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張建忠，普查與愛民並進

張建忠，漢族，福建閩侯人，1952年11月出生，1971年3月參加工作，197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0年5月畢業於武漢地質學院煤田地質與找礦專業，高級政工師。瘦中個，長方臉，笑呵呵的，深藍色襯衫。1984年9月27日上午，他接受了我們的採訪。

我1952年出生於福建省閩侯縣，家在農村，1971年招工到地質隊，正式參加地質工作，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畢業於武漢地質學院。

我讀初中時，正遇上“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鬧革命，我沒有外去串聯，1966年回家勞動，在家幹了幾年，地質系統招工，大隊推薦我上來了。招工時，305地質隊跟我們講，地質工作是比較艱苦的，也是比較光榮的。我表示，生在農村、挑糞、搬石、砍柴，什麼苦都吃過，再大的苦也不怕。1971年3月，安排我搞安裝工作，鑽機打地基。同我一起搞安裝的，很多是大學畢業生，平地基，他們沒有架子。我再苦也干，挑水、打鑽、積極肯干。不久，領導把我抽出來，搞群眾報礦工作，去大隊、公社，向群眾宣傳地質工作。後來，推薦我到地質培訓班學習了7個月。出來后，擔任了地質工，第四年被定為二級工。幾年當中，學到了一些東西。在地質班主要學普通地質。我從農村來的，能吃苦。不比城裏來的，城裏來的傲一些。

我最早是在地質3大隊4分隊，乾的是打標本，量方位，打鑽，整理標本，刷漆等工作。地質工作說很深，也很深；說很淺，也很淺，馬馬虎虎也混得下去。老技術員認為我是摻沙子進去的。

1973年，我們在一條山溝里找礦，有個蒲城人，搞鑽機的，20多歲，是個獨生子，結婚才7個月，像我一樣從農村招工來的，那天本來是他休息，但他閑不住，主動提出送飯上山。送飯上山後，他又主動幫助推套管，套管掃過來，正好擊中他的肝部，破裂，死了。領導上作出決定，要他的舅子來領班，可他舅子不來，怕了；要他的妻子來領班，妻子也不肯來，害怕，寧可在農村。事隔不久，有個晉江人，是從部隊退伍的軍人，被鑽機皮帶打死了，年僅38歲。老百姓說這條山溝里有無頭鬼。

1976年，在南平大化打機掘洞，風鑽打的，班裏3個人，班長小王被壓死了，他是上海人。進洞，檢查安全工作看到一塊石頭凸出來，先用杆子敲了敲，沒事。開始打洞，石頭從上往下掉，砸到他的眉頂，送到建歐搶救，結果沒救活，死了，只有37歲，他有三個女孩子，家住上海郊外。按勞保規定，給予照顧，修房。還有兩個職工壓傷了腿，壓斷了手。

我在建歐幾年，工作積極，受到了鍛煉。3大隊領導就把我留了下來，沒讓我去馬坑，安排在3大隊地質科當地質工。

1977年3月，我被推薦到武漢地質學院勘探系學習。考試的作文題目我都還記得：《展望1977年》，還考了初中的數理化基礎題，高中階段的有幾個題，我考上了。大學期間，我感到最難學的是微積分，以前沒基礎，聽課很吃力，但我地質基礎較好，通過一番刻苦努力，還成了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之一。1980年6月1日畢業。由於是工農兵大學生，仍然按原來的從哪裏來回到哪裏去的政策，分配回到原單位工作。

我是1973年在地質隊入團，任團支部副書記兼組織委員。讀大學時，任團總支委員，團支書。我1979年2月在學校入黨，是勘探系裏第一批發展的黨員。我的兩個入黨介紹人當中，其中一個是湖南湘潭人。毛主席的家鄉人做我的入黨介紹人，所以我感到特別驕傲和自豪。我畢業回來后，局裏把我安排到地質5大隊，駐地在福清市，沿海地帶，主要普查高嶺土，搞了一年。

近兩年，地質戰線進行了體制改革，我認為改革的本意是好的，但從其效果來看，仍然是換湯不換藥，沒有搞出什麼名堂。現在鑽探與地質分開，三個地質中心，兩個鑽探隊。閩東南三個地區，從廈門到浙江，戰線長，幾百公里，就一個閩東南大隊，承擔不了那麼大的工作量。閩東南大隊離泉州市區6公里。建議你們到那裏去看看。

地質工作者的家屬，一般都享受到了戶口農轉非的待遇，但是無法安排工作，反倒生活困難。地礦局辦工廠，辦不好，由那些退居二線的同志去抓，本身心情就不愉快，那怎麼會把工作抓出成效呢？所以地礦局辦的工廠無一不是虧本的。家屬即使給安排到了廠里，空有虛名，拿不到工資，還不如在家種田，帶孩子，或乾脆休息。我妻子至今還在農村老家種田，兩個小孩，也都在老家上小學一年級。

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地質隊經過普查，提供哪裏有礦，哪裏有水的線索，鑽探隊打井，鑽洞，確認，把第一手資料提供給政府參考。無論是地質普查、鑽探，每到一個地方，就要給這個地方辦一兩件好事，當地政府和群眾才歡迎你。

近年來，國家每年給我局投資3197萬元，按年度計劃分配到各個大隊。錢花完，事也就辦完了。

我是去年10月機構改革中，作為改革工作組的一員被抽到局裏來的，之後，留到了局機關。此前，我一直是帶一個普查組，在野外搞普查。組裏人員構成是：地質的4個人，測量的3個人，炊事員1人。炊事員也是正式職工，起碼是中專生，他的工作是承包的，買菜、做飯，全由他一人包了，伙食好歹，全憑他的良心。我們多數時間住在農村的大隊部。特別是實行責任田以後，大隊部都是空着的。我那個組在閩東南工作期間，由於注重抓了政治學習，思想建設，取得較好的業績。1982年評上了先進集體、先進黨小組。要說正兒八經的上政治課，在現在這種大的環境下是不太合適的。我們在古田彬洋公社嶺里大隊找礦時，組裏有一台電視機，一般節目，大家都不愛看，凡有思想性、故事性的好節目，我就邀請大家一起看，從中受到教育和啟迪。彩電在填圖組，他們比我們更辛苦。現在每個組有收錄機、錄音機、電視機，每個隊有一輛大車、一輛小車、3至5輛自行車，條件比起改革開放前的那個時候好多了。

我們給駐地村裏的年輕人吹地質工作者的神秘。當地幹部群眾對我們的工作都很關心，很支持，見面就問：有礦沒有呀？可不可以蓋工廠呀？例如：挖地槽，要賠錢，一棵松樹苗，按規定要賠1-2元。群眾種的紅薯，被我們挖掉了，必須按當地的收成價，賠錢，一般是100斤紅薯，賠6元錢。嶺里大隊有口水井，下雨時，溪水流進去了，變髒了，吃不得。當地幹部誰也不管，老百姓想管，但沒有權力和辦法管，只能忍受下雨天沒水吃的痛苦。我們小組給他們把井裏的淤泥出乾淨，撒漂白粉消毒，溪水能吃了。群眾高興得不得了。公社借用我們的汽車，把本村的婦女弄到車上，送到公社結紮，採取節育手術。我們也支持。總之，我們地質組每到一個地方，就要給這個地方辦一兩件好事，當地幹部和群眾才會歡迎。對於我們遇到的困難，他們都會熱情地伸手相助。那種關係，如同魚和水，那種生活，溫馨又甜蜜，值得永遠留念。不過，也有些小不和諧的音符。像原福建省地質第4大隊，有人到了地方上，與村裏的女人亂搞關係，群眾很反感。還好，並不是地質隊員主動，而是女人找上門來的。

如今，年輕的地質工作者與我們那個時候大不相同了，都要求調到地方去，不安心野外地質工作。因為野外工作實在太辛苦、太單調、太枯燥，收入又不高，不像地方幹部有油水，有額外收入；更無法與老闆、經理相比。地質人員的野外津貼很低，低到常人難以想像的程度：區調1.10元，分隊0.90元，大隊0.60元，實在不高。所以新進來的年輕人都不願意乾地質，除了生活艱苦，還與父母親不能團聚。現在對小家庭建設的標準越來越高，找一個稱心如意的對象，很難。生了小孩，照管也難。本系統為數很少的女同志，也不願在本系統找對象。一旦結婚，就要面對諸多家庭困難。我局領導拿起也沒辦法，為了穩定地質隊伍，只好規定：凡畢業的大、中專生，工齡不到5年，不考慮調動工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