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讚 一　娼女禮讚

這個題目，無論如何總想不好，原擬用古典文字寫作ApologiaproPornês，或以國際語寫之，則為ApologiaporProstituistino，但都覺得不很妥當，總得用漢文才好，因此只能採用這四個字，雖然禮讚應當是Enkomion而不是Apologia，但也沒有法子了。民國十八年四月吉日，於北平。

貫華堂古本《水滸傳》第五十回敘述白秀英在鄆城縣勾欄里說唱笑樂院本，參拜了四方，拍下一聲界方，念出四句定場詩來：

新鳥啾啾舊鳥歸，

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難事，

不及鴛鴦處處飛。

雷橫聽了喝聲采。金聖嘆批註很稱讚道好，其實我們看了也的確覺得不壞。或有句雲，世事無如吃飯難，此事從來遠矣。試觀天下之人，固有吃飽得不能再做事者，而多做事卻仍缺飯吃的朋友，蓋亦比比然也。嘗讀民國十年十月廿一日《覺悟》上所引德國人柯祖基（Kautsky）的話：

“資本家不但利用她們（女工）的無經驗，給她們少得不夠自己開銷的工錢，而且對她們暗示，或者甚至明說，只有賣淫是補充收入的一個法子。在資本制度之下，賣淫成了社會的台柱子。”我想，資本家的意思是不錯的。在資本制度之下，多給工資以致減少剩餘價值，那是斷乎不可，而她們之需要開銷亦是實情，那麼還有什麼辦法呢，除了設法補充？聖人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世之人往往厄於貧賤，不能兩全，自手至口，僅得活命，若有人為“煮粥”，則吃粥亦即有兩張嘴，此窮漢之所以興嘆也。若夫賣淫，乃寓飲食於男女之中，猶有魚而復得兼熊掌，豈非天地間僅有的良法美意，吾人慾不喝采叫好又安可得耶？

美國現代批評家裏有一個姓們肯（Mencken）的人，他也以為賣淫是很好玩的。《婦人辯護論》第四十三節是講花姑娘的，他說賣淫是這些女人所可做的最有意思的職業之一，普通娼婦大抵喜歡她的工作，決不肯去和女店員或女堂官調換位置。先生女士們覺得她是墮落了，其實這種生活要比工場好，來訪的客也多比她的本身階級為高。我們讀西班牙伊巴涅支（Ibanez）的小說《侈華》，覺得這不是亂說的話。們肯又道：

“犧牲了貞操的女人，別的都是一樣，比保持貞潔的女人卻更有好的機會，可以得到確實的結婚。這在經濟的下等階級的婦女特別是如此。她們一同高等階級的男子接近，——這在平時是不容易，有時幾乎是不可能的，——便能以女性的希奇的能力逐漸收容那些階級的風致趣味與意見。外宅的女子這樣養成姿媚，有些最初是姿色之惡俗的交易，末了成了正式的結婚。這樣的結婚數目在實際比表面上所發現者要大幾倍，因為兩造都常努力想隱藏他們的事實。”那麼，這豈不是“終南捷徑”，猶之綠林會黨出身者就可以晉陞將官，比較陸軍大學生更是闊氣百倍乎。

哈耳波倫（Heilborn）是德國的醫學博士，著有一部《異性論》，第三篇是論女子的社會的位置之發達。在許多許多年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才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這種女子在希臘稱作赫泰拉（Hetaira），意思是說女友，大約是中國的魚玄機薛濤一流的人物，有幾個後來成了執政者的夫人。“因了她們的精鍊優雅的舉止，她們的顏色與姿媚，她們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還壓倒希臘的主婦，因為主婦們缺少那優美的儀態，高等教育，與藝術的理解，而女友則有此優長，所以在短時期中使她們在公私生活上佔有極大的勢力。”哈耳波倫結論道：

“這樣，歐洲婦女之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制度而始建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這樣說來，柯祖基的資本家真配得高興，他們所提示的賣淫原來在文化史上有這樣的意義。雖然這上邊所說的光榮的營業乃是屬於“非必要”的，獨立的游女部類，與那徒弟制包工制的有點不同。們肯的話註解得好，“凡非必要的東西在世上常得尊重，有如宗教，時式服裝，以及拉丁文法，”故非為餬口而是營業的賣淫自當有其尊嚴也。

總而言之，賣淫足以滿足大欲，獲得良緣，啟發文化，實在是不可厚非的事業，若從別一方面看，她們似乎是給資本主義背了十字架，也可以說是為道受難，法國小說家路易菲立（Charles-LouisPhilippe）稱她們為可憐的小聖女，虔敬得也有道理。老實說，資本主義是神人共祐，萬打不倒的，而有些詩人空想家又以為非打倒資本主義則婦女問題不能根本解決。夫資本主義既有萬年有道之長，所有的辦法自然只有謳歌過去，擁護現在，然則賣淫之可得而禮讚也蓋彰彰然矣。無論雷橫的老母怎樣罵為“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賊母狗”，但在這個世界上，白玉喬所說的“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總不失為最有效力最有價值的生活法。我想到書上有一句話道，“夫人，內掌柜，姨太太，校書等長短期的性的買賣，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恐怕女同志們雖不贊成我的提示，也難提出抗議。我又記起友人傳述勸賣男色的古歌，詞雖粗鄙，亦有至理存焉，在現今什麼都是買賣的世界，我們對於賣什麼東西的能加以非難乎？日本歌人石川啄木不云乎：

“我所感到不便的，不僅是將一首歌寫作一行這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現今能夠如意的改革，可以如意的改革的，不過是這桌上的擺鐘硯台墨水瓶的位置，以及歌的行款之類罷了。說起來，原是無可無不可的那些事情罷了。此外真是使我感到不便，感到苦痛的種種的東西，我豈不是連一個指頭都不能觸他一下么？不但如此，除卻對了它們忍從屈服，繼續的過那悲慘的二重生活以外，豈不是更沒有別的生於此世的方法么？我自己也用了種種的話對於自己試為辯解，但是我的生活總是現在的家族制度，階級制度，資本制度，知識買賣制度的犧牲。”（見《陀螺》二二〇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