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歷史論綱

王立勝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研究的重要性

關於政治經濟學，我過去讀書的時候作為專業課學過，通讀過《資本論》，讀哲學碩士時也思考過《資本論》的哲學問題，但是談不上研究，更沒有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之後，因為我的工作是牽頭搞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才開始認真、系統地思考政治經濟學問題。我是2016年元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籌備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智庫，2016年8月20日這個智庫掛牌成立，還合併召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壇第18屆年會，接着又成立了《資本論》研究室。2017年又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這一切都是響應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的一系列指示而做的工作。

這個題目是張宇院長定的，我覺得確定這樣一個題目很有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無疑是一個理論體系，但這個理論體系不是先驗的理論建構，它一定有一個發生髮展的歷史，一定表現為一個歷史發展過程。2016年國家社科規劃辦重大招標項目，給我批准了一個課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我們團隊準備形成兩個成果：一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一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說史”。一個是論，一個是史，史論結合，論從史出。離開了史的研究，論就失去了根基，離開了論的研究，史就失去了靈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史論結合，歷史維度和理論維度相結合，這個結合的基礎必定是當代中國的社會實踐。實際上今天的這個題目就是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說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史研究還很薄弱，當然了，這個概念才剛剛提出，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中國的經濟學乃至政治經濟學研究缺少歷史維度的關切是有深層原因。雖然到目前為止，沒有一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的著作，但是也有一些相關著作，比如我們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老所長張卓元教授著有一部《新中國經濟學史綱（1949—2011）》，這部著作是這方面分量比較重的一個成果。張卓元先生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實踐感和針對性，這是因為他在寫作中將自己置於歷史過程之中，以他的親身經歷確證歷史的過程，因為他本身就是當代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見證者，是很多經濟學發展的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另外還有一些文章和著作，但總體上看，成果不多。恩格斯講過，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的科學。歷史是理論體系的根據和來源，理論研究要以歷史研究為基礎。所以我們在申報重大課題的時候，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說史的研究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性的工作來對待的。

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任重道遠，從目前的情況看，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前提性和基礎性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須首先求助於歷史過程，從歷史研究中尋求答案。

第一，從歷史研究中抽象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構的基本原則。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了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任務，要求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這個要求落實到經濟科學的建設上就是建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科學，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經濟科學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所以，我們首要的任務是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具體來說，就是要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從目前來看，建構這樣一個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的難度是很大的，如果要寫教材的話，難度會更大。我們認為，只有在學術體系的基礎上形成一個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的基礎上才能建構一個大家都公認的學科體系，這個學科體系的載體就是教材。學術體系追求的目標是對問題的學術研究，其表現形式往往是一部一部的專著，把對問題進行學術研究形成的學術成果系統化、理論化，形成邏輯自洽的理論表達，就形成了理論體系。在理論體系的基礎上調整敘述結構，以便於某種接受對象接受，就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教材。很明顯，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所以，在短時間內建構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不現實的。但是我們又不能坐等這個目標的實現，而是要積極作為。積極的態度應該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指導下，借鑒國外的一些優秀成果，吸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成果，通過對中國經濟發展歷史事實的研究以及中國經濟學說發展史的研究，抽象出一些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對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起到了一個四梁八柱的作用。

第二，將各種經濟學派置於歷史環境中對其哲學前提進行批判性反思，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之所以出現那麼多認識上的分歧，是因為連一些基本問題都在爭論，難以達成共識，比如研究對象的問題、主線的問題、邏輯起點的問題，等等。在這種情況下，試圖在短期之內搞出一個大家相對公認的理論體系來是非常難的。但是我們又不能坐等着，這個狀況可以概括成一句話：等不得，但也急不得。等不得就是實踐需要必須馬上做，急不得就是要好好下功夫研究，遵循學術研究規律。目前可喜的現象是全國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力量已經動員起來了，特別是有很多年輕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大家積極來參加這個培訓班就是一個現實表現。我認為，之所以在一些基礎性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和難以達成共識，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理論體系的哲學基礎上有着重要分歧。任何一個理論體系都有支撐它成為理論體系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也必定有其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前提。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確定這個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前提。怎麼確定這個基礎和前提呢？那就要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流派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前提進行哲學層面的梳理。馬克思當年用的就是這個思路，他把這個工作叫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的副標題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唯物史觀就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中確立的。唯物史觀成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建構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也應該首先做這個方面的工作。從一般意義上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哲學基礎和方法論前提也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但是這個唯物史觀應該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中國版，這就需要我們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國化的新的歷史形態上做出積極努力。我認為清華大學的孟捷教授在這方面就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

第三，我們建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其重心應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這樣一個特殊理論。其歷史根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實踐，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歷史規律的理論提升和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經驗的系統化學說。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離不開對中國現代經濟史尤其是中國當代經濟史的研究。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雖然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基於現代中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實踐，但是歸根結底來說，它承載着中國文化的文明基因，是中國文化的歷史積澱在當代思想理論體系中的表現，是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政治經濟學學科體系。在“5·17講話”中，習近平提出了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總體任務，認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建構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應該具有的特點。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建構可以充分利用三個方面的資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的資源，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內容，也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分寶貴、不可多得的資源。三是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這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習近平明確指出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其主體內容無疑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國外經濟學的積極成分也會成為其有益的滋養，同時也不能忽視中華優秀文化基因的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文明基因研究應該成為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課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過程中，我們遇到的很多有關中國的重大問題，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範圍內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放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範圍內思考，或者引進中國文明這樣一個視角去看問題的話，可能就迎刃而解了。比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問題，也就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就沒法建構。我們也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最基本的假設。鄧小平把這個假設提出來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思想層面提出了問題。通過政治動員，發動思想解放運動，也形成了基本共識，並成為中國人民的一致行動，但是還沒有得到理論層面的邏輯論證。當然了，也有很多學者試圖從理論層面說明這個問題，但是沒有在理論的框架內達成一致意見。傳統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不能結合的，認為要麼就是社會主義，要麼就是市場經濟。可是中國的實踐證明，這個結合取得了成功，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嶄新理論的指導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鐵的事實面前，任何人都無法再說中國沒有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二者結合的成功上。事實已經證明了這個命題的真理性。可是這個命題真理性的邏輯證明似乎還是個世界性的經濟學難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構，就是要從理論邏輯上解決這個難題。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就是要在思維方式上超越傳統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將問題置於中國文化的視野中進行思考。中華文明的思維方式可以從思維的整體性上化解這個矛盾。中華文明的思維方式和西方文明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西方文明的思維方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非此即彼，中華文明的思維方式是亦此亦彼的，就是承認一個事物既是這樣又是那樣。所以很多事情放在中華文明的範圍之內去思考，就會得出與西方文明思維方式不同的結論。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確實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但是在中華文明的思維方式中，這兩種不同的事物完全可以找到結合的環節，也就是習近平反覆說的“最大公約數”，形成一種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化。這種文化因為市場經濟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富有活力，這種文化因為社會主義使市場經濟有了正確的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種優勢結合在一起，在中國這塊大地上使社會主義煥發出蓬勃的生機活力。

第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又是以問題為導向的現實的政治經濟學。所以，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當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也是其重要任務。這個體系的時代性和原創性的根據也在這裏。

第六，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必須把這個理論體系的範疇研究作為重要向度，而對一個理論體系範疇的研究離不開對一系列範疇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行梳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範疇史的研究也是一項重要任務。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關於政府職能的概念。政府職能的概念的含義是什麼？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這個問題，行政管理學也在研究這個問題，政治學也在研究這個問題。這個概念在1982年提出，到1986年得到中央文件確認，以後一直在使用。這個概念是從國外傳過來的，首先是行政管理的概念和政府管理的概念。那麼，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思路中又應該怎麼理解它？它的含義是什麼？類似經濟體制、運行機制、結構性改革等概念，都應該進行歷史的梳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目前近70年的時間，從改革開放到目前40年的時間，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和範疇都有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這些概念和範疇的內涵和外延都隨着實踐的發展有了一定變化，哪些概念和範疇應該成為這個理論體系的重要支撐，哪些概念和範疇是這個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和範疇，都應該進行系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