的。念了三年書，我母親把我帶到寶坻縣，這是我的外祖母家，與薊縣一河之隔。這時我父親死了，不久我母親也死了。我自己挑起了生活的擔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座的同學們都愛好文學，我不是憑這三年半小學當作家的，我後來發奮自學補上了作家應有的知識。你們靠近烈士陵園，不應只當一個風景，應當學些烈士精神。烈士們為了今天的生活，流盡了鮮血，才換來今天的環境。小朋友們應成為一個誠實的人，熱情的人，有理想的人，有本事的人。什麼是誠實呢？就是誠誠懇懇的為人，扎紮實實的做事。什麼是熱情呢？熱情就是會愛會恨，愛好人好事，恨壞人壞事，愛父母，愛兄弟姐妹，愛老師，愛大自然，愛一草一木，不欺壓人，這就是我認為的熱情。
理想，就是生活的目標，長大了做什麼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為時代的前進做點貢獻，為人類留下一點東西。起碼要當一個有益他人，而無害他人的人。
什麼是本事？就是知識。書本的知識，實踐的知識，就是保證要有實現理想的能力。
希望小朋友們做這樣的人。
前天校長和幾位老師到我那兒去，要我給小綠葉文學社寫幾個字，儘管我不會寫字，我還是題了幾個字，但沒有盡意，在原來的幾句話上做了註解。
老師是用口頭向學生搞教育的，我是躲在角落裏，用文學向小朋友進行教育的。
同學們愛好文學，我作為長輩，很高興。我喜歡這個“小綠葉”文學社的名字。我題的幾句話，是我對人生的理解。作為我對你們的希望。
我們的時代，需要大量的詩人、文學家。建設社會需要兩個輪子，物資財富，精神財富。無論缺少了哪一隻輪子，即使是平板車也會停止前進。物資財富的創造者，是工人、農民。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同學們想當的文學家，包括在座的老師。隨着時代的前進，物質和精神的創造者會合二為一。
我希望同學們當文學家。那麼，應具備什麼條件呢？
第一，希望同學們從小就要關心國家大事，具有一定的政治頭腦。為什麼呢？只有一定的政治理論、政治思想，才有認識生活的武器和能力。社會生活經作家的大腦反映，什麼是美的，什麼是丑的，表現出來。要搞好文學，沒有革命理論是不行的。世界上有反動的作家，有進步的作家，但沒有一個糊塗蟲、傻瓜蛋會成為作家。一個不知什麼是丑，什麼是美的人，怎麼也不會成名成家的。同學們還小，我只能說到這種程度。
第二，從小就要接觸社會生活。楊遠新同志聽到你們開發海塗的實跡，跑到這裏來了解，感動了他。這就是社會生活，你們家與姑家，姨家，與左鄰右舍地接觸，這就是社會生活。用政治理論化解，認識，漸漸積累起來。一個作家的童年生活是他創作一生中取之不盡的寶庫。即使我跑到了你們這裏，我還是動用我童年的生活，補充我的作品。
第三，從小就要注意到文學方面的修養。多看點書，多聽點民間故事，要看看地方的戲，因為它們是我們民族的文化流傳到今天。你們將來要當作家，就要了解中國自己的文化，再看外國的。你們小綠葉文學社的同學看電影，與一般觀眾看不同。不要看《霍元甲》，那是不真實的東西。那是湘江哄外國人的。不要只看熱鬧，要思索。這樣才能具備文學修養。
第四，從小要豐富自己的語言，文學實際上是語言學。通過自己的語言，向人們表達自己的人生觀，表達自己要對人們說的話。語言來自兩方面，一種是從書本上，這是流。一種是源，就是從父母，從外婆，從祖母的語言中學。外婆是工人，就有工人的語言。外婆是農民，就有農民的語言。不僅要學，而且要用。用在作文裏面。文學是語言的創造。從書本上來，從群眾中來，還要根據自己作品的需要，變成自己的語言。語言豐富，才能成為有前途的作家。有些作家是從書本到書本。這是沒有前途的。也是不會受到人民大眾歡迎的。
第五，同學們愛好文學，愛好與理想的實現，是有一定距離的。同學們長大了，理想也可能會改變。不管做什麼職業，有語文知識，有寫作水平，都是有益的。任何人都離不開文字，譬如說：你想當一個教育家，光講還不行，還要用文字表達。沒有文字表達，只能是一個“匠”人。還要學外文。同學們或發現自己沒有當作家的基礎了。就不愛文學了。想當作家，就偏科，歷史、地理、數理化都不學了。這是不行的。一個作家，必須具備各方面的知識。不然，會變成畸形發展的。希望小綠葉永遠的綠下去。有這麼好的環境，有這麼好的老師哺育你們，你們中間一定會出現作家，詩人。只要我不死，我在北京迎接你們。希望在那裏相逢。在我家給你們做拿手的飯，給你們包餃子。
在這種場面，我說一個想法，前面是對同學們講的。這裏，我對老師們講一句話，我們是同行，都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搞教育責任重大。總說新舊交替，說實在話，現在才是真正的新舊交替。老師很難當，作家也很難當。我的寫作，不是為了當作家才寫作的。我是十七歲搞寫作，十四歲搞革命才開始看《冀東日報》，那時根本不看文章前面或後面的三個字，不知道文章是人寫的，以為天生就有的。搞青年工作了，要給報社寫文章，才知道的。我是為了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黨的思想，才當作家的。我是用筆做教育工作的。不管人們怎麼講，我是這樣看。把政治代替藝術也好，把藝術代替了政治也好，對立起來也好。不能因為過去有過失，就否定文學的教育作用。我和搞教育工作的同志，都是希望人們接受這個觀點。即使是山高，花美，河長，也是為了讓人們接受你的觀點。有一個日本很反動的女作家，跟我辯論起來了，她認為文學不是為了宣傳，我說不可能，只要拿起筆來寫，就有自己宣傳的觀點。她馬上指着牆上的長城畫，說這裏，宣傳什麼？我說是為了宣傳熱愛祖國山河的思想。我希望大家認真對待教學這一神聖工作。我寫作是認真的。哪怕是到掘港小學來，我也認真準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寫了四百萬字，沒有分文稿費，我也寫。一提寫作的人，就是名利，我不承認。我開始拿到了四毛錢稿費，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要說名利思想，我是到了文藝界才有的。
搞教育的同志，與搞文學的，都是為了宣傳，過去，在江浙一帶，葉聖陶先生，魯迅先生，都是搞教育的。許傑同志的小說也是寫得很好的。他們都是搞教育出生的。文學與教育是不能分開的。我的女兒是做教育工作的，這是我幫她選擇的。我的女兒個高，一米七幾，我的兒子都是一米八幾，四條大漢。女同志不外乎三項工作：文藝，教育，醫務。搞文藝，她的爸爸誤入了歧途，搞跳跳蹦蹦，只能幾年。你們搞教育，為孩子們寫點作品，你們熟悉孩子們的生活，寫起來生動。給孩子們寫，寫孩子們，也會促進教師們對孩子的了解。我希望老師們根據自己的可能給孩子們寫點作品。我的女兒教初中，插隊以後高考差三分，我讓她考了師範戴帽的，兩年的中專。畢業了教初中，多少作業呀！要說擠出一點時間，作為業餘愛好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天擠出一小時，一個星期就是一天的工作日。
我給同學們談了那一些，可能是有很多不對的東西。但都是我對社會，對人生的認識。我不了解孩子們的接受能力。我希望把我所講的，去粗取精，作為有用的東西。我今天特地刮刮臉，精神一些。讓孩子們留下一個好印象。我應該來，我如果不來做點工作的話，就不算一個真正的作家。是一個名利追逐者。我希望對他們起點鼓勵作用。我不來，我會不安的。前兩天啟東縣成立文聯，要我去，我當時正是結穗的時候，我怕打斷，我沒有去。那麼多作者們希望見到我，我卻沒有去，心裏很難受的。我希望老師們把我說的話，輸送到同學們腦子裏去，起到好的作用。
十五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作家
1985年4月6日，陰。上午，浩然在如東縣文學藝術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講話：
我到這個地方來以後，覺得很好。我總是把蘇中的人民與上海外灘的人聯繫在一起。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很有燕趙山民們的特點，厚道，熱情，不僅保留了中華民族古老的東西，這裏是老革命根據地，沒有陌生的感受。也有弱點，特別固執，自以為是。只要認定這個作家，就覺得他什麼都會幹。我本來書法一般，不敢亮醜，可這裏的同志硬是把我當成書法家來要求，拿起墨筆讓我寫，很難，還要求我會講。如果如東縣計劃生育不好，就只差讓我生個孩子了。
我是一個很普通的作家，但又是作家隊伍中很特殊的一批人中的一個，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人口最多，我拿起筆來的時候，已經有五億多農民了，政治中心又是在北方，這促使我萌動起搞文學創作的追求。我的家鄉是冀東根據地。我的家鄉實際上是河北寶坻縣，就是小靳庄，邢燕子、侯雋那個縣。離北京比較近，接收到的新東西很多。算是得天獨厚。
這時出現一批作家有一個特點，當他們拿起筆來時，確實不是為了當作家。不是為了名和利。我14歲才看到報紙，17歲開始寫作。《河北青年日報》創刊，我才知道文章是人寫的。我一天寫詩十首，二十首，寄給編輯部，等一陣，一卷退回來。反正也發表不了。我第一次收到稿費4毛錢。拿到錢不知道是幹什麼。我找到了那篇稿子，像范進中舉一樣，高喊我文章上報了。
看到了寫作的功能，我才永遠不能放棄寫作。我住在老大娘家，我從院子裏看到她哭，娘家只有她一個人，父親病了是她贍養，安葬，欠了賬，父親死了，村上不讓她繼承財產。我就寫了一封讀者來信給黨報。幾個月以後，《河北日報》轉給了通縣地委，很快就解決了。我又去了，老大嫂馬上給烙餅攤雞蛋。
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分三類：一是聽了《講話》，從城市走向農村的。二是從農村長，進了城，為了革命需要，又回到農村的。三是農村生，農村長，寫農村的。我是站在農民中間，寫農民自己。
作家是人精。我在這些人精裏面闖了三十年。文學創作是一項艱苦的勞動，又是一項崇高的事業。
1958年，為了不讓我下鄉，就是為了不讓我在鄉下寫作。這倒逼着我想出了新的辦法。當時我在市委政治組的寫作組，掌握的先進人物比較多，我一番比較之後，就寫王國福。市委就叫我寫一本書，我就去寫王國福。剛寫了個頭，《人民日報》發表了不準寫真人真事，市委趕快給我打電話，我就把以前寫過的《金光大道》初稿，把王國福這個人作為演員拉進來，寫成了現在的《金光大道》。沒過幾天，就是西沙戰爭。
我正在創作的自傳體長篇，共分五卷。第一卷童年，第二卷少年，第三卷從建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第四卷“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是受了傷的戰士，第五卷粉碎四人幫以後，全社會都在回顧，反思，我是如何跟上來的。這些年我體會到：錢能造富，也能致禍。政治變了臉，作家倒了霉。
1985年3月20日夜至4月6日夜
於如東縣第二招待所5棟302室
2014年5月10日夜至10月9日夜改於北京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