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道光以前煙禁

第七章

道光以前煙禁

鴉片輸入由來已久，惟以為煙而吸之，則始於明清之間。鴉片本作藥用，其後與煙同吸，久乃去煙而獨吸鴉片。說見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案雍正硃批論旨，七年（1729）福建巡撫劉世明奏，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拿得行戶陳遠私販鴉片34斤，業經擬以軍罪，及臣提案親訊，則據陳遠供稱鴉片原系藥材，與害人之鴉片煙並非同物。當傳藥商認驗，僉稱此系藥材，為治痢必需之品，並不能害人，惟加入煙草同熬，始成鴉片煙。李國治妄以鴉片為鴉片煙，甚屬乖謬，應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題參云云。其初本作藥用，故亦以藥材納稅擔稅銀三兩，又每包加稅二兩四分五厘。雍正七年（1729）始定販者枷杖，再犯邊遠充軍之例，然其時輸入歲不過200箱耳。販運者皆葡萄牙人也。乾隆四十六年（1781），英吉利東印度公司得壟斷中國貿易特權，而印度為鴉片產地，輸入遂日多道光以前歷年輸入之數詳見蕭一山《清朝通史》。出孟加拉國者曰公班，亦稱大土，出孟買者曰白皮，亦稱小土，總名波畢。乾隆末年粵督奏禁入口。嘉慶初，又奉詔申禁，裁其稅額，自此入口遂成私運。二十年（1815），粵督蔣攸銛奏定查禁章程，奉諭自后西洋人至澳門，均須按船查驗。道光元年（1821）因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粵，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驗貨，其行商容隱，事後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鴉片躉船盡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兌，銷數之暢如故也。二年（1822），復奉廷寄交粵督阮元密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絕。而其時鴉片躉船已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勾結內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窯口，說合則有行商，私受土規則有關汛為之奧援，包攬運載則有快蟹艇資其護送。於是躉船之來，每歲驟增至數萬箱。六年（1826），總督李鴻賓專設水師巡緝，而巡船受私規銀日且逾萬，私放入口。其年突增至躉船25隻，煙土2萬箱。十二年（1832），盧坤督粵裁之。十七年（1837），總督鄧廷楨復設，而巡船仍沿舊規，且與之約，每萬箱別饋數百箱。甚至代運進口。副將韓肇慶顧以此擢總兵，賞孔雀翎，而鴉片且歲至五六萬箱矣。

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幾遍天下。蓋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逞其鬼蜮伎倆，則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為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稅，但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別，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罷名”云云。

乃濟之言既上，奉旨交疆臣會議，而一時九卿台諫，咸謂其有傷政體。上以言者不一，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劃，令鄧廷楨議奏。是時疆臣奏覆，率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十八年（1838），鴻臚寺卿黃爵滋又奏請嚴禁。此疏至今尚為人所傳誦，然於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籌及，蓋皆不免徒知煙之當禁，而未一察當時政治情形，至於因此而動干戈，終至敗績失據，則自非當時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為議者咎也。奏上，奉旨交督撫會議，並飭部臣復定新例，開設窯口煙館、栽種興販及員弁兵丁受賄故縱者，均處斬絞；吸煙者予限一年六個月，限滿不竣擬絞監候，時十九年（1839）五月間也。而燒煙之事已先三月行之廣東矣。鴉片輸入，當時朝野上下所最慮者為漏銀，其實以貨易煙，與以銀易煙受損等耳。然當時以此為大憂，則亦幣制之不善有以致之也。黃爵滋之奏曰：“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征錢為多，及辦奏銷以錢易銀。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具系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爭為利藪者，今則視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課如何能清。”蓋幣制不立，銀錢比價一生變動，財政即受其影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