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家人的幸福和民族的振興而努力

為家人的幸福和民族的振興而努力

我們培養員工從小事關心他人，關心自己的親人，幫助我們的親人就是幫助我們的國家。有良好的個人修養，才會關懷祖國的前途。一個人連父母、家庭都不愛，愛天下未免缺乏真實感。什麼時候你是個中國人呢？當你在任何時候看到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落淚時，你就是個中國人了。北大校慶時，江澤民主席在台上講話，下面眾多老北大人流淚時，我覺得他們是真正的中國人。華為的企業文化是建立在國家文化的基礎上的。只有站在國家的高度去思考問題，才是真正的中國人。

華為以產業報國和科教興國為己任，以公司的發展為所在區域做出貢獻。為偉大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努力。兩部發動機，為國家，也為自己與親人。華為公司不鼓勵員工都去關心國家大事，而是鼓勵員工把本職工作做好。本職工作搞好了，公司發展了，對國家的貢獻大了，國家的大事也就容易解決了。華為經歷了十年的努力，確立了自己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與企業的行為逐步可以統一了，形成了閉合循環。因此，它將會像江河水一樣不斷地自我流動、自我優化，不斷地豐富與完善管理。

——摘自《華為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華為基本法》中，有這樣一段話：“愛祖國、愛人民、愛事業和愛生活是我們凝聚力的源泉。責任意識、創新精神、敬業精神與團結合作精神是我們企業文化的精髓。”在任正非的許多文章中，字裏行間都能感受到他對國家的熱愛，對事業的執着，對家庭的重視，對長輩的尊敬。古代對於成功的人一般用立言、立德、立功三方面來概括，我們可以說，在“立言”與“立功”方面，任正非的成就已經眾所周知；而在“立德”方面，任正非做得同樣出色。

任正非說：“華為及其員工一直把愛祖國、愛人民、愛黨作為自己的企業文化，把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企業興衰、個人得失、家庭幸福看成一條生命鏈。我們倡導全體員工除了努力提高自己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外，還要積极參加各類社會活動，支持社會進步的各項舉措，提高自己的精神素養；積極關心國家，支援希望工程；積极參加搶險救災，熱情捐贈；積極幫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事實正是如此。

在《我的父親母親》中，任正非寫道：“回想起來，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樑。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麼純潔，花上這麼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要求他們，他們達不到也痛苦，而是要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一同來支撐，以物質文明來鞏固精神文明，以一種機制來促使他們主觀上為提高生存質量，客觀上是促進革命，充分發揮他們貢獻的積極性。我主持華為工作后，對待員工，包括辭職的員工都是寬鬆的，我們只選拔有敬業精神，獻身精神，有責任心、使命感的員工進入幹部隊伍，只對高級幹部嚴格要求。這也是親歷了父母的思想改造過程，而形成的寬容的品格。”這裏任正非寫出了自己品格的寬容的一面，他是一個充滿溫情、感情豐富、素養深厚的人。任正非意識到，“是黨和政府營造的宏觀發展環境，是客戶多年來給予的理解和幫助，才使華為從幼小的樹苗成長到今天的規模和水平。”華為是懂得感恩的，同樣華為也以自己的不懈努力，爭取更大的競爭優勢，為員工、為社會、為社區、為國家不斷創造着貢獻。

米高·波特在《戰略與社會：競爭優勢與企業社會責任的聯繫》一文中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分為反應型和戰略型兩種，反應型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即傳統做法；而戰略型企業的社會責任，則是“尋找能為企業和社會創造共享價值的機會，包括價值鏈上的創新和競爭環境的投資”，因為只有通過戰略性地承擔社會責任，企業才能對社會施以最大的積極影響，同時收穫最豐厚的商業利益。

比如，戴爾公司的舊產品回收活動，公益事業宣傳是發起募集舊電腦捐贈給非營利組織的活動；公益事業關聯營銷是當淘汰產品達到三件時，戴爾可以為購買指定產品提供10%的折扣；企業社會營銷則是回收舊打印機；慈善活動是員工可以向多個支持項目捐款；社區志願者活動是員工可以帶薪參加社會義工活動；對社會負責的商業實踐是制定的環保原則、政策和目標的產品設計，等等。

企業社會責任在國外已有了很大發展，也有了相當成熟的理論基礎，但在國內，因為法律環境尚不完備、社會各方對企業的信任度不高，推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環境還很不成熟，企業在社會營銷過程中面臨的難度可能很大。

儘管如此，一個有責任感的企業仍會在明禮誠信、保護環境、文化建設、可持續發展、慈善等方面不斷做出努力，這既是社會對企業的要求，更是企業自身存在價值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