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之校事

三國之校事

所謂特務，並不是近代才有的，在距今一千七百餘年前，就早已有了。《三國志·魏志·高柔傳》說：“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后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然校事之制，並未因之而廢，所以下文說：“校事劉慈等自黃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掛法者，不過罰金。”

到嘉平中，才因程昱孫曉之言而廢，《昱傳》云：“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謥詗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托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群奸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複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托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鋪，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魏國之建，事在漢獻帝建安廿一年，為西元二一六年，嘉平為齊王芳年號，自249至253年，魏之任校事，約歷四十年。

又《吳志·孫權傳》：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朱據傳》：“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后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嘉禾為權年號，自232至237年，其明年238，為赤烏元年。

用法之所最忌者，為於正式機關之外，別立機關；且出入任情，不本成法；程曉之言，可謂極其痛切了。魏武帝是很有明察之才的，《魏志·方技傳》注引東阿王《辨道論》，說：“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等知上遇之有恆，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魏武帝的嚴明，確乎不甚容易；程曉說他檢御有方，當非虛語，然仍不能不為趙達等所欺；像孫權的粗疏，就更不必說了。

程曉說任校事有傷大臣之心，而呂壹之誅，孫權使告謝諸將，則魏、吳之任校事，意實在於檢察將吏的貪縱。從來喪亂之際，官方每多不飭，武臣縱恣尤甚，加以檢察實為必要。然目的雖正，而手段不適，其招禍尚如此，若如近代法西斯主義者之所為，專為維持一己的威權地位起見，不恤用殘酷之吏，肆暴虐於民，則是武曌之任周興、來俊臣，明成祖之立東廠，其作風又在魏武帝、吳大帝之下了。

或謂法西斯主義者流，所行雖不適當，亦非無為國為民之心，未可一筆抹殺。這話我亦承認。但須知社會國家，關係重大，手段一誤，流毒無窮，正未可以有為公之心，而冀人寬恕。昔人說：周公營洛陽為東都，說其地交通便利，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秉政者正不可無此氣度。所以不論我是該推翻的，不該過於防閑別人；即使我確能代表國利民福，反對我者系屬搗亂之徒，我們對他，仍不宜過於壓制，因為讓他爆發一次，則其搗亂為眾所共知，即為眾所共棄，而大局也可以早入於正軌了。又況誰能代表國利民福，根本不易判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