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徐第清，一身清風入八閩

徐第清，江蘇常州人，1957年南京地質學校畢業。1984年10月17日上午，他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我從學校畢業時，要求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工作，那時的年輕人都是以苦為榮，以苦為樂。本來，我是分到江蘇，但覺得沒有離開家鄉，江蘇出生，江蘇成長，江蘇上學，又要在江蘇工作，太沒有出息了。我不願意。學校負責分配的老師對我說：你想去的新疆、內蒙、青海、黑龍江，分配名額都已經滿了。我說我不是早就報名了嗎？老師說：黨員、團干優先。誰叫你不是？我無話可答。我問：除了這幾個地方，還有沒有比江蘇偏遠一點，艱苦一點的地方？老師回答：福建。那裏是海邊，又是前線。天天炮聲不斷。你敢去嗎？我胸膛一挺說：有什麼不敢？！我正想去解放東山嘞！我要去福建。老師說：你寫個申請改派的報告吧！我當即就寫了，當即就遞交了。我要求來福建工作的報告得到批准。我懷揣着理想，滿腔熱情地踏上了赴福建的旅程。一路上，我想像着福建是個什麼樣子。出發前，我查了一些資料，知道解放前的福建地質工作幾乎為零。解放後福建的地質工作也開展得很少。我初到福建時，全省只有地質工作者100多人，火車只通南平，從南平到福州只能坐輪船。南平市是閩北的重鎮，但只有木板房，偶見一兩棟磚房。生活上比現在苦，交通不便，但我不僅不怕苦，內心還暗暗高興，這種艱苦和不便正是我所選擇的，我所需要的。從江蘇平原來到福建，開門就是山，滿眼山連山，山套山，山裡還是山，山外也是山，難得見平原，既狹窄，又壯觀。我們住的竹房，蓋的竹瓦，睡的竹鋪，吃的竹筍，圍的竹片。我沒有想到苦，也沒有離鄉背井的愁緒。有的是新鮮、好奇和激情。

1958年，隨着全國地質工作的飛起，福建的地質也有了一個很大的起點，尤其是通過一個群眾找礦運動，發現了很多線索，為礦產地質工作提供了資源。社會上對地質工作也有所了解。我當時被借調到壽寧縣煤炭指揮部。我的聲譽比較高，都誇我有辦法，能喚醒地下的礦產。我在業務上要求進步，考起了北京地質學院函授大專，取得了文憑。那時，除了工作，就是學習。我有一次在多金屬礦山工作，兩個月沒有下山，破破爛爛，不修邊幅，群眾認為：這是些什麼人？又這麼有錢。那時的補貼是工資的55%。那時的東西很便宜。兩分多錢一個的雞蛋。

1962年下放，福建全省地質工作者15000多人，下放到只有2000多人，大傷元氣。1971年、1972年國家形勢好轉，福建採取招工的形式，收回了一部分當年被下放的地質工作者，1978年又回收了一部分，總數不到300人。我們整個地質工作隊伍從閩東南沿海到龍岩，到閩北，流動找礦，就像流水一樣，流經該區域的每一寸土地，做到不漏礦。每個人肩上都有着一種神聖感、使命感。

1969年開始，我就從事管理工作。那時，隨着社會的發展，地質工作者的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沒想到現在反而有所下降。原因：50年代，農村很艱苦，我們比較起來，經濟條件算是好的。70年代，有兩大吸引力，內招，工資比較而言高一些，主要多出野外津貼那一部分，那時都還沒有獎金。這幾年，市場開放，農、工、商搞活，生產發展了，獎金有了，我們的野外津貼比較起來，微不足道了，內招也停止了。工作和生活待遇，與地方比較起來，有所下降了。老地質工作者從事野外工作也有了困難，年輕地質工作者又對野外生活不適應。他們認為爬山苦並不可怕，最怕生活單調，平乏，苦悶不豐富，離隊思想比較普遍，都希望有一個舒適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當然也有少數人願意為找礦貢獻畢生。例如福州大學分來的1981、1982屆生，就不願意留室內工作，要趁年輕到野外干，5分隊的技術副負責黃樹豐，3分隊副分隊長祝躍進就是這類典型的代表。有大部分人則希望離隊。新來的年輕人留在大隊部工作的佔全大隊總人數的五分之一。

我是1976年任地質科負責人，1977年7月份，派到阿拉伯也門共和國考察地質工作，那是因為該國總統阿姆迪向我國提出要求，派專家援助他們的地質考察工作。國家地質總局就交給了我們福建省，共選派了9個人，其中6個技術人員，一個翻譯，一個炊食員，再加組長。翻譯是從五機部借來的。也門共和國的人民對我們是很友好的。該國同樣發動群眾找礦，發現了14處礦產地。我們把找礦成果，向地質部負責人作了彙報。我們當時的考察報告，到目前為止，是他們國家第一份內容最豐富，最完整的地質報告。那裏氣候乾燥，我們去的第一個月手脫皮，嘴乾裂。該國人民主要相信依斯蘭教，如同我國的新疆回民，生活上不吃豬肉。政治上婦女很少走上舞台。我只看到四個婦女在電視上出現。還戴着面紗。國家窮，但人民富裕。因為地理環境好，一些國家都要資助他們。美國、蘇聯、中國，為他們各修了一條高速公路。我們幫他們考察也是無償的，只負責生活費。西德一個專家，就花了我們9個人的費用。西德專家帶着夫人，包括親戚的生活費也全由他們負擔。但他們也認為，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我們的援外隊伍，累得要死，買冰棍的費用不能報。而請也門人裝卸，還要我們付工資，不知花了多少費用。我們出口那裏的白糖，裝卸不及時，用推土機推到紅海里去。糖果、糕點，成堆的放火燒掉。我國的外交政策真有點不可思議，寧可給別人花掉千萬，不給自己人一分。我國給也門辦技校，人家只要我們的教師，不要我們的設備。但我們國家卻一定要給20萬元的設備。看來，援外工作的基本國策是值得考慮的。也門共和國的總理、副總理、駐華大使、外交部長都接見了我們，拍了電視。我們去之前，他們沒有鐵礦，我們給也門國找到了第一座鐵礦。原有一座小銅礦，我們給找到了一座大的。

目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從政治上講是翻了身，提干、入黨，進領導班子。但經濟負擔很重。40多個工程師，50多個助工。這些人，成家晚，孩子小，在內招時，沒有沾多少光。對子女的教育管理少，所處的環境都是在山村，教育質量不高，升學的很少。我4個孩子，大女孩內招了，第二個孩子讀高中，第三個孩子待業，第四個孩子讀小學。妻子是固定臨時工。我的父母還要負擔。我在隊上是中等生活水平。最困難的連買米、買油都很困難。我現在基本工資是40多元，加上野外津貼共120多元。我局工資最高的是五級，相當於行政十二級。有的同志，妻子是農村戶口，子女沒有參加工作，工資也不高，但在家庭生活上是挑重頭，在單位工作上擔負基層重任。這些同志壓力最大的是兩點：孩子的就業，孩子的升學。要工作，沒門；升學，沒法。不會走後門，拉關係，沒有權勢，手上只有石頭，人家不會要你的。夫妻長期分居，過去是普遍的，現在才逐步解決。生活上可以咬牙，挺得過去，而子女教育、就業卻毫無辦法。最近，我在省局參加了技術諮詢會議，提出了地質工作走向社會，為發展鄉鎮企業提供技術支撐，使地方覺得我們地質工作者為他們做了好事。這樣，也可在地方工業安排自己的子女就業。今年，我們大隊為地方做了十件好事。這是一舉多得。迫於對子女的安排，老地質工作者想回到地方去工作。地質大隊進城以後，會好一些，可解決一部分人安定的生活環境，但大部分同志還是在野外工作。有些同志的生活水平還會下降。提高地質工作的社會地位，聲譽，靠兩條：一是靠地質工作多為地方找礦，做好事，見實效，不要只一味地找大礦。二是靠國家為地質工作者創造條件。雖然大隊部進了城，但大部分人員還是在野外工作。最近，地質部下文，野外津貼提高到1.40元到1.80元。必要的福利設施還是要考慮解決。現在有了電風扇，電冰箱，電視機，麵包機，烘烤機。不僅是大隊條件要改善，分隊也要解善。分隊有的是相對穩定的，十年八年定在一個地點，集鎮上，周圍是普查組。也門共和國的地質人員，在野外生活是供給制，工資照拿。每年頂多在野外工作三個月。蘇聯的地質人員享受邊防軍的一二級待遇，鼓勵人們從事地質工作。我國的地質人員與其比較，不知差到哪裏去了。

60年代，我在龍岩地區從事煤礦普查，目的是找煤層露土，以及可採煤田，不怕勞累和辛苦，鑽山溝，爬陡壁，看到一個老洞，周圍雜草叢生，我們為了找到煤，就不顧一切地鑽進去，發現古煤場，還有煤可采，臉上黑一塊，紅一塊，心裏卻高興極了。發現了煤點，就描圖、拍照，忘記了一切疲勞，回來，向同事們作為喜訊報告。為了尋找含煤的標緻，就像繡花一樣，精心雕刻。從大羽羊石化石附近可以發現煤礦。每當發現了有煤的標誌，心裏也很高興。我在上杭紫金山發現了一個直徑有四五十公分的銅礦石，有幾十斤重。我們用紅綢包起，敲鑼打鼓地去向領導報告。這預示着周圍有大型銅礦產。我們發現的龍永煤田，正在開採，廠房連片，火車轟鳴。每當看到我們走過的地方，蓋起了廠房，連通了鐵路，心裏真是無比的高興。

我們中年知識分子，希望組織上信任，工作上出了問題給予支持，不要橫加指責，地質工作未知數比較多，探索性比較強，科學性很強，實踐性也很強，有時候是巨大的成功，有時候是完全失敗，尤其是失敗的時候，要分析原因。原來，布錯了一個鑽探孔，就要處分，降職，批評。在工作條件上，只要有張辦公桌；在生活條件上，有個住房就可以了。子女的就業、入學，能夠與社會同步就心滿意足了。老地質工作者只希望有個安定的生活和工作環境，能和家人團聚，以便更好地發揮畢生的餘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