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價值傳統的現代轉型

三、中國價值傳統的現代轉型

在價值革命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個關鍵性環節，那就是價值傳統的衰落、破壞、瓦解。這個過程首先從價值分裂開始。到中國近代，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中國出現了傳統價值的分裂，而價值分裂正是現代轉型的開始。

中國傳統價值的分裂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是道和器的分離。道決定器，器支撐了道，這兩者不可分。到了近代，我們敵不過西方的堅船利炮，我們對自己的傳統價值觀產生了懷疑。我們首先懷疑的是我們的器。中國的仁義道德沒有問題，我們傳統的道沒有問題，但是器不行。所以我們提出用中道西器，這樣道和器就分裂了。這個分裂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發展空間，我們用西方的火槍火炮，但是我們的老祖宗不能忘，中國的道統不能丟，仁義道德不能丟，孔夫子不能丟，皇帝也不能丟。

第二個是體和用的分離。既然我們的器不行，也就是我們的“用”不行。儘管一次次戰敗，但是我們仍然堅信我們的“道”沒有問題，我們的“體”沒有問題，有問題的只是“用”。所以就出現了“中體西用”。這也是價值分裂，是體用的分裂。體用分裂的意義就在於使“用”得到了解放。

第三個是義利的顛覆。我們從來講義在先利在後，利不能壓制我們的義。在我們中國思想史上只有極個別的階段是利在先義在後，比如說法家思想是利在先義在後，為了利可以犧牲義。而在近代，這種義利觀也發生了分裂和顛覆，人們可以放開地談利而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可以言利，可以謀利，言利和謀利不再是不光彩的事。

第四個是本末倒置。比如說產業，傳統上是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但到了近代我們的農本不靈了，儘管GDP總量仍然處於世界前列，但其內容主要是農產品。糧食蔬菜敵不過西方的火槍火炮，農業敵不過人家的機器和商業。西方靠工商業興起，我們僅靠農業已經不靈了，所以本末關係發生變化，出現了商戰論，所以出現了洋務運動。

傳統價值的徹底消解是在“五四”時期。到這時，我們已經被人家打得頭破血流，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庚子賠款，敗到不能再敗。這使得我們對傳統價值的自信徹底沒有了。

“五四”時期我國的思想界是什麼狀況？魯迅有一段話說得極為透徹，他說：“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六）》）。其他一些新派學者的思想狀況與魯迅也很類似，從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破壞舊傳統的堅決態度，最極端的時候還出現了“全盤西化”乃至“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說法。

但是，只有破壞是不夠的，破壞之後還需要重建，就是在吸收西方現代性基礎上的重建。在這個重建過程中，中國人自己也產生了自己的“主義”。比如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是很好的主義，但是孫中山去世之後蔣介石接續了三民主義，將其儒家化了，他用更傳統的儒家思想重新闡釋了三民主義，所以他是倒退了。蔣介石也是一個思想家，他也講傳統和現代的結合，他有一本著作叫《科學的學庸》，說一切現代的東西在《大學》和《中庸》時代就有，他認為我們的《大學》和《中庸》包含了現代思想。但是在革命時代，中庸路線是行不通的，怎麼辦呢？那就是徹底革命，我們需要一個徹底革命的“主義”。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就給我們送來了徹底革命的“主義”，這就是馬列主義。

中國共產黨最早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或唯物史觀。不過我們共產黨人首先接觸的不是唯物史觀而是進化論，毛澤東、李大釗開始時都讀過《天演論》，認識到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但是，根據西方的進化論，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落後民族就應當被淘汰。那麼我們還能承認這個東西嗎？當然不能。另外，根據進化論，社會上作為弱勢群體的工人和農民也應當被淘汰。所以這兩個東西，一個是民族的問題，一個是人民大眾的問題，決定了共產黨人放棄了進化論，轉而信仰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毛澤東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比資本主義先進，更具有革命性。

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思想文化上有了一個根本性的飛躍，我們黨的偉大實踐首先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然後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後是要實現偉大的中國夢。這個過程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偉大實踐，小康社會快要建成了，中國夢正在路上。從舊的傳統時代到三民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到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就這麼走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