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傳教之始

第三章

傳教之始

近世東西交通關係之大，在於文化，而西方文化之輸入，實始基督教士，此不可誣也。基督教之入中華，不自近世始，當唐太宗時，教徒阿羅本已齎經典來長安，太宗許其建寺曰波斯。是為基督教之乃斯脫利安宗，中國名曰景教。乃斯脫利安者，當南北朝之初，基督教中有基督為神抑兼為人之爭，乃斯脫利安主兼為人，后其說見擯，其徒因謀為亂，事泄見逐，皆居波斯，凡三萬人，故阿羅本自波斯來也。玄宗以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曰大秦。德宗時寺僧景凈立“景教流行中國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見當時景教流行之情形焉。武宗禁佛教，諸異教皆遭波及，景教亦絕。元世兵力抵歐洲，歐人苦其侵擾，欲以神教懷柔之，於是若望高未諾奉教皇之命，以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至大都，世祖許立教堂四，皈仰者逾六千，然多蒙古人，故元亡后絕。元時基督教徒稱也里可溫，近人陳垣有考。

明世東西航路通后，舊教教士入中國者，當以利瑪竇為始。利瑪竇之至澳門，事在萬曆九年（1581），先傳教於肇慶，后至南京，交其士大夫。萬曆二十八年（1600）始至北京，表獻方物。明年又至，神宗賜之宅，並許其創建教堂。利瑪竇知中國士大夫不易崇信教理，又知形下之學，為中國所乏，乃先以是牖道之。士大夫多重其人，故其傳教無阻。萬曆三十八年（1610），利瑪竇卒。未幾南京禮部侍郎沈奏攻其教，四十四年（1616）遂遭禁斷，教士之居北京者，皆勒歸澳門。熹宗立，滿洲戰事急，召其人造大炮，乃得解，時天啟二年（1622）也。會大統歷疏舛，而深通天文之湯若望亦來華，遂於首善書院設歷局，命造儀器，且譯曆書。思宗崇禎十四年（1641）新曆成。十六年（1643）命以代舊曆，事未行而明亡。清人入關，湯若望上書自陳所學，詔名其所造歷曰時憲。湯若望及南懷仁並官欽天監，時順治二年（1645）。世祖沒，楊光先疏攻之，湯若望等皆論死，以前勞僅免，各省教士亦多見禁錮。聖祖康熙六年（1667），以推閏失實，乃復黜光先而用南懷仁，在京教堂，仍許設立，然各省之禁止如故也。初波蘭人卜彌格以教皇命傳教廣東，嘗於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1650），齎桂王母王、馬兩太后及教士龐天壽書，致教皇請其代祈天主，保佑中興。當時兩太后及皇后王氏，太子慈烜，大臣瞿式耜、丁魁楚等咸受洗禮。逮清聖祖興，好尚西學，用西教士益多。聖祖最眷南懷仁，南懷仁又引進徐日升、張誠、安多等進講西學，外交、製造、測繪等事，亦咸使襄理，各省教堂，雖未解禁，然私設者亦不問。當時廣東省有教堂七，江南百餘，在他省者亦二三十，信者至數十萬人焉。初利瑪竇等之傳教於中國也，不禁拜孔子，亦不禁拜天祀祖，其說曰，中國人之拜孔子，乃崇敬其人，其拜天，則敬萬物之本，祀祖出孝愛之誠，皆非拜偶像求福也。教士咸習華語，通華文，衣食居處，一如華人，其人皆無家室，行堅卓而邃於學，故易起人敬仰之忱，不萌異教畏惡之念，然別派教士有不以為然者，訐之教皇，謂其賣教求榮。康熙四十三年（1704），教皇命鐸羅齎密令至中國禁之。鐸羅以明年至燕京，知其令與中國不相中，遲至四十六年（1707）乃以己意布其大要，而命教士不從令者皆去中國。聖祖大怒，執鐸羅致之澳門，命葡人錮之，后以幽憤死。康熙五十六年（1717），碣石總兵陳昂以天主教在各省開堂聚眾，廣州城內外尤多，洋船所匯，同類勾引，恐滋事端，乞依舊例嚴禁。許之。世宗雍正元年（1723），閩浙總督滿保請除送京效力人員外，概行安置澳門。各省天主堂皆改為公廨。明年，兩廣總督孔毓珣以澳門地窄難容，請令暫居廣州城內天主堂，而禁其出外行走。乾隆五十年（1785），西人巴亞央等因私行傳教，刑部審擬徒刑，奉旨以情實可憫釋之。又明年，毓珣奏言香山西人丁數已逾三千，乞着為定額，餘額者悉令歸國，皆從之。先是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教皇嘗發令，處不從1704年之令者以破門之罪，使嘉祿至中國行焉。嘉祿知其不可，別以己意加八條於令后以調和之，教皇不謂然。1721年（康熙六十年）及1724年雍正二年再發令申明1718年令意，於是在華教士不得復順中國之俗，華人畏惡愈深，川楚教亂后，尤視異教如蛇蠍。仁宗嘉慶十年（1805），御史蔡惟珏疏請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適廣東人陳若望為西人德天賜送書函地圖至山西，事覺下刑部嚴訊，德天賜徒刑熱河營房，陳若望及余任職教會之華人皆遣戍伊犁，教會所刻漢文經31種悉銷毀，教禁益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