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覺的種子

一

我這一生，破除的“惑”比較多。

不少看起來似乎很難破除的“惑”，也都被我一一破除了，使周圍的朋友非常吃驚。

但是，取得如此成績，並不全是個人的努力。仔細回想，在早期，有兩個強大的客觀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乾淨的童年，二是骯髒的災難。

先說童年。

我有一個切身體會：一個人，如果在窮鄉僻壤度過童年，很可能是一種幸運，因為這會讓他從起點上領略最樸素的真實，為正覺留下種子。所謂正覺，就是未染虛誑的簡明直覺。因此，這些正覺的種子，正是我畢生破“惑”的深層原因，也是我後來接受大藝術、大哲學的基點。

舉些例子吧。

我們村裡，對生死之界看得相當平易。

村子裏幾乎沒有人去過縣城，平日都在田裏農作，比較正規的外出就是進山掃墓。

田裏，勞累而平庸；山間，美麗而神奇。因此，進山便是村人的樂事。到得長輩墳墓跟前，總是以墓邊草樹的長勢與長輩開玩笑。“爺爺，今年您有點兒偷懶了，這楊梅比不上外公那邊”；“叔叔，您的幾棵松樹長勢不錯，累着了吧？”……

村裡哪位老人去世了，必然全村恭送進山，就像現在城裏人送別一位退休職工，沒有太多傷感。孩子們更是在送葬隊伍的前後蹦跳戲耍，採花摘果，一片歡快。孩子們從小就相信，只有我們的笑聲，才能讓長眠的老人心安。

連生死之界也看得這麼淡，當然就更不在乎貧富之界了。我們村子裏的農民，全都匍匐於春種秋收、菜蔬魚蚌之間，家家戶戶的生活大同小異，差別實在不大。吃飯時分，鄰居之間都有端碗遊走的習慣，筷子伸到四五家的碗碟里去，十分自然。哪一家若有意外的吃食，例如網了一條大魚，或抓了兩隻野鴨，一定是全村的事。即使誰家的冬瓜、南瓜長得特別大，也會煮熟了分給各家。正因為這樣，後來一定要在村子裏劃分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還讓他們之間展開“階級鬥爭”，實在是難上加難。

幾里之外稍大一點的村子裏，倒真有幾戶有錢人家。有錢，是因為做了絲綢和藥材的生意，因此，並沒有“剝削”四鄉民眾的痕迹。

說了貧富之界，再看看官民之界。

村裡管事的，原來也有名義上的“保長”和“甲長”，主要是在廟會期間領頭舞個獅，在火災時派人敲個鑼。村子裏的事情分兩撥，一撥是莊稼的事，一撥是各家的事，他們都管不到。他們有自己的莊稼自己的家，怎麼會去管別人的？新中國成立之後上面派下來一個“村長”，是一名複員的殘疾軍人，很客氣，見人就笑。他只做兩件事，一是根據上面的佈置召集村民開個會，村民都在昏暗的油燈下打瞌睡，他用大家都聽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讀點什麼，也就散了；二是村裡年輕人結婚，他會被邀請到婚禮上站在中間，還是用大家都聽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說幾句好話。他做“村長”的酬勞，就是按規定在村民每年“繳公糧”時給他留下兩袋。村民總想給他多留一點，因為他有殘疾，不能勞動，而他總是推拒着，說：“夠了，夠了，足夠了！”

在村民心目中，做“村長”，是因為不能自食其力，比較空閑，又能講話。

——這就是我童年時代留下的有關生死之界、貧富之界、官民之界的正覺。

這些正覺很淺陋，卻能使我後來遇到種種台階、競爭、理論、學派時，投去不太信任的目光。因此，我把這種童年正覺，稱之為“初元正覺”。

二

那就要說說對於教育的“初元正覺”了。

我在鄉下接受的早期教育，更讓人難以置信。

幾個疑似逃婚的外地少女，在一座破落的尼姑庵里辦了第一所小學，我就成了她們的學生，但她們自己還都沒有小學畢業。我媽媽文化不低，卻一心在為村裏的成人辦“識字班”，不怎麼管我，卻要我從三四年級開始就夜夜為村民寫信、記賬，算是我的“課外作業”。我從這樣的小學畢業後到上海來考中學，上海的親戚們全都搖頭，因為當時上海教育水準就已經足以傲視千里。但是，讓他們驚訝的是，我很快獲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賽第一名、數學競賽第三名。其實原因很簡單，我沒有被刻板而繁重的課程剝奪了天性，而且畢竟寫過那麼多信，記過那麼多賬。

幾十年後，我驚喜地找到了當年小學的何杏菊老師。何老師抱歉地說：“你所有出版的書，我都很難讀懂。回想自己當年小學還沒有畢業就來教你們，真不合格。”

我說：“何老師，您最合格。我一生有關閱讀和寫作的全部快樂，都是由您啟動的。”

國際上有一些專家說，人在七歲左右就完成了味覺記憶的儲存。今後不管活得多久，走得多遠，只要嘗到童年時代的那種口味，就會無限欣喜。那是口味上的“初元正覺”，其他正覺，也不妨以此類推。

三

童年時期的正覺，就像那個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目光。整個街道都陷入了“惑”，並在“惑”中互相欺騙，只有這個孩子無“惑”，大聲喊了出來。

他的喊聲很孤單，卻驚世駭俗；很純凈，卻振聾發聵。

——這就是“初元正覺”的存在形態。

但是，孩子會長大，他還會保持這番目光、這番喊聲嗎？估計很困難。滿街的成年人也都有過這樣的童年，為什麼都失落了呢？

失落的程序，是一級級文明的台階。失落的理由，是一段段公認的邏輯。

因此，誰都很難倖免，包括這個孩子。

其實，我就是這樣一個眼看就要失落正覺的孩子。

因為，我快速地成了一個地道的上海人，不僅以優秀成績高中畢業，考上了當時最難考的高校，而且領略了一座西派大都市的生態默契。此後我還會學習很多課程，接受很多理念，涉足很多競爭。我似乎已經踏上了一圈圈不斷往上旋轉的樓梯，在好奇、興奮、專註中步步攀援，卻不知道自己已經開始迷路。

我有可能變成各種“人物”，只是，再也不可能變回那個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我會永遠地失去那種目光、那種聲音。

沒想到，一場災難改變了這一切。

突然之間，我無法學習那些課程了，無法接受那些理念了，無法攀援那個樓梯了。一切都歸零，什麼也沒有了。

這就是我在快到二十歲時遇到的“*****”，使乾淨的童年走向深刻。

父親被關押，叔叔被害死，全家八口人衣食無着，饑寒交迫，而我是大兒子，必須把擔子挑起來。其間，我和全家老少，受盡了難以想像的身心屈辱，卻又看不到一絲一毫的希望。

掌權者像“走馬燈”似的不斷更換。

當時，我周圍很多人都被這種“走馬燈”轉暈了。這是一種最可憐的情景，天天聽報告，夜夜學文件，時時有期盼，人人都心慌。正是在這種渾濁的漩渦中，我的表現讓大家非常吃驚。有兩位熟人後來寫回憶文章說，我在幾度帶頭對抗全部失敗后，完全撤退，只在遠處冷眼旁觀，除了照顧家人，就是埋頭英文。

我為什麼會這樣？回想起來，那是因為突然降臨了太多的擁擠、太多的歡呼、太多的怪異、太多的虛假，讓我一下子回到了那個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境遇。那個孩子不也是在擁擠街道的歡呼聲中，伸出頭來發現真相的嗎？我童年時代播下的“初元正覺”，重新復蘇。

童年時代的目光，純凈而冷靜。因此，他們說我“冷眼旁觀”，並不誇張。種種“外惑”的邪光都是有熱度的，我當時埋頭英文是想借用一頂外國草帽，來遮斷那些邪光，讓冷眼始終是冷眼。

首先看不下去的，是那一堆不符合身邊事實的大話。

當時的大話，鏗鏘豪邁，氣勢如虹。大意是：環視全球，唯獨我們最好。貧困的小國水深火熱，等待着我們去援助；富裕的大國氣息奄奄，等待着我們去埋葬。

對此，我的冷眼提出了疑問：我們最好？那麼請問，我的父親關押在哪裏？我的叔叔掩埋在哪裏？什麼地方能找到可以讓我們全家老少活命的口糧和寒衣？什麼時候能讓我們的街坊鄰居、親戚朋友免遭批鬥和抄家？

接着看不下去的，是那一堆不符合語文課本的口號。

當時的口號，都粗陋鄙俗，完全跌破了每個年級語文老師劃定的文字底線。後來才知，這是為了抵擋國際話語，故意追求低智。當時傳媒上最流行的句子有：“鬥私批修不過夜，狠斗私字一閃念”；“心往一處想，汗往一處流，眼往一處看”；“隨身帶選集，開口是語錄”；“誰敢絲毫不忠，交給革命群眾”；“一斗二批三洗澡，洗凈污泥就是寶”；“哪裏有演變，砸個稀巴爛”……這，居然是一個文明古國、一個世界大國的官方話語？我想，即使是我們小學的何老師看到我們寫出這樣的句子，也會無地自容，因為學生讓她丟臉了。

這兩點，是我從一開始就看不下去的。熬了兩個月，它們依然猖獗，我就覺得一定在背後隱藏着一個根本原因，於是就不放過了，一路邊看邊想。

我的思考和發現，我後來在《文化之痛》一文中曾經詳加論述，這兒就不再贅述了。

看穿，有可能陷入頹唐，也有可能提升勇氣。我選擇的是後者，因為耳邊時時響起那個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喊叫聲。

四

但是，看穿和勇氣之間還有不少距離。

那個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的叫喊，其實只是誠實，而不是勇敢。若想上升為勇敢，他還要繼續努力。

據我本身的經驗，對於被自己看穿的一切，不要輕易放過，而是要繼續看下去，並且讓自己的目光漸漸發生變化。

先由“畏視”變成“平視”，然後再由“平視”變成“逼視”和“透視”。終於，抵達了“輕視”和“俯視”。

對氣勢洶洶的對象能夠“平視”，那是從最初的驚嚇中找回了自己。“逼視”和“透視”則讓自己成為一個嚴峻的觀察者和思考者。觀察和思考的結果，是發現它們的本質，以及本質背後的虛弱，那就可以“輕視”和“俯視”了。

我想，世人對於一切不良外力，都不妨完成這一番目光轉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走向無懼。

在這整個過程中，最有趣的一環，是發現它們的虛弱。這一發現，讓自己如釋重負。

我是怎麼發現它們虛弱的呢？

回想起來，是從以下三點打開口子的。

一、那些大話和口號在很短時間內就被大家膩煩了。多數人雖然還沒有像我一樣質疑它們的內容，卻膩煩它們的重複、空洞、平庸。一膩煩，便聲勢大減；

二、也許它們都會從一開始就掃蕩一切異議，因此它們很快成了“沒有對手的殺手”。其實對手到處都是，但它們找不到了。找不到對手的殺手，就什麼也不是，天天向空氣擺出掄拳姿態，終於由無聊走向頹廢。

三、它們的權力圈子很小，按照權力發酵的周期，很快發生了互斗。互斗各方，都會向民眾求告同情。這一來，它們與民眾之間的強弱對比就發生了逆轉。

發現了它們的這三點虛弱，我下垂已久的嘴角開始浮上了微笑。

一旦看穿，我的“初元正覺”也就上升到了“破災正覺”。至此，就應該有所行動了。

只有行動，才能加持正覺，不使萎謝。

正覺來之不易，存之不易，我既然有幸與它相遇，與它長守，就沒有權利獨佔它、獨享它，而應該讓它成為社會正義、人間正氣。

要讓個人的正覺成為社會正義、人間正氣，那就必須行動。

因此，我勇敢地往前走了，又小心地留意着路口、道岔和溝壑。

那時，我二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