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王莽與儒家的烏托邦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劃分“大同”與“小康”，把“天下為公”的“大同”視作最高的理想境界。如，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藏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茂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然而，孔子的思想，是一種樸素的烏托邦，根本就無法實施。在孔子的時代，楚國的隱士接輿譏諷他不識時務。司馬遷在《史記》中甚至記載說，鄭國人認為孔子“累累若喪家之狗。”也就是說，在當時，大家並不接受孔子的那一套。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孔子推銷的那一套根本就沒有市場，這樣的產品積壓了，要麼任其腐朽，要麼扔掉。但是，孔子依然頑固地推銷，直到去世。可惜。

這些空想，孔子推銷不出去，“亞聖”孟子也沒有推銷出去。孟子碰到三個國君，一個齊宣王，一個梁惠王，一個梁襄王。孟子講“王道”，齊宣王感到頭痛，一個勁地說自己的不是：我有病，我有許多病：好勇、好貨、好色等等。這裏不成功，只得到魏國去，那個梁惠王對他的理論起先不感興趣，經他多番演說，產生了一些興趣，可梁惠王駕鶴西歸了。接位的梁襄王，孟子說他“望之不似人君”，只好離開。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唯一一次得到真正推行的是王莽，但是以失敗而告終。

王莽有着深厚的儒學修養。王莽不僅接受了儒家的教誨，並且身體力行。《漢書》記載：“（王莽）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陳致平在《中華通史》中說：“王莽是一個經書讀得很好的儒生，在王氏豪門之中，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認為：“王莽受禪一面循漢儒政治理論之自然趨勢，一面自有其外戚之地位及個人之名譽為憑藉。（王莽姑母為孝元皇后。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壽，莽諸父鳳、音、商、根相繼執政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書生本色，治禮，務恭儉，迂執信古而負大志，又恰合時代潮流。漢儒群主讓賢，而苦無一明白的選賢制度。王莽在政治上、學術上足膺此選格，遂為一時群情所歸向）。”

王莽做了皇帝之後，試圖推行儒家的那一套。他下令把全國土地改為“王田”，不準買賣。仿照古代井田制，規定一家男口不滿8口而田過一半（900畝），多餘的土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無田的人，一夫一婦可以受田百畝。同時，他還把私家奴婢改稱“私屬”，也不許買賣。

然而，王莽要推行的所謂“井田聖法”，不僅沒有解決社會土地問題，相反又把農民禁錮在“王田”里當牛做馬；不僅沒有解放奴婢，而且把zhan有奴婢作為制度固定下來。

王莽的改革為什麼失敗了？

因為王莽書獃子氣，死讀書。他哪裏知道，“井田聖法”不過是孟子編造出來的空想。《孟子．滕文公上》說：“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井田制度和儒家鼓吹的“原始大同”思想是差不多的，是一種空想農業社會化，類似西歐“烏托邦”思潮。實際上，以前，井與田兩個字並不是連用的，這兩個字只表示豆付干塊的土地經界的。井就是田，田就是井，二而一，一而二，原不代表什麼井田制的。孟子為了推行他的烏托邦思想，設想了這樣一種制度，希望社會能夠均分土地，耕作者先完成公田后操作私田。然而，考證表明（詳見胡適、李亞農、胡寄窗、周谷成等的相關文章），戰國以前從來沒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憑空杜撰出一個整齊的“豆腐乾塊”的井田制度，卻還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後經《公羊傳》、《穀梁傳》、《王制》、《韓詩外傳》逐漸補充詳明，到後來的《周禮》、《漢書.食貨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詁》等書，才有了詳細、整齊而又煩密的井田制。這樣便以訛傳訛，積訛成真了。

孟子的井田原始模式本身不僅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而且是我國古代最混亂的空想。

（上述內容轉自世紀學堂劉正山的儒家批判系列，鬼雨並不同意他關於儒家的見解，但同意他關於王莽的部分論述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