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創作怎樣面對新的世紀

新世紀的曙光正在逐漸顯露出來。在這新的世紀交替的歷史時刻里，人們都在籌劃着用什麼姿態或者準備什麼禮物迎接新世紀的到來。

我們的這一套“黑馬長篇小說叢書”，也是一份獻給新世紀的禮物。因為它從現在起將陸續出版，一直持續到下一個世紀之初，可以說也是一項跨世紀的文學工程。

我並不奢望能從這套叢書中不經意間跑出幾匹黑馬來，在文壇上鬧個紅紅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叢書的作品將有一番新的藝術風采，並有比較穩定比較整齊的藝術質量。

本世紀九十年代在中國文壇上曾經有過那麼一陣子“長篇熱”。在這陣子“長篇熱”中，各級領導倡導和干預，出版機構積極運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齊上陣，各種新聞媒體起勁炒作，的確熱得可以，成為九十年代文壇一大景觀。當然，這陣“長篇熱”的確推動了長篇小說創作，諸如長篇小說數量激增，影響擴大，出現了一些優秀的或比較優秀的作品，出現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新的創作趨勢，等等；不過，真正稱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並不多見，而“長篇熱”熱過了頭又帶來某些領導不重視創作的藝術規律，作家文體意識淡薄、評論評獎庸俗化、書商炒作商品化等種種問題。在“長篇熱”已經熱過了頭，需要降溫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籌劃和推出這麼一套長篇小說叢書，這是需要首先說清楚的。當然，借這個機會也想說說我對長篇小說創作的一些想法，換言之，即談談長篇小說創作怎樣面對新的世紀這麼一個正擺在長篇小說作家和長篇小說研究者、評論者面前的問題。

長篇小說同別的文學體裁一樣，它的藝術質量高低並不取決於寫什麼，而是取決於怎麼寫。寫什麼，亦即題材問題，對於創作的藝術質量當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但是如果把題材即寫什麼的重要性強調得過了頭，尤其是強調到首要的或具有決定意義的地步，那就是違背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的了。在過去特定的歲月里，我們吃過這種“題材決定論”的不少虧，後來又對其進行過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今文壇上，由於種種原因，“題材決定論”有死灰復燃之勢，這個幽靈又在文壇上遊盪。這就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和警惕。我們絕不能再吃“題材決定論”的虧，對於它，無論是原裝的，還是改頭換面喬裝打扮過的，抑或以時髦的口號為掩飾的，統統加以拒絕。在這兒，我不想花費更多的篇幅來剖析幾十年前曾經猖獗一時而今又捲土重來的“題材決定論”，我只想提醒廣大讀者回顧一下中外文學史，在幾千年的文學史長河中，有哪一部優秀作品，或者傳世之作是由於寫了重大題材？是曹雪芹的《紅樓夢》，還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是王實甫的《西廂記》，還是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基於對於題材問題的這種理解，在這套叢書里，我們不想給作家們在題材上劃出“特區”，也不想劃出“禁區”。我們鼓勵作家們去寫他們最熟悉和具有獨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並用獨特的藝術手段來反映或表現這種生活。於是，讀者諸君已經或將要在這套叢中看到的作品，在題材上的確是多樣的，既有寫當下變革中的現實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時間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較重大的題材，諸如決定民族命運的戰爭和當今人們關注的改革事業，也有寫身邊瑣事並從中加以深入開掘的；有作家親歷的生活，也有間接的生活，諸如石鐘山通過歷史文獻資料重寫的關於抗日戰爭後期滇緬戰場野人區的那段生活，等等。總之，我們將在這套叢書讀到的作品，題材是多樣的，也是獨特的。我們想用這些作品來表示我們對題材問題的一種見解，並對“題材決定論”作出嚴肅的拒絕。

決定作品藝術質量的因素很多，諸如作家的生活積累、藝術視野、文化素養、思想水平以及敘述技巧、語言表達能力等等，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藝術思維方式往往被忽視。大量的創作實踐表明，作家的藝術思維方式往往對他的創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導的作用。一個作家在觀察生活、梳理或提煉他從生活中提取的創作素材，尤其是在他進行作品的藝術構思時，都有自己獨特的思維習慣或思維活動的方式，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藝術思維。作家的藝術思維對於他的作品的藝術質量起着重要或主導的作用。在極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們的藝術思維大多是單一的、封閉的；他們往往用一種兩極化、純凈化的思維方式來對待紛紜複雜、多姿多彩的現實生活，把生活純凈化、兩極化。這種思維的定勢大大影響了作品的藝術質量。為了提高作品的藝術質量，必須突破這種純凈化、兩極化的思維定勢，使作家的藝術思維開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現變革中的紛紜複雜的現實生活。讀者諸君從本叢書中讀到的長篇小說，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開放的藝術思維方式來對待生活和構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將有新的藝術風采。

除了上述所論及的題材多樣化和藝術思維開放性外，在這套長篇小說叢書中，我們還提倡作家們有較開闊的文化視野，尤其是有較開闊的藝術視野。在文化上，或者說在藝術上，我們主張中外文化的雜交，中外藝術的嫁接。片面地強調民族化，片面地要求繼承民族傳統，和過於醉心地模仿外來的藝術形式，甚至拜倒在外來藝術的偶像之前，都是不可取的。在這方面，還是要記取魯迅先生的教誨，一是對外來文化遺產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即佔有、選擇、消化；另一方面對傳統文化，既要繼承，又要進行改造，正如他所說的，“舊形式的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見魯迅的《論“舊形式的採用”》一文）這種對傳統文化有所刪除又有所增益的革命性的態度，才是繼承傳統文化的正確的態度。雜交可以產生優良品種，在動物和植物界是這樣，在文化界也是這樣。我們提倡中外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雜交”，希望這種雜交能產生一批從內容到形式都嶄新的藝術品。

小說是一種敘述的藝術，長篇小說尤其如此。一位從事長篇小說創作的作家，不會或不講究敘述的藝術，不講究講故事的技巧，是不可思議的。長篇小說的藝術魅力固然有思想的魅力，人物、形象的魅力和情節的魅力，但在某種意義上，更可以說這是敘述的魅力。本世紀六十年末誕生於法國的作為現代文體學一個重要分支學科的敘述學，幾十年來已經得到相當迅速的發展，成為一門顯學。敘述學的誕生和發展為研究長篇小說的敘述藝術提供了很好的理論參照。八十年代末以來，我國學者陸續翻譯介紹了法國關於敘述學研究的重要論著，對我們的現代文體學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從敘述的角度和敘述的人稱，從敘述的語調到敘述的節奏，從敘述時間到敘述聲音，中外學者關於敘述學研究的新的理論成果完全值得作家們借鑒，並運用到長篇小說創作的實踐中去。我一再呼籲作家們要強化文體意識，在這兒，同樣也要重申這一主張。希望收入這套長篇小說叢書的作品，在文體上，尤其是在敘述藝術、結構藝術和語言藝術上都有新的追求和新的創造。

法國作家喬治杜亞美說過：“現代長篇小說就其本質而言，是精神長篇小說。”（見《法國作家論文學》一書第112頁，三聯書店版）這話是有道理的。如果說，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推進，長篇小說創作是由情節性的長篇向精神性的長篇轉化，亦即由故事化向心靈化轉化的話，那麼，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推進，長篇小說又將有什麼新的轉化呢？這是人們拭目以待和共同關注的。在新的世紀即將到來之際，這種轉化已略露端倪，雖然難以一言以蔽之，但也可以大約可以說出其轉化的趨勢。我以為，這種轉化中，由於作家們文體意識的逐漸強化，重視文本、重視文體創造是一個重要的趨勢。由此我們是否可以預測，即將到來的新的世紀的長篇小說創作，將是一個重視文本、重視文體創作的時代。希望這套長篇小說叢書能更清晰地顯示出這種重視文本、重視文體創造的世紀性的變化。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加盟這套叢書的作家們強化文體意識，重視文體創造。倘能做到這一點，那麼，所有參與這套叢書的作家們和編輯們的勞動也就很有意義了。

1996年盛夏時節，蒙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熱情邀請，我和一批很有創作實力的中青年作家一起在避暑勝地廬山度過一段難忘的日子。在那些日子裏，我們一同登三疊泉，觀廬山瀑布，散步花徑，探訪植物園，一同縱論文壇流史，切磋創作技藝。下山之後，在南昌小住，江西省委和省委宣傳部的領導同志熱情會見我們，並囑我為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主編一套長篇小說叢書。從那時起，在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鄧光東（現為江西省新聞出版局副局長）、關小群、洪安南等領導和有關編輯的支持下，這套叢書開始運作，從籌劃、組稿到編輯審稿，歷時兩年，第一批作品將陸續同廣大讀者見面。按照慣例應由我這忝列主編者寫幾句話作為叢書總序，一再推託拖延終賴不了賬，只好寫了上面這些話，權當叢書的總序，置於每部作品的卷首，和作品一併獻給廣大讀者，懇請讀者和方家批評指正。

1998年7月7日初稿

8月15日改定於北京亞運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