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賦稅
第五節賦稅
漢世田租取粟，賦諸地；口稅取錢，斂諸人。魏武平河北，下令收田租畝一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口錢始變為戶調，已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五節。此時未有授田之制，戶調田租，猶析為二，至晉武帝平吳，而二者又合為一矣。事見第十九章第三節。東晉之制，見於《隋書·食貨志》，云：“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征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通典》，《通考》皆作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蠻夷收其賧物，蓋各隨其土之所出。嶺外酋帥，則征其貢而非稅其民。浮浪人所出，蓋亦無定物，惟僑民雖雲散居無土著，猶當與江南之民，同循戶調之法耳。《隋志》述其制云：“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為丁，若在室，年二十乃為丁。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二斗，一本作二升，蓋據哀帝時之制言之，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五年，十二月，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匹，（《通考》作尺。）蓋就舊法而增之。《晉書·李雄載記》云：其賦：男子歲谷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亦略循晉法也。
北魏孝文之制，亦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魏書·食貨志》：肅宗孝昌二年，稅京師田畝二升，借賃公田者畝一斗。齊、周之制，亦見《隋志》。齊河清三年定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已下，逮於羽林、武責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受田。（《通典》作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王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裡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丁給永業田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通典》作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台，義租納郡，以備水旱。（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谷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谷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台五百里內輸粟，五百裡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慾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案戶調之式，及魏、齊之制，皆人人受田，而晉成、哀及魏肅宗之時，又別有田稅者？（晉成、哀時制，見第十九章第三節。）蓋皆指公田言之，觀北齊之制可明。此田蓋王公貴人受者為多，故晉孝武改成、哀之制，史言自王公已下，口稅若干。（亦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魏虜則又以此惠其所謂代來戶也。後周大祖作相，創製六官。司均掌田裏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通典》作七。）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通典》作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通典》作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通典》作一之。）皆以時征焉。若艱凶札，則不征其賦。
租調所取，以粟帛為大宗，此外更有所取，則謂之雜調。《齊書·郁林王紀》，即位后詔曰：“凡逋三調及眾債，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通鑒》胡三省《注》曰：“三調，謂調粟、調帛及雜調也。”（《魏書·任城王澄傳》：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五調疑三調之誤。）軍國所須，不能以粟帛為限。除列州、郡、縣製為征賦外，（南朝此項征賦，頗於國用有關。當時淫縱之君，或迫臣下以貢獻，事見第十九章第二節，未必不由此而馴致。然貪取雖為非法，任土自是彝。典觀第十章第四節所引齊明帝建武元年十月詔可知。是歲十一月，又詔“邑宰祿薄俸微，雖任土怛貢，自今悉斷。”胡三省《通鑒注》曰：“觀此，則江左之政，縣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貢天台矣。”此《隋志》所由以列州郡縣並舉也。《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十一月，“詔方物職貢，各順土宜，出獻納貢，敬依時令”。）即當折課、市取，（當時征斂，折易頗多。《晉書·王廙傳》：弟子彪之，為會稽內史，桓溫以山陰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之。《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七年，以浙東諸郡大旱，聽受雜物當租。《齊書·武帝紀》：永明四年，五月，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制。”《竟陵王子良傳》言：時詔折租布，二分取錢。《王敬則傳》載子良啟，謂：“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可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此即所謂折課。《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七月，詔：“台府所須，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實時裨直，不復責租民求辦。”《齊書·武帝紀》：永明五年，九月，詔曰：“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師旅歲興，饑饉代有。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職此之由。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糶米、谷、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皆欲變賦斂為市取者也。《豫章王嶷傳》：其為荊州，禁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為市，蓋有借官市為名，行私市之實者。北朝亦有折征之制。《魏書·前廢帝紀》：僭位后詔天下調絹，四百一匹，此折絹為錢也。《韓麒麟傳》：在齊州，欲減絹布，增益谷租，見第二十一章第三節，此亦猶折帛為谷也。《食貨志》云：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國用不足，預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征之，其厲民，蓋不徒在豫征而已。）然其實並不能然。《宋書·武帝紀》：義熙八年，十一月，公至江陵，下書“台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即所謂雜調也。《魏書·食貨志》曰：顯祖即位，親行儉素，率先公卿，思所以振益黎庶。先是大安中，高宗以常賦之外，雜調十五，頗為煩重，將與除之。尚書毛法仁曰：“此是軍國資用，今頓罷之，臣愚以為不可。”帝曰：“使地利無窮，民力不竭，百姓有餘，吾孰與不足？”遂免之。未幾，復調如前。（《高宗紀》：興安二年，正月，詔與民雜調十五，蓋至大安中復免其十五也。然《紀》不載其事，大安四年五月壬戌詔，亦僅言“比年以來，雜調減省”而已。蓋其免之甚暫，故《紀》漏書。《北史·魏諸宗室傳》，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言，出於常山王遵之子素，亦與《志》異。）至是乃終罷焉。於是賦斂稍輕，民復贍矣。（《顯祖紀》：和平六年，六月，詔諸有雜調，一以與民。）此朝廷所取於民。（《世祖紀》；真君四年，六月，詔：“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貲賦蓋謂按其貲產多少為賦，亦雜調也。）《任城王澄傳》：轉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此地方之所取也。賦稅所取非一，故如有蠲免，亦隨時而各不同。（當時賦稅減免，史所言者，名目不一。有曰戶課者，《晉書·武帝紀》：大康五年，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是也。有曰戶調綿絹者，《晉書·惠帝紀》：永平元年，五月，除天下戶調綿絹是也。有曰戶調田租者，《惠帝紀》：永興元年，十二月，詔戶調田租，三分減一是也。有曰租稅者，《宋書·孝武帝紀》：元嘉三十年，五月，曲赦京邑二百里內，並蠲今年租稅；大明五年，二月，伐蠻之家，蠲租稅之半是也。有曰稅調者，《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八年，二月，詔凡遭寇賊郡縣，流寓江淮者，並聽即屬，並蠲復稅調；《順帝紀》：升明元年，雝州大水，八月，遣使振恤，蠲除稅調是也。有但言調者，《宋書·后廢帝紀》：元徽四年，平建平王景素之亂，原京邑二縣元年以前逋調；《順帝紀》：升明元年八月，原除元年以前逋調是也。有曰眾調者，《宋書·明帝紀》：泰始二年，十一月，制使東土經荒流散，並各還本，蠲眾調二年是也。有曰田租者，《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四年，正月，蠲建康、秣陵二縣田租之半；二十六年，車駕陸道幸丹徒，行所經蠲田租之半：《孝武帝紀》：大明七年，十二月，行幸歷陽，蠲郡租十年；《前廢帝紀》：永光元年二月，《明帝紀》：泰始四年四月，皆減郡縣田租之半；《梁書·侯景傳》：景既據壽春，屬城居民，悉召募為將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是也。減免租布之事最多。有以災荒免者，《晉書·孝武帝紀》：寧康二年，四月，皇大后詔：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宋書·孝武帝紀》：元嘉三十年，閏月，蠲尋陽、西陽租布三年是也。有以流亡免者，《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八月，開亡叛，赦限內首出，蠲租布二年是也。有以京邑或興王之地免者，是月，詔彭城桑梓本鄉，優復之制，宜同豐、沛，沛郡，下邳，可復租布三十年；《文帝紀》：元嘉四年，二月，行幸丹徒，三月，詔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其蠲今年租布；二十六年，二月，幸丹徒，三月，復丹徒僑舊今歲租布之半是也。有以行倖免者，《孝武帝紀》：大明七年，二月，大赦天下，行幸所經，無出今歲租布是也。有以行義免者，《宋書·孝義傳》：賈恩、潘綜、王彭，皆蠲租布三世是也。《劉道產傳》：弟道錫，為巴西、梓潼二郡大守。元嘉十八年，為氐寇所攻，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要，於事為優。右衛將軍沈演之等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案《齊書·高帝紀》：建元四年，正月，詔：“建元以來戰賞，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屍，主軍保押，亦同此例。”則似蠲租布二十年，軍中故有此例，道錫特援用大優耳。）
雜物而外，粟帛似應皆取諸租調之中，然亦有別立名目多取之者。《晉書·成帝紀》：咸康二年，二月，算軍用稅米，空縣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以下免官。此尚可雲即在常賦之中，特度支別立一目。《陳書·世祖紀》：天嘉元年，三月，詔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宣帝紀》：大建三年，三月，大赦天下。自大康元年訖大建元年逋余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則其取諸民，亦別列一目矣。《魏書·高祖紀》：延興三年，十月，大上皇帝親將南討，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亦臨時增取於民者也。（《韓麒麟傳》：慕容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周書·王羆傳》，羆鎮華州。時關中大飢，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篣棰。以是人有逃散。惟羆信着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亦皆增取於民，以供軍食者也。）
戶調所征，悉系著籍之戶，故所最慮者為漏籍。宋武帝至江陵，下書曰：“江、荊二州，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為正。”則稅役有與戶籍不符者。然如是者究少。《魏書·食貨志》云：先是禁網疏闊，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后諸逃戶佔為細繭羅谷者甚眾。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周，戶口錯亂。始光三年，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議出閹官仇洛齊，見第十七章第三節。）《隋書·食貨志》云：元象、興和之中，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屬。租調之入有加焉。（武定二年事，亦見第十七章第三節。）皆可見漏籍者多，賦稅必闕也。
耕桑之民而外，北朝亦有他法以取之，如魏泰常六年，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是也。（見第二十章第一節。）此猶南朝於蠻俚則取其賧物矣。
田租有不入公家者。宋武帝江陵之令又曰：“州縣屯田，利入守宰者，一切除之。”《晉書·安帝紀》：義熙九年，四月，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皆其事也。《魏書·高允傳》：時多禁封良田，京師游食者眾。允言：“古人云：方一里，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三萬七千頃，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天下之廣乎？”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禁封良田，夫何為哉？《傳》又言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任城王澄傳》云：在定州，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北齊書·段韶傳》：平高歸彥，賜歸彥果園千畝。非棄田以為園囿，則變官稅為私租而已。
人民所苦，力役尤甚於租調。《晉書·食貨志》：武帝制戶調之式，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范寧傳》：寧陳時政曰：“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者非復童幼之事。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此法令所定成丁之年大早，詒害於民者也。《宋書·王弘傳》：弘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體有強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直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弊尤深。致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功，逃竄求免。家人遠計，胎孕不育。請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然《文帝紀》元嘉十七年詔，猶有“役召之品，遂及稚弱”之語，則苛政亟行，並有非法令所能限者矣。（役法與戶籍，關係最大，參看第十七章第三節。）
《隋書·食貨志》言：東晉之制，男丁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其實役之遠過於此。其取丁之法，通常三丁取二，五丁取三。《南史·孝義傳》：孫棘謂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郭祖深傳》：祖深上封事，謂自“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為三五”是也。《康絢傳》：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其取之之法，較三五少寬，蓋以其役實重難故也。《齊書·周顒傳》：顒言：“山陰邦治，事倍余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則各地方之役法，亦有善惡之不同。然能善者蓋甚鮮。酷者乃至役及女丁。《宋書·元兇劭傳》：劭拒義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猶曰非常時事也。《梁書·武帝紀》：大同七年，十一月，詔停在所役使女丁；《安成王秀傳》：郢州當塗為劇地，至以婦人供役；則並習為恆事矣。
有恆役，有雜役。（《魏書·高祖紀》：延興三年，十一月，詔河南七州之民，有鰥寡孤獨，貧不自存者，復其雜徭，大和二十年，七月，詔輕徭薄賦，君人常理，歲中恆役，具以狀聞。《劉昺傳》：正光三年，大保崔光奏乞敕尚書推檢昺后，所屬甄免碎役。四年，六月，詔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碎役即雜役也。）雜役厲民，遠較恆役為甚。《齊書·周顒傳》：建元初為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言於大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只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佣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此雲役命有常，乃謂有常程限，非謂所課者為常事也。《晉書·庾亮傳》言：亮為丹陽尹，除重役六十餘事。可見雜役重難者甚多。
隨意役民，本有禁令。如《魏書·高宗紀》：和平四年，三月，詔“內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召役，逼雇不程，皆論同枉法。”《高祖紀》：大和元年，詔“牧民者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是也。然其事卒非法令所能禁。《梁書·武帝紀》：大同七年，十二月詔，謂：“或供廚帳，或供廄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其侵漁可謂甚矣。（河北郡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見《周書·裴政傳》。）《魏書·安同傳》：大宗詔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並、定二州，糾舉守宰不法。同至并州，表刺史擅用御府針工，請案律治罪。善矣，然其東出井陘至鉅鹿，乃發眾四戶一人，欲治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塢於宋子。大宗以同擅徵發於外，檻車征還。召群官議其罪。皆曰：“同擅興事役，勞擾百姓，宜應窮治，以肅來犯。”而大宗仍以同雖專命，本在為公，意無不善釋之，則又何也？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轉運，使公孫軌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魏書·公孫表傳》。軌表第二子。）亦不過坐征還而已。
役之事，征戍為大，而漕轉次之。古人於役，最苦其遠，說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五節。晉、南北朝，亦未免斯弊。《晉書·劉頌傳》：頌上疏言：“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咸有死亡之患。”欲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更不能，則靜三分之二，吏役不出千里之外”，（參看第二章第一節。）此誠當時靖民之急務也。王羲之遺謝安書，論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之弊，已見第十七章第三節。《魏書·食貨志》言轉運中州以實邊鎮之弊，見第二十一章第六節。又《楊椿傳》：除定州刺史。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閑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表罷之。有屯兵而轉致勞民，尤見征戍之詒毒也。
興築之事，亦為勞民之一大端。高齊之築長城，事見第二十一章第四節。《北齊書·趙郡王叡傳》云：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率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率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肯留意撫綏者，不過十全三四，況視之如草芥者乎？韋孝寬於汾州、離石間置城，事見第十六章第六節。是役也，征徒至十萬。可見營建勞民之甚矣。
補吏亦為民所深苦。宋武帝平江陵，下書：“荊、雝二州西局蠻府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撫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窮獨不能存者，給其長振。府州久勤將吏，依勞銓序。”《南史·張纘傳》：為湘州刺史，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並。此兩事，可見與於役者，老稚，疾病，窮獨，皆不得免焉。《梁書·良吏傳》：沈瑀為餘姚令。縣南有豪族數百家，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此可見為吏之困辱，故法令於其召補，每加制限。如宋武帝平江陵，命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製實戶置是也。《孝武帝紀》：元嘉三十年，八月，武皇帝舊役軍身，嘗在齋內，人身猶存者，普賜解戶。《梁書·安成王秀傳》：為郢州，主者或求召吏。秀曰：“此州凋殘不可擾。”此等皆見稱為寬政。《謝方明傳》：轉會稽大守。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發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割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此又可見補吏之事，其中弊竇孔多也。
事有必待專技，然後能為之者，古人以此設工官。後世乃亦召民為之。逮其身亡而役不免，而其業又未必能守之以世也，則遂變為雜役。王羲之與謝安書曰：“百工、醫寺，死亡絕後，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奸。（此又可見當時雜役之重。）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百工醫寺而可以五歲刑者充之，其徒為雜役審矣。然有待專技之事，究非夫人所能為也，乃又別召民為之。如《南史·齊本紀》言：東昏侯大起諸殿，縶役工匠。《陳書·高祖紀》：永定二年，十月，大極殿成，匠各給復。《宋書·劉敬宣傳》，言守宣城者，多調發工巧，造作器物。《梁書·賀琛傳》：琛啟陳事條，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之。有曰：“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陳書·宣帝紀》：大建二年，八月，詔巧手於役死亡，不勞訂補。《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四月，詔工商、雜技，盡聽赴農。《任城王澄傳》：澄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皆有專技之民，見役於官之事也。
王羲之欲以死罪原輕者充兵役，五歲刑充雜工醫寺，蓋謂永充大役。亦有事出一時者，齊武帝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劉系宗啟謫役東人隨唐寓之作亂者，從之，其事也。
復除之事，有為經制者，如魏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是也。（見第十九章第三節。）此制百二十五家之內，凡復三十八人。其後元孝友言：《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則其制已小異。（見第三節。）其出臨時措置者：或以丁多，如晉武帝咸寧元年，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是也。（大康元年，十月，除五女復。）或以產乳及新昏，如齊明帝建武四年，正月，詔民產子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昏者蠲夫役一年是也。或以劫后移徙，如晉武帝大康元年，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於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是也。或以劫后撫綏，如陳宣帝大建十一年，三月，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即隸近州，賦給田宅，喚訂一無所豫是也。或以舊恩，如晉元帝大興三年，七年，詔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為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是也。或以行義，如《宋書·孝義傳》：嚴世期復身徭役，張進之詔在所蠲其徭役是也。或以舊勞，如陳大極殿成，匠各給復，（見上。）世祖天嘉元年，二月，以討王琳，舟艦輸積，權倩民丁，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是也。《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一年，五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以上，賦、役無所與，（三長復征戍，余若民，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孝感傳》：閻元明復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此則所謂賦役無所與者也。《文明後傳》：后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當即大和十一年事。）此宗戚之特恩也。《恩幸傳》：王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此為臣下之異典。《世祖紀》神四年，自破赫連定還，戰士賜復十年，此所以優戰士。《高宗紀》：和平二年，三月，詔民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政。《高祖紀》：延興三年，十一月，詔河南七州年八十已上，一子不從政。承明元年，十月，詔七十已上，一子不從政。大和四年，七月，詔會京師耆老，賜錦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復家人不徭役。此則所以優老也。（三長之制，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前廢帝紀》：僭位后詔：百雜之戶，貸賜民名，官任仍舊。此則口惠而實不至矣。
凡士姓皆蠲役，已見第十七章第三節，第十八章第一節。《晉書·石季龍載記》：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苻堅載記》：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則雖五胡，亦能守茲成法也。宋孝武帝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宋書·沈懷文傳》。）梁鄱陽王恢之子泰，為譙州刺史。遍發人丁，使擔要輿、扇、傘等物，不限士庶。恥為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南史》本傳。）其為禍之烈如此。隸屬於人者亦無役，如佃客、衣食客是也。（見第十八章第四節。）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詳見第三章第三節。）時又發奴助兵。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昇平三年，三月，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此皆罕有之事。《刁協傳》言：“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眾庶怨望之。”可見積習之不易破矣。（參看第十八章第四節。）《南史·齊東昏侯紀》言：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隸，謂之屬名，（見第十章第六節。）亦有所不得已也。出家及疾病者，於法亦免，故范寧言人或殘形翦發，要求復除，《東昏侯紀》亦謂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焉。
賦與役，皆當視貲產之厚薄，以為重輕。（蘇綽《六條詔書》曰：“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系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奸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故平定物力之事，由之而起。《晉書·劉超傳》：超補句容令。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齣，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出，有餘常年。此即宋世之手實法也。《魏書·世祖紀》：延和三年，二月，詔令州、郡、縣隱括貧富，以為三級。其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大延元年，十二月，詔“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擾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蓋始分為三級，繼又曲分為九。《隋書·食貨志》言：齊文襄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實則九等定戶，乃魏世之成法，文襄所創者，或稅役之別耳。貲與力之相貿，蓋事勢不得不然。齊永元后，遠郡之役，悉令上米准行，已見第十章第六節。史以是為東昏秕政，然《宋書·順帝紀》：升明三年，正月，齊王表諸負官物質役者悉原除，所謂質役，蓋負物不能償，而出力以為代，事與上米准行相反，理則一也。顧憲之言：山陰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參看第十九章第一節。）此等人本未必能出力。稅其錢，實開明世別銀差於力差之先聲，亦得宋王安石令無役者出助役錢之意。《宋書·周朗傳》：朗言：“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蓋病戶等平定之不實。朗又云：“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齊竟陵王子良言：“三吳守宰，務在裒克，圍桑品屋，以准資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其弊，亦與後世無異矣。戶調法行之後，本已無所謂丁稅。然《齊書·豫章王嶷傳》：言其為荊、湘時，以谷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王敬則傳》載竟陵王子良啟云：“建元初狡虜遊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梁書·良吏傳》云：高祖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陳書·宣帝紀》：大建九年，五月，原五年訖七年逋貲絹，蓋亦計貲為絹。）一似又有丁稅者；蓋亦或以之代役，或出臨時調斂，后遂相沿不廢也。
地方公共之事，人民往往能自立法而自治之，然亦往往為官府所破壞，會稽士庶，皆保塘役，而王敬則悉評斂為錢送台；東昏侯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皆見第十九章第一節。）其事矣。《晉書·劉頌傳》：除淮南相。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此等良吏，蓋不可多得矣。
後周之法：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則無力征。見《隋書·食貨志》：其立法可謂甚平，然其行之如何，則不可知也。
山澤之利，兩晉及宋、齊、梁、陳，多為官吏貴豪所固護，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此等皆非法之所許，然亦有不然者。《梁書·蕭穎達傳》：御史中丞任昉奏曰：“風聞穎達啟乞魚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台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啟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於時謂非新立，仍啟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雖實為私奉養，而必啟乞待許，即不翄官收其稅矣。北朝情形，與南朝略同。魏顯祖皇興四年，高祖大和六年，周靜帝大象二年，皆嘗弛山澤之禁。即北齊，亦僅後主武平六年，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開酒禁而已。然《魏書·酷吏傳》：崔暹坐障吝陂葦，為王顯所彈；《閹官傳》言：劉騰于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則其利為私家所擅者亦多。《北齊書·盧潛傳》，言其為揚州行台時，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政令豈能真行？民家無以自資，豪勢保無轉因之以為利者邪？
鄣錮山澤，惡其奪民利而已，棄田以為園囿，其弊亦與之同，故晉法明列其不為屬國焉。（見第十九章第三節。）然其事亦卒不能免。北朝尤甚，以其君好田獵也。《魏書古弼傳》云：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可見其佔地之廣。《高祖紀》：延興三年，詔關外苑囿，聽民樵採。大和十一年，又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司馬楚之傳》：子躍，為雲中鎮將，朔州刺史。表罷河西苑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大官取給。今若與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曰：“此地若任稼穡，雖有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宜以與民。高祖從之。此可見苑囿之立，實妨田業，又不徒鄣錮山澤而已。又魏於內地置牧場，佔地甚廣，見第二十章第一節。世宗正始元年，延昌二年，皆嘗以其地賜代遷之民。可謂封豕長蛇，薦食上國已。
冶鑄之利，作兵為亟，民用后焉。《晉書·宣帝紀》：大和四年，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刑法志》云：“魏武帝時，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蓋斯時之鐵，多以作兵，故乏於他用也。《宋書·百官志》：衛尉一人，丞二人晉江右掌冶鑄。領冶令三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衛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復置。又云：東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漢有鐵官。晉置令，掌工徒鼓鑄，屬衛尉。江左已來，省衛尉，度隸少府。宋世雖置衛尉，冶隸少府如故。江南諸郡縣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吳所置。《王弘傳》：弘建屯田之議曰：“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準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余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弘建此議，在其為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可見江左冶政，專攻兵器，罕資民用，此其獲利所以甚微。宋世劉道濟刺益州，立冶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事見第八章第七節。又可見民用本不資官也。《陳書·世祖紀》：天嘉二年，十二月，大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並施行。南朝言鹽利者，亦惟此而已。
北方僭偽諸國：慕容德嘗立冶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事見《晉書·載記》。拓跋氏於鹽利頗詳。《魏書·食貨志》云：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是時罷之。而民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於是公私兼利。世宗即位，政存寬簡，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其國用所資，別為條制，取足而已。自后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鄣吝；強弱相陵，聞於遠近。神龜初，大師高陽王雍、大傅清河王懌等奏：“先朝置司，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后中尉甄琛，啟求罷禁。被敕付議。尚書執奏，稱琛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為允。詔依琛計。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鄣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以至於永熙。自遷鄴后，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寵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灶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灶一百八十，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灶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二斛四升。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據《本紀》，高祖大和二十年，十二月，嘗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世宗景明四年，七月，詔還收鹽池利以入公。至正始三年四月，又詔罷鹽池之禁。此事由甄琛之奏，具見《琛傳》：其時尚書執奏之辭，亦謂“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賈輕議”，則置監亦未必無弊也。《長孫道生傳》：曾孫稚，蕭寶夤反，為行台討之。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圾。東西連結，以應寶夤。稚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稚表言：“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略論鹽稅，一年之中，准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而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阪，蒲阪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后敕。”觀此，知河東鹽利之厚。《周書·寇儁傳》云：孝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漁，乃以儁為之。是其時於此，資賴正深，而忽有廢之之詔。雖為長孫稚所格，至前廢帝即位，仍詔稅市、稅鹽，可悉廢之，可見稅弊之深矣。（《柳崇傳》言：高祖時，河東、河北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阪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囂台府，可見官吏豪強，同以為利。）《辛慶之傳》：大祖東討，為行台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大統四年，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御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強敵，時論稱其仁勇。守令棄城，而監將猶能守土，豈亦以其利入厚，故能用其眾歟？《北史·崔昂傳》：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官煮須斷人灶。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准關市，薄為灶稅。私館官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則遷鄴后四州官煮之外，他處仍有鹽稅也。周有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取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形鹽，每地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見《隋書·食貨志》。
《陳書》，唐代姚思廉撰，是南朝陳的紀傳體斷代史著作，記載自陳武帝陳霸先即位至陳後主陳叔寶亡國前後33年間的史實。
北朝冶鑄，亦以作兵為急。《魏書·大祖紀》：天賜元年，五月，置山東諸冶，發州郡徒謫造兵甲。《周書·薛善傳》：西魏於夏陽諸山置鐵冶，令善為冶監，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皆其事也。供民用者，亦間有之。如《魏書·崔挺傳》，言其為光州刺史，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是已。冶鑄之業，蓋以民營為多，故《食貨志》言鑄鐵為農器兵刃，在所有之；（見第二十章第二節。）咸陽王禧，史言其田業鹽鐵，遍於遠近；（見第十二章第一節。）而長白山亦為豪右鼓鑄之地也。（見第二十章第四節。）礦利，已見第二十章第一節。《肅宗紀》：神龜元年，閏月，開恆州銀山之禁，與民共之，則亦有弛禁之時。
酒稅，除禁釀外，大都有之。（參看第二十一章第一節。）東昏時，都下酒酤，皆折輸金，見第十章第六節。陳時虞荔、孔奐請立榷酤，見前。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八月，制榷酤，見《北史·本紀》。（《北齊書》不載。）後主立酒禁，亦見前。《宋書·文九王傳》：世祖普責百官讜言，建平王宏上書稱其弛榷酤，則似曾一時無稅。
關市之徵，歷代皆有。《晉書·武帝紀》：受禪后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可見魏時徵稅，遍於全境，晉亦因之。渡江已后，《隋書·食貨志》云：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晉書·王濬傳》：濬上書自理云：“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陳。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眾。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豪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北史·孟信傳》：信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觀此二事，知當時貨賣，多有文券也。）歷宋、齊、梁、陳如此，此後世之契稅也。又云：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此後世之過稅也。又云：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此後世之住稅也。《晉書·孝武帝紀》：寧康元年，三月，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宋書·武帝紀》：永初元年，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文帝紀》：元嘉十七年，十一月，詔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孝武帝紀》：大明八年，正月，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粥米者，可停道中雜稅。又《前廢帝紀》：是年，六月詔，有“關市僦稅，事施一時，而奸吏舞文，妄興威福”之語。《齊書·郁林王紀》：即位后，詔關市征賦，務從優減。《明帝紀》：建武元年，十月，詔商旅稅石頭、后渚，及夫鹵借倩，一皆停息。《竟陵王子良傳》：啟論司市之職，謂“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參看第二十章第三節。）《顧憲之傳》：永明六年，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啟：“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記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即啟。”憲之議曰：“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乏從豐，良田飢棘。或征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啟，亦當不殊。若事不副旨，懼詒遣詰，便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秉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參看第二十一章第四節。）《梁書·武帝紀》：天監十五年，正月，詔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定格。大同十一年，三月，詔四方所立市、埭、桁、渡、津稅，有不便於民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其時陸驗、徐驎遞為少府丞、大市令，並以苛刻為務，已見第十二章第五節。《陳書·宣帝紀》：大建四年，閏月，詔姑熟自梁末兵災，凋殘略盡。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還。悉住南州，津里安置。有無交貿，不責市估。十一年詔有“旗亭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逼遏商賈，營謀私蓄”之語。《南史·陳本紀》，謂後主稅江、稅市，征取百端。其用沈客卿、陽慧朗，已見第十五章第二節。此皆關市政令，發自中樞，散見紀傳者也：亦有由地方為之者：《晉書·甘卓傳》言：卓遷梁州刺史，估稅悉除。又《儒林·杜夷傳》言：刺史劉陶，告廬江郡，常以市租，供給其家人糧廩。《齊書·豫章王嶷傳》：徙荊州刺史，以市稅重濫，更定格，以稅還民。侯景據壽春，停責市估，已見前。景后抗表，有雲“關市徵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焉。《梁書·陸法和傳》：刺郢州，列肆之內，不立市丞，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此等興替、增減，及其支用，悉由地方主之。可見當時關市之徵，中樞所取，實有限也。
北方諸國：張重華嘗除關稅，見《晉書·載記》。姚興增關津之稅，已見第十九章第三節。《魏書·沮渠蒙遜傳》：世祖詔公卿為書讓牧犍，有“切稅商胡，以斷行旅”之語。《甄琛傳》：琛論鹽池表有云：“今偽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恢博，惟受谷帛之輸”，則魏初似無商稅。肅宗時，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為五等，已見第十二章第二節。前廢帝即位，市稅與鹽稅併除，已見前。齊末，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見《隋書·食貨志》。周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亦見《志》及《周書·本紀》。（宣帝稅入市者人一錢。）靜帝立，罷入市稅錢，見《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