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鵲尤如小說家——致周毅

周毅：

你好！

三月七日午休后剛打開電腦，郵箱就開始緩慢地接收一封有附件的來信。

等待的時候，我站起來走向窗口。這也是寫作《聖天門口》的六年時間養成的習慣，用故意不將電話放在順手處等小伎倆，迫使自己在不自覺的長時間寫作過程中，站起來，哪怕只是在屋子裏走幾步。甚至因此認為，長篇小說藝術的特質也是這樣，既不會遙不可及，又無法唾手可得。所稱小說即是人生，完全可以融合在與寫作密切相關或者毫不相關的日常中，對一些熟知事物潛意識的挑釁與超越。

窗台上，一對斑鳩正在輪番整理那隻整個冬天都是空着的鳥巢。雖然自己用了百分之百的似曾相識燕歸來的心情，看來看去仍然不清楚是不是那舊時相識。去年的這個時候，《聖天門口》剛剛交給出版社，大約是陪伴了整整六年的緣故，那一陣只要開啟電腦，我一定要先雙擊那個熟悉文檔，然後才相信，從春播到秋收，個人文學紀年中，又一個寫作季節真的結束了。小斑鳩就是在這種時刻飛來的。小斑鳩來時，書房的窗台上養着一株西湖玫瑰、一株鐵樹和一蔸幾年前老父親送給我的半人高的文竹。我這人與花草沒緣分，越是認真打理，它們生長的樣子，越是像受着虐待。一定是鐵樹上的枯枝吸引了鳥們，我眼前才會上演鳩佔鵲巢的一幕。曾經有喜鵲在此徘徊，後來的斑鳩卻在它們辛苦銜來的幾根細枝上，構建了從春到秋生下幾窩蛋，孵出一群小鳥的鳥巢。依據小時候在大別山區積累起來的民間知識，這種脖子上披着少許彩色羽毛的灰斑鳩，唯有孵蛋時，才想到鳥巢，平常時候只喜歡棲息在茂密的竹林里，和闊葉濃厚的大樟樹上。在夏季，小斑鳩從出殼到飛騰也就十來天。之後，就是空巢，直到又有斑鳩來，如此周而復始。我不奇怪自己一直將它們當成是同一對夫妻鳥，寫作的情緒與靈感通常就是來源於這類不同尋常的判斷。就算是最普通的鳥也能找出個性，對於小說家，也是一種基本的才能。真正的小說家，是用悲哀和悲傷養育而成的，命中注定要戀舊，假如我眼裏的小斑鳩，每次都是新來的，歷史和命運就會被我演變成一種時尚，那種心態下的寫作，必然是披着小說外衣的某種廣告或策劃文案。

前幾天，武漢落了一場很大的雪。這些年，此地老是不落雪。近兩年落雪的場次多了些，時節卻比從前延遲許多，春節前很難見到雪景，偶爾有，也是粗製濫造，一如今日某些暢銷書，名曰小說，其實是一些書界肖小胡亂塗鴉。融雪的水漬和潮濕，沒有完全乾。歸來的斑鳩等不到居住標準符合人的想法，就孵進巢里，我以為它又要下蛋了，沒想到只是試試，時間不長，它便騰空而起。就在這時候，我所設定的電郵收畢的鈴聲響了起來，轉身一看，郵件標題竟然是“請看附件周毅”。

花了兩個小時，將你這書信體的文章讀完后，很奇怪春節前的那封電郵，竟然是你發來的。曾經對李修文說，徐春萍誇獎你那篇文章寫得十分好。若不提起，過去現在和將來我都會以為，先前那封既無標題，又不署名的電郵作者是《文學報》的徐春萍。這種電報體率性隨心的文字，《聖天門口》的責任編輯楊柳也是慣用的。不過，楊柳的文字非常事務性，永遠都是詢問一些和解釋一些具體東西。經你一說，又覺得沒錯，這也是你的文字性情。因為文學而相識的這些年，也就是一九九八年發大洪水，你來武漢採訪時見過一面。你還好，不像同期從上海來的新聞界朋友，隨身帶着救災衣物，硬要塞給我們一些。這僅有的一次見面，遠不如當年周介人先生約你所寫那篇評論我的小說的文章記憶深刻。是否因應電郵和短訊的特徵，後來接觸到你文章之外的文字，正是這般簡約精準，就像金庸小說中的眾女俠，不僅長袖善舞，更以行使獨門暗器見血封喉為特權。換個角度來想，有些事情本來就是只要說清楚就行，無須浪費筆墨，如此才可以將有限心血流淌成汪洋大水。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是說做人的態度，用在寫作上，是要我們堅決地放棄那些泛愛濫情，以及做夢也要做得比別人有才華的虛妄。由此我想到長篇小說文體，就像傳統中國家庭中的老大，註定要為命運承擔更多分量。詩歌和散文可以是清風雲霞，飛瀑流泉，長篇小說永遠只能落實在茫茫土地上，任何浪蕩花腔，都會釀成可以預見的荒廢與頹敗。小說容易得到萬千寵愛，同時也容易受到無情奚落，亦酷似現代人對茫茫大地的愛恨之切。說起來，也是人之常情。當老大的總是吃力不討好，又不能學弟妹們，不時地用精神撒嬌放縱自己的原欲，往往如牛重負滄桑早至。這種特質在當下尤為突出。

一開始就同你說斑鳩窩是有目的的。小說這種被人當作俗物的文體，本質上絕非俗物，只是因為寫作的人低俗了，閱讀的人低俗了。那對斑鳩，在喜鵲棄置的幾根細枝之上，再添些許雜草，不是也成了鳥巢！喜鵲不是這樣，它是一位真正的小說家。為了搭建一座真正的窩，不惜捨棄已經形成的規模，它所棄之如敝屣的開頭，被斑鳩撿了去當成寶貝似的金窩銀窩。呈現經典小說一樣的喜鵲，將自己的窩發表在蒼茫的樹梢和現代化的高壓線塔上，如同天造地設的風景。說實話，如果不是五歲女兒做出決定，讓我們付出三盆花草全部枯死的代價，加上九個月不能開窗戶，看上去儘是些醜陋糞便的所謂鳥巢，早就在彈指之間灰飛煙滅了。如果小說可以是一群鳥的生活，真正的小說肯定是在空中高蹈的喜鵲和喜鵲窩。那些必不可少的混珠，當然就是斑鳩和斑鳩窩了。小說精髓總是處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沒有人能獨佔，也沒有人能夠真正予以摧毀。所以小說的模樣，正是喜鵲的模樣。小說的聲音，正是喜鵲的聲音。無論是獨立枝頭，還是穿越雲天，喜鵲是從容的，安詳的，優雅的，高貴的，哪怕迫害就要發生，也還是有尊嚴的。斑鳩們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還有一些習慣讓人生厭：鬼頭鬼腦，從不正眼看人，永遠有事沒事地故弄玄虛，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發出驚心動魄的音響，不曉得的還以為真有驚悚懸念發生，定下神來去看，賣那麼大的關子，根本不是要一飛衝天，往往只是躥出百步之遙。實際效果，如同人之嘩眾取寵。

將北島的詩句改一改：粗鄙雖是粗鄙者的通行證，優雅絕非優雅者的墓志銘。這是我對近年來長篇小說的總體看法。粗鄙是一種個人精神狀態，優雅則是個人精神達到極致狀態時的靈魂結晶。但凡粗鄙小說者，寫作意志算不得太堅定，甚至就是正在學舌的孩子，聽得幾句從大人們嘴裏冒出來的髒話，便好奇地在某個最不應該的場合里突然大聲地說出來，使得一些人像遭電擊那樣發出種種強度不等的痙攣。這樣的反應算不得審美範疇。以這種的心境要想混跡在長篇小說領域，就不行了。長篇小說的寫作狀態是不能招之即來，枯坐斗室的長期孤獨也不會揮之即去。粗鄙是對他人的，須得營造一些嘈雜環境才能用武。優雅是為了自身，不僅不怕，還渴望獨處的境界更高尚和更奇特。所以，進入長篇小說寫作領域的人，需要達到較高的修養境界。這樣想來，就會發現，世上各類事物，形而上也好，形而下也好，一直被我們用艱難係數分解得清清楚楚。無法例外的寫作，將長篇小說當成人所景仰的青藏高原。那樣的海拔，那樣的敬畏，完全由不得我們。即便是我等資深與熟練的寫作者，一旦失去敬畏，生命在小說中延續的過程就會事實終止。我很慶幸，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寫開頭，不惜先後廢棄足以構成一部時下熱門的所謂小長篇的近二十萬字。這種潛意識表達，足以證實我對小說高原的深深敬畏。

長篇小說神韻必須有優雅的。長篇小說風骨必須是高貴的。

在寫作這部小說的早期和中期，我用的是另一個名字：《雪杭》。它來自那年冬天，在杭州遇上的一場大雪。“聖”的概念明晰之前，曾經有過多次，突然中斷正在進行的寫作，怔怔地為自己創造出“雪杭”這個詞而不知所措。我很偏愛它，卻不曉得是否真的合適。隨着書寫的進展，女兒也出生了。在她長成一副小女生的模樣后，我們送她到東湖邊的一所芭蕾舞學校進行訓練，真實想法是希望糾正女兒那長得不甚理想的腿形。女兒的芭蕾舞教師名叫奧麗加，是俄羅斯聖彼得堡芭蕾舞團的演員，因意外受傷才轉而從教。學芭蕾舞的女兒不夠天鵝的份，只能稱作“咪咪鵝”。每逢上課，奧麗加總是提前來到練功房，以一系列的獨舞作為熱身。那種驚人的優雅，不用說當家長的成年人，就連三五歲的“咪咪鵝”們也會情不自禁地站在門外，不敢有任何多餘的聲音或動作，唯恐有不當打擾。練習課結束，奧麗加同她一群“咪咪鵝”互致告別禮，當家長的便會帶着孩子離開。很久之後，我們才在無意之中發現，與孩子們別過了，奧麗加收拾起自己的舞蹈服，在胸前劃一個十字后，必定會回到練功房正中央，行一個深深的謝幕禮。有時候，幾個擔任助教的中國女孩尚在一旁說著課後的閑話；有時候，還有因故沒有走開的家長和孩子。最是在那些人去練功房空，只有奧麗加獨自一人的時刻，這種充滿感恩的謝幕，哪怕已經重複過一百次，仍舊百倍地讓人震撼不已。曾經在閱讀中見到類似的文學描寫，在親眼目睹這一幕之後，才算真的明白，這些絕非只是對藝術的由衷熱愛，而是往心靈深處引領的一種聖潔。那一瞬間，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在書寫的這座小鎮也應該冠名：聖天門口。

優雅是一種聖，高貴是一種聖，尊嚴也是一種聖。一個“聖”字，解開我心中鬱積八百年的情結。對聖的發現，不只讓這部小說撥雲見日，更是使其挺起人在歷史中的風骨，哪怕是馬鷂子這一類的命運，也不再被歷史拋棄。身為書寫者，如果沒有小說中日益彰顯的優雅、高貴與尊嚴時刻相伴，資訊時代的六年沉默，就會形同六年苦役。年復一年不與外界接觸的書作，因為有了聖，才不枯燥，才有寫小說二十幾年來，最為光彩幸福的體驗。很佩服你一下子就從洋洋百萬言中，抓住馬鷂子的“輕輕一死”。也很奇怪，每當多數人集中挑剔小說中的某些地方，總是你在沒有半點溝通的前提下，道出我之所以如此書寫的真相。那個馬鷂子前半生是何等威風，如何讓他死去是一個很困擾的問題。一開始寫成這個樣子，沒有一點刻意，本想先這樣交代過去，留待後來再做修改。想不到這就是他的命運，後來幾次嘗試都失敗了，再多的文字，也比不上這“輕輕一死”。我把這一點當成馬鷂子個人命運中的優雅與高貴，一個人生前做不到的，用最後的死亡來實現了。

如果不是“輕輕一死”，難保馬鷂子不會重陷舊時文學怪圈，繼續在反面人物形象的認識中無法自拔。有了這最後的優雅與高貴，先前的馬鷂子，便羽化登仙一般輕輕地化去，連同所有的仇恨，豪傑一生竟然比不過那陣短短的清風，換來些永久的感化。一般人都會將俄羅斯女孩譬如成美麗的白天鵝。教芭蕾舞的奧麗加，在空無一人的練功房中行一鞠深情的謝幕禮后的離去，被我在心裏與馬鷂子的“輕輕一死”混為一團。那些同樣漸行漸遠的身影，留給我們的是毫無二致的一串串比飛翔的天鵝還要感傷的夢想。

還有一種優雅。童年時期為我留下許多終身無法釋懷的記憶，其中又以“地主婆”為最深刻。在我心裏還來不及建立優雅與高貴的概念的時期，這些被孩子們稱之為“地主婆”的女人，政治地位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就連牙牙學舌的乳牙小兒也敢跟在身後，一聲聲地叫罵。奇怪的是，只要地主婆們一回頭，孩子們就會望風而逃。“地主婆”們什麼動作也不做，就算開口，也只能輕輕地說：你們這些細伢兒！當年不懂心中膽怯從何而來，是因為年紀太小。大了之後，多數時候記不起來，偶然記起來了，心裏怦然一響，多年來的生活匆匆也沒想到需要細細思量。假如沒有這長達六年的書寫，這種對自己的靈魂必不可少的梳理，不曉得又會延緩到何時。雪家女人形象來自我太太僅存的那張外婆照片。往深處追究，外婆身着旗袍的照片是一扇門，居住在門后的，正是那些童年中活生生的“地主婆”。那個時代的“地主婆”，家境破敗到極點，全家老少聚在一起，也見不到一件完好的衣服。在鄉村，穿破衣服的人很多。“地主婆”的區別在於，她會將衣服上大大小小的窟窿補得整整齊齊，錯落有致，男人也好，女人也罷，眼睛有多乾淨，臉上就會洗得有多乾淨。優雅與高貴是人世間無法剝奪的精神資源。擁有這種資源就等於擁有巨大的魅力，舊時代的那些孩子，怎麼會在“地主婆”面前膽怯哩，是突然出現的這種魅力，讓他們因不知為何物而驚慌失措。對小說的審美表面上存在着千差萬別，能否嘗試和鑒識這種讓無知者手忙腳亂頭皮發麻的優雅與高貴，是最為需要和不可或缺的核心。小說的興起，一定是此二者天衣無縫地結合到書寫者的筆下。小說的衰落，也一定是此二者在書寫者心裏率先淪陷和淪喪。

寫小說時，我有一道心理防線，從不肯接受以北京俚語為主要因素的各種粗鄙的流行用語。無論它如何甚囂塵上地表達出人與人之間的強烈親近感和時髦相。我還會喋喋不休地詰問，作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首都之城，不去升華既有的民間人文精髓本來就是大錯，那些在此基礎上變本加厲製造文化垃圾的行為，就應該挨天堂里老袓宗的鞭撻了。不記得是誰寫的，只記得那本書名《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就算是望文生義吧，起碼對這句話我是深有同感。有人評價說，我在《聖天門口》起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語。其實不然，常用的方言詞彙也就二十來個：汰衣服、掇東西、嘯水、閶風、打野、落雨、落雪、往日、昨日、今日、明日、後日、嘎白、曉得、弔詭、嗍幾口，如此等等。這些較為典型的鄂東方言，與當下常用的同義語對比，明顯具備高出一籌的優雅。這種特質猶如定海神針，一旦出現，就會讓人覺得無所不在。仰仗民間人文底蘊的長篇小說，不可以視流行俗語為至寶。

在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威風凜凜》的開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牧師和修女在路上走着，天上掉下一滴鳥糞，正好落在牧師的頭上。牧師罵了一句：他媽的！一旁的修女於是提醒，這樣粗俗，上帝會發怒的！一會兒，又有飛鳥將一滴鳥糞撒在牧師頭上。牧師忍不住又罵了一句。修女當然又要提醒。等到第三隻鳥飛來，第三次重複先前的那些時，天上突然響起一聲驚雷。修女應聲倒在地上。牧師正在發愣，忽然聽到空中傳來上帝的聲音：他媽的，打錯了！故事講的正是小說的處境——是像修女那樣優雅地死去，還是像牧師那樣粗鄙地活着？有人擔心，我是不擔心的。想想上帝最後說的那句話，這世界有許多貌似不可逆轉的事情，其實是一場錯誤。不要以為上帝每天都犯錯誤，也不要以為上帝真的能夠寬容普天之下的一切過失。上帝說過粗話罵過人，不等於上帝已下定決心將這些作為自己的家常便飯。如果就此將上帝曾經在粗俗面前附和過的言說作為新的聖經，靈魂的世界就得崩潰。上帝的粗俗，是心裏有數的粗俗。一滴唾沫，哪怕它來自上帝的舌尖，也還是一滴唾沫，不能當成是普降天下的甘霖。怦然倒地的修女，正如那些深藏於民間的珠璣般的方言。在現代信息狂潮肆無忌憚地泛濫之際，那些曾經不被注意的方言，反而顯着地提高了自身的重要性。綿綿不絕的方言是一種經典。稍加整理，就能透出神采飛揚的韻律。又因為基因遺傳及文化熏陶等要素，精彩方言和方言精華，會使我們隨着潛意識沉入博大的民間敘事和深遠的人文理想中。

我在電腦里保存着你於元月十六日十五點三十三分的來信：“上海話里有句話叫‘彈眼落睛’，普通話大概叫‘目瞪口呆’，這兩個詞可大約形容這個雙休日我看你作品的感受。現在才看到三百頁。”這些文字帶給我竊喜，真正的情緒應該是欣慰。三月初，《聖天門口》被評為第二屆中國小說學會獎，本屆範圍的這三年，能從《受活》《水乳大地》《人面桃花》《秦腔》《平原》等眾多佳作中脫穎而出成為唯一的幸運者，最強烈的感覺也是欣慰。

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相關單位在和敬府賓館召開《聖天門口》學術研討會，多數與會者說，這是多年來北京開得最成功、水平最高的一次研討會。好好的一件事，臨末了，卻被人硬往心裏塞進那種早已臭不可聞的爛石頭……研討會結束離京的那天晚上，我給陳建功和劉頲等發短訊，提及一段舊事。當年路遙去世時，湖北本地的一批年輕作家正在一個叫咸寧的地方開筆會，當有人傷感地想到，下一個將被寫死的作家是誰，在場的人無一例外地指着我。我對他們提及這些的本意是，自己在都市裏隱身六年，寫了這樣一部不合潮流的小說，能夠出版就該謝天謝地，我的心愿已了，任何評說都是此身之外的東西。

時下的中國小說，被時世逼到不得做出抉擇的岔路口上。這些年，小說的傳統因素，被各種各樣的行為反動掉了。儘管傳統的為政治服務論還有相當市場，想要回歸從前的大張旗鼓卻是痴人說夢。政治因素變得越來越不明朗，多數時候，只能以暗地裏搞小動作的“匿名者”面目出現。真正值得深思的反而是受到國際化潮流驅動，將勃勃雄心掛在世界文學的頂峰上，並試圖搭乘直升機，直達珠穆朗瑪的第三台階。如此超級快速地登上地球第三極頂，也是一種文學的存在。只可惜這樣登頂算不得登山。當我們將長篇小說看作是一座大山時，唯有真誠地從山腳下開始，並且每走一步都是向著頂峰，哪怕終止處是在半山腰，也能營造出獨具風格的個人高峰。我深信，長篇小說並不在乎有新艷資源被發明，老練和持重對其生命力的延續更為緊要。同樣，小說資源亦是無法掠奪和佔有的，只要創造手法得當，那些貌似的貧瘠和古老，其中藝術元素量，不經意間就能達到震撼心靈的程度。在現代主義的世界性話語備受寵愛的當下，深藏在民間的陳年芝麻舊時事，反而會被映襯得分外輝煌。

長篇小說有着明顯的生命體征。正如真正的登山者，每一點每一滴的超越，都會產生動物年歲植物年輪那樣的生長印痕。有人在讀過你的文字后，曾經說，你非常尊重我。這話聽起來很有分量。人性中最基本的特質，正面的和負面的，莫不是與尊重相關。有了尊重才會有仁愛慈善，沒有了尊重才會有仇恨兇殘。對生命的尊重正在於認識到它是“輕輕的”，當我明白長篇小說是有生命的文體時，用“輕輕的”方式處理敘述過程中的重大關鍵，便契合了人生的優雅與高貴。

沒有任何例外，在百萬言中包容的每個人物的每一言行，都曾讓我在寫作過程中的突然停頓中發現，這些其實都是我自己夢想着希望去做的。十年前，周介人先生曾選擇你來為我的小說寫評論，從而讓你我有緣相識。周先生那時提出一個的概念：大善。相比稍後提出來的“現實主義衝擊波”，“大善”對於文學的意義更加意味深長。以我與周先生單獨接觸中留下的印象來看，周先生對於“現實主義衝擊波”的提出是猶豫不決的，原因在於他十分討厭××等人的寫作，很長時間堅持不肯在《上海文學》上發表他的小說。周先生辭世那年五月，《上海文學》舉辦了一次現實主義文學討論會。到上海后，我去醫院探望，周先生悄悄地說，不讓××參加會議是他的意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周先生對這個時期文學現象的最後定義，正如他自己所倡導的是一種“大善”。不曉得周先生有否對你提及這些。周先生的去遠，讓我的身份變得既是被告，又是原告，並且還是雙方的證人。很希望周先生也曾在你面前提及一二，那樣我在文學史的這段中的角色就會清晰一些，也會輕鬆一些。還有，周先生身體康健的那些年，多次對我說到“人文關懷”的提出。

二十世紀的最後兩年，我一直在問，周先生身邊青年才俊比比皆是，為何要唯一對自己說這些？在那些還沒讀清楚文本就匆忙展開的猛烈批評面前，不少人將自身的寫作轉變成功利驅使的捷徑而有所投靠。在我這裏，當時還是賭氣，歇下中短篇小說不寫，為著他人能夠在“現實主義衝擊波”中忘卻我。那時的放棄算不上是氣定神閑，我只是將它當成修養自身的目標或者方式。曾經有過一段時間，我自問問天，如我這樣沒有家傳書香，也遲遲地人到中年才接觸與紅色革命文學徹底不一樣的其他文學，是在沒有答案的地方自尋煩惱。如今你能重新喜歡我的寫作，讓我可以將其證明為，我具備了在沒有答案處找到答案的能力。文學上的追究，是個人藝術天分從實到虛，再到實的不斷轉換。從《聖天門口》倒推回去，與當年的“現實主義衝擊波”聯繫起來思考，應該便能發現周先生等人提出的真正道義。也希望當年周先生私下對我說了許多，正是看出我具有在未來修鍊出一部《聖天門口》的能力。

從收到你的信就開始回復，到今日止，差幾天正好一個月。其間有些其他事情耽誤，主要原因是身體不適，不得不住進醫院接受檢查。沒想到差點弄出大事來。血檢結果，有一項極為重要的指標超過正常值，如果這種標記再有其他佐證，也就意味着一種絕症。在進一步檢查的十來天裏，我獨自一人到東湖邊散步排遣心中郁，並趁機放縱一下男人的眼淚。除了擔心女兒只有六歲不到，想得最多的是，難道對陳建功等人說過的，會一語成讖嗎？那些天，上醫院打完點滴后，便逃也似的回到家裏打開電腦，如寫遺書一樣，反反覆復地在鍵盤上敲出一些文字用作回信。謝天謝地，進一步的磁共振、彩超等排除性檢查，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我還有機會再寫越來越讓我心愛的長篇小說。這場虛驚讓我再次體會到生命是那樣的輕輕，如果不能多一些對優雅與高貴的體驗，人生這部長篇小說是會書寫得淡而無味的。武漢昨天熱得出奇，達到八十三年來同期從未有過的三十二度。我回黃岡老家為爺爺奶奶掃墓，在我屈膝跪拜時，忽然察覺到過去在眼裏不過是一抔黃土的墳丘，分明是有生命的。只不過它們已悠然站在人生的另一種境界上。這會兒窗外颳起大風，鳥巢里的小斑鳩的羽毛被吹皺得像只刺蝟，本地驟然降溫了。如此朝晴暮雨唐突暴戾，表明老天爺的心態不適合於長篇小說寫作。

謹祝春安

劉醒龍

二〇〇六年四月四日於東湖梨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