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武字區農民協會活動①

肖德印②

(一)

1926年12月,我們三原縣武字區成立了農民協會。

成立大會是在大寨堡城南漢聖母廟前開的。那天飄着雪花,天氣已經很冷了,但是,到會的有一兩千人。有拿紅纓梭鏢的,也有扛三股鐵杈的,老遠一看紅彤彤的像一片火。當時我也不清楚是怎麼回事,看人家去,我也跟着去了。卸坊村的大財東劉魯堂也從三原縣回來了,武字區民團團總王厚庵也在場,還有縣上來的孫一君(他是當時中共三原縣委的負責人之一)。這時候,一個莊稼漢打扮的年輕人,有20來歲,大個子,站在一張桌子上講話。我不認識他,聽口音是個外路人。聽旁邊的人說,他叫喬國楨,是從廣州來的。這時候見他掄着胳膊,大聲說:“農民協會是咱們農民自己的組織,是為地方群眾辦事的,要想不再受軍閥的欺壓,不遭土匪搶劫,保護地方,我們就得組織起

①摘自肖德印:《紅旗初舉》,原載1958年第10期《延河》。編者有刪改。

②肖德印,陝西省三原縣陵前鄉柿樹坡人,已逝世。

來,扭成一股勁,起來鬥爭。”他還說了很多話。最後他念了幾個人的名字,其中有唐亦民、張振海等,說他們是農協的委員,問大家同意不。半晌沒人吭聲,後來不知誰喊了一聲“行!”大家也跟着喊着:“行!”

選舉畢了,喬國楨叫大家不要散,說有一案官司要大家來斷。這時只見有一個人面對着大家,頭耷拉着,站在桌子旁邊,渾身直打戰。

這人是北邊朱村一個小偷,名字叫朱牛。他和另外一個小偷偷了人家的牛,牛主人告到民團王厚庵那裏,王厚庵把朱牛捉住,拿了朱牛的錢,要放朱牛,牛主人不答應,一再要叫賠牛。王厚庵知道要成立農民協會,就把這件事交給農協來辦,想來試試農協的軟硬。

王厚庵是東邊長坳堡人,是土豪劉魯堂的走狗。這傢伙是個捉賊放賊、坐地分肥的地頭蛇。他名義上是民團團總,實際上是這一帶的土匪頭兒。群眾對這傢伙早就恨得咬牙切齒,但他有槍有人,又有劉魯堂的粗腿,眾人一時還把他扳不倒。

喬國楨到武字區后,早就把他這些見不得人的事刨得一清二楚。今天在農協成立會上,想借朱牛的事做火藥芯子,一下把王厚庵這個土皇上轟倒。這時,喬國楨在大會上把王厚庵的罪惡事實一揭,嘿,群眾的情緒忽地一下子就起來了,簡直像乾柴遇上了火,梭鏢亂搖,鐵杈亂舉。有一個人竟要用鐵杈挑那狗日的。群眾一齊吼道:

“打倒王厚庵!”

“剷除土豪劣紳,為地方除害!”

吼聲真大,就像二月里的悶雷,震得整個陵前坳都動彈了!

於是農協會趁熱打鐵,當場宣佈撤銷王厚庵的民團團總,解散民團,成立農民自衛隊。

會上還宣佈取消地畝附加稅,減輕群眾負擔,消滅土匪,禁止賭博等。

(二)

我是個窮漢娃。父親從湖北老家逃荒到這裏,既沒房又沒地;母親帶着我給人家財東做飯,父親和哥哥給人家打短工熬長工。民國初年,我還在西安梁府街印刷局當過一年多工人,後來回到家裏還是沒有辦法生活,又到胡笠僧的部隊當了兵。喬國楨同志早就把我的底刨清了。農民協會成立一兩天,他就叫我去給他幫忙打雜。他經常給我講,窮人要翻身,過好日子,只有扭成一股子起來鬧革命。他還講廣東、湖南的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都起來了,分土豪的糧食,還分田地。聽了這些,我心中自然很高興,盼着我們也能像人家那樣干。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村外一處老墳地,問我願意不願意參加共產黨。我問他參加了共產黨都要幹些啥?他說黨員要領着窮人打土豪,分土地,為咱窮人闖江山。我說:“行”。他說:“參加了共產黨鬧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敵人把刀擱在脖子上也不能動搖。”我說:“這沒有含糊的,人來世上只能死一回么,咱不起來和那些狗日的干,也是沒有活路,為了窮人過好日子,死了也值得。”他還給我說:“這事對任何人也不能說,連父母妻子也不能說。”1927年2月,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後來我就在農協當了武裝委員。

喬國楨同志真是個好同志,他對黨的革命工作,真夠得上赤膽忠心,堅強勇敢。我從來都沒有見他發過愁,整天馬不停蹄地跑到東村走到西堡,找群眾交談。他常給我說:“只要咱們窮人都跟着黨來,誰也把我們打不倒!”

農民協會在他的領導下,威望越來越高,群眾有大小事都來找農協。甚至連誰家家務不合,妯娌吵嘴,都來請農協評理。我記得喬國楨同志辦了這樣幾件事情,群眾叫好,土豪地主咬牙。

宋家河[焦村]的財東崔福成霸佔了—個窮人胡老本幾畝地。官司在三原縣打了十幾年,胡老本老輸,把崔福成告不倒。農協會成立后,胡老本就告倒了崔福成。崔福成自然不滿,但也不敢說啥。另一件是,大寨堡財東雒彥福當了貧農王大娃20畝地,當的時候當價是白洋。那年王大娃要賣地,交的當價是當時使用的那種紙票“流通券”。雒彥福不要紙票,硬要白洋,鬧到農協后,自然判斷的是給“流通券”。還有一件事:1927年我們這一帶種的煙葉特別多,煙稅很重。農協會為了減輕群眾負擔,給縣上少報了煙苗畝數,那些狗豪紳知道后,就密告農協,說農協以多報少,營私舞弊。不幾天,縣上派來了查煙委員,想查個究竟。喬國楨同志把這位委員安頓在我們農協住。中午,他把我叫出去,對我說:“你去到地里多弄些苜蓿菜,下午做白水煮苜蓿。”我一聽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一大鍋苜蓿煮好了,我就給他們端飯。喬國楨同志接着就吃,吃得很香。那位“先生”拿起筷子,看了半天,在碗裏挑來撿去,齜牙咧嘴地吃上半口。那傢伙吃了半天,碗裏還有多半碗,最後實在咽不下去了,說他這幾天胃不太好,不能多吃。喬國楨同志又非常認真地說:“不要客氣,好壞總得吃飽,可不能餓肚子呀!”吃完飯,那傢伙給喬國楨說:“喬主席,我知道咱農民協會向來辦事認真,煙苗兄弟就不再細查了,至於煙稅請你看着辦就是了,我還要到別區去。”

農協這樣干,群眾也都跟着農協來了。但是,地主豪紳和反動派都恨得咬牙切齒,暗地裏開始打上我們的算盤了。有一次,王厚庵把幾個豪紳請到他炕上,他從煙燈下坐了起來,說:“我今天說話覺得臉紅,咱們一個個鬍子多長,竟然叫姓喬的一個娃羔子把咱們踩在腳下,給脖子尿尿,這口氣,眾位都能咽下去?”

這些王八蛋早就恨不得把喬國楨一口活吞了,但是平時一見農民的紅纓梭鏢就吐舌頭,誰也不敢亂動。王厚庵這一激,都把黑心掏出來了。於是,他們商量派人在樓底坡先暗地裏幹掉喬國楨,再收拾農協。

(三)

1927年5月里的一天,喬國楨同志心事很重地對我說,蔣介石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南京慘殺了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他說我們今後得提防着些,眼睛放亮些。

陰曆六月初五下午,中共三原縣委送來一封密信,說縣城裏的軍隊要來陵前,叫我們注意着。這時候天已快黑了,我們以為敵人總不會今晚上就來吧。

好久沒有下雨,天氣熱得厲害。晚上喬國楨同志到大寨堡有事沒有回來,副主席唐亦民同志回家去了。我和少廷海四個人,拉了幾頁席睡在學校(農協會的辦公地方)的院子裏。臨到天亮的時候才涼快了。我睡得正香,忽聽得從牆外跳進來個啥,我一驚,往起一站,只聽“啪”的一聲槍響,我就順聲倒了下去,接着又是兩槍,從耳邊擦了過去。

我心裏很清醒,知道自己臉上中了槍。敵人以為我已經死了,拉了一頁席蓋在我身上,我也就靜靜躺着,心想只要挨磨得敵人一走,群眾就會來救的。

天明了,敵人把幾個同志綁在樹上,用馬鞭抽打,問喬國楨在哪裏?

這時,我聽見從外邊又拉進來一個人,馬鞭不住地抽着。糟了,一定是老喬。

“姓喬的跑到哪裏去了?”敵人吼叫着。“不知道!”一個很微弱的聲音回答着。

“那姓喬的共產頭常在你家裏住,你不知道?”敵人氣得像狼一樣地號叫着。

“人長兩條腿,會走會跑,我怎麼能知道!你們有本事自己去捉嗎!”這聲音很大,我一聽知道這人是薛育文。他是個窮光棍漢,喬國楨同志常肯在他家裏住。這時知道老喬真的走脫了,我心裏真高興啊!

“弄幾頁板把狗日的埋了,這麼熱的天,一會兒會臭的。”聽聲音知道這是土豪雒彥福。我心裏不禁一驚:“這回怕逃不脫這狗日的手了!”

王厚庵也來了。他問:“打了的是不是喬國楨?”雒說:“不是,沒有弄住。”

王說:“沒有到大寨堡子去找?”不知誰說:“去過了,沒見人。”

“他還能鑽到牛尻子裏去,不把這土匪頭幹掉,實在不能解恨。”他對革命仇氣多大。

太陽偏西了,敵人還沒有走。我一動不動地躺在太陽底下,這時我渾身跟火燎的一樣。

正在這時候,猛的有人把我身上的席揭去了。喊道:“排長,這傢伙還沒有死。”

這一下完了。我渾身鼓足勁,等着槍響。可是,那排長卻說:“沒死,算了!留個活命,又不是頭兒。”

敵人剛一走,群眾就擁了滿院。我媽一進來撲在我身上哭得氣都上不來了。幾個老太太給我熬紅糖水喝,說是怕咽下去血,結在肚子裏。當天連夜就把我送到富平莊裏鎮一個醫院裏。

(四)

住在醫院裏,我心裏總不定,老喬現在怎樣,跑到哪裏去了呢?

有一天,我們村裡一個人來看我。他悄悄對我說:喬國楨和唐亦民同志來看你,到莊裏街上被捉住送到三原押起來了。我一聽,只覺得眼前一黑,昏了過去。醒來后又是兩股眼淚。

我胡思亂想,竟抱怨起他倆來了:為什麼要來呢?就是我死了才只一個。這一下,就是我的傷好了,出去找誰呢?今後的工作又該怎麼進行呢?在醫院裏我實在住不住了,傷一下也好不了,乾脆就回來了。

回來一看,每天到縣裏探望老喬和唐亦民的群眾絡繹不絕。有的從自己家裏打了“石頭干餅”送去,有的在街上買的西瓜送去,保狀呈文送個不停。有的群眾提議,如果喬國楨同志真的犧牲了,要給他修座廟。敵人一時怕惹怒了群眾,對他倆沒敢殺害。後來經許權中同志的營救,才被釋放。

老喬回到我家裏,我倆一見面,那股高興勁就甭說了。但他好像根本沒有遇見過什麼危險似的,反來給我壯膽。他問我:“害怕不?心裏沒有鬆勁吧?”

我說:“有啥害怕的!咱們要革人家的命,敵人自然要弄咱們。有他們就沒有咱們,有咱們他們狗日的也別想活!這才是個開頭,出水再看兩腿泥。豁出這條命也得跟狗日的干到底,回頭路我不走。”

他說:“只要你心裏不含糊就行!我們黨員永遠也不能動搖。的確,這才是個開頭,真正的鬥爭還在後邊哩。看來我們非抓槍杆子不行,我們不能等着挨打呵。”

我問他今後咋辦,他叫我先把傷治好,把基本群眾團結好,等他給陝西省委把情況彙報后,看上級的指示再說。

(原載中共陝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編輯,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86年第一版《大革命時期的陝西地區農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