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竺法護

一西求法譯經稱敦煌菩薩

竺法護，原名竺曇摩羅剎，意譯竺法護。他的祖先是西域月支國人，所以姓支。世世代代僑居敦煌郡（今甘肅敦煌）。

法護八歲出家，拜外國高僧竺高座為師，因為從老師的姓，因此又姓竺。

法護自幼聰明好學，博文強記。每天誦經達萬言之多，並且過目可解。又是因法護天性純美，操行精守清苦，立志勤學，堅持到萬里之外去尋找名師。因此，他能博覽儒家六經。鑽研佛教經、律、論三藏典籍，遊刃有餘，獨獲心得，儘管當時社會上的僧俗，對他的看法，褒貶不一，毀譽參半，但護法未嘗把這些放在心上，仍專心至志，參佛自修。

西晉武帝時，洛陽的寺廟圖像，建築繪畫的程度，為全國第一。法護認為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而真正的佛教內蘊，深奧的經典《方等》，都還在西域嶺以外。法護於是感慨之餘，立下宏願，願以畢生精力投入弘揚大法之中。便隨師傅萬里跋涉到了西域，決心在佛教嫡傳的國度里，尋法覓經。

法護在西域各國，周遊多年，通曉了三十六種語言文字，搜集到各種殷本的佛典，比較對刊，分析條貫，字詞音義，全部釋解。之後，將所有梵經，載回中國。從敦煌到長安的里程中，沿路翻譯，從不停手。到長安后，繼續翻譯，其中有《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統統譯出，成為法護終身的弘佛揚法事業。

法護的譯經活動，主要在長安，其次在洛陽和敦煌，酒泉。他孜孜不倦，勞不告苦，經法能在中華流傳，全賴法護了。兩晉譯經之最，首看法護。

晉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日，竺法護到洛陽白馬寺譯出了《寶結經》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日，竺法護在白馬寺譯出了《勇伏定經》二卷，聶承遠筆錄。

四月十三日，竺法護在白馬寺譯出《度世品經》六卷。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三日，竺法護又譯出了《大哀經》七卷，聶承遠、聶道真筆錄，后法護親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日，竺法護又譯出了《如來興顯經》四卷。

短短的三年時間，竺法護在洛陽白馬寺譯經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驚人的，這些經典的譯出與傳播，擴大了佛教經典的內容，糾正了過去翻譯的不足，成為可讀的佛教範本，影響巨大。

竺法護於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日在長安主譯出《正法華經》十卷。立刻傳到全國。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門康那律於洛陽寫此經完畢，與居士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到白馬寺當面與竺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九月十四日，於洛陽東牛寺中召開施主大會，講誦此經，整整一天一夜，興高采烈，無不感到歡欣。

洛陽僧眾和居士，之所以對竺法護譯講的《正法華經》感到這麼大的興趣，是因為他有三個特點：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論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觀世音菩薩的形象。正因為竺法護譯經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會底層的普及，所以，被當時的信徒譽為“敦煌菩薩”。中國佛教徒能稱得上菩薩的就只有竺法護一人。

二譯大乘五部選助手高足

竺法護，所譯的佛教經典，以種類齊全，影響廣泛、深遠而著稱於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寶積、大積、華嚴和涅盤五大部，竺法護對這五大部都有翻譯，般若部有《光贊般若經》，寶積部有《善門經》、《密跡經》、《離垢施女經》，大集部有《寶女經》，《寶結經》《大哀經》，華嚴部有《漸備一切經》、《度世品經》、《如來興顯經》，涅盤部有《方等泥洹經》等。這些經典的譯出，對兩晉佛教的推動和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著名佛學家慧觀、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費畢生精力來註疏、講論。道安得到法護譯的《光贊般若經》后，如獲至寶，極力鑽研，著有《光贊析中解》、《光贊妙解》和《合放光光贊略解》等，並大力宣講闡發。十六國時的曇影，也以善講《光贊般若經》和《正法華經》聞名當世。史載他“每**一轉，輒道俗千數”。

竺法護的譯文風格，前後不一，有的文字流暢，含義名晰，有的古拙含混，晦澀難解，有的“言准天竺，事不加飾”，有的則剛繁去重，“比辭雅便”。這可能與他的譯地不定，筆錄者的水平不同有直接關係。

竺法護儘管在譯文的風格上有所不同，但他在長安、洛陽、敦煌等地組成的譯經班子，都是比較精幹的，參與譯經的助手們都有一定的文字水平，長安的譯經助手有居士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等人。聶承遠是最得力的助手，“明練有才理，篤志法務”，他幫助法護擔任筆受，參政辭義，整理成文，促成譯經進程，既迅速又有效率。

在洛陽的譯經班子，是以聶承遠的兒子聶道真為主，聶承遠為協助，多數情況下，是聶道真獨自筆受。聶道真同他的父親一樣既懂梵語又善文辭，有時父子同時擔任筆受。法護死後，聶道真曾獨自譯經，還把法護所譯經典編成目錄傳世。

法護的敦煌譯經助手以竺法乘為首，在酒泉的譯經助手以竺法首為首筆錄。法承與法首都是法護的弟子，而法承最有名，他少年時拜法護為師，當時以機智穎悟著稱，據說，法護在長安時，有一富家族長想皈依佛門，但不知法護的佛法情況，想予以試探。一天，這家族長來找法護，說是家有急事急需二十萬錢，請法護老師轉借一下，日後定還，當時十三歲的法乘隨法護在身邊，聽那人講話后，未等老師開口，便對那人說：“尊師願借錢給你，”那人高興的走了。法乘對老師說：“我察言觀色，那人並非缺錢，主要是以此來考驗老師罷了。”法護說：“你說的很對。”次日一早，那人便帶領他的同宗百十餘人來拜師受戒，特提出昨天的事表示歉意。此事很快傳到長安，都知道法護跟前有一個機靈的小沙彌。后法乘在敦煌立寺收徒傳教，影響極大。

竺法護是著名的佛學翻譯家，他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之一叫竺法行的，在洛陽名聲很高，當時人把他比作樂令（尚書令樂廣，玄學家）。天竺沙門耆域從海路到洛陽傳教，后因洛陽兵亂，決定辭別洛陽返回天竺，臨行之際，竺法行想從受教誨，求師留言以作紀念。耆域說：“守口攝身意，慎莫犯眾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說罷，便打坐參禪靜守，法行又懇求說：“願師傅傳授人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你剛才誦的這首偈詩，就連八歲孩童也能背誦，這不是我所希望的得道高人呵！”耆域笑着說：“八歲孩童能夠背誦，但百歲之人不能施行，背誦的東西有什麼用？人們都知道尊敬得道的高人，卻不知道只有施行了才能得道的，真讓人感嘆呵！我的話雖很少，但對施行者來說，卻是多多益善吶！”法行深悟老師的教誨，在以後的歲月里，不但重“誦”，更要重“行”，他可算得到了佛教嫡傳的真諦了。

三受後學高評闡新譯觀點

竺法護為求得性情純一，不食人間煙火味兒，曾於西晉武帝年間隱居深山，大約從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到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前後十年光景。

法護在深山隱居期間，常取山間清泉水來沐浴，後來有一個打柴人，在他常取水的埠口，弄得污穢不堪，不久，水泉乾涸了。法護在埠口處徘徊不定，十分感嘆的說：“人不講道德到這種程度，清泉也停流了，如果清泉永遠枯竭，那麼我就不能在這裏生活了，那只有離開這裏，另選取他處了。”他邊想邊說邊打掃整理那些穢物，等到法護話音一落，清泉又汩汩地流出來了，滿滿的溪水，清澈見底，法護高興極了，望着那青山叢林興奮地頻頻點頭。

晉太康六年（公元285年），竺法護在深山修鍊圓滿，了結一段緣份后，去到了鬧市長安，在長安青門外親自立寺傳教，勤奮精進。又跋涉西域，親搜梵經。回國之後，往返於敦煌，酒泉，長安和洛陽，譯經講經，日夜匪懈，於是，法護的美德善行，遍佈天下，譯經布經的聲望，傳及僧俗間。每天在法護所居之處，聽經問法的僧俗語人員，川流不息，都以崇拜法護大德為終生快樂之事。

法護以弘教為己任，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的譯經傳教活動，幾乎和西晉王朝相始終。最後於西晉末年，在從長安赴洛陽的途中，染疾於澠池而終，享年七十八歲。

東晉著名玄學家孫綽著《道賢論》，以天竺七僧，仿比晉朝的“竹林本賢”，以法護比山巨源（濤），其論說：

“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住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

東晉十六國時的佛教學者和僧團領袖道安，對法護的譯經有很高的評價，他說：

“護公所出，若審得此公手目，綱領必正，凡所譯經，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特善無生，依慧不文，朴則近本。”

“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眾生之冥梯。”

南北朝時南朝梁佛學史家釋慧皎對法護的評價很高，他說：“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生寫譯，勞不告倦。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

上述評論，後人都認為比較公允，恰當。

竺法護往來洛陽、長安、酒泉、敦煌之間，不辭辛勞的譯經，前後經歷四十七年，成為中國佛教史上富有成果的佛教學者，成為大乘佛教全方位的宣傳家。為東晉十六國時期大乘佛學偉大的開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