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官制（下）

第四節官制（下）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罷郡，以州統縣，已見第一章第一節。其時有州三百一十，郡五百有八，見《通典》。隋於雍州置牧。州、縣亦如北齊，分為九等。開皇十四年（594），改為四等：曰上，曰中，曰中下，曰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置令、丞。文帝以並、益、荊、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諸州置總管者，列為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通典》曰：“魏置使持節，寵奉使官之任。隋氏廢郡而以刺史牧人，既非使官，則合罷持節之稱。其時制置，不以名實相副為意，仍舊存之。后改為太守，亦不復省。所以使持節之名，及於邊遠小郡，乃不征典故之失。”煬帝悉罷之。並罷州置郡。京兆、河南則為尹。舊有兵處，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副都尉，與郡不相知。又置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並置副都尉。置諸防主、副官，掌同諸鎮。其監察則歸司隸台，已見前。此實有意復兩漢郡縣舉職，刺史監察之舊者也。

唐武德元年（618），改郡為州，《通典》云：加號持節，后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742），改州為郡，至德二載（757），又改郡為州。《舊書·職官志》上州刺史下注云乾元元年（758），誤也。其敘及《新紀》《通鑒》，皆雲至德二載（757）。通計唐代稱郡者僅十五年，然前後雖稱為州，論其實，則皆古之郡也。《舊書·地理志》惟列州名。《新書》及《通典》《元和郡縣誌》皆州郡名並舉。蓋明其中間曾為某郡，非謂其同時名州又名郡也。《新志》間有但舉州名者，於渭州下發其凡，曰：“凡乾元后所置州，皆無郡名。”間有乾元前所置亦無郡名者，則於威州下注云“郡闕”，以起其例，蓋其地嘗沒於吐蕃，史失其傳也。

宋承唐，以州統縣，而仍留郡名，以備王公封號。故《宋史·地理志》每州亦兼著郡名，其用意與《唐志》又異。《舊書·韋安石傳》言其子陟為吳郡太守，其時只有蘇州，則作史者措辭之不諦耳。說詳《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異》。唐於西都、東都、北都皆置牧，以親王為之，而以長史理人。開元元年（713），改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十一年（723），改并州為太原府，升長史為尹。初太宗伐高麗。置京城留守。其後車駕不在京師，則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將軍為副。開元以尹為留守，少尹為副，謂之三都留守。其後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亦皆為府置尹焉。唐初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武德五年（622），以洺、荊、並、幽、交五州為大總管。七年（624），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總管府為都督府。太極初，以並、益、荊、揚為四大都督府。詳見下。開元十五年（727），加潞州為五。其餘都督定為上中下之差。都護，永徽中置於邊方，掌統諸蕃。

大都督亦親王遙領，以長史主事。都護親王領之，則曰大都護，以副大都護兼王府長史。其後諸王拜節度使者，亦留京師，而副大使知節度事。薛《史·職官志》：後唐天成二年（927）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鎮，其在鎮者，遂雲副大使知節度事。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則其制至五代刊落始盡也。羈縻都督府、州，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也。《新書·地理志》。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亦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通典·職官典》。《新書·戴叔倫傳》云：“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說與此舍。其《百官志》注言文宗世，宰相韋處厚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亦見《舊書·處厚傳》，蓋謂兩畿之州為輔，非謂稱輔之州止兩也。《新書·地理志》渭州下云：“季世所置州，不列上、中、下之第。”則前世所置皆有之，特不能無變易耳。《通典》備舉四輔、六雄、十望之名，而雲“初有十緊，后入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則其一證。

《典》又云：“戶四萬已上為上州，二萬五千以上為中州，不滿二萬為下州。亦有不約戶，以別敕為上州者。又謂近畿者為畿內州，戶雖不滿四萬，亦為上州。其親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為上州。王去任后，即依舊式。”足見州之分等，條例甚多。雖雲究以戶口為主，然《舊紀》開元十八年三月云：“改定州縣上、中、下戶口之數。”則其率亦非無變易矣。抑近畿之州，《通典》述開元定製曰四輔，而韋處厚稱為兩輔者？或正以其數有變易，故改據兩畿言之邪？《舊志》言戶滿二萬已上為中州，《通典》五千字似衍。縣：《通典注》云：“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而《舊志》云：“長安、萬年、河南、洛陽、太原、晉陽，謂之京縣。京兆、河南、太原所管諸縣，謂之畿縣。”則赤縣亦稱京縣，而稱畿者又不僅雍、洛矣。《通鑒》：大曆十二年（777），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注述令、丞、簿、尉俸祿之數，縣有、赤之稱。

胡氏云：“類篇翻阮切，鷹二歲色。《新地理志》唐京兆有赤縣、次赤縣，諸負郭亦皆為次赤縣，赤字義不可曉，蓋次赤也？”今案七等益一次赤，則八等矣。又《十七史商榷》引宋謝維新《合璧事類》後集第七十九卷縣官門知縣云：“國朝建隆元年（960），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四千戶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則其制宋尚相沿，而於中等之中，又析出中下，則亦八等矣。《通典·職官典》言州縣皆七等，而《選舉典》言郡自輔至下，縣自赤至下皆八等，未知何故。若次赤中下亦列為一等，則其數適得八。豈此分別實起自《通典》成書以前，又為一等中之小別，可雲無改於七等之舊，故輯選舉、職官二典時，各有所據歟？要之州縣等級交易，恐甚紛繁，多少名目，難以具詳也。《選舉典》云：“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製。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其折衝府亦有差等。”又載沈既濟請改革選舉事條：請准舊令，州為上、中、下三等，縣為赤、畿、上、中、下五等，而廢緊、望、雄、輔之名。雲“等級繁多，則仕進淹滯。使其周曆，即務速選。官非久安，政亦苟且”。其緣起如此，自不免如戴叔倫傳所謂有司銓擬，皆便所私之弊矣。要之州縣等級之分，實無與於民生之厚薄，亦不足深考也。鎮以五百人為上，三百人為中，不及者為下。戍以五十人為上，三十人為中，不及者為下。各置將副、主副。關亦分上、中、下。上、中關皆置令、丞，下關惟有令。監察之制，文明后嘗欲以隸御史台，已見前。

《新書·百官志》云：“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舊書·太宗紀》：貞觀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新紀》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條黜陟於天下。神龍二年（706），以五品已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景雲二年（711），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已下善惡。置司舉從事二人，秩比侍御史。揚、益、並、荊四州為大都督。汴、兗、魏、冀、蒲、綿、秦、洪、潤、越十州為中都督。齊、鄜、涇、襄、安、潭、遂、通、梁、夔十州為下都督。當時以為權重難制，罷之。惟四大都督府如故。置十道按察使各一人。《舊紀》：六月，依漢代故事，分置二十四都督府。閏六月，初置十道按察。七月，新置都督府並停。惟雍、洛州長史，揚、益、並、荊四大都督府長史階為三品。《通鑒》云：時遣使按察十道。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六月，壬午，分天下置汴、齊、兗、魏、冀、並、蒲、鄜、涇、秦、益、綿、遂、荊、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不隸都督府。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都督專生殺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姦宄自禁。其後競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李景伯、盧俌之議，見《新書·景伯傳》，附其父《懷遠傳》后。

《舊書·王志愔傳》：景雲二年（711），制依漢置刺史監郡。於天下衝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為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竟不行。開元二年（714）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通鑒》：開元元年九月，復置右御史台，督察諸州，罷諸道按察使。二年閏二月，復置十道按察使。《舊紀》但書又置右御史台，不書按察使之罷，而亦書其復置。《新書·張廷珪傳》：請復十道按察使，帝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此時事也。至四年（716）罷。《舊紀》：四年十二月，停十道採訪使。《通鑒》：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繁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四年閏十二月，罷十道按察使。八年（720），復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通鑒》在五月。十年（722），又罷。《通典》同《通鑒》在十二年五月。十七年（729），復置十道京都兩畿按察使。

《通鑒》在五月。二十年（732）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通鑒》在二十一年（733），雲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余皆擇賢刺史領之。非官有遷免，則使無廢更。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余聽便宜從事，先行后聞。《新書·地理志序》亦云事在二十一年（733）。《舊書·張九齡傳》，言其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九齡之相，事在二十一年十二月，則此奪一字也。《新書·韓思復傳》：子朝宗，開元二十二年（734）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李尚隱傳》云：自開元二十二年（734）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為之。

尚隱以大夫不充使。永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浹、李涵、崔寧、盧杞乃為之。乃據朝宗、奐任職之時言之，非謂置使在二十二年（734）也。《舊書·地理志》：貞觀元年（627），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開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為五十道，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京畿採訪使，理京師城內。都畿理東都城內。關內以京官遙領。河南理汴州。河東理蒲州。河北理魏州。隴右理鄯州。山南東道理襄州。西道理梁州。劍南理益州。淮南理揚州。江南東道理薊州。西道理洪州。黔中理黔州。嶺南理廣州。五十者十五之倒誤。薊州當作蘇州。此分山南、江南各為二道，就關內、河南析出京畿、都畿，又增置黔中也。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758），改曰觀察處置使。”案《舊書·李嶠傳》：初置右御史台。嶠上疏陳其得失，言“垂拱二年（686），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別准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后出都，十一月終奏事，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但准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苞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機事之動，恆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他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奸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為二十道，簡擇堪為使者。會有沮議者，竟不行。神龍已后所行，則嶠之說也。委任郡縣，而於其上設監察之司，持霜簡以肅紀綱，而勿與郡縣之事，於法究為最善。隋、唐之世，屢經改革，終不能不循此而行，宜矣。然天寶已還，邊兵日重，至德而後，加之天下兵興，卒復於魏、晉、南北朝刺史握兵之舊。

《新書·兵志》云：“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百官志》云：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蓋漢刺史之任。七年（624），改總管曰都督。總十州者為大都督；貞觀二年（628），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檢校州事。其後都督加使持節則為將，諸將亦通以都督稱。惟朔方猶稱大總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則置營田使。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711），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

《通鑒》：景雲元年十月，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考異》曰：《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雲，景雲二年（711），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713）始除甄道一。《新表》：景雲元年（710），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實錄》。案此以節度使之名號言之，論其職守，則初不始於此等也。說見第九節。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舊書·地理志》云：開元中置十節度，已見第四章第七節，其《職官志》云：天寶中置八節度，蓋安西、北庭，天寶中嘗合為一，而嶺南則至德已前初無節度之名也。說見《廿二史考異》：《通典·州郡篇》稱節度使十，《職官篇》云：開元中凡八節度，曰磧西，曰河西，曰隴右，曰朔方，曰河東，曰幽州，曰劍南，曰嶺南。

《考異》曰：“磧西即安西，而不別出北庭之名，《舊史》蓋本於此。”又曰：“《唐六典》：凡天下節度使有八：一朔方，二河東，三幽州，四河西，五隴右，六劍南，七磧西，八嶺南，蓋並平盧、幽州為一，磧西、北庭為一也。”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陳，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通典》云：“分天下州縣，製為諸道。每道置使，理於所部。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舊書·職官志》：門下省符寶郎職，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新書·百官志》：元帥、都統、招討使掌征伐，兵罷則省。都統總諸道兵馬，不賜旌節。《舊書·職官志》云：“漢代奉使者皆持節，故刺史臨郡皆持節。至魏、晉，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

後魏、北齊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隋開皇三年（583），罷郡，以州統縣，刺史之名存而職廢，而於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使持節之名，至今不改，有名無實也。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大將為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之號。連制數郡。奉辭之日，賜雙旌雙節。如後魏、北齊故事。名目雖殊，得古刺史督郡之制也。”此節度專擅，實魏、晉后刺史復起之徵也。斯制也，歷代承平之際，皆儘力欲除之。唐中葉后亦未嘗不然，特力不能勝耳。《舊書·職官志》又云：“至德后，中原置節度，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治軍事，刺史兼之。《通典》云：以採訪使並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理軍事。初節使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不賜旌節。上元后，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置防禦使名。”《地理志》云：“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之名。下文列舉諸使之名，凡四十七，不見防禦制置之名。蓋前世使名甚長，諸史為求省文，所舉皆不全也。

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類，當作額。寇盜稍息，則易以觀察之號。”《新書·百官志》云：“武后聖曆元年（698），以夏州都督領鹽州防禦使。及安祿山反，諸郡當賊沖者，皆置防禦守捉使。乾元元年（758），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者領州十餘，小者二三。代宗即位，廢防禦使。惟山南西道如故。元載秉政，思結人心，刺史皆得兼團練守捉使。楊綰為相，罷團練守捉使。惟澧、朗、峽、興、鳳如故。建中后，行營亦置節度使、防禦使、都團練使。大率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皆兼所治州刺史。”觀察初不握兵，意亦在挽此危局。然“節度列銜，往往稱某軍節度某處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則觀察但為節度兼銜，且節度無不兼本州刺史，則權盡歸於一家，而守土之臣，幾無復分其任者矣”。《十七史商榷》。此其所以終至尾大不掉歟？

使節既張，支郡遂為之隸屬。《新書·百官志》云：“觀察處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則觀察原不應奪刺史之職。然《舊書·文宗紀》大和二年（828），南郊大赦節文雲“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則其於權限，實未能嚴守。節度兵權在握，自尤不待論矣。《新書·李吉甫傳》：元和二年（807），杜黃裳罷相，擢吉甫同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時尚無如藩鎮何，特欲借刺史之才望以與之抗，使稍得自主而已。至淮西平，則中樞形勢驟強，得行其志，乃由烏重胤還職刺史以為之唱。遂下支郡兵馬並屬刺史之詔。事見第八章第二節。《舊書·陸亘傳》：“亘刺兗州，延英面奏：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為一郡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於刺史。”疑即此事也。薛《史·職官志》：梁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縣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宜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烏重胤以所管三州，各還刺史職分，是后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然孔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觀察使乃以唐制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諍之，見第十二章第三節。則可見憲宗、文宗之詔，能行之者實甚寡也。

外官之專橫，率由其久握兵權，干涉民政而然。隋及唐初，皆有尚書行台。唐代又有元帥、副元帥、都統、副都統元帥、都統，皆以親王為之，有名無實。副元帥、副都統則皆有實權。及招討使等名目。然皆兵罷即撤，故不能為害。後來之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則不然矣。《舊書·職官志》敘次，先府、都督府、州、縣，次以都護府，以其專設於邊境，以掌諸蕃也。次乃及節度、都統、招討、防禦、團練等使，明其本為軍官，后雖經久設立，寖與民政，實非本意也。《新書·百官志》首元帥，次都統，次節度，次觀察，次團練，次防禦，乃以府都督府繼之，又繼之以都護，終乃及於州縣，且總標之曰外官，混文武及常設暫設之官為一，似欠條理。今文家五等之封，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古文家則為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蓋皆按切時勢以立言。今文家所言，蓋周初之制，古文家所言，則東周後事矣。百里之國，滕、薛、邾、莒之倫。此等國為大國所滅，則以之置縣。秦、漢時縣大率方百里是也。歷代縣之疆域，雖時有贏縮，然其本則未變。此等國，在春秋時已無足重輕矣。五百里之國，魯、衛、宋、鄭是也。在春秋時尚足自立，入戰國乃日益削弱，以至於亡。此其區域，在秦、漢時則為郡。漢有叛國而無叛郡，明大小若此者，亦無能為。其在春秋時則爭霸，在戰國時則並稱王，爭為帝，而終之以并吞者，則齊、晉、秦、楚是也。此等國之封域，即古書所言邦畿千里之制。封國無能若是其大者，亦無若是其大，而猶受封於人者。故言封建之制者，皆不之及。此等國不徒在春秋、戰國之世，為兵爭之原，即漢初之地，更倍於此等國，亦未足以戢吳、楚七國之心也。然則欲求一統，其道無他，只是防邦畿千里之國之再起而已矣。而魏、晉、南北朝之州郡，唐、五代之藩鎮，則此等國之再起者也。此中國統一與分裂之鍵也。

閭里編製，隋、唐略同。《隋書·高祖紀》：開皇九年二月，“制五百家為鄉，正一人。《通鑒》作“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長一人”。《通鑒》作“置里長一人”。《百官志》：“煬帝時，京都諸坊改為里，皆省除里司官，以主其事。”《舊書·職官志》：戶部，“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食貨志》云：“五家為保。”家蓋誤字。又云：“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則辭異意同。又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太宗紀》：貞觀九年三月，“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十五年十一月，“廢鄉長”。《通典》云：“大唐凡百戶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635），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641）省。”是其編製及名目皆同也。薛《史·張全義傳》云：“全義為縣嗇夫，嘗為令所辱，乾符末，黃巢起冤句，全義亡命入巢軍。”

唐時無嗇夫之名，歐《史》僅雲“少以田家子役於縣”，薛《史》蓋以古名相比附也。《隋書·李德林傳》云：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敕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開皇十年（590），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令廢之。德林復奏“政令不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因此忤意外出。案古者地治之職，皆有聽訟之權，豈必能皆得其平？然事屬相沿，民習有嚴上之心，故猶可以相安，既廢之矣，而又復之，則囂然之聲起矣。鄉官之始，必由人民推擇；其後或由官命，亦必采聽民意；歷年愈久，則民之願者與官日益離，其桀黠者依附獻媚之術愈工，且或有以脅其眾，使不敢誹己，其人乃去民日遠。自左雄已言“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三節。而可畀以聽訟之權乎？

既明知其不便矣，又豈可以護前而憚改作？德林之初議是，而其再奏則非矣。因此忤旨，不得咎文帝之聽熒也。煬帝令省除里司，蓋以京都為貴勢豪猾所萃，什伍之長，勢不足相檢制，與魏甄琛請取武官領里尉之意同，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三節。非所語於外州縣也。《新書·韓滉傳》：滉為兩浙觀察使，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足見正長中桀黠者之多。然滉殘酷而好要功，徒以便於己私，而殘民以逞，其心更可誅矣。薛《史·胡饒傳》：饒與唐明宗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為真定少尹。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境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辭訟蜂起，四郡大擾，此等教猱升木之舉，其必無以善其後也審矣。《通典》：“天寶七載（748），詔三十里置一驛，元註：“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強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此則本非可責之於民。雖承平之世，民力亦不能堪，而況於喪亂之後邪？

官品：隋分為九，各有正從；自四品以下，復分為上下階，凡三十階；謂之流內。又有流內視品十四等；無一品及正四五品。又有流外勛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又視流外亦有視勛品、視二品、視三品、視四品、視五品、視六品、視七品、視八品、視九品；皆無上下階。煬帝三年（607），定令，除上下階。唐自四品已下復有之。又有視流內，起正五品至從九品。流外、視流外，亦自勛品至九品，如隋之舊。

隋高祖又采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勛勞，是為勛官。又有特進、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並不理事。六品已下，又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以加泛授。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上柱國已下為散實官，軍為散號官。開皇六年（586），吏部又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已下，從九品以上。上階為郎，下階為尉。案“漢制，光祿大夫、太中大夫、郎、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數千人；特進、奉朝請，亦皆無職守，優遊祿秩；則官之有散，自漢有之。然當時仕於朝者，不任以事，則置之散，蓋以儲才待須，與職事均其勞佚”。其“以職為實，以散為號”，則實自隋始也。《文獻通考》引岳珂《媿郯錄》說。煬帝於舊都督已上至上柱國及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皆罷之。並省朝議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祿、從品。左右光祿、左正二品，右從二品。

金紫、正三品。銀青光祿、從三品。正議、正四品。通議、從四品。朝請、正五品。朝散、從五品。九大夫，建節、正六品。奮武、從六品。宣惠、正七品。綏德、從七品。懷仁、正八品。守義、從八品。奉誠、正九品。立信、從九品。八尉，以為散職。其制似較高祖為簡易。然及唐世，復有勛官，凡十二轉。見《新書·百官志·司勛職》。文散官二十九等，見《吏部》。武散官四十五等。見《兵部》。玄宗平內難，賜衛士葛福順等為唐元功臣。代宗以射生軍清難，有寶應之稱。德宗以涇軍扇逆，有定難之號。其後隨事而賜，亦無定名。《通考》。僖、昭頻年播遷，功臣差多。至後梁、後唐，則遍及戎卒矣。《通鑒》貞元七年（791）《注》引宋白說。勛散官之名，皆古之高官。在隋世，蓋猶不失其貴，至唐，則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杜佑《裁官議》云：“柱國後魏末置，並是當時宿德，勛成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以後，除授至多。暨乎國家，回作勛級，惟得三十頃地耳。”

又云：“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則總管為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並以為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大唐武德七年（624），改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騎尉，帥都督為雲騎尉，都督為武騎尉；則都督之名微矣。”《通鑒》：興元元年（784），陸贄奏：“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勛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惟系職事一官。勛、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注》：“資蔭，謂隨資品得蔭其子若孫及曾孫也。”文散官自四品已下，皆番上於吏部；武散官則番上於兵部；勛官亦番上於兵部及外州；殊為困辱。見《新書·百官志》吏兵部及司勛。《舊書·職官志》云：“舊例，開府及特進，雖不執事，皆給俸祿，與朝會，行立在於本品之次。光祿大夫已下，朝散大夫已上，衣服依本品，無祿俸，不與朝會。朝議郎已下，黃衣執笏，於吏部分番上下，承使及親驅使，甚為猥賤。每當上之時，至有為主事、令史守局鑰、執鞭帽者。兩番已上，則隨番許簡。通時務者，始令參選。一登職事已后，雖官有代滿，即不復番上。”又云：“永徽已后，戰士授勛者，動盈萬計。每年納課。亦分番於兵部及本郡當上省司，又分支諸曹，身應役使，有類僮僕。據令乃與公卿齊班，論實在於胥吏之下。蓋以其猥多，又出自兵卒，所以然也。”案是時征役，又多取勛官，見第九節引劉仁軌奏。無實利而徒有虛名，未有能使人重之者也。此徒恃虛名者之所以終窮也。

官祿：《隋書·百官志》云：“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百石。從六品九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並九品，皆不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百石。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祿惟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其職分田：《通典》云：“京官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案自一品至五品，似每品亦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唐制：《通典》云：“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六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從品不言錢數，蓋皆同正？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六千。從二品米四百六十石。

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五千一百。從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四千二百。從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千六百。從五品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錢二千四百。從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錢二千一百。從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錢一千六百。從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錢一千三百。從九品米五十二石。《新書·食貨志》不載錢數。外官各降一等。一品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以五石為一等，八品、九品以二石五斗為一等。其干力及防、庶仆並別給。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並給職田。京官諸司及郡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職分田之數，自十二頃至一頃，見《新書·食貨志》。永徽中月俸、食料、雜用之數，見於《新書·食貨志》。《通典》云：“防庶仆，舊制季分、月俸、食料、雜用，即有分諸官應月給。開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謂之俸料。

一品月俸六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十五千，通計二十四千。二品、三品，月俸五千，食料千一百，雜用九百，防十千，通計十七千。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防六千六百六十七，通計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雜用六百，防五千，通計九千三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雜用四百，庶仆二千五百，通計五千三百。七品月俸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雜用三百五十，庶仆千六百，通計四千五十。八品月俸千三百五十，食料三百，雜用三百，庶仆六百，通計二千五百五十。九品月俸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庶仆四百，通計千九百。”此承平時之制也。雖時有增減，大致不甚相遠。李吉甫謂“國家之制，官一品俸三千，職田、租米，大抵不過千石”，蓋辜較言之也。開元以後，置使漸眾，各給雜錢，數乃甚巨。《新書·食貨志》曰：“宰相楊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

兵興而後，權臣外官，乘機攘竊，尤有不可言者。《新書·食貨志》又云：“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又云：“代宗時，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裴冕傳》云：“領使既眾，吏白俸簿月二千緡。”楊綰、常袞，始加釐正，《新書·食貨志》云：“楊綰、常袞為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通鑒》事系大曆十二年（777），云：“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袞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十五萬六千餘緡。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裒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案兵興已后，舊法毀壞，新法不立，有權者乘機攘竊，政府無如之何；又財政窮蹙，坐視京官之困窘而無以救之；此亦事勢使然，盡以歸咎於元載，亦溢惡之辭也。是年所加京官之俸，見《通鑒注》引《唐會要》。德宗貞元四年（788），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從之，亦見《通鑒》。史言其法制粗立，然《通考》載大中六年（852）中書門下奏：“應諸州刺史，既欲責其潔己，須令俸祿稍充。但以厚薄不同，等級無制，致使俸薄處無人願去，祿厚處終日爭先。”又《新書·食貨志》以會昌后百官俸錢，不復增減，特著其數，今核之，則最多者三師，錢二百萬，最少者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錢二千八百五十而已。則其所謂均者又安在邪？然此特官吏受某弊而已，其因官俸而厲民，則又有不止於此者。

歷代官俸之厲民，病在國家無充足之經費，於是或分之以田畝，或假之以事力，甚至畀以資財，使為出舉、興生之事焉。官吏出舉、興生之弊，已見第十七章第四節。職分田及公廨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谷。”《通典·職官典》十七。然其誅求，實較民間之田主為尤甚。觀第十七章第二節所引元結所言道州之情形可知。役民之事，名目尤繁。曰防，曰庶仆，曰邑士，曰仗身，曰親事，曰帳內，曰白直，曰執衣，曰事力，曰守當，曰廳子。甚有如門夫者，乃州縣無防人者，籍十八已上中男及殘疾，以守城門及倉庫門，番上不至者，閑月督課，為錢百七十，忙月二百，至開元二十四年（736），亦以給州縣官焉。皆見《新書·食貨志》及《通典·職官典》十七。或役其身，或收其課，又有既收其課，旋復加以簽差者。以大體言之，收其課較之役其身者，民少得寬，如《新書·食貨志》言：“天寶初，天下白直歲役丁十萬，有詔罷之，計數加稅以供用，人皆以為便”是也。薛《史·周太祖紀》：廣順元年三月，壬申，詔曰：“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蓋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遍詢群議，兼采封章，且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礙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

貧乏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至改更。況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放散。”詔下，公私便之。然又云：是月，“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系帳收管。此外如敢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上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僱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自壬申至辛卯，不過二十日耳。官吏果有獨行趨府縣者乎？即日有之，其上聞又何其速也？又《漢隱帝紀》：乾祐三年七月，“三司使奏州縣令錄佐官，請據戶籍多少，量定俸戶。縣三千戶已上，令月十千，主簿八千。二千戶已上，令月八千，主簿五千。

二千戶已下，令月六千，主簿四千。每戶月出錢五百。並以管內中等戶充。錄事參軍判司俸錢，視州界令佐取其多者給之。其俸戶與免縣司差役，從之”。《通考》記此事云：“俸戶與除二稅外，免放諸雜差遣，不得更種職田。所定俸戶，於中等無色役人戶內置，不得差令當直及赴衙參。”此亦收其課而免其役也。然《周世宗紀》，又載顯德五年十二月，“詔重定諸道州府幕職、令錄、佐官料錢，其州縣官俸戶宜停”。《通鑒》載是事云：“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歸州縣。”《通考》載中書奏云：“其內外官課戶、莊戶、俸戶、柴炭紙筆戶等並停。如今後更有人戶願充此等戶者，仰本州勒充軍戶，配本州牢城執役。”則其名目尤多，而民反以獲充此等色役為幸，則周太祖詔所謂豪富幸於影庇者也。《通鑒注》云：“唐初，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其後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此所謂課戶也。唐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此所謂俸戶也。”案罷公廨本錢置胥士，事在貞觀十二年（638），斂一歲稅主以高戶，事在高宗時；皆見《新書·食貨志》及《通典》。此二者蓋最普遍。余如莊戶、柴炭紙筆戶等，則隨時隨地，巧立名目，事較瑣細，故作史者略而不書耳。然亦可見此等名目遺佚者之多矣。而去來之際，則有送迎。《舊書·郝處俊傳》：“年十歲余，父卒於滁州，故吏賻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不受。”《杜暹傳》：“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惟受一百。”

當時紙價責，萬張之贈，亦不薄矣。薛《史·張萬進傳》：“所至不治。洎至涇原，凶恣彌甚。卒，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車東還，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可見以有饋奠為常也。居官之時，又有相沿之供奉及臨時之乞取。並有巧取豪奪，遂襲為故常者。歷代地方政費，相沿皆出自當地，故向來所謂陋規者，溯其原，實不可謂之非法，其說已見《兩晉南北朝史》矣。然因之而多取或且虐取之者亦甚多。《新書·列女傳》：李畲母。“畲為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之三斛而贏。問於史，曰：御史米不概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畲。畲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慚色。”此可謂其細已甚。然《錢徽傳》：“貶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循吏·韋宙傳》：“出為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則為數頗巨矣。

以其相沿已久，故民於取之者不以為貪，偶有不取者，則群譽為廉，若其視少府所入為人君私藏，偶出之以佐大農，遂群稱其盛德焉。《舊書·長孫順德傳》：“拜澤州刺史。先是長吏多受百姓饋餉，順德糾擿，一無所容，稱為良牧。”薛《史·安重霸傳》：“清泰初，移授西京留守京兆尹。先是秦、雍之間，令長設酒食私丐於部民者，俗謂之搗蒜。重霸之鎮亦為之。秦人目為搗蒜老。”《史弘肇傳》：“所領睢陽屬府公利，委親吏楊億就府檢校，貪利兇橫，負勢生事，吏民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不至。月率萬緡以輸弘肇。一境之內，疾之如仇。”此等皆事未經久，故為上所禁，為下所疾，為俗所譏。若其習而安焉，則亦江州之牛田，永州之什用也。《舊書·趙涓傳》：“侍御史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員外司馬。至郡，準例得廳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前後五年，計錢一千貫。南史以官閑冗放吏歸，納其紙筆錢六十餘千。”刺史姚驥劾以為臧。德宗遣監察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同往按鞫。澥奏“事非巨蠹”，不須三司并行，請獨往。德宗忻然，命改敕。德宗性嚴，然從澥如轉圜者，由其本謂“此事亦未為甚”也。

《宣宗紀》：大中五年九月，“敕條疏，刺史交代，須一一交割公事與知州官，方得離任。準會昌元年（841）敕，刺史只禁科率由抑配人戶。至於使州公廨及雜利潤，天下州府，皆有規制，不敢違越。緣未有明敕處分，多被無良人吏致使恐嚇，或致言訟起。今後應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后資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縣舊例色目支給。如無公廨，不在資送之限。若輒有率配，以入己臧論”。此詔令明許相沿之陋規不為違法者也。“科率由”，當作“科率所由”，蓋奪字？非法之求取如是，而於應給之祿，則國家困窮之際，又往往不能給之。然其所苦者，又不過無拳無勇之人，若乃工於攘竊者，又未嘗不反以為幸也。亦足唏矣。唐自至德而後，屢減百官俸料，略見《新書·食貨志》。其甚者，代宗永泰元年十月，“詔稅百官錢市絹以賞回紇”。閏十月，“百寮上表，以軍興急於糧餉，請納職田以助費，從之”。蓋旬月之間，而奪其祿者再焉，事見《舊書·代宗紀》。

《通鑒》：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全俸”。《注》云：“唐自廣明喪亂已來，百官俸料，額存而已，至是復全給。”然薛《史·唐庄宗紀》，又載同光四年二月，宰臣豆盧革上言“請支州縣實俸”，則開平三年（909）所給，實僅指內官也。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楊億疏言：“唐制，內外官俸錢之外，有祿米、職田，又給防、庶仆、親事、帳內、執衣、白直、門夫，各以官品差定其數，歲收其課，以資於家。本司又有公廨田、食本錢，以給公用。自唐末離亂，國用不充，百官俸錢，並減其半，自余別給，一切權停。今郡官於半俸之中，已是除陌，又於半俸三分之內，其二以他物給之，鬻於市廛，十裁一二。曾口之不及，豈代耕之足雲？昔漢宣帝下詔，言吏能勤事而俸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遂加吏俸，著於策書。竊見今之束髮登朝，陳力就列，其俸也，不能致九人之飽，不及周之上農，其祿也，未嘗有百石之入，不及漢之小吏。若乃左右僕射，百寮之師長，位莫崇焉，月俸所入，不及軍中千夫之帥”云云。顧亭林《日知錄》《隋以後刺史》條引之，以為“今代所循，大抵宋之餘弊”。然宋又未嘗不承唐之餘弊矣。仲長統論漢吏祿之薄，謂由秦刻之以豐軍用，已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三節。更觀楊億之言，則知兵爭之際，未有不厚於兵而薄於吏者，且未有不久而不復者也。然承其弊者果吏乎？《舊書·陸亘傳》：為浙東觀察使。“越之永嘉郡，城於海壖，常陷寇境，集官吏廩祿之半，以代常賦。因循相踵，吏反為幸。亘按舉臧罪，表請郡守以降，增給其俸，人皆賴之。”刻吏祿而吏以為幸，增吏祿而民皆賴之，其故不可深長思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