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讚 一 娼女禮讚

三禮讚 一 娼女禮讚

這個題目,無論如何總想不好,原擬用古典文字寫作ApologiaproPornês,或以國際語寫之,則為ApologiaporProstituistino,但都覺得不很妥當,總得用漢文才好,因此只能採用這四個字,雖然禮讚應當是Enkomion而不是Apologia,但也沒有法子了。民國十八年四月吉日,於北平。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第五十回敘述白秀英在鄆城縣勾欄里說唱笑樂院本,參拜了四方,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定場詩來:

新鳥啾啾舊鳥歸,

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難事,

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金聖嘆批註很稱讚道好,其實我們看了也的確覺得不壞。或有句雲,世事無如吃飯難,此事從來遠矣。試觀天下之人,固有吃飽得不能再做事者,而多做事卻仍缺飯吃的朋友,蓋亦比比然也。嘗讀民國十年十月廿一日《覺悟》上所引德國人柯祖基(Kautsky)的話:

“資本家不但利用她們(女工)的無經驗,給她們少得不夠自己開銷的工錢,而且對她們暗示,或者甚至明說,只有賣淫是補充收入的一個法子。在資本制度之下,賣淫成了社會的台柱子。”我想,資本家的意思是不錯的。在資本制度之下,多給工資以致減少剩餘價值,那是斷乎不可,而她們之需要開銷亦是實情,那麼還有什麼辦法呢,除了設法補充?聖人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世之人往往厄於貧賤,不能兩全,自手至口,僅得活命,若有人為“煮粥”,則吃粥亦即有兩張嘴,此窮漢之所以興嘆也。若夫賣淫,乃寓飲食於男女之中,猶有魚而復得兼熊掌,豈非天地間僅有的良法美意,吾人慾不喝采叫好又安可得耶?

美國現代批評家裏有一個姓們肯(Mencken)的人,他也以為賣淫是很好玩的。《婦人辯護論》第四十三節是講花姑娘的,他說賣淫是這些女人所可做的最有意思的職業之一,普通娼婦大抵喜歡她的工作,決不肯去和女店員或女堂官調換位置。先生女士們覺得她是墮落了,其實這種生活要比工場好,來訪的客也多比她的本身階級為高。我們讀西班牙伊巴涅支(Ibanez)的小說《侈華》,覺得這不是亂說的話。們肯又道:

“犧牲了貞操的女人,別的都是一樣,比保持貞潔的女人卻更有好的機會,可以得到確實的結婚。這在經濟的下等階級的婦女特別是如此。她們一同高等階級的男子接近,——這在平時是不容易,有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便能以女性的希奇的能力逐漸收容那些階級的風致趣味與意見。外宅的女子這樣養成姿媚,有些最初是姿色之惡俗的交易,末了成了正式的結婚。這樣的結婚數目在實際比表面上所發現者要大幾倍,因為兩造都常努力想隱藏他們的事實。”那麼,這豈不是“終南捷徑”,猶之綠林會黨出身者就可以晉陞將官,比較陸軍大學生更是闊氣百倍乎。

哈耳波倫(Heilborn)是德國的醫學博士,著有一部《異性論》,第三篇是論女子的社會的位置之發達。在許多許多年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才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這種女子在希臘稱作赫泰拉(Hetaira),意思是說女友,大約是中國的魚玄機薛濤一流的人物,有幾個後來成了執政者的夫人。“因了她們的精鍊優雅的舉止,她們的顏色與姿媚,她們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還壓倒希臘的主婦,因為主婦們缺少那優美的儀態,高等教育,與藝術的理解,而女友則有此優長,所以在短時期中使她們在公私生活上佔有極大的勢力。”哈耳波倫結論道:

“這樣,歐洲婦女之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制度而始建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這樣說來,柯祖基的資本家真配得高興,他們所提示的賣淫原來在文化史上有這樣的意義。雖然這上邊所說的光榮的營業乃是屬於“非必要”的,獨立的游女部類,與那徒弟制包工制的有點不同。們肯的話註解得好,“凡非必要的東西在世上常得尊重,有如宗教,時式服裝,以及拉丁文法,”故非為餬口而是營業的賣淫自當有其尊嚴也。

總而言之,賣淫足以滿足大欲,獲得良緣,啟發文化,實在是不可厚非的事業,若從別一方面看,她們似乎是給資本主義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說是為道受難,法國小說家路易菲立(Charles-LouisPhilippe)稱她們為可憐的小聖女,虔敬得也有道理。老實說,資本主義是神人共祐,萬打不倒的,而有些詩人空想家又以為非打倒資本主義則婦女問題不能根本解決。夫資本主義既有萬年有道之長,所有的辦法自然只有謳歌過去,擁護現在,然則賣淫之可得而禮讚也蓋彰彰然矣。無論雷橫的老母怎樣罵為“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賊母狗”,但在這個世界上,白玉喬所說的“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總不失為最有效力最有價值的生活法。我想到書上有一句話道,“夫人,內掌柜,姨太太,校書等長短期的性的買賣,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恐怕女同志們雖不贊成我的提示,也難提出抗議。我又記起友人傳述勸賣男色的古歌,詞雖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在現今什麼都是買賣的世界,我們對於賣什麼東西的能加以非難乎?日本歌人石川啄木不云乎: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將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現今能夠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硯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說起來,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那些事情罷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他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卻對了它們忍從屈服,繼續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別的生於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於自己試為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買賣制度的犧牲。”(見《陀螺》二二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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