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王學泰

大約在六十年前，讀初中時我就記住了“蔡東藩”。那時正沉迷於武俠小說，為了了解武俠小說里大俠的生活背景，開始讀歷史演義小說。雖然蔡氏的書對於當時的我來說確實深了一些，但也能囫圇吞棗地讀下來。蔡東藩恰恰又與我當時的班主任楊東藩先生同名，我才牢牢地記住了這個名字。

後來，我到“北圖”查了蔡東藩的經歷，原來蔡先生是魯迅的同鄉，他們都是浙江紹興府人。魯迅是紹興會稽，蔡是紹興蕭山（清代蕭山屬於紹興府），兩人的乳名也很相近，魯迅叫樟壽，蔡東藩叫椿壽。紹興文人多筆力雄健，魯迅人所共知，蔡東藩的史筆也不遜色，創作高峰也很相近。魯迅創作高峰是1927年到1936年這十年，而蔡東藩也是從1916年到1926年十年寫作了11部歷史通俗演義，從前漢（附秦朝）、後漢（附三國）到民國九年，時間跨度2166年，總共600餘萬字。

講了這麼多魯、蔡相同或相近之處，是不是說兩者就是同一個營壘的寫作者呢？當然不是。雖然蔡東藩只比魯迅年長四歲，還比魯迅晚去世九年，但二人卻是兩個時代的人。蔡是傳統的文人，受的是舊式教育，讀的書也是傳統的“經、史、子、集”之類，在清朝還有過功名——秀才（14歲考中），還到北京參加過優貢考試（1905年廢科舉后對秀才安慰性的考試），並被分發為候補知縣；而魯迅一走出紹興老家，進的就是新式學堂——江南水師學堂，後來到日本留學，先學醫，后在東京研究文藝，開始創作，是中國第一代新型的知識分子。

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和庚子事變（1900年），整個國家面臨著被列強瓜分的危險，此時無論是憂國憂民的傳統文人，還是追求新的思想意識、正在經歷着蛻變的知識人都在關注與思考如何挽救危亡與救國救民問題。蔡東藩正是一位傳統的憂國憂民之士，他思考的結果是用歷史啟發民眾。清代的龔自珍曾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龔自珍全集·古史鉤沉論二》）中國自古重視自己的歷史，自明代科舉以“八股取士”以來，史學越來越不被世俗重視。像《儒林外史》中所寫的中了進士的范進連“蘇軾”是誰都不知道，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史學與科舉考試、特別是仕途沒多大關係。

清廷自“廢科舉、興學校”以來，新學獨盛，史學更是雪上加霜。利用中國歷代先賢救亡圖存的事迹與精神，激發國民的愛國熱情，從而拯救中華。這是一些傳統文人的想法。著名譴責小說作家吳趼人曾“發大願編寫歷史小說”，並撰寫了《歷史小說總序》和《兩晉演義序》，用歷史教育民眾。可惜，時不我與，吳趼人不久因病去世，其計劃自然便夭折了。他所遺留的“大願”是與其思想意識接近的蔡東藩完成的。

蔡的第一部“歷朝通俗演義”是《清史演義》，當時還沒有一部完整的清史（《清史稿》印於1928年），這部書應該說是一部開創性的。寫此書的直接動力，是他對清亡之後有些人仍然沉迷於帝制、甚至企圖復辟帝制的不滿，另外也有總結清王朝二百多年經驗教訓之意。

蔡東藩的這套“歷朝通俗演義”基本上是從后往前寫的，他從清史寫起，其後是：元史、明史、民國史、宋史、唐史、五代史、南北史、兩晉史、前漢史、後漢史，由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陸續印行。時間是1916年7月到1926年9月。會文堂是用有光紙石印、線裝，很廉價。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會文堂本還很多，充斥於舊書店、舊書攤。東藩之孫蔡福源用四五十個字概括了這套書的特色：“朝代多，人物眾，篇幅長，跨度大，頭緒繁，事情雜，史料實，詳略當，連貫好，情意濃，趣味強，閱讀易，引力足，印象深。”（《蔡東藩研究·我的祖父蔡東藩》）此書一出版，就風行全國，銷售至“十萬”。這在當時確實是個了不起的印數。普通書籍，每版也就印個兩三千冊。

蔡東藩這套書中所貫穿的思想主旨在傳統文人群體中應該說是先進的。毛澤東曾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的精華”。精華之中最值得重視的應該是民本思想。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所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蔡東藩在“歷朝通俗演義”中所竭力主張的正是孔孟所倡導的。他把儒家倡導的堯舜之治和仁政學說歸納為“開明專制”，他倡導“開明專制”摒棄“絕對專制”。

堯置諫鼓，立謗木，舜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湯改過不咎，周有詢群臣詢群吏詢萬民的制度，簡策流傳，至今勿替。可見古時的聖帝明王，雖然尊為天子，管轄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廣益，依從輿論，好民所好，惡民所惡，才能長治久安，做一位昇平主子，貽謀永遠，傳及子孫。看官聽說！這便是開明專制，不是絕對專制哩。

（《前漢演義》第一回）

“開明”的核心就是“好民所好，惡民所惡”，為了保障實現這一點，關鍵是要建立能夠聽取不同意見的制度（“置諫鼓，立謗木”“詢群臣、詢群吏”等）。與此相對立的“絕對專制”是甚麼樣子呢？

自從嬴政得國，專務君權，待遇百姓，好似牛馬犬豕一般，凡所有督責抑勒的命令，嚴酷殘暴的刑罰，無一不作，無一不行，也以為生殺予奪，惟我所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從此皇帝的位置，牢固不破，好教那子子孫孫，千代萬代的遺傳下去。那知專欲難成，眾怒難犯，本身幸得速死，不致隕首，才及一傳，宮廷裏面，就鬧得一塌糊塗，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同上）

絕對專制的特色是不把老百姓當人，“也以為生殺予奪，惟我所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也就是說統治者可以任憑自己的意志去統治百姓，想怎麼干，就怎麼干。他們認為這樣才能長治久安。沒想到“專欲難成，眾怒難犯”，秦朝統一天下才十幾年的工夫，就被推翻了。這就是絕對專制的後果，“秦制”就是絕對專制。

對於繼秦之後建立漢朝的劉邦，蔡東藩評價也不高，其原因就在於，他雖然取代了絕對專制的秦朝皇帝，但所執行的仍然是“秦制”：

史官說他豁達大度，確非凡夫，而且入關約法，盡除苛禁，能得百姓歡心，所以掃秦滅項，五年大成。但小子追溯漢家事迹，多半沿襲秦制，並沒有一番大改革的事業。蕭何原是刀筆吏，叔孫通又是綿蕞生，綿蕞系表位標準，綿是置設綿索，蕞是植茅地上，為肄習典禮之處，使知尊卑次序。所見所聞，無非是前秦故事，曉得甚麼體國經野的宏規，因此佐漢立法，仍舊是換湯不換藥的手段，厲行專制政體，尊君抑民。

（同上）

所謂“約法三章”是劉邦對關中百姓的許諾，《史記·高祖本紀》中記載：“漢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劉邦）兵遂先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陽……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這話說得多貼心！要把秦朝苛政只簡化為三條：殺人償命，傷人與偷盜按其行為給人造成的損失懲治。這三條簡單，對於社會來說也是最基本的規範，“父老”們自然是竭誠擁護。其實這是個騙局，劉邦一進了秦宮殿，興奮點都集中在做皇帝上，早把對老百姓的許諾拋到九霄雲外，其所執行的仍是“尊君抑民”的“秦政”，“換湯不換藥”。魯迅也說過類似的意見。他在《而已集·小雜感》中說：

劉邦除秦苛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而後來仍有族誅，仍禁挾書，還是秦法。法三章者，話一句耳。

除了《清史演義》《民國演義》綜合各種野史稗官（包括清末民初的報刊）完成的以外，其他各朝史演義都是本着“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軼聞為緯，不尚虛誣”（蔡東藩《唐史演義·自序》）。“正史”敘事多重複，與人物活動無關的文字太多，如何刪繁就簡、增加歷史人物之間的互動以及有趣的故事，這是頗費裁量的。

這套書雖名“演義”，但它還是與讀者熟悉的《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東西漢演義》等書不同。《三國演義》等作品更注重文學性，就文體來說，它們更接近“英雄傳奇”；而蔡東藩的“演義”，雖然也有鋪排、也有虛構，但其重點還在於敘述歷史事實，它是歷史讀本。這一點自從它出版之後就被讀者肯定了。當時江蘇省立南京中學校長張海澄給會文堂新記書局寫信說：“《歷朝通俗演義》於中等學校學生文史知識，裨益匪淺。特采作課外補充讀物。”

毛澤東也很喜愛這套“演義”，抗日戰爭時期，他就委託在敵後工作的李克農為他購買這套書。買來之後，他一直把這套書放在自己床頭，作為常常翻閱的書籍。“文革”中出版業凋零，但還是出版了《民國通俗演義》（是否全套“歷朝通俗演義”，因為我沒看到，不能妄說。我只看到這一種，是大字本的，分訂為八本。陳志根的《蔡東藩〈中國歷代通俗演義〉版本源流述論》也沒有提到蔡書的“文革”中印本）作為內部書，購買要憑一定級別的幹部證件或介紹信。當時號召高級幹部要“讀點歷史”，毛就向他們推薦蔡東藩的“演義”。

嚴謹的歷史學家顧頡剛關注歷史知識的普及。20世紀30年代，他就鼓勵自己的學生撰寫歷史通俗讀物（如陳稺常的《中國上古史演義》）。50年代出版歷史通俗著作時，他推薦了“歷朝通俗演義”，並為之作序：

一般歷史通俗演義，在過去也曾出版過不少，可是似乎還很少能和蔡東藩先生這一部相提並論的。蔡先生對史料的運用與取捨，採取了相當認真的態度。例如：他對正史中所引用的迷信部分，加以適當地批判，對於帝王自己為了要求在群眾中建立威信而製造的神話，也都予以無情地諷刺。這證明了他作這部書並不想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我認為，這部書的重新出版，不但可以作為一般人的讀物，並且也可以作為愛好歷史的人們的參考。因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歷史專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記，倒不如這部演義，隨意翻覽一下，說不定會有提綱挈領的功效。

（顧頡剛《蔡東藩〈二十四史通俗演義〉（增訂）序言》）

現在不是“熟記”不“熟記”，而是有多少有能力、有時間讀“二十四史”了。因此，蔡東藩的“歷朝通俗演義”就是學習中國歷史的基本讀物了。

蔡東藩的書中，自己還常常加批註，或作一些小考證，每回之末或有總評，以幫助讀者辨明真偽與正誤。例如《前漢演義》第十一回之末云：

本回敘劉季微賤時事，脫胎《高祖本紀》，旁采史漢各傳，語語皆有來歷，並非向壁虛造。惟史官語多忌諱，往往於劉季所為，舍瑕從善，經本回一一直敘，才得表明真相，不沒本來。蓋劉季本一酒色徒，其所由得成大業者，遊盪之中，具有英雄氣象，後來老成練達，知人善任，始能一舉告成耳。若劉媼之感龍得孕，老嫗之哭蛇被斬，不免為史家附會之詞；然必謂竟無此事，亦不便下一斷筆，有聞必錄，抑亦述史者之應有事也。

劉媼之感龍得孕，老嫗之哭蛇被斬這是正史中有的，作者不能迴避，但在總評中加一些批評文字，已表明自己的態度。

蔡書自從問世后曾多次出版，就20世紀80年代以來，也有多家出版社重印，有人覺得印得太多了。記得四十年前曾與我的老師廖仲安先生討論過甚麼書要多印的問題。他說，有的書就像大米白面，甚麼時候到糧店去買都要有，至於那些高級的糧食像西貢米、冰船面或北京人很少光顧的莜面、高粱面、小米麵倒不一定時時要有（當時人們還在用糧票，對糧食的需求沒有像現在這樣多樣化）。書籍也是這樣。像“四書五經”《史記》《漢書》《三國志》《水滸傳》《三國演義》“楚辭”“李白詩”“杜甫詩”“蘇軾作品”《唐詩三百首》……這些就屬於大米白面之類，甚麼時候去買都要有。從現在人們的精神需求來看蔡東藩的書，也將成為“大米白面”了，讀者甚麼時候逛書店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