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鄭玄

鄭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西南）人。東漢儒家學者，中國著名經學家之一。鄭玄先學今文經學，后習古文經學，網羅眾家，通融為一，成了漢代最大的“通儒”，是兩漢經學之集大成者。其經學成就及由其學術而形成的學派，後世稱之為“鄭學”、“通學”，或“綜合學派”。

鄭玄年輕時，赴京城洛陽太學受業，師事京兆（今西安西北）人第五元先人第五元先(第五是姓)，“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無接受了官學，即今文經學，同時，他對劉歆的《三統曆》以及自古流傳的《九章算術》，也頗有研究。后回到東郡（今河南濮陽西南），隨張恭祖學習《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等。這時，他既學今文經，更以濃厚的興趣學古文經。約三十七歲時，“以山東無足問者”，就西入關中，通過馬融的學生盧植介紹，師事著名的古文經學家馬融。據說，馬融平素驕貴，鄭玄在其門下，“三年不得見”，只能聽高業弟子傳授。但是，鄭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將馬融的學問都學到家了。一次馬融召集高業弟子“考論圖緯”，涉及到某些天文歷算問題，“聞（鄭）玄善算”，就召他到樓堂上一起討論，鄭玄就幾個問題提出了質疑，親聆老師的解釋，“問畢辭歸。”這時，鄭玄已過不惑之年。馬融喟然對門人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其實，鄭玄意識到自己的學問，已超過馬融了，便辭歸家鄉。

返回山東，家境依舊貧寒，客耕東萊（今山東黃縣東南），學徒相隨達數百人。由於“黨錮”事件的牽連，便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長達十四年。其間發生了經學史上又一次今古文學的爭論。今文學家何休，好《公羊》學，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等。對此，“（鄭）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鄭玄的深入論述，令人佩服，何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類似的論爭了。史稱：“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后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環及（鄭）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所謂“義據通深”，說明了鄭玄是從“通學”的立場上對《春秋》三傳作綜合研究，才最終解決了問題，消除和門戶之見，結束兩百餘年的今古文爭辯。

漢靈帝末，“黨錮”解禁，大將軍何進執政，想重新起用鄭玄。鄭玄年已六十，婉言謝絕，寧願從事教學與著述，“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後漢書·鄭玄列傳》）往後的十多年裏，鄭玄勤奮著述，凡百餘成言。漢獻帝建安五年病卒，享年七十四歲。

鄭玄在經學史上的地位，范曄為其列傳時作了這樣的評論：“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指東漢）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玄站在“通學”的立場上遍注群經，“整”而“齊”之。史載，他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以及《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等，凡百餘萬言。著書立說的成績如此巨大，遠在其師馬融和兩漢任何一位經學家之上。

在《易》學方面，鄭玄早年通《京氏易》，後來又通《費氏易》。其《易》注，以《費氏易》為主，兼容《京氏易》，京即今古文《易》學的綜合研究。他以“禮”注《易》，強調“不晚迫害論”即社會倫理功能。改造了象數《易》學，是兩漢《易》學發展的最高成果。此外，鄭玄還提出八卦始於神農氏之說，與以前流行的伏羲說有別，可謂另創新說。

在《尚書》學方面，其《尚書》注，來源於賈逵、馬融，是東漢一代今古文《尚書》學的含有大成者。鄭注出現，“《古文尚書》遂顯於世”，為儒者所宗。

在《毛詩》學方面，鄭玄先學今文《韓詩》，后師從馬融研究《毛詩》。其《詩》學直接來源於馬融，他在《毛詩箋》以及《毛詩譜》，兼采了今文三家《詩》尤其是《韓詩》。他首次提出《毛詩》作者有大、小毛公之別，《毛詩譜》謂魯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此新說有何依據，不得而知。鄭玄還獨創了“箋”的名稱。就鄭玄《毛詩》“箋”注內容而言，也是多以《禮》解釋《詩》，強調禮制的作用，宣揚封建倫理的功效。此外，鄭玄首次提示了《詩》之《大序》為子夏所撰，《小序》則為子夏、毛公合作。

在“三禮”學方面，鄭玄《周官注》來源於馬融；而注《禮》經（《儀禮》），是校讀“古經”的成果；注《禮記》，則是獨創的新說。從前，三種禮學經典分別相傳，而鄭玄“通為《三禮》”，開始才有所謂“三禮”之學。“三禮”學是鄭玄“通學”最精彩的內容，他全面註釋“三禮”，融會貫通，自然地解決了許多疑難的問題。皮瑞錫指出：“鄭學最精者三禮。”（《經學通論·<易經>·論鄭荀虞三家之義鄭據禮以證易學者可以推補不必推補爻辰》）

在《春秋》“三傳”方面，鄭玄先學《公羊春秋》，后習《左氏春秋》，此外又懂《梁春秋》。他曾指出：“《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梁》善於經。”（《六藝論》）鄭玄綜合融通，重點落在“善於禮”的《左氏傳》上。《後漢書》本傳及《儒林列傳》均未提及鄭玄注過《左氏傳》，但《世說新語·文學》篇中記：鄭玄曾注《左氏傳》，一次與服虔相遇，聽服虔談注《左氏傳》的內容，覺得與己見相同，就說：“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而有信，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如果故事可靠，鄭玄似有尚未完稿的注《左氏傳》的專著。

“六藝”概論方面。隨漢代經學發展，必然產生“五經”、“六藝”概論的專著，劉向校理秘府經籍，撰編了《五經通義》和《五經要義》。劉歆《七略》中之《輯略》，實際包含了“六藝”的總論；東漢，曹褒、張遐等均著有《五經通義》；尤其是許慎的《五經異義》，從禮制上評述“五經”的各種意義，縮論今、古文家之說，但師法界限並不嚴格。對此，鄭玄撰《駁五經異義，混合今文與古文之義，加以辯駁，並才有《六藝論》，次論《易》、《書》、《禮》、《樂》、《春秋》六經，敘述六藝特徵及其傳授的淵源。

綜上所述，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說”，其業績無疑是經學史上一座豐碑。他遍注的群經，可惜大多已佚。至今完整的留存於《十三經註疏》中的《毛詩箋》和“三禮”注，以大量篇幅考訂名物度，訓詁精湛，校嚴密，為中國文化史研究提供了豐富而重要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