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框架及主要研究內容

三、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框架及主要研究內容

根據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五中全會精神，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理論框架可以簡要概括為：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積极參与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

（一）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作為一個經濟體系，它就應當具有立體形象，我們可以勾勒為下面的分析框架。

1．開放活動的內容（即開放的部門和領域）

（1）商品流動：物質的生產和貿易；（2）要素流動：資本和技術交易，吸收國際直接投資和中國企業對外投資；（3）服務流動：服務和信息的可貿易性（服務貿易的四種形式）。

2．開放活動的場所（即開放的空間佈局）

（1）沿海開放城市（優惠政策的先期效應）;（2）沿江與內陸城市（市場准入的差別）;（3）邊境地區（市場准入的差別）。

3．開放活動主體之間的契約關係

（1）雙邊經貿關係；（2）多邊經貿關係；（3）區域合作關係（上海合作組織、APEC等）;（4）區域經濟一體化（自由貿易區）。

互利共贏，是這個開放型經濟體系的第一個屬性。西方發達國家可以說都是開放型經濟體系，而且就目前的開放水平看也都比我國更開放。如果我們只是朝着繼續擴大開放的方向與它們看齊，我們與它們就沒有區別了，充其量不過是後來追上來的一個發達國家，富國俱樂部增加一個成員而已，那麼我們說的中國特色開放型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特點了，在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中就缺乏親和力了，所以我們強調互利共贏。怎樣才能實現互利共贏呢？首先當然要研究的是中國自己市場的開放。貨物與服務市場的開放都是貿易夥伴關切的問題，除了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還要研究市場的公平競爭，哪些因素妨礙了公平競爭，實現哪些改革才能真正做到讓我們的貿易夥伴公平分享中國巨大市場的利益。其次要研究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的福利效應，對東道國的就業、貿易創造以及稅收產生了什麼結果。如果只對自己有利，而對東道國的貢獻甚少，就可能產生“新殖民主義”的曲解。再次要研究貿易的國際規則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以及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對國際規則制定的要求。最早西方發達國家鼓吹貿易投資自由化，說自由貿易的中性規則（或競爭中立）可以使交易雙方都有利。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談判后，黨和國家審時度勢、勇對挑戰、有保留地接受了這個說法和別人制定的商業規則，並努力使自己適應和運用規則，創造條件使自己在交易中獲取相應利益，但這是需要付出代價的，而且不是每個發展中經濟體都能夠像我們這樣做到。因此，所謂的“中性規則”其實並非完全公平合理。現在我們已經成長為貿易投資大國，而且有條件接過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旗號去與西方發達國家交涉自己應得的利益。對發達國家而言，貿易投資自由化也好，中性規則也罷，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我們的武器。在發達國家面前，我們需要研究如何加強在規則制定中的能力，同時研究如何讓這些規則照顧不發達國家的利益。在發展中國家面前，我們需要研究“南南合作”中對雙方都有真實利益的商業規則。

多元平衡，是這個開放型經濟體系的第二個屬性。我理解的多元平衡主要是三方面的平衡。首先是中國經濟的內在性與外部條件的平衡，集中表現為內外需的平衡。這關係到中國經濟的發展戰略。中國作為大國，發展經濟只能以內需為主，根據過去我主持的商務部委託的課題“中國內外需協調發展研究”的計算，即便在1978—2008年這30年間，外需在中國經濟總需求中的比重也不超過15％，所謂中國經濟依靠外需增長的說法並無研究依據，國際金融危機以後這個比重大幅度下降。那麼平衡究竟應該如何量化？通常外需指的是商品和服務的凈出口，由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反映。但是隨着我國金融開放和人民幣跨境交易結算的發展，境內外資金流動比過去自由和頻繁，外匯進出和收支經常是由於境內外人民幣匯差和利差所導致，並非真實貿易投資活動的記錄。這就給我們依據國際收支來計算外需的數量帶來了困難和誤差。如何克服這個技術困難並給出內外需求平衡的量化概念，是研究要克服的難點。其次是與貿易夥伴利益關係的平衡，集中體現為進出口貿易平衡以及資本進出流動的平衡。其衡量標準不僅要看國際收支，還要看貿易投資活動的互補性以及雙方社會福祉的增進。最後是國內深化改革與營商活動規則日益國際化之間的平衡。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完善過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少不適應國際化發展趨勢的體制性矛盾，無疑需要改革，但這些改革內容都具有複雜性和牽連廣的特點，而不少國際規則和國際合作範式也處在變革或即將變革之中，因此要講求兩者之間的平衡，講究頂層設計和試驗先行，否則將導致進退失據、寬嚴皆失。所謂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也包含這方面的內容。

安全高效，是這個開放型經濟體系的第三個屬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金融危機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大膽開放，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另一方面要防範危機對我們的衝擊。防範經濟金融風險是我國開放型經濟體系必須具備的安全閥。因此要研究這個安全閥的設計、製造、安裝、監測以及運行管理。所謂高效，是要求這個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運行成本最低化、效率最大化。因此要研究是什麼因素導致成本高、效率低。一般而言，體制障礙導致制度的交易成本高、效率低；機制障礙導致管理成本高、效率低；技術障礙導致操作成本高、效率低。例如，對於推進貿易便利化，關稅和非關稅措施是主要的體制障礙，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改革空間主要在這裏；對於海關和口岸管理的各個部門，政出多門和不協調是主要的工作機制障礙，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空間主要是整合這些管理規則和管理工作，實行“單一窗口”的改革試驗；對於港口和碼頭作業的設施，技術落後會形成貿易便利化的技術障礙，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空間就是實現港口和碼頭建設的信息化、現代化。

（二）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這個新體制主要包括六方面特徵：

第一是建立與服務業擴大開放相適應的新體制和新機制。由於我國服務業開放程度還不夠，因此要促進服務業開放潛力的釋放。關於我國產業開放度的研究已經有不少文獻，但是承諾開放與實際開放的差別需要在研究中加以區別。承諾開放可以從中國在多邊貿易體系或各種區域合作的議定書和協議中找到，但這不等於實際開放，還需要從服務業吸收外資的數量和結構中，從服務貿易發展的數量和結構中，以及從國際比較中發現需要改進的空間。

第二是建立適應多種形式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新體制和機制。這包括：改革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增強投資主體權利。因此，要研究進一步完善對外投資管理的體制：（1）擴大備案制的適用範圍。（2）建立核准制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逐步向審批事項的負面清單管理邁進，做到審批清單之外的事項，均由社會主體依法自行決定。

以多邊貿易體製為出發點，以區域自貿區建設為重點突破。因此要研究加速區域自貿區談判，升級現有區域自貿區；要研究可能增加哪些國際貿易新規則、新議題的談判，如何建設面向未來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以應對美國TPP醞釀的國際貿易新規則。要追蹤研究上海、天津、廣東、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進展並總結其成功的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在其他條件具備的地方大力複製和建設類似的自由貿易園（港）區。要研究中美投資協定、中歐投資協定、美國TPP談判內容及其協定文本，既為參與國際新規則制定提供借鑒，也為我國自貿區升級版建設提供參考。同時，要研究美國TPP談判內容及其協定文本對我國的實際影響，以及我國如何應對。

第三是建立具有戰略縱深和雙邊、區域合作廣泛利益共同體支撐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國發展的不平衡，主要體現為區域發展的不平衡；開放程度的不協調，更多體現為內陸沿邊和沿海開放的不協調。內陸沿邊開放是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主要潛力所在，是拓展開放型經濟廣度和深度的關鍵所在。因此要研究內陸與沿邊擴大開放的體制機制建設。

要研究如何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在拓展經濟發展戰略空間的同時，因地制宜、因國施策，發展雙邊、諸邊、區域、次區域經濟合作，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增強我國開放體制的國際支撐力。

第四是逐步培育與海洋強國相適應的新體制、新機制。我國全方位的開放型經濟離不開海洋資源開發和海洋經濟合作，我國海洋資源開發和海洋經濟發展剛剛起步，未來潛力很大。新的體制機制建設應當有超前意識，要研究如何建立既有利於提高我國海洋資源開發能力，同時又能夠有效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體制機制；要研究如何發展海洋裝備製造業和海洋工程設施產業，使我國海洋工業從只會造船邁上更高的台階；要研究海洋的服務產業如何從在岸貿易和運輸基地向轉口貿易、離岸貿易基地，海洋科研教學、科研實習基地，以及海洋勘探、檢測的服務基地方向提升轉變；要研究什麼是“海洋強國”，發展海洋經濟與發展海洋強國的關係，以及我國成為“海洋強國”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第五是具有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重點是研究如何進行法律、法規的修訂和重建。要研究“國際化”的坐標是什麼，它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過程，我們的建章立規工程如何適應動態化的國際規則。要研究塑造新的營商環境的主要內容，在不依靠優惠政策體現的條件下，優良的營商環境需要哪些條件和努力，建設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主要措施。

第六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轉變。要研究貿易便利化改革涉及的有關問題，如海關等各監管部門的協調，以及如何簡化程序提高效率；要研究投融資改革，如何適應准入前國民待遇和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從重事前審批轉為重事中事後監管；要研究服務產品市場化所涉及的問題，如市場構建、價格改革以及市場監督管理等問題；要研究人員流動以及勞動力市場管理改革、境外人員居留等一系列管理改革；要研究信息溝通所涉及的網絡、移動互聯等領域擴大開放后所面臨的管理工作的轉變和完善。

（三）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在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活動中主要依靠的是廉價勞動力供給的要素稟賦優勢，在國際經濟競爭中主要以價格低廉取勝，這使我國許多中低端產品在國際市場中贏得較高的份額。隨着我國人口和勞動力供給形勢的變化，原來廉價勞動力供給的優勢已經並繼續弱化，未來在向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發展進程中，應當培育哪些新的潛在優勢呢，概括起來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是新的比較優勢。隨着我國產業的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及資本要素價格均等化趨勢作用的加強，我國部分產業中資本和技術密集的比較優勢正在形成，如高鐵設備和一些基礎設施裝備，這些產品將成為我國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隨着我國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新一代勞動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經明顯提高，相對低廉的人力資本將成為我國新的勞動要素稟賦優勢，進而使一些新產業和新產品成為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產品。

第二是“走出去”形成的價值鏈、供應鏈優勢。隨着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發展，不僅佈局國際生產，而且形成國際營銷網絡，形成由我國企業自主支配的價值鏈和供應鏈網絡，這將使我國經濟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國際競爭力大大增強。

第三是國內市場優勢。2014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口額達到1.96萬億美元，向全世界提供了1／10以上的貨物市場份額，服務進口達到3835億美元，提供了7.9％的世界服務市場份額。這樣龐大的貿易規模必然吸引全世界投資者的關注和青睞，必然對我國在全球資源配置中主動作為提供有利因素和必要條件。

第四是體制優勢。如何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成為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優勢要素，是一個需要研究的課題。儘管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但它繼續完善和與時俱進的更新動力很強，自我發展能力也很強；而國際經濟領域中的規則和制度規範也是一個不斷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說，除個別超級大國，相當多發達國家一旦適應原來的國際規則，它就會比發展中國家更不適應需要不斷變化的國際規則，特別是不適應世界多極化發展趨勢影響下的國際規則變化。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更新和發展能力恰恰具備這種適應國際經貿環境變化的優勢。而且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強調“有效的市場”，也強調“有為的政府”，從而使我國經濟體制的競爭力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第五是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能力的優勢。我國正在培育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的能力，並已經在國際經濟領域開始發起新倡議、新議題和新行動。這標誌着我國開始培育自己生產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隨着我國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增長，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必然逐步增強，這種優勢也必然不斷發展。

（四）完善對外開放戰略佈局

第一是完善對外開放的區域佈局。要研究什麼是“各有側重的對外開放基地”，我國各個區域對外開放的起點不同，時間也有早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對開放型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也有很大影響，因此不同區域的外向型產業集群建設也必然有其各自的特點，應當總結不同類型的發展路徑。在沿海發達地區，應當研究如何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先進製造基地和經濟區”。這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原有製造業的轉型和升級。同時要研究在產業轉移中形成沿海與內地互連互補的專業分工關係，以空間延續廉價勞動要素的優勢。中西部地區將會更多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不應該重複沿海地區早期工業化的模式。應當在沿海向內地的產業轉移中，保持沿海與內地的專業分工聯繫，建立互補的產業體系，形成沿海與內地優勢互補、沿海與內地緊密結合的供應鏈體系，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發揮中國大國的綜合競爭優勢。

第二是完善對外貿易佈局。核心是要研究如何從貿易大國邁向貿易強國。貿易強國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概念，在不同時代它都有特定的時代內涵，體現這些內涵的國家也不同，既沒有“日不落帝國”，也沒有在所有商品和服務領域的“全能冠軍”。一般來講，資源和要素稟賦、科學技術的應用以及貿易的支持條件（如運輸、國內產業與貿易政策）是一國或經濟體經貿發展強弱水平的三個最重要因素。根據當代發達國家的經驗，所謂貿易強國的主要標準是：（1）在商品與服務的生產中利用已有比較優勢和培育新優勢的能力。（2）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一國境內的生產能力不等於國際的交換能力，國際的交換能力往往還取決於跨國生產能力、國際運輸能力、國際營銷能力等。（3）本國貨幣在世界的流通能力，國際交換中商品和服務的定價權不僅來自一國商品和服務的貿易量，還來自該國貨幣在世界的流通能力。（4）在國際交換中的商品與服務的技術標準制定能力，全球或國際交易規則的制定能力。技術標準和國際交易規則，都是一種公共產品。能夠生產和提供這類公共產品的國家，一般都是貿易強國。

第三是完善投資佈局。要研究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未來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的導向是什麼。“三個有利於”是未來完善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基本導向，即有利於構建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有利於促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有利於培育我國經濟新的國際競爭力。其政策取向是：繼續擴大服務業吸收外商投資，逐步開放教育、醫療、健康、養老、文化、各類中介服務等領域的外商投資；着力吸引具有先進製造業技術、工藝、管理優勢的外商投資。

同時還要研究如何提高企業“走出去”的水平。按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的建議的要求，要進一步研究未來如何建設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產基地，培育一批跨國企業；要進一步研究如何積極搭建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金融服務平台，形成中國企業自主的跨國生產經營網絡；要進一步研究如何確立互利共贏和促進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立足點作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指導方針，以建設自主國際化生產經營網絡作為戰略目標，來規劃企業海外投資並建立與此相關的服務促進體系的思路，並使之落到實處。政策研究的課題是，如何鼓勵製造業領域的投資，鼓勵多採取綠地投資方式，在服務體系建設中，要研究針對民營企業的弱點和不足，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有效率的服務。同時要研究如何改善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和經營的統計、稅收以及績效考核等方面的管理。

（五）積极參与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

全球經濟治理就是生產和提供一種全球或國際公共產品。國際公共產品，第一類是各種技術標準和國際商業規則，包括多邊的國際規則和區域的國際規則。第二類是主權經濟體為國際規則提供運行載體和平台所提供的成本，還包括為特殊國際經濟問題提供的援助，這些都屬於國際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的供給與供給能力有關，供給能力取決於經濟硬實力，也取決於文化軟實力。硬實力以經濟、金融、科技和重要資源為後盾，軟實力則需要話語權以及自身的體制、機制的優勢。為此要研究我國如何增強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能力，從而更有效地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特別是要研究如何增強我們的文化軟實力：一方面如何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具備與國際商業規則接軌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如何使我們在國際交易中的話語體系更具有影響力，即能夠把我們的故事講得更動聽，更有親和力。

還要研究我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策略。美國一直試圖重新書寫未來國際經濟貿易規則，試圖把中國排除在外，我們的應對策略就是實施“一帶一路”建設和面向全球的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網絡，以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世界經濟的實際行動來打破美國孤立我國的企圖。這就是毛澤東軍事思想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的新運用和新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