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竺法護

5、竺法護

一西求法譯經稱敦煌菩薩

竺法護,原名竺曇摩羅剎,意譯竺法護。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國人,所以姓支。世世代代僑居敦煌郡(今甘肅敦煌)。

法護八歲出家,拜外國高僧竺高座為師,因為從老師的姓,因此又姓竺。

法護自幼聰明好學,博文強記。每天誦經達萬言之多,並且過目可解。又是因法護天性純美,操行精守清苦,立志勤學,堅持到萬里之外去尋找名師。因此,他能博覽儒家六經。鑽研佛教經、律、論三藏典籍,遊刃有餘,獨獲心得,儘管當時社會上的僧俗,對他的看法,褒貶不一,毀譽參半,但護法未嘗把這些放在心上,仍專心至志,參佛自修。

西晉武帝時,洛陽的寺廟圖像,建築繪畫的程度,為全國第一。法護認為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而真正的佛教內蘊,深奧的經典《方等》,都還在西域嶺以外。法護於是感慨之餘,立下宏願,願以畢生精力投入弘揚大法之中。便隨師傅萬里跋涉到了西域,決心在佛教嫡傳的國度里,尋法覓經。

法護在西域各國,周遊多年,通曉了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各種殷本的佛典,比較對刊,分析條貫,字詞音義,全部釋解。之後,將所有梵經,載回中國。從敦煌到長安的里程中,沿路翻譯,從不停手。到長安后,繼續翻譯,其中有《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統統譯出,成為法護終身的弘佛揚法事業。

法護的譯經活動,主要在長安,其次在洛陽和敦煌,酒泉。他孜孜不倦,勞不告苦,經法能在中華流傳,全賴法護了。兩晉譯經之最,首看法護。

晉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竺法護到洛陽白馬寺譯出了《寶結經》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竺法護在白馬寺譯出了《勇伏定經》二卷,聶承遠筆錄。

四月十三日,竺法護在白馬寺譯出《度世品經》六卷。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竺法護又譯出了《大哀經》七卷,聶承遠、聶道真筆錄,后法護親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日,竺法護又譯出了《如來興顯經》四卷。

短短的三年時間,竺法護在洛陽白馬寺譯經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驚人的,這些經典的譯出與傳播,擴大了佛教經典的內容,糾正了過去翻譯的不足,成為可讀的佛教範本,影響巨大。

竺法護於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日在長安主譯出《正法華經》十卷。立刻傳到全國。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門康那律於洛陽寫此經完畢,與居士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到白馬寺當面與竺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九月十四日,於洛陽東牛寺中召開施主大會,講誦此經,整整一天一夜,興高采烈,無不感到歡欣。

洛陽僧眾和居士,之所以對竺法護譯講的《正法華經》感到這麼大的興趣,是因為他有三個特點: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論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觀世音菩薩的形象。正因為竺法護譯經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會底層的普及,所以,被當時的信徒譽為“敦煌菩薩”。中國佛教徒能稱得上菩薩的就只有竺法護一人。

二譯大乘五部選助手高足

竺法護,所譯的佛教經典,以種類齊全,影響廣泛、深遠而著稱於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寶積、大積、華嚴和涅盤五大部,竺法護對這五大部都有翻譯,般若部有《光贊般若經》,寶積部有《善門經》、《密跡經》、《離垢施女經》,大集部有《寶女經》,《寶結經》《大哀經》,華嚴部有《漸備一切經》、《度世品經》、《如來興顯經》,涅盤部有《方等泥洹經》等。這些經典的譯出,對兩晉佛教的推動和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著名佛學家慧觀、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費畢生精力來註疏、講論。道安得到法護譯的《光贊般若經》后,如獲至寶,極力鑽研,著有《光贊析中解》、《光贊妙解》和《合放光光贊略解》等,並大力宣講闡發。十六國時的曇影,也以善講《光贊般若經》和《正法華經》聞名當世。史載他“每**一轉,輒道俗千數”。

竺法護的譯文風格,前後不一,有的文字流暢,含義名晰,有的古拙含混,晦澀難解,有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有的則剛繁去重,“比辭雅便”。這可能與他的譯地不定,筆錄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關係。

竺法護儘管在譯文的風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長安、洛陽、敦煌等地組成的譯經班子,都是比較精幹的,參與譯經的助手們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長安的譯經助手有居士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等人。聶承遠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練有才理,篤志法務”,他幫助法護擔任筆受,參政辭義,整理成文,促成譯經進程,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陽的譯經班子,是以聶承遠的兒子聶道真為主,聶承遠為協助,多數情況下,是聶道真獨自筆受。聶道真同他的父親一樣既懂梵語又善文辭,有時父子同時擔任筆受。法護死後,聶道真曾獨自譯經,還把法護所譯經典編成目錄傳世。

法護的敦煌譯經助手以竺法乘為首,在酒泉的譯經助手以竺法首為首筆錄。法承與法首都是法護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時拜法護為師,當時以機智穎悟著稱,據說,法護在長安時,有一富家族長想皈依佛門,但不知法護的佛法情況,想予以試探。一天,這家族長來找法護,說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萬錢,請法護老師轉借一下,日後定還,當時十三歲的法乘隨法護在身邊,聽那人講話后,未等老師開口,便對那人說:“尊師願借錢給你,”那人高興的走了。法乘對老師說:“我察言觀色,那人並非缺錢,主要是以此來考驗老師罷了。”法護說:“你說的很對。”次日一早,那人便帶領他的同宗百十餘人來拜師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傳到長安,都知道法護跟前有一個機靈的小沙彌。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傳教,影響極大。

竺法護是著名的佛學翻譯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陽名聲很高,當時人把他比作樂令(尚書令樂廣,玄學家)。天竺沙門耆域從海路到洛陽傳教,后因洛陽兵亂,決定辭別洛陽返回天竺,臨行之際,竺法行想從受教誨,求師留言以作紀念。耆域說:“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說罷,便打坐參禪靜守,法行又懇求說:“願師傅傳授人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你剛才誦的這首偈詩,就連八歲孩童也能背誦,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着說:“八歲孩童能夠背誦,但百歲之人不能施行,背誦的東西有什麼用?人們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卻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讓人感嘆呵!我的話雖很少,但對施行者來說,卻是多多益善吶!”法行深悟老師的教誨,在以後的歲月里,不但重“誦”,更要重“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傳的真諦了。

三受後學高評闡新譯觀點

竺法護為求得性情純一,不食人間煙火味兒,曾於西晉武帝年間隱居深山,大約從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後十年光景。

法護在深山隱居期間,常取山間清泉水來沐浴,後來有一個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穢不堪,不久,水泉乾涸了。法護在埠口處徘徊不定,十分感嘆的說:“人不講道德到這種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遠枯竭,那麼我就不能在這裏生活了,那只有離開這裏,另選取他處了。”他邊想邊說邊打掃整理那些穢物,等到法護話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來了,滿滿的溪水,清澈見底,法護高興極了,望着那青山叢林興奮地頻頻點頭。

晉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護在深山修鍊圓滿,了結一段緣份后,去到了鬧市長安,在長安青門外親自立寺傳教,勤奮精進。又跋涉西域,親搜梵經。回國之後,往返於敦煌,酒泉,長安和洛陽,譯經講經,日夜匪懈,於是,法護的美德善行,遍佈天下,譯經布經的聲望,傳及僧俗間。每天在法護所居之處,聽經問法的僧俗語人員,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護大德為終生快樂之事。

法護以弘教為己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的譯經傳教活動,幾乎和西晉王朝相始終。最後於西晉末年,在從長安赴洛陽的途中,染疾於澠池而終,享年七十八歲。

東晉著名玄學家孫綽著《道賢論》,以天竺七僧,仿比晉朝的“竹林本賢”,以法護比山巨源(濤),其論說:

“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

東晉十六國時的佛教學者和僧團領袖道安,對法護的譯經有很高的評價,他說:

“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

“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眾生之冥梯。”

南北朝時南朝梁佛學史家釋慧皎對法護的評價很高,他說:“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生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上述評論,後人都認為比較公允,恰當。

竺法護往來洛陽、長安、酒泉、敦煌之間,不辭辛勞的譯經,前後經歷四十七年,成為中國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學者,成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傳家。為東晉十六國時期大乘佛學偉大的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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