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交通

第六節交通

《廿二史考異》云：“古之貴者，不乘牛車，后稍見貴，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按古制：乘車、兵車、田車，皆曲轅駕駟馬，惟平地任載之車駕牛，乃有兩轅，《考工記》所謂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者也。牛車本庶人所乘。《史記·平準書》：漢興，接秦之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則漢初貴者已乘之矣。晉時，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葯車、畫輪車皆駕牛，則並施於鹵簿。《隋書·閻毗傳》言：屬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是自晉至隋，屬車皆駕牛也。《石崇傳》：崇與王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王衍傳》：衍引王導共載，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在牛背上矣。《王導傳》：導營別館以處眾妾，妻曹氏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驅牛而進。《世說》：劉尹臨終，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答曰：某之禱久矣。《南史·劉瑀傳》：與何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徐湛之傳》：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朱修之傳》：至建業，奔牛墜車折腳。《劉德願傳》：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來至數尺，打牛奔從柱前直過。《梁本紀》：嘗乘折角小牛車。《蕭琛傳》：郡有項羽廟，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軶下牛充祭。《北史·高允傳》：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彭城王勰傳》：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挽而入。《北海王詳傳》：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召入，共乘犢車。《常景傳》：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元仲景傳》：兼御史中尉，每向台，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尒朱世隆傳》：今旦為令王藉車牛一乘，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畢義雲傳》：高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琅邪王儼傳》：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軶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和士開傳》：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牛宏傳》：弟弼，常醉射殺宏駕車牛。《藝術傳》：天興五年，牛大疫，輿駕所乘巨犗數百頭，同日斃於路側。此自晉至隋，王公、士大夫競乘牛車之證也。”案晉、南北朝之世，牛車盛行之事，出於錢氏所徵引之外者尚多。《齊書·武陵王曄傳》，言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世祖。）聞曄至，引見問之。曄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是天子常駕牛也。《褚淵傳》：淵死後，其弟澄贖淵常所乘黃牛。《謝超宗傳》：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墮車僕射。（詳見第三節。）是三公、尚書皆駕牛也。《宋書·江湛傳》：家甚貧約，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顏延之傳》言：延之子竣貴重，權傾一時，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常乘羸牛笨車。《梁書·明山賓傳》：家中常乏用，貨所乘牛。《陳書·徐陵傳》：大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余家有可賣不？”《魏書·胡叟傳》言：叟每至貴勝之門，恆乘一悖牛。是士大夫之清貧者皆駕牛。然《南史·陳顯達傳》言：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宋書·五行志》言：元嘉三年，徐羨之大兒喬之行欲入廣莫門，牛徑將入廷尉寺，明日被收。合石崇、王愷爭迅之事觀之，是紈袴之子，豪富之徒，亦所精者在牛而不在馬也。《宋書·宗愨傳》言：愨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魏書·酷吏傳》：張赦提為幽州刺史，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驗案其罪。其妻，姑為大尉東陽王丕妻，詣丕申訴求助。陳列真香：昔因假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挾前事威逼部下，證成誣罪。說雖未知信否，然佳牛為貪求者所垂涎，則當時必有其事矣。《南史·王筠傳》云：筠性儉嗇，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則當時貴富之家，飼牛必有不止於草者，恐率獸食人之事，亦在所難免矣。其時惟有關體制之事，尚貴馬而賤他畜，以不用馬為辱，如晉海西公、魏孝靜帝見廢，皆乘犢車而去；駕若弼令蔡征為陳叔寶作降箋，命乘騾車歸己皆是。（《魏書·王肅傳》：肅兄子衍，為尒朱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亦同。）其餘殆無不乘牛者。《晉書·紀瞻傳》言：召拜尚書郎，與顧榮同赴洛。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魏書·崔玄伯傳》：大祖還京師，次於恆嶺，親登山頂，撫慰新民，適遇玄伯扶老母登嶺，大祖嘉之，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見第十七章第四節。）《外戚傳》言：高宗保大后之母宋氏，就食和龍，無車牛，疲不能進。是取長途者皆以牛也。《序紀》言：桓帝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北齊書·神武紀》言：神武與同志圖杜洛周，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後於牛上抱負。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段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北史·蠕蠕傳》：道武謂崔宏：“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鈔掠，駕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教以犍牛易之，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詳見第八章第三節。）是雖代北多馬，亦皆藉牛以為用矣。職是故，當時徵發，亦遂多及於牛。《晉書·食貨志》：杜預上疏言：“今典農右典牧種產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分三萬五千頭，以付兗、豫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後，得運水次成谷七百萬斛。其所留好種萬頭，可並佃牧地，歲當復入數千萬斛谷，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石季龍載記》：季龍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又制徵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宋書·殷琰傳》：杜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劉順，呂安國等抄之，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魏道武天興五年伐姚平，實以牛疫而還。（見上引《北史·藝術傳》。）《世祖紀》：始光二年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古弼傳》：車駕畋于山北，大獲麋鹿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蕭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谷縣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呂洛拔傳》：張永遣將王茂向武原援其運車，尉元遣洛拔擊之，奪車二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食貨志》：大和十一年，牛疫，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挽、耕載。《北齊書·神武帝紀》：韓陵之戰，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隋書·盧愷傳》：周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帝美其言而止。趙修葬父，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見第十二章第一節。北齊後主起大寶林寺，運石填泉，人牛死者，不可勝紀，見第十四章第四節。時殿內及園中須石，亦差車牛從漳河運載，見本章第四節。蓋戰陣及平時，無不恃牛運轉者，牛之為交通所資，此時實非他時之比也。

然北方畜馬，究較南方為多，故以馬為賞賜者，屢見於列傳。若南方則幾無其事矣。宋孝武帝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見第九章第三節。）此蓋以山行故爾。顏延之好騎馬，敖游里巷，則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齊豫章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命將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蕭景先遺言：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台。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奉一匹。則以豫章貴寵，景先久豫軍旅，故有馬也。《晉書·陳頵傳》：父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笑而從之。后頵仕為郡督郵，大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果乘馬車還家。此尚為體制起見。其乘馬之事見於史者：元謐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為御史所彈。王慧龍孫瓊，道逢大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慕容恃德有疾，謂其子：持上馬與盧潛，（見《北史·盧玄傳》。）盧辯單馬從魏孝武入關。盧勇有馬五百匹，遺啟盡獻之。（《北史·盧同傳》。）祖珽所乘老馬，常稱騮駒。盧光為京兆。郡舍數有妖怪，前後郡守，無敢居者，光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床，南首而立，光不以介懷。（《周書·儒林傳》。）達奚武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止一人而已。皆北人乘馬之事。《魏書·楊機傳》言：機家貧無馬，常乘小犢車。《北史·常爽傳》言：天平初，遷鄴，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足見北方士大夫以乘馬為常也。是時南方頗獎勸畜馬，北方則每有竭澤而漁之事。周朗病當時用兵，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見第八章第七節。）謂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此即古馬復令之意。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制荊、徐、兗、豫、雍、青、冀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可謂行朗之議者。若北方，則石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禁畜馬，匿者要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於公。魏世宗正始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馬。延昌元年，乃通其禁。尒朱兆遣孫白鷂至冀州，託言普征民馬，欲待高乾兄弟送馬，因收之。（《北齊書·乾傳》。）齊後主時，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令土豪貴買，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閑馬。（見第二十章第一節。）其於徵發、括藉，蓋習以為常矣。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台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後，敕白建就彼檢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敕，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則其牧養之事，亦不免勞擾軍民也。孳殖之不蕃，不亦宜哉。是時牧業，似以西北為盛，故魏之牧地在河西。（見第二十章第一節。）呂光之入西域，以駿馬萬餘匹還。《姚興載記》：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己，乃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征王尚還。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興弗許。威流涕曰：“苟以馬供國用，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此雖非由衷之言，然可見涼州畜馬之盛。《北齊書·慕容儼傳》：儼蒙賜胡馬一匹。《杜弼傳》：蕭明等入寇，高岳、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台左右。臨發，世宗賜胡馬一匹，語弼曰：“此屬中第二馬，孤恆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為贈。”此胡馬皆西域所產，非來自北方，以其時之人，習稱西域人為胡也。

《齊書·魏虜傳》言：虜駕部知牛、馬、驢、騾。鍾離之捷，收其牛、馬、驢、騾，不可勝計。（見第十一章第四節。）《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元誕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北齊書·文宣帝紀》，言其時乘馲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隆冬，去衣馳騁。可見北方之畜，牛馬而外，兼有驢、騾、槖駝。而驢似尤多。《魏書·蕭寶夤傳》，言其北奔時遁匿山澗，賃驢乘之。《北齊書·楊愔傳》，言愔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麹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儒林·權會傳》言：會初任助教之日，恆乘驢上下。《彭城王浟傳》言：浟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腳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可見官民無不乘驢。元嘉二十七年之役，柳元景督義租，並上驢、馬，以為糧運之計。魏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公孫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匹，乃與受之，坐征還。其伐蠕蠕，詔司馬楚之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呂苟兒、陳瞻等反，楊椿為別將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椿緩師不進。賊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李弼之叛侯莫陳悅，勒其兵上驢、駝。（見第十二章第九節。）齊文宣之篡，宇文泰東伐，出長安，以諸軍馬、驢多死，引還。周武帝欲伐突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本紀》宣政元年。）則驢之於轉輸，亦亞於牛而不下於馬也。侯莫陳悅之敗，獨乘一騾。（亦見第十二章第九節。）齊人使宇文護之母作書報護，述其叔遣奴迎護，護與盛洛乘騾同去。眭誇，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征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浩慮誇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誇騾內之廄中。誇遂托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騾之於服乘，蓋又驢之亞也。橐駝惟沙磧之地用之，故呂光自西域還，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在中國，當較驢、騾為少也。《宋書·禮志》：“《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即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到，副使攝事。徐廣《車服注》：傳聞騾車者，犢車裝而馬車轅也。”蓋時以驢為小人所乘，（見《秦漢史》第十七章第六節。）故定製不得乘馬車者，則使乘騾車耳。賀若弼欲使陳叔寶乘騾車歸己，亦此意也。

各種車制，見於歷代輿服等志者，多備儀制，罕關實用。其最可貴者，為指南車及記里車。《宋書·禮志》云：“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為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雲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手指南。車雖迴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啟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升明末，齊王為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參看第二十章第二節。）晉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鴆殺之。”又云：“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搥。大駕鹵簿，以次指南。”案指南之用，海尤亟於陸。近世西人，藉此以遍航世界。吾國當晉世已能用之於舟，為時不為不早。又測量舊法，共有三端：陸以人行、車行，水以舟行遲速為準。三法之中，車之所量，最為精審。記里車若能廣用，亦可知通行道里精確之數。惜乎二者皆僅用之鹵簿也。車之最速者為追鋒車。《宋志》云：“如軺車而駕馬。”晉宣帝平遼東還，次白屋，有詔召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四百餘里，一宿而至焉。石季龍造獵車、格獸車，已見第五章第二節。事雖侈虐，然其制之高大，亦足異也。民間挽載，多用小車，謂之鹿車。《北齊書·神武紀》：高乾死，其次弟慎在光州，弊衣推鹿車歸渤海是也。《魏書·世宗紀》：永平二年六月，詔曰：“江海方同，車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遠近無二。”此詔規模頗遠大，然其不能行，則亦不待論矣。

輦之變即成肩輿。《宋志》云：“輩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後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挽，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倢伃同輦是也。未知何代去其輪。”案《宋書·鄧琬傳》，謂琬取子勛所乘車除腳以為輦，可見輦之與車，其制仍極相近。既去其輪，則只得“以肩舉之而行，故曰肩輿。亦曰平肩輿”。（《通鑒》晉懷帝永嘉元年，梁武帝天監四年《注》。）其輿施襻，則謂之襻輿。（《通鑒》梁武帝大清元年《注》。案襻輿，見第十三章第一節。）以八人舉之，則謂之八輿。（《通鑒》齊東昏侯永元二年《注》。）《齊書·明七王傳》：江夏王寶玄乘八輿，手執絳麾幡，隨崔慧景至京師是也。桓玄欲造大輦，使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輿之，（《魏書·島夷傳》。）則八又不足言矣。其仍有輪而以人挽之者，謂之步輦，亦曰步挽車。魏尉元，大和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後行養老之禮，以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又各賜步挽一乘是也。其時乘肩輿者頗多。《晉書·王獻之傳》：獻之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而入。《隱逸·陶潛傳》：江州刺史王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轝之至州。此皆士大夫之暮氣，不復知以桀乘人車為恥矣。（見《秦漢史》第十七章第六節。）亦有以道險不可車行而乘籃輿者。《孝友傳》：孫晷，吳國富春人。富春車道既少動徑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是也。後世肩輿之盛行，大抵以此矣。又有用之軍旅之際者。《晉書·列女傳》：謝道韞，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梁書·韋叡傳》：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眾軍。又蕭淵藻為益州刺史，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平肩輿巡行賊壘。此則希有之事也。以人代馬，蓋取其可以即安，故梁武帝大同五年，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蓋以帝年高故也。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其雖駕馬而亦較安隱者，是為馬轝。蕭摩訶勸吳明徹帥步軍乘馬轝徐行，已見第十四章第九節。《晉書·劉曜載記》：曜攻仇池，疾篤，馬轝而還。及被禽，創甚，石勒亦以馬轝載之。《周書·崔猷傳》：大軍東征，大祖賜以馬轝，命隨軍，與之籌議。皆用諸軍旅之間者也。

[1]交通：輦去輪成肩輿，亦曰平肩輿、八輿。有輪人挽者曰步輦，亦曰步挽輦。駕馬較安者曰馬輦。

士大夫拘於體制，多以徒行為恥。故《南史·顏協傳》，謂其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遊。江泌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齊書·孝義傳》。）則史以為美談矣。《齊書·王琨傳》：大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台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應爾。”此特於國諱之時行之而已。然貧賤者及恭儉者，亦或步行。《晉書·孝友傳》：夏方，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此恭儉者也。《梁書·文學傳》：周興嗣，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王籍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此貧賤者也。

路惟馳道為坦平，然其勞民特甚。故宋孝武帝立馳道，前廢帝即位亟罷之。乃未幾而又復之，蓋以其功已立，勞民事已在前故也。（《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五年九月，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於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於玄武湖。《前廢帝紀》：大明八年七月，罷南北二馳道。永光元年八月，復立南北二馳道。參看第九章第三節。）呂僧珍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則雖御路，亦不過較為平坦，其塵沙飛揚，亦與他路無異。蓋昔人不能善修路面也。路面不堅，故其路易壞。《宋書·張茂傳》：陸子真為海陵大守，中書舍人秋當，為大祖所信委，家在海陵，假還葬父，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修治，子真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善之。不為權幸所脅而勞民善矣，然橋路固所宜修，任其毀壞，亦非政理也。開通道路之事為史所特載者，大抵非以行軍，即以游幸。如慕容儁聞石氏亂，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克薊城而都之。（《魏書》本傳。）魏道武之伐燕，於栗磾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及道武將北還，又發卒治直道，自望都鑿恆嶺至代。（見第六章第八節。）后道武校獵河西，又詔張黎發定州七郡卒萬二千通沙泉道。（《本紀》大延二年。）高宗和平二年三月，發並、肆州五千人治河西獵道。高祖大和六年七月，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世宗正始四年九月，開斜谷舊道。（皆見《本紀》。）封子繪以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阪高峻，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啟齊高祖，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皆其事。大抵虜之用民力，較中國為多，以其本無所愛於中國人也。至民間因交通而修路，或地方長官因便於人民往來而修路者，則史幾無所見。記載固不能無遺漏，然其事必極少可知。民政之廢弛極矣。

亭傳之制，漢末亂后，廢墜特甚。《晉書·賀循傳》：江東創，盜賊多有，元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漢制十里一亭，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可見晉時亭候，遠非漢世之比矣。《苻堅載記》：自長安至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此乃虛美之辭，當其時，度不過長安附近，或能修飾表面耳。《周書·韋孝寬傳》：孝寬以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候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此等政令，亦必不能行也。《梁書·張齊傳》：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陳書·徐陵傳》：梁元帝承製江陵，陵通使於齊，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道彥曰：“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之儀。微騎兼行，寧望軒之禮？歸人將送，私具驢騾。緣道亭郵，惟希蔬菜。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雲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然則行旅所須於緣道者，不過糧食、蔬菜，而公家則並此而不能供矣。斯時上官出行，郡縣或有盛為供帳者，如《梁書·良吏·何遠傳》言：遠為武康令，大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遠獨設糗水而已是也。民間往來者，蓋多要結伴侶，或互相依託而行。《梁書·孝行傳》：荀匠，父法超，仕齊，中興末為安復令，卒於官，匠奔喪，每宿江渚，商侶皆不忍聞其哭聲，蓋附商人以行也。《宋書·王僧達傳》：元兇弒立，僧達自候道南奔。《通鑒注》云：“候道，伺候邊上警急之道也。今緣路列置烽台者，即候道。”蓋亦取其為候騎所常經，或有薪米可資耳。亭候既廢，行旅之困苦如此，顧仍有以罷遣亭候為美談者。《梁書·范雲傳》：雲以齊明帝時，出為始興內史。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南史·王淮之傳》：淮之玄孫猛，徙晉陵大守。威惠兼舉，奸盜屏跡。富商野次，雲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此又見設置亭候，亦有煩擾，或又徒有其名也。

驛道之當衝要者，供給或仍甚周備，此又不免於煩民。《周書·韋孝寬傳》：孝寬代尉遲迥為相州總管，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騎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此等餚酒及芻粟，果何自來邪？《梁書·鄱陽王恢傳》：恢遷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北齊書·高季式傳》：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勛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皆可見其擾累之甚。故宋前廢帝省諸州台傳，（《本紀》永光元年正月。）亦為便民之舉也。大抵邊方之地，仍恃驛傳以通往來。故周靜帝初，豫、荊、襄三總管內諸蠻反，有焚燒村、驛之舉。《隋書·刑法志》載北齊律，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可見驛戶之困矣。

譏察之政，多與稅斂並為一談。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以東境去歲不稔，詔停道中雜稅，並敕以仗自防者勿禁，（見第二節。）其一事也。《南史·循吏傳》：郭祖深，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由來王侯勢家，不忌憲綱，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奸惡，不避強御，動致刑辟。此為譏察之司，克舉其職者，然能如是者卒少，而多藉威權為擾累之資。甚至本以便民之舉，亦變為厲民之政焉。《齊書·顧憲之傳》：杜元懿請增牛埭稅，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喧訴，始得暫弭。”然則牛埭初設，本所以利交通，收直原有定格，后乃變為婪索之資矣。《梁書·安成康王秀傳》：秀出為江州刺史。時盛夏水汛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外司之請，亦顧憲之所云京師航渡之類，其事蓋亦易滋弊，故秀不之許也。過所之制，北方仍有之。《晉書·劉毅傳》：毅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投傳而去。《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五月，詔軍警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大和七年三月，以冀、定二州民飢，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前廢帝紀》：普泰元年，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鄰國往還。《神元平文諸子孫傳》：高祖、文明大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大后曰：“今京師旱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奸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元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皆其事之可考者也。

亭傳既廢，逆旅之業遂大盛。《晉書·潘岳傳》：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敕宜除之。十里一官，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寧，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賈商。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惟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姦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只是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眾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之議，可謂深切著明矣，而至隋初，蘇威仍以臨道店舍，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奏高祖欲遣歸農，（見《隋書·李諤傳》。）何其見解之陳舊也。亭傳既廢，行旅蓋惟客舍是資，其事隨處可見。晉明帝因王敦將舉兵內向，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陵，熟察營壘而出。馳去，見逆旅賣食媼，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追者至，傳玩，稽留遂久。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晉書·孝友傳》。）梁武帝舉兵，至姑熟，柳憕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余，憕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舍。”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齊文宣追由吾道榮往晉陽，道榮恆野宿，不入逆旅。（《北史·藝術傳》。）周興嗣投宿逆旅，已見前。此並可見往來要道逆旅之遍佈。《晉書·儒林傳》：徐苗，曾祖華，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苗祖邵為魏尚書郎，華當系漢末人。又《劉卞傳》：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卞亦晉初人也。《鄭袤傳》：子默，出為東郡大守，直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魏書·甄琛傳》：琛子侃，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為有司所劾。則以地近京邑，亭傳或較整飭耳。要之如兩漢之世，行旅之多止亭傳者，魏、晉以後，幾不可復睹矣。史所載是時逆旅之主，亦有非以營利為事者。如《晉書·劉寔傳》言：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隱逸·劉驎之傳》言：驎之居於陽岐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魏書·崔光傳》：光弟敬友，精心佛道。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熱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此等或有要結之心，或以利濟為念，皆與以是為業者絕殊。可見偏僻之區，逆旅尚多未立。然此即至今日，亦尚是如此也。

逆旅既為牟利者所設，當時人之見，自未可以舍貴賓。國家賓館既不修，士大夫家又無復館客之事，故使節往來，江南多以僧寺停客。（見《北史·李靈傳》。）即貴人亦有寓居僧寺者。李翥、蕭大圜事，已見第四節。《北史·自序》，載李師上從駕晉陽，亦與友好同以僧寺為寓也。

以運載為業者，是時無之，蓋皆商賈所自營。《晉書·袁宏傳》言：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蓋惟米穀滯重之物為然，抑其自以此為業，或受顧於人，而為之奔走，尚未可知也。寄信亦無專業，故多託人攜帶。《殷浩傳》：父羨，為豫章大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羨字。不為致書郵。”豫章、建業，一水可通，而托其致書者如是之眾，可見當時通訊之不易矣。公家則仍恃驛傳。《北齊書·神武帝紀》：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函使蓋乘驛以奉書函者也。貴人亦有自置驛使者。《高歸彥傳》：歸彥拜冀州刺史，謀逆，詔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自守是其事。《北史·斛律羨傳》：羨慮禍，使人騎快騾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后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亦私驛之類也。

交通以水路為便，自無疑義，而轉漕尤甚。《魏書·刁雍傳》：大延五年，雍為薄骨律鎮將。七年，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谷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猶以為難。設令載谷，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谷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擬於車運，十倍有餘。不廢牛力。又不廢田。”詔曰：“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今別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谷。卿鎮可出百兵為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須遣船匠。”《食貨志》云：自徐、揚內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乃令番戍之兵，營起屯田。又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有司又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正平、平陽五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顧車牛送京。道險人敝，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顧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顧價布五十匹。自余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顧絹三匹，市材造船。不勞采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顧作手並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剩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顧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顧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並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並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惟達雷陂。其陸路從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顧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崔休，以為“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宜率同前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束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治”。錄尚書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曰：“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為公私巨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徵召有減，勞止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即求開興修築。或先已開治，或古迹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閑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案開通全國水路，談何容易？元雍、李崇之奏，言之大易，自然徒託空言。然觀刁雍、薛欽之所較計，則水陸勞佚息耗之差，可謂相去甚遠矣，此誠言漕運者所宜留意也。《李沖傳》：高祖自鄴還京，泛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開戶而斗。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成淹傳》：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泛泗入河，溯流還洛。軍次稿磝，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曰：“朕以恆、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然則高祖之遷都，意亦貪水漕之便也。

海道往來，當時亦頗通利。石季龍謀伐昌黎，欲自青州運兵糧，已見第五章第二節。桑虞，諸兄仕於石勒，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后勒以為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此自今山東泛海至遼東西之路也。《宋書·朱修之傳》言：魏屢伐馮弘，或說弘遣修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此自遼東西通建業之路也。其餘海道交通，可參看第十六章第五節。

造船之技頗精。《晉書·王濬傳》：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齣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盧循、徐道覆所以能肆擾，何無忌、劉毅所以敗，宋武帝所以勝，實緣兵力厚薄之殊，而兵力厚薄之分，實決之於船艦之大小，已見第七章第五節。《南史·王僧辯傳》：陸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隋書·楊素傳》：素欲平陳，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六百人。合諸事觀之，可見當時水戰，大艦實為決勝之利器。然亦有小而輕捷者，《梁書·王僧辯傳》言：侯子鑒等以鵃千艘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捷過風電是也。史惟載戰陳之事，故但見兵艦製作之精，然以此推之，則民間運載之船，亦可想見矣。顏子推言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見上節。）則北方所用之船，不及南方之大。此自川流大小之殊，非關造船技有巧拙。石虎徙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則北方所造之船，亦不小也。虎欲伐慕容氏，命青州造船千艘。（亦見第五章第二節。）魏世祖神三年，聞王師將北討，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可見濱河、緣海之地，造船之業靡不盛矣。《梁書·安成王秀傳》：秀出為江州刺史。主者將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似當時江行，船多窳敗者。蓋官所用船，或役民為之，技既不精，又出逼迫，故有此弊，（觀上引刁雍之言可見。《晉書·藝術傳》：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而非其時造船之技，止於如此也。

造橋之功，河、渭為大。《晉書·武帝紀》：泰始十年，立河橋於富平津。《杜預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宴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魏書·於栗磾傳》：大宗南幸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冶阪。六軍既濟，大宗深嘆美之。又《崔亮傳》：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橋，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或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泛長無恆，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象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號崔公橋。此等皆大工程，非官力不克舉，故獲見於史。此外小小津梁，為人民所自營者，則其事不可盡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