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山水協奏曲——一個平凡女人的故事
開篇之一
在作家眼裏，我是警察；在警察眼裏，我是作家；在平民百姓眼裏，我是寫警察的作家；在妻兒眼裏，我是穿警服，佩警銜，時刻想做個好丈夫和好爸爸的警察。這都是現在的事情。那麼過去呢？過去我並不是一個警察。
開篇之二
望嶽麓山，看湘江水，山是那樣的翠綠，水是那樣的幽藍。水，映出山的倒影。山，送來水的源泉。山，綠得耀目。水，藍得晃眼。山因水更綠，水因山更藍。山離不開水，水離不開山。山和水編成這豐富多彩的樂園，水和山織成這五光十色的世界。夫妻不正如這山和水嗎？彼此依託，互為映襯，便顯示出無限的生機。
於是我敞開心扉，亮出肝膽，用真情用赤誠，寫下這《山水協奏曲》，獻給那些已經做夫妻和準備做夫妻的年輕朋友們。但願不被視為陳年古董。
第一章小河邊，兩心相知一線牽
1979年10月22日，我和她結婚了。當時我的心情是極為複雜的。因為我曾立下誓言：不出書，不成名，不結婚。而這年，恰恰是我在事業上受挫最重，成績最微的一年。我和創作組組長曹一心（曹逸興）老師躲在桃花源共同創作的長篇小說《春柳湖》，在眼看要出書，要成功，鮮花和陽光同時含情微笑的時候，突然遭到貶斥，打入冷宮，成為幾十公斤廢紙，只能深深地鎖進自己的書櫃。這種失敗的痛苦，熬細了血氣方剛的軀體，熬陷了烏亮有神的眼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懂。我重整其鼓，再戰沙場，中篇、短篇，一篇接一篇的外拋，然而，那些編輯部，那些編輯們卻無情得很，一篇又一篇地給我拋回來。我提筆不敢落下，懷疑自己是否還能創作。
“我們結婚吧！”她在小河邊對我說，一字一句，小河般蕩漾。碧水般溫柔，我吻她，像小河上的浪花捲在一起。立刻，我推開她，“不，不出書，不成名，不結婚。男子漢，大丈夫，豈能言而無信。”我迷茫地望着小河，望着河那邊的大山。她抓住我的雙手，捏得好有力。平時，這雙手在我印象中是那樣柔弱，纖細。她說：“你要相信兩雙手的力量。”
婚後，她對我的氣質、經歷和思想感情，以及家庭出身和成長環境更熟悉，更了解。我出身農民家庭，世代文盲，解放后才出了我這個筆杆子。所以，我對共產黨，對毛主席一往情深，忠貞不渝。當時，整個國家撥亂反正，總結建國三十年來的歷史錯誤和慘痛教訓。文學，是歷史的鏡子，是時代的溫度計，“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覆蓋了文壇。我擔心給黨的臉上抹黑，我害怕降低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我不忍心那樣寫。所以，我的作品難以發表。她根據這些情況，建議我先將小說創作放一放，全身心地撲進火熱的現實生活，熟悉新的人物，掌握新的素材，以寫作報告文學和散文為主。那時，她二十二歲，一個溫柔的少婦，一個果敢的決定，為我後來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帥大姐回故鄉》《零點零一》《帥孟奇的入黨介紹人》《更比當年雄赳赳》《揭開水魚生長的秘密》《戴篤伯嫁女兒》《是為了報答嗎？》《朝鮮歸來情似火》等一批報告文學和散文，相繼在《桃花源》《湘江文學》《兒童時代》《中國財貿報》《湖南日報》等省內外報刊上發表。這就像一支支強心劑，給我的創作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勇氣。我不再懷疑，我不再動搖，我相信自己是從事文學創作的料。
一盞寒燈，兩個身影。
我的每一篇作品，每一個文字，都滲透了她的心血，都包含着她的汗水。從創作衝動的萌發，到構思，到成篇，直到抄正、投郵。全過程中，我吃的苦，她吃了，我沒有吃的苦，她也吃了。我每當有了創作一篇作品的打算，就講給她聽，徵求她的意見．她如果點頭，如果微笑，我便信心十足。於是，我倆一起咀嚼生活素材，一起構思，一起佈局。滿意了，或是再想不出更高的絕招了，就由我動筆寫初稿。當全文畫下最後一個句號或省略號或感嘆號時，不論她是在辦公室，還是在廚房，還是在別的什麼地方，我會迫不及待地將她拉進書房，逐字逐句地念給她聽。抑揚頓挫，出神入化，徹底忘我。此時，她為了上下左右鄰居的寧靜，為了保護我的嗓門，會不失時機地笑着提醒：“輕點！輕點！”我念完，她那稜角分明的嘴唇輕輕啟開時，我立刻覺得是一座智慧的閘門朝我洞開，是一道恩愛的河流向我湧來。坦率、中肯、切中弊端，絕沒有一絲敷衍。她常說．她視我的作品如她自己的生命一樣重要。我吸收、消化她的意見，認真仔細地進行修改。又全文念給她聽，直到她滿意為止。這時，她習慣地接過稿子，一邊字斟句酌地潤飾，一邊一筆一畫地謄寫。每一篇作品，只要經過她的手，就會變得優美大方，洒脫飄逸。凡編輯過我的作品的編輯，都會給予一致的讚揚和肯定。時間長了，我才可怕的發現，我離開了她，就沒有創作激情。我離開了她，就寫不出好作品。她是我的第一個忠實讀者。她是我的第一個責任編輯。不！她是我親密的合作者。當我初到武漢大學作家班提筆創作時，總覺得內心和身邊缺少了什麼，有種沉甸甸的失落感，但又不能不寫。我只好將同室的同學、來自滇東紅土高原的青年作家吉成假設為她。吉成心好，十分理解我，像她一樣地耐心聽，像她一樣地認真提意見。只是不要吉成抄正，我用快件寄回家中，由她像往日一樣潤飾、謄寫，再投編輯部。
她不像我，不是專業創作員。她有自己熱愛的財會工作，她有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標。她還有我們共同創造的兒子，有我們共同需要的家庭。這一切，全靠她那不算結實的肩膀承擔。改稿，抄稿，這一切煩瑣、辛苦、勞累的工作，都只能在夜間和節假日進行。一個普通女人，一個妻子，應該得到的歡樂、輕鬆、消遣，對她來說實在是太少太少。
1981年8月，湖南省第二屆兒童文學筆會在風景秀麗的南嶽衡山舉行。她收讀省作家協會邀請我參加筆會的通知后，心情分外矛盾。當時，我大病初癒，身體極度虛弱。照醫生的囑咐，往後再不能從事複雜的腦力勞動，只適宜做輕鬆、簡單的體力工作。讓我去？還是不讓我去？她仔細觀察，發現大病後的我與過去的我比較，並沒有什麼兩樣。一切需要準備的東西，她都為我準備好了。稿紙、筆墨、換洗衣服和人蔘蜂王漿。我真正挎着包要出發時，我才想到了醫生的囑咐，想到了剛到這個家庭報到落戶的兒子。我猶豫了，眼睛痴痴地望着她，手上的包緩緩地往下放。她推了我一把，朝門外堅定地努努嘴：“人生難遇幾次好機會。當機會來臨時，就要緊緊抓住不放。”儘管我知道她是一個有頭腦、有修養的女人，但這番話出自她的口，我還是有幾分詫異。她抱著兒子，送我上車。她反覆叮囑：“你寫完一章，就趕緊寄回來一章。我給你抄正，又給你寄上山。”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心沉重了。
登上南嶽衡山，心境像松樹一樣靜。我牢記她的話，適當節制自己，每天一章，四五千字，寫完就往家裏寄。那時，郵件傳遞比現在迅速、準確，從南嶽山莊到漢壽縣城，一往一返，平信只需八天。筆會為期一個半月，我抓住頭二十五天，完成了十一萬字的中篇小說《歡笑的碧蓮河》。她潤飾、抄正這十一萬字，吃的苦頭，付出的心血，不知超過我多少倍。盛夏八月，日平均溫度攝氏三十八九度。即使坐在電風扇下，也是渾身汗水淋淋。每日晚，那些嬌寵的妻子，不是趕當風處納涼，就是品味着男人從冰廠買回的果露、酸奶，其情趣、樂趣、畫趣兼而有之。而她，白天上班八小時，洗衣、做飯、奶孩子。晚飯後，給兒子洗完澡，擦上痱子粉，就放上床睡覺。將一台唯獨的落地電扇調到適當檔次，對著兒子悠悠旋轉，她便坐到寫字枱前，右手握筆，一筆一畫如走龍蛇，如捲風雨；左手抓條濕毛巾，不時抹掉臉上、身上的汗水。她腳下是兩桶涼水，防蚊叮、驅炎熱。她每夜抄完一章，第二天一早寄還給我。在那段日子裏，她每天頂多睡四五個小時。
我收到她修改、抄正的最後一章，恰如看見長江大橋建成通車，人造衛星發射上天，心潮激蕩難平，身顫顫，手顫顫，信封怎麼也撕不開。與會青年作家安敏見了，一手接過，啟開，不僅抽出厚厚的一疊稿件和複信，還帶出一根亮閃閃的針，一卷黑油油的線，一顆硬邦邦的釘。安敏不解地打量這些小玩意。我內心明白她寄這些東西的用途。平時在家，她每抄完一篇稿件，就要親手裝訂得整整齊齊。她說男人的手粗，裝訂出來歪歪斜斜，編輯部見了會皺眉頭，影響對作品的看法。此次，她在洞庭湖畔，我在南嶽山莊，遠隔數百里，沒法，只得讓我自己裝訂。她寄來這針，這線，這釘子，就是裝訂稿件用的。頓時，安敏比我還激動，噙着淚花，連聲說：“有這麼好的妻子，難得！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會成功。”
好多作家願意寫稿，不願抄稿。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抄比寫更吃虧。《歡笑的碧蓮河》從成稿到發表，到出書，小改無數次．大改七八遍。她從頭至尾，一字不漏地抄寫了三遍，加起來共三十多萬字，握筆的指頭磨起了米粒厚一層繭。
那日，她收到我的責任編輯劉霄老師寄來的樣書20冊，興沖沖送進我的書房，我正欲抓住她的手，說句感謝的話，她一轉身，急匆匆走了。我手捧樣書，想起那些難熬的日日夜夜，想起今後要走的路，我激動難捺，平時不抽煙的我，此時點然一支，在房裏踱來踱去。忽聽前面響起“噼噼啪啪”的鞭炮聲。我好驚詫。這時，她帶著兒子走進來，連聲向我表示祝賀。她不像平日那樣節儉，一下燃放了四掛鞭炮。作品發表，出書，都只署有我的名字，榮耀的是我，風光的是我，她吃盡苦頭，飽嘗了辛酸，卻默默無聞。
我和她討論、研究作品，也並非絕對的一致，爭得面紅耳赤是常有的事。這都是因為我暴躁，我衝動。每遇這種時候，她就採取冷處理的辦法，等我衝動過後，再細聲細語地說服我，最後取得一致的意見。
一篇作品，改的次數多了，往往會產生一種厭煩情緒，寧可扔掉，也不願再改。1981年春天，我寫了散文《鱉園，綠了》，投出去，退回來。我又改，我又投，幾投幾退，一顆心涼了半邊。我怒氣沖沖地要把它燒掉。她一把奪過，鼓勵我再下工夫修改。我不聽，像一頭髮怒的獅子。她明亮的眸子一轉，突然將稿子扔到我面前，一反往常的溫柔，大聲對我說：“這點耐心都沒有，算什麼男子漢？有什麼作為，燒吧，燒了我還省得再抄。”經她這一激將，我又鼓起勇氣再改，終於有了新的突破。四千字，她一夜抄正，寄給《兒童時代》，老編輯蘇玉孚慧眼識珠，安排在1982年《兒童時代》第7期頭條位置上登載。
不經一番風霜苦，哪得寒梅放清香。這是哲人總結出來的哲理，但生活中卻有許許多多的相反的情形。1983年我創作了長篇小說《洞庭麗人》，她每晚抄三千字，連續作戰，毫不鬆懈，國慶放假，人們都休息去了，她將兒子送到鄉下爺爺奶奶家，自己閉門不出，每天抄寫十個小時。作品抄完，她的手臂腫得通紅，無法抬起。這樣一部凝聚着我倆共同心血，並且自認為十分滿意的作品，至今卻未找到發表園地。這僅是我們失敗中的一例。
第二章突然襲擊，保溫瓶里藏秘密
沒有迎親的車隊，沒有滿房的傢具，也沒有大紅的喜字，我們結婚是常人難以想像的簡單。在漢壽縣委會一間簡陋陳舊的木板房裏，僅有一張簡易木板床、一張三屜桌和一個搖搖晃晃的洗臉架，還是我參加工作時從單位領到的。我倆用的、穿的，和平時沒有兩樣。當時，我月工資35元，除了負擔小弟上中學的一切費用外，還得按月抽出25元給家裏買糧食。結婚時，我還欠賬300元。從戀愛到結婚，已近三年時光，每到一起總是談文學、談未來，從未談及家庭情況，就連我家有多少人口，經濟狀況如何？這些人與人之間交往時最易涉及到的話題，她從不沾邊。我感到奇怪。我不能隱瞞。辦領結婚證之前，我把一切都向她說了。她莞爾一笑，說：“我只要你人好，事業心強，我就心滿意足了。”
婚後，我倆的月工資加起來才58.30元，生活清貧。
但很甜美。她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心。每當我要坐下寫作時，她就替我擦凈桌子，泡好濃茶。抽煙、喝酒她是絕對不容許的。我一次在外喝得半醉回家，口乾舌燥，昏昏糊糊．叫喊着要她遞水。她不但不理，反而將開水瓶統統倒干，並強迫我做事。經她這一整，我不得不吸取教訓。如今，經濟收入高了，生活優裕了，有時不免萌動抽煙、喝酒的念頭。她堅決不肯。沒有半點商量的餘地。在武漢大學作家班上學的日子，往返途中，枯燥無聊，偶爾抽煙。回家被她發現，不是撅着嘴不理，就是一頓嚴厲地批評：“你抽煙，就是背叛我和兒子的開始。”她還把讀小學二年級的兒子發動起來，結成統一戰線對付我。家裏來客，我若陪支煙，兒子會閃電般撲上來繳走，用教訓的口氣對我說：“爸爸！你要聽媽媽的話，愛惜自己的身體。”
我每次外出參加筆會．都是她親手替我清理換洗衣服和洗漱用具，檢查旅行藥盒，如果缺了哪種葯，她立即到藥店補齊；皮鞋即使油亮閃光．她也要重新擦油，催我洗澡，為我吹髮。這種時候．她對我，簡直像對待一個不懂事、不會生活的孩子。
我習慣熬夜，睡得遲，起得晚，早餐給她帶來很多麻煩。她每日六時起床，為兒子烙蛋餅，沖牛奶。等兒子上學后，又為我煎兩個雞蛋，煮一碗麵條。我多次堅持要到市面上隨便買點東西吃，她高低不肯．說：“腦力勞動消耗大，光付出，不吸收，時間長了，鐵打的漢子也會累垮。”她總是根據我和兒子的喜愛，調理家中的飲食。從不為她自己着想。她長時間的觀察發現，餐桌上，我和兒子滿頭大汗，就說明飯菜合我父子胃口。若有一餐不冒汗，她便不安，想方設法再補償。
我患那場重病時，恰逢春節。她為了減輕雙方父母的痛苦，將真情全部隱瞞。冰天雪地，她艱難地移動懷孕八個月的身子，從機關到醫院，往返五六里，一日三四趟為我送飯送水，端屎端尿。大年三十，人們都回家吃團年飯，大街空蕩蕩。她手提做好的飯菜，孤獨地向醫院移步，凄愴之感，襲滿心頭，淚水不禁嘩嘩流出。她畢竟是女人。她畢竟是妻子。她畢竟是孕婦。即使是鋼鑄鐵打的漢子，也會承受不住。當她走進病房，走到我床頭時，她那憔悴的臉上卻全是溫柔的笑意。她端起魚湯，一調羹一調羹喂進我口裏。她善於說笑話，給我講了一個又一個。住院的頭十天，我每天24小時輸液，只能靜靜地仰卧，大小便全靠她端，吐口涎水也要她接。病人往往容易煩躁。有一天，她回家取飯，因處理單位的事，佔去了許多時間。我責怪她來晚了，她沒解釋，悄悄躲到走廊上流淚。醫生、護士見了，都深為感動，對我表示不滿。她深情地說：“他不是對我有意見，他是離不開我。”十天後，我能起床了，我要她夜裏回家睡覺，她固執地搖頭。她生怕我出什麼差錯，硬要跟我一起擠在二尺寬的病床上。半月後，我帶葯出院。醫生對我說：患你這種病，能恢復得如此快，在我們醫院幾十年的歷史上還是第一例，搭幫你妻子對你的精心護理呀！”
按照醫生的囑咐，我必須放棄創作。要失去自己心愛的事業，我痛苦，她更痛苦。我是家中的長子，上面除了老實本分的年近六旬的父母，還有雙目失明的祖父、體弱多病的祖母。她明白我在這個家庭中的責任。要把我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必須是事業、家庭兩全其美。於是，她想方設法為我補充大腦營養。她有生第一次求人開後門，為我買了一斤優質天麻。她每日四更起床，取指頭粗一截天麻，切成紙薄的細片，用小碗盛了，敲上一隻雞蛋，衝進兩調羹蜂蜜，攪勻，放小火蒸爛。讓我天亮前服下，睡一覺，再起床，這樣才有療效。天麻堅硬，要切成紙薄的細片，極難。一次，鋒利的刀口一偏，切破了她的指頭，不禁發出“哎喲”聲。我忙問出了什麼事，她笑着遮掩過去。悄悄撒點雲南白藥，纏裹一層膠布，又忍痛忙碌。當她送天麻蒸蛋到我床頭時，還把那隻受傷的手藏在背後。
這些年，家裏的瑣碎事她從不讓我沾邊，做飯、洗衣、拖地板、管教兒子，她全部承擔。有時我過意不去，爭着去干，她嫌我笨，嫌我慢，礙了她的手腳。她說：“你去看書，你去寫作吧！那才是你的天地。”一般男人在家裏必須承擔的重活，她也不讓我干。買煤、買米、吊窗帘、裝電扇……都是她一馬當先。夏天常常停水，要從機關食堂往三樓上擔。我每去做，她就阻攔，說：“你忘了醫生的話。乾重體力活，有震裂腦血管的危險。”她搶走水桶扁擔，獨包獨攬。她出身幹部家庭，從小喝糖水水長大。她能幹這樣的重活、累活，外人很難相信，而她的的確確這樣幹了。
我是放牛娃長大，地道的農民氣質，生活、消費，跟不上時代潮流，對購衣選物之類的事，毫無興趣。好多細心的男人外出，總要替妻子捎回一兩件、甚至更多的可心物，可我不會。戀愛時，她一次囑我買涼鞋，一次囑我買圍巾，我都未能完成，她盯我一眼，笑我“小氣”。時間長了，她了解了我的個性，從不見怪於我。有時，實在需要趁我外去之機添置點什麼，她便開出清單：規格、型號、價值、大約在什麼商店購買。有次，她囑我買兩件75公分的白乳罩，我直奔目的地，只有70公分和80公分的。我不知怎麼才好，請教營業員。這是個年輕漂亮的妹仔，以為我不懷好意，狠狠給了我一個白眼。我好害怕，額頭暴汗，趕忙掉頭就走。回家對妻子說了，她笑出淚花。她拿起穿得不能再穿的舊乳罩縫縫補補又將就着穿上。我也曾真正給她買過兩次衣服。那年冬天，我和一位好友出差，各自為妻子購回了一件海狐絨大衣。好友的妻子一嫌貴，二嫌穿着做事不方便．就賣了出去。她也有同樣的看法，但她捨不得賣，每到過春節時，她都要穿幾天。當別人誇這衣服質地好，款式新，如今很難買到這樣貨真價實的東西時，她就讚許地看我一眼，酒窩裏裝滿醉心的笑意。另一次是我應國家地質礦產部邀請，深入福建省地礦戰線體驗生活。抵達福州時，福建女作家、我即將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歡笑的碧蓮河》的責任編輯劉霄帶着我逛商店，發現一種新穎時髦的女式風雪衣，在她的參謀和鼓勵下，我給妻子買了一件寄回家中。她收到后，以十分高興的心情給我回信：“感謝你給我買了衣服，我試穿過了，很合適，很好看。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聰明了？！”可見，我給她的太少，她給我的太多。
我們朝夕相處，耳鬢廝磨時，她對我的愛，她對我的情，無時無刻不表現出來。我們分居異地，天各一方時，這種愛，這種情，似乎更濃烈，其表現形式也更特殊。
那年，我從漢壽縣文聯借調到湖南省《小溪流》編輯部工作，她除了每周給我兩封信外，每隔三五天還要打一次長途電話，千叮嚀，萬囑咐，天陰了，要加毛衣，秋季，要多吃鮮魚，多吃扁豆炒肉，不要因物價貴捨不得花，身體是本錢。一日凌晨，電話鈴響，我正伏案寫作，忙抓起話筒，一聽是她的聲音，以為家中出了什麼大事，心兒跳到喉嚨口。其實是她對我突然襲擊，檢查我是否照她規定的每晚不超過十二時睡覺。我撒謊：喝多了水，起床小便。她才沒往深里追究。我愛吃魚，愛吃辣椒，愛吃花生米，她用瓶子、盒子裝了，不斷託人捎到我手中。她單位的小車司機小何，簡直成了我們的運輸大隊長。一日，陽光正好，我小弟楊遠泰驅車300多華里從漢壽來長沙辦事，跨進編輯部，迎面遞給我一隻保溫瓶，我奇怪，打開一看，裏面滿滿的盛着熱氣騰騰的清燉鱖魚。湯汁雪白，香味撲鼻。小弟說：“姐姐給你搭來的。要你趁熱吃。”他們尊敬她，不叫嫂嫂，叫姐姐。知我者莫過於妻子，愛我者莫過於妻子，只有她才知道我最愛吃清燉鱖魚，只有她才想到我單身在外，沒有鍋灶，將現存的，熱騰騰的捎給我，立竿見影，一飽口福。鱖魚，在長沙幾乎見不到，在洞庭湖，在魚米鄉，也極少有，不在農貿市場轉十圈八圈，是不可能遇上的。為了給我一絲清甜，為了給我一份幸福，她花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功夫呀！
1988年，我考入武漢大學作家班，離她更遠了，團聚的時間更少了。這對她對我，都是痛苦，都是折磨。但為了事業，為了理想的人生，我們不能不作出這種選擇，不能不承受這種痛苦。她害怕我在洋學堂里顯得窩囊，她不願高等學府里的人嫌我土氣，時新款式的毛衣毛褲織了一件又一件，高級西服添了一套又一套。我反對。她瞪大眼，說：“男人衣，家中妻。丈夫是妻子的一面鏡子。你要丟我的丑是不是？”我的同學們嘗了她做的臘魚、臘肉、油炸魚、辣椒醬、扎辣椒、鹹鴨蛋，無不張嘴稱讚。
我和她的這種情，這種愛，是從戀愛時逐步發展起來的。1977年秋天，我躲在西洞庭湖畔一安靜處所閉門寫作。她工作的地方離此二十華里，乘機動船一天可往返兩回。她剋制見面，目的是不干擾我。姑娘的愛情，總是要有所表達，她到一家梨園，親手從樹上選摘一百隻碩大金黃的梨子，為防止腐爛，用一隻箱子裝了，撤了層層穀殼，密封、釘牢，託人轉我。艱苦的創作中，這一百隻梨子給了我力量，給了我源泉。不久，她得知我的創作告一段落，便電話約我去看綵排。這台節目，由我編創，由她導演，初次登台與觀眾見面，我和她的心情是同樣激動的。我們希望自己的勞動成果能得到觀眾的承認。我抄近路步行十幾華里，趕往演出地點。中間，要橫過那條兩華里多寬的大美河。時近傍晚，已不見渡船的影子。我正彷徨間，忽見晚霞映照的河面上，盪起一圈圈漣漪，一個熟悉的聲音呼喚着我，是那樣清脆、柔情。她游泳過來接我了。此時此刻，我什麼都沒有想，我什麼都不用想，一縱身扎進了大美河。這條大美河，當年曾多次迎來隱居附近赤山的范蠡、西施遊覽賞景，垂釣採蓮，也因此而得名。我和她在河心相會。我們笑着，我們鬧着，我們一起揮臂，我們一起劈浪，我們一起游過了大美河，我們一起登上了堤岸。
這種濃情，這種蜜意，並沒有因結婚，因有了孩子而減弱，反而更發揚光大。我從武漢大學回家，有時誤了車，只得中轉，每遇這種情況，只要她事先得知，必定驅車接我。一次，我乘車進站已是凌晨二時，她和司機已等候兩個半小時。她見到我，只說了一句話：“總算平安歸來了。”跨進家門，兒子在床上熟睡，可廚房裏煙霧迷漫，她為我蒸在灶上的飯菜已經燒焦。我們都吐了吐舌頭。這就是我們的愛情，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第三章名落孫山，集資保重點
她本可以成為詩人，她的歌詞《會計的歌》《放心吧，鄉親們》，曾在《湘江歌聲》《文藝生活》上發表。她本可以成為小說家，她的小說《未成功的報復》《鯉魚風波》曾在《小溪流》《文學報》上發表，並獲得《小溪流》舉辦的首屆優秀小說獎，被選入《湖南新時期兒童文學選》。她本可以成為書法家，她寫的字工整秀麗，洒脫大方。凡和她接觸，和她交談過的人都知道，她善於捕捉、描述，可以把一件平淡無奇的事敘述得妙趣橫生，可以把一個普通平凡的人描繪得栩栩如生，時而幽默詼諧，時而妙語如珠。憑她的靈氣，憑她的才氣，憑她的獨特感覺，她完全可以大有作為。然而，她僅僅是一位會計師。
她把那一切，都作出了奉獻。
她把那一切，都作出了犧牲。
我們相戀時，神州大地，春風乍起，高校招生考試重新恢復。她報考了北京廣播學院，她有一兩個月時間複習，作好迎考的準備。不巧，當時我正有幾篇作品急於脫手，日夜兼忙。她見了，放棄複習，幫我改，幫我抄。我不忍心。她說：“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創造。如今有創造的機會就不應該放過。”在她的幫助下，《湖濱春暖》《心懷紅日看得遠》《水魚生蛋的故事》《湖風，多麼清甜》等一批散文、小說相繼在全國各地發表。我有了小小的名氣，而高考結果公佈時，她卻名落孫山。她沒有氣餒的表情，她沒有失望的神色，臉上的笑答有增無減．她似乎得到自己滿意的結果。
她從小在洞庭湖水鄉長大，稍明事理又隨母下放農村，特殊的成長道路，使她熟悉科技人員在逆境中奮起的感人事迹。她多次衝動，欲創作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中水鄉科技人員不幸命運和一往無前精神的中篇小說。我鼓勵她，我說：“我當半年家庭主婦。你當半年創作員吧！”她坐下來，真要動筆了，卻站起來，搖搖頭，說：“還是集資保重點。我把構思講給你聽，你若認為好，你就寫吧！”我想想，也覺可以。於是，有了中篇小說《小甲魚的“阿姨”》。我將她的名字署在前，她抄正時一筆勾掉了。我堅持，她不依。讀者讀到這作品時，只看見我的名字，讀者誇獎這作品時，只提起我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卻不為人知，而她的功勞，卻被埋沒。
1987年，她考取了廣播電視大學。需脫產、離家學習三年，且學的是她正在從事而又深受她喜愛的財會專業。到，報了；費，交了；書，領了；課，也開始上了。恰在此時，《小溪流》編輯部要調我去工作。夫妻都走了，東西各一方，剛上小學一年級的兒子誰來管教？誰來照料？家中誰來支撐？嚴峻而又平常的問題擺在我和她面前。怎樣抉擇？怎樣行動？我毅然作出決定：此次再不能讓她做出犧牲。這是她人生旅途中至關重要的一步，讓她去學知識，讓她去拿文憑，日後晉職稱，升工資，都將大有好處。過了此村無好店。丈夫的品質，丈夫的力量，就是在關鍵時刻閃光。我提筆，給《小溪流》主編謝璞、副主編金振林、鄔朝祝回信。講明我的情況和苦衷，請他們另選良將。我瞞着她，悄悄去投郵，正欲出門，她跨步攔在門口，矜持地說：“你莫搞小動作了。”我假裝不明白她的話。她一手插進我口袋，將信奪走，咯咯笑着，撕碎。
“告訴你，電大我不上了。”
“不！這次決不依你。”我眼裏噙滿淚花。堅持。她拉住我的手，走進書房，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小溪流》指着，深情地對我說：“這不僅僅是為了你。這是為了給千千萬萬少年兒童增添豐富的精神食糧。”
寥寥數語，拳拳忠心。一個普通的女性，一個平凡的妻子，一個傑出的母親。
臨尾，她又安慰我：“我還年輕，以後上大學的機會還會有的。”
我希望是這樣。
但事實偏不是這樣。陰差陽錯，大學的大門向她關閉了，卻向我敞開了，因為向我敞開，於是向她關閉。我考上了武漢大學作家班。她和兒子高興得為我舉杯慶賀。她從眼前的情況，考慮到我畢業后的工作，便徹底打消了她日後脫產上大學的念頭。報考了湖南省第十次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行政管理專業》。凡種種原因過去耽誤了上大學，如今在職的青年人，誰都想補上這人生的一課。社會之大，人口之多，彌補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憑關係，有的憑本事，有的憑金錢，把席捲中國大地的文憑熱推向了高潮。中國的大學，進門難，出門易，這是現實，應該承認。而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則是進門易，出門難。沒有刻苦鑽研的勁頭，沒有紮實的基礎知識，沒有分秒必爭的學習精神，休想拿到文憑。在這支報考大軍中，多數是因為沒有關係，沒有後門，也包括沒有金錢，才入這道門的。唯其如此，他們可算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她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她體現了這支隊伍的精神。她吃的苦，是很難描述的。從她給我的信中，就可略見一斑：
到校順利否？情隨你走，夢隨你遷，真是情也長，夢也長。你帶走了我的情，卻留下了這長長的夢。不管是在白日還是黑夜。
為了迎接自考，我每天學習到午夜，強迫自己入睡。不能，又爬起來繼續看書，筆記。沒辦法，人活着就是要奮鬥嘛！昨夜雞叫時才迷糊睡去，早上八時欠一刻倉促起床，來不及穿襪子，從床上抓起兒子騎上單車就往學校送。一路上眼睛惺忪看不清，生怕碰撞着行人。……轉回身來又給兒子送衣服和吃的。看來，緊張的強記不適應我，還是要慢慢地磨。人過三十就像太陽過了午，那種垂直的凝聚力減退了。
這個季節雖然美好，可冷熱懸殊大．你又特別容易大汗淋漓，稍不留意就會感冒。因此，我最不放心。你擔任作家班的黨支部書記，更使我牽挂不完。你辦事認真，工作大膽，原則性強，這是好的。不過，遇事要冷靜，不能急躁、激動。要時刻想到自己是作家，是文人。
等考試完了，再給你寫信。
兒子想你。他說跟爸爸在一起下棋、散步、放風箏最有味。我也無限地想你。再見時，我吻你。
代問你的老師、同窗好！
她以辛勤的汗水，澆出了知識的碩果。當我在課堂上收到她的電報，看到她令人滿意的考試分數時，我激動得流出了淚水。我當即回電：“舉南嶽杯，盛洞庭酒，慶賀愛妻，苦奪豐收。”
她的行為，她的精神，鼓舞着我，鞭策着我。畢業時，我各科成績平均88分。考試論文《情感，文學大山的小路》《我的茶館，我的小刀》《我和湖水，我和魚蝦》分別在《理論與創作》《少年世界》上發表。還利用課餘時間修改、定稿了我和她共同創作的長篇小說《險走洞庭湖》，由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並榮登“新兒童小說百家叢書”。我還修改了長篇小說《春柳湖上》，還創作了幾十萬字的中短篇小說。
我發表出版了二百多萬字的作品，有的被多家報刊轉載，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有15篇作品獲全國和省、市創作獎。隨之，經濟收入也比過去豐厚了，她可以適當地享受了，然而，她再次做出了奉獻，她再次做出了犧牲。
前面提到，我出身貧寒家庭，兄弟姊妹多，忠厚本分的父母，榨乾身上的血汗，把我們養大，傳給我們的僅僅是勤勞、是忠厚、是善良、是忍受一切苦難的精神，沒有財產，沒有金錢。成家立業，全靠自己。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從部隊複員，一個從學校落榜，要就業，要生存，沒有權勢，沒有後門，莫看中國之大，要尋一立足餬口之地，難於上青天。“只要勤勞，就不會餓死。擺個書攤吧！吃，住，暫時跟我們擠在一起。”她提議，她調擺。於是，我們的客廳，成了兩個弟弟的卧房和工作室。兩個大男人，一點也不會收拾，臭襪子，臟衣服，床頭桌上四處扔，訂書單，包裝紙，房裏房外遍地丟。她給他們洗，她給他們收。書攤擺開，一個跑外面進書，一個守攤子銷書，攤不能離人，人不能離攤。做嫂嫂的，一日三餐，除了給他們弄熟，還要往返兩里多路給他們送到書攤，無論吹風下雨，飄雪結冰，從不誤時。她單位的個別當權者見了，不但不理解平民百姓的苦衷，反而在會上轉彎抹角地批評她參與經商。她忍受滿肚子委屈，沒發一句怨言。“擺攤也不是長久之計，最好謀個安定的場所，才會有大的發展。”她向我吹枕頭風。我們幾經合計，終於決策：建房。兩個弟弟目瞪口呆：我倆沒有錢呀！她毫不猶豫地將我們結婚以來的全部積蓄分文不留地掏出。她好心的朋友奉勸：“陳雙娥你好蠢！他弟弟們的事，與你有何相干。人生幾十年，作為女人，好時光就那麼幾年，手頭有錢，該穿的得穿，該戴的得戴。等到老太婆了，有穿有戴，也毫無意思了。”她笑而不答。她有自己的主見。兩個弟弟建了房，有了安居樂業的場所，結婚、生育，幸福美滿，她至今沒有收回投資。她至今沒有得一分一厘的好處。在金錢高於一切的時代，這是難能可貴的。
此後，我們手頭又有了一點余錢剩米，我提議為她搞點基本建設。她搖頭，說：“你莫糊塗。祖父祖母都八旬的人了，說走就要走的。父母年邁無能，我們是長子，我們有責任承擔。”祖父祖母相繼去世。這種費用，那種開支，她掏得乾淨利索，我用得放心大膽。記得報告文學《追蹤九指母》發表時，稿費恰好買只金戒指。我瞅准了式樣，正欲下手。她伸手要過錢，說：“你買的我不愛，我要自己買。”她騙我，她根本就沒有買，當時，我的外甥女招工到一家新辦企業，不集資兩千元，就不讓報到上班。姐姐姐夫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她將那筆稿費塞進我姐姐手中，解了燃眉之急。我外甥女需用的被褥蚊帳、洗漱用具、箱桶瓢盆，包括頭一個月的飯菜票，都是她花錢備辦。金錢在她眼裏，看得太輕太輕，而情、而意、而精神、而品質，卻看得很重很重。這是有頭腦、有修養的女人才會具有的。
她為我作出了一次又一次的無私奉獻，難道就沒有得到過我一次報償嗎？應該說，她也曾得到過。
1987年8月，我和她共同付出心血的中篇小說《歡笑的碧蓮河》榮獲湖南省首屆兒童文學大獎。評委會負責人特邀她出席授獎大會。當我從著名作家陳伯吹手中接過大紅燙金的獲獎證書時，當我聽到省委書記劉正讚揚和鼓勵我時，我發現她那俊俏的臉蛋漲紅，美麗的嘴唇顫抖，明亮的眸子裏盛滿了淚水。散會，回到房間，她一頭撲進我懷裏。我摩挲着她那滿頭烏雲似的齊肩秀髮，一絲一絲地點數着，就像點數着她平時對我的一次次無私奉獻，我點不完，我數不清。
第四章能屈能伸，天空中的兩朵白雲
1982年，是我在創作上出現轉機，取得較好收成的一年。然而，憂和樂相跟，苦與甜伴隨，我如同一葉扁舟，在苦海憂浪里搏擊，穿行。我能穿過苦海，我能戰勝憂浪，多虧妻子這把槳葉，給我力量，為我導航。在這場搏擊中，我也深深體會到，是憂和樂延長了作家人生的旅途，是苦和甜縮短了作家情感的歷程。作家離不開憂和樂，作家少不了苦與甜。憂樂越強烈，苦甜越豐富，作品越撼魂。
春天，我們搬進了三室一廳的新居，這是她單位幹部職工投票的結果。從此，我們一家三代再也不會擁擠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裏過日子了。從此，我有了書房，成才要有起碼的條件，事業必需安定的場所。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上，有了條件可以更好地上。我坐在當窗的寫字枱前，呼吸着洞庭湖上送來的甜潤空氣，思潮滾滾，筆底嘩嘩，一天下來，萬字有餘。中、短篇小說《沅水嘩嘩》《湖水眨着迷人的笑眼》《蝦公背》《春柳湖上》，論文《點燃農村孩子熱愛生活的激情》《好像真的活的人物一樣》等，就在這個時期產生、發表。我感激她的單位和她單位的群眾，我恨不能對着整個人類世界放聲高呼：“群眾萬歲！”
我正痴情，我正狂熱，突然，她怏怏走進書房，難過地對我說：“他們要俺跟王主任換房。”“哪個王主任？”她單位的正、副主任可以坐兩桌。“新來的那一個。家屬己農轉非，很快要進城，非三室一廳，不住。”當權者是這種口氣，當權者的家屬更是這種口氣。我們讓房未嘗不可。“他住五樓，每日上上下下，不怕吃虧。”我為王主任着想。“一樓老張搬五樓，他住老張那套。”她回答乾脆。“老張與他同樣年紀，他難上，她就不難上？”我奇怪，我問。“老張是一般幹部。”她答。我啞了，我又想，三室一廳的不是還空着兩套嗎？只掛了兩位副主任的名。其中一位副主任還一再聲明，他不要，他妻子單位有房。可是，就偏要給他留着，空着。我們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天天叫喊着清房查房，不準兩頭占房，不準多處占房，對眼皮底下發生的事，難道不知道？
我越想越糊塗，不等我想明白，突然接到省作家協會通知，我的中篇小說《小甲魚的“阿姨”》入選《湖南中篇小說童話集錦》第二輯，出書在即，速去長沙定稿。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她催我快走，讓房之事，她來應付。我想：也只能這樣。我不是她單位的人，不便出面說話。唉唉！誰叫中國的文化單位都這麼窮，不然，我就不會寄人檐下。臨別時，她頑強地對我說：“我不能讓你失去書房！”
我進入創作，就忘記一切，等我把作品定稿，這才想起家中換房的事。我趕忙給她掛長途，通了，一聽，傳過來的聲音不像過去那樣清脆、甜潤、柔和，而變得嘶啞、粗重、苦澀。我問：“你病了？”“沒有。”“情況如何？”“沒什麼，你安心寫作吧！”“你的聲音為何嘶啞？你不講真話，我不會安心。”話筒里一片空白，我正欲追問，她答話了：“他倆輪番威嚇我，我和他倆干架了。”
他倆？！他倆都是副主任，可他倆都不安於現狀，都想坐正主任的位子。而正主任是功臣，是勞模，是全國有影響的人物。儘管他倆在背後發起多次襲擊，都無法動搖他的位子。憑良心講，這位正主任是天下少有的好人。我寫過他的不少報告文學、散文、通訊，反映他心繫農民、心繫農村、心繫農業的感人事迹，提倡他那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倆早對我暗懷不滿。這次，他倆利用換房，一箭雙鵰：製造我對正主任的意見，把新來的王主任籠絡到他倆一邊。一場權力之爭。我們夫妻成了這場權力之爭的犧牲品。
可惜。我沒有權力。如果我有權力，他們也不敢這樣為所欲為。平時，我討厭權力這東西。此時，我覺得權力比什麼都重要，創作、文章，根本不能比擬。我第一次感到後悔，當初，我為何不去從政。只要學一點陰謀詭計，我攫取的權力，職位，絕對要高出這些人。可惜，權到用時方恨少。
我沒有權力，我想藉助權力，以無私的權力制服貪婪的權力。我要給關心人才，愛惜人才，對我一直給予關懷的A副省長寫信反映。她反對。“一省之長，忙着呢！不能老是給他添麻煩。天塌地陷，有我在前面頂着。你只管埋頭創作！”“嗨！都什麼時候了，還埋頭創作！”“你要不是埋頭創作，我就不會愛你。我愛的就是你這種事業心。”
話語錚錚，擲地有聲。字字不假，句句是真。我們相戀時，有位副書記，想要她做兒媳婦，用工作相威脅，用金錢相利誘，十九歲的她，甩掉金錢，不要工作，不顧一切。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為了愛情，拋卻一切，值得。可眼下為了這房子，再讓她承受沉重的壓力，值得嗎？我作為丈夫，不能保護她，反而給她增加壓力，稱什麼男子漢！大丈夫能屈能伸，遠看三步棋，深望三尺水。讓房！阿Q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拾起了阿Q精神。
當我們搬進西晒的房子，當我們失去書房的時候，她難過。但她又安慰我：只要奮鬥，書房會有的，好日子也會有的。
一波過去，一波又起。
1983年10月11日，從小和我一起捉魚撈蝦，一起放牛割草，共經磨難的妹妹美珍，被大隊黨支部書記逼死。也是因為我講真話造成的苦果。我看不慣這位黨支部書記倚仗權勢，橫行鄉里的行為，向有關部門作了反映。對此，他懷恨在心。他奈何不了我，就對我妹妹藉機報復，逼她於死地。事情發生后，我痛不欲生。我當然要告狀。這下，觸動了他的庇護傘。於是，對我施加壓力。去你娘的！我豁出來了。我寫狀紙，她給我抄；我東奔西走，她伴我不離；我瘦得皮包骨，她熬雞燉魚為我補充營養。在中國，乘車難，用電難，上學難，就業難，千難萬難，莫過於告狀難。結果，筆寫干，腿跑斷，這位黨支部書記僅受到撤銷職務的處分。官司是贏了？還是輸了？我哭笑不得。她勸我：“如今哭笑不得的事情太多。身體要緊，想開點。”
我不能沉默。這是我的性格。整黨會上，我對邪惡勢力的庇護傘放了一小時重炮。有好心人連忙將此事告訴了她，要她勸阻我，管住我，少說為佳，免得日後穿小鞋。她說：“為了說真話，失去名利，失去飛黃騰達，毫不足惜。歷史會對說真話的人給予獎賞。”
有這樣的妻子，我感到幸福，感到自豪。
傳統的說法：妻子都是別人的好，作品都是自己的好。我反傳統：妻子都是自己的好，作品都是別人的好。我和她的結合，是機遇？是巧合？是命運的安排？我說不透，我道不準。我覺得，我們像天空中的兩朵白雲，和無數朵白雲一起飄蕩，游移，忽然，我們兩朵結合為一團，很難分出這一朵和那一朵，在藍天下，在高空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必要的時候，應該的時候，化作春雨，灑向大地，飄落人間，實現自身存在的價值。
那些年，我們雖然失去了許多，但我們最根本的沒有失去，這就是人格，這就是精神，這就是事業。
我們瀟洒！我們值得！
1989年春於武漢大學楓園4舍419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