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朋友有先富起來的,比如毛蛋。.WenXueMi.CoM我再一次見他時是在城裏,是他叫住了我。我以為聽錯了,什麼人在叫我呢?回頭看時我有些不敢相信了,這是毛蛋嗎?穿一條又肥又長的褲子,那是流行的喇叭褲,還有一件花格子的西裝,眼上還戴着一個大大的黑黑的眼鏡。他摘下眼鏡我才認出是他,我奇怪地問:“毛蛋,你怎麼這身打扮?”毛蛋說:“嘿哥們!別叫毛蛋了,我的大號現在是孫寶財,孫總經理。”我莫名其妙地問:“你什麼時候當總經理了?哪兒的?”寶財說:“不瞞你說,哥們現在弄了一公司,是大老闆了,你看,這西裝,褲子,還有這眼鏡,都是正宗的美國貨。”他邊說邊在抖動着身體,好象在告訴我他早已不是以前那個毛蛋了,現在也衣冠楚楚地登堂入室了。
我問:“怎麼?你外國的資本家爺爺回來了?”他說:“哪兒啊?我現在弄了個建築隊,這城裏現在建設是真多,我的活兒都干不完的干,現在我可是有的是錢。”他把那個錢說的特別重,似乎在強調,我知道他是這個意思。我說:“那什麼時候有空兒到家裏坐坐。”他說:“行!不過現在不行,我忙得很,得趕緊去工地。”
其實像毛蛋這樣的人應該能富起來,我是這樣想的。在那個時候,所有當時認為是比較有出息的人,是指在工廠、機關,事業單位上班的那些人,他們吃國家糧,可以說是眾人敬仰的,那時候教育孩子都是這樣教育的,“好好學習,爭取考出去,以後一輩子能吃國家糧。”所以這些人都是安份守己的,都是信心十足地守着這份工作,很少有人會走進改革的大潮中,而普通的老百姓,本本分分地又多,他們的思想里就是守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種點糧食,栽幾棵果樹,再在家裏養幾隻雞,幾頭豬等等,他們還是一種小農意識,只要自給自足就行了,對國家的號召是很少有人會響應的。而毛蛋這種人就不一樣了,雖然他也是農民,但從小就遊手好閒,種地閑累,上山怕熱。整天就吊兒浪當的,無所適事。看着別人都能過得比較充裕,而他經常家裏揭不開鍋,他當然不會總是無動於衷。機會來了,在國家一浪高過一浪的宣傳引導下,他就進了城,發現了建築是個缺口,開始他回村裡鼓動了幾個人出來跟他給人家干,後來他逐漸摸出門道了,其實這東西很簡單,他看那些大建築隊也沒有什麼,甚至他覺得手藝還不如自己,只要能把磚放直了,把灰抹平了就行了。關鍵是要看你能不能攬到工程,這可是一門大學問,毛蛋看常了,也就知道了裏面的門路,後來我再見到他時,他和我說起他的創業經歷,他說:“說來你也不信,我那時很簡單,就扯幾個人自立了門戶,我記得第一筆工程是個廠里的車間改造項目,那個廠想把一個倉庫改成加工車間,就是把牆上開幾扇窗,在裏面立幾道牆,再把牆面、地面收拾一下就行了。你知道我是怎麼拿下來的嗎?”我搖搖頭,我怎麼會知道。我想哪個廠會用他們去干,這可是廠里的大工程。他說:“其實很簡單,我就去找到了負責這個項目的副廠長,對他說,‘只要你把工程包給我,你說個數吧!要多少錢我給你多少錢。’結果這工程就是我的了。”我說:“那他就不考慮你們有沒有能力干?”毛蛋說:“唉!這有什麼能不能幹的,都一樣,都一樣。我們能保證驗收合格。”我說:“你們的手藝這麼高?”毛蛋說:“那個驗收不就更好說了,反正房子肯定是倒不了的,就是可能垂直度啦,平面度啦能差點兒,不過不影響使用,給檢驗人員兩條煙就全擺平了。”
所以毛蛋很快就富了起來,隊伍也是越來越大,乾的工程也是越來越大。最近我看到了一份國家的統計數據,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各個文化階層的收入情況。排在首位的是碩士、博士生以上的文憑,我想這個是應該的,在什麼時候都是物已稀為貴,他們的收入肯定是要高的。但令人吃驚的是排在第二位的是只有小學初中文化的人,而大學生排在最後一位!我想這是符合國情的,但卻是不正常的。近二十年來,確實造就了像毛蛋這樣一批富翁,只要有膽量,能鑽空子,他們都發達了。可有沒有人想過由此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呢?當我們還處在戰爭的時候,對人要求最重要的方面是能打仗就行,只要有體力,能在戰場上拼殺,那你就是國家最需要的,國家就給你最高的地位。但當戰爭結束后,要進行經濟建設,要的就不是體力了。但我們卻仍舊在宣揚它的重要性,把它的地位捧得高高在上,那誰還會去從事那些沒有地位,也沒有實際所得的腦力勞動呢?同樣,我們在改革初期,注重的是基礎的發展,要的是敢打敢拼的人,所以造就了一批人的成功,但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在所有人的腦子中,他們的做法就是成功的典範,就是模式,就是榜樣。兒子當時曾對我說過,“上那麼多學幹什麼?我下去自己當老闆去,只要有錢還怕什麼?”是啊!只要有錢我們還怕什麼呢?
鄰居老王不一樣,我覺得他不一樣,我雖然和他接觸的不多,只是平時上下班碰着時打個招呼,或者夏天在街上乘涼時一塊兒聊聊。他是個文藝工作者,妻子說他是作家,可我好象從來沒有見過他寫的什麼東西發表過。他和我一樣一直住着這樣的棚戶,冬天是冷庫,夏天是溫室。他說他以前是教師,後來被調到了文聯工作,不過他還是覺得應該做教師。那次我問他:“你現在多好,不比當教師強?當教師每天還要上課,一站就是四十多分鐘,說得口乾舌噪,而且吸食大量的粉筆沫容易得肺病和吼炎。”老王說:“但那樣我可以向學生傳授知識,不像我現在這樣,我覺得自己就是個廢人。”我說:“怎麼能這麼說呢?你現在可是國家的文藝工作者,要給百姓帶來知識的。”老王說:“我現在能帶來什麼呢?我們的民族還在沉睡,我又有什麼能力呢?”我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他也沒說。
廠子在這個時候也終於堅持不下去了,各方的努力扶持也沒能讓它起死回生,在晃晃悠悠地挺了幾年後,它終於被宣佈要倒閉了。這次是誰也沒有辦法了,不是我去給廠長送禮就可以留下掃廁所那麼回事了。這次是沒有地方留了,連廁所也不需要有人再清掃了。這就算正式沒有工作了?政府沒有能力再給解決,要求各人自找出路。我能做什麼呢?垂頭喪氣地回到家,和妻子把事情一說,出乎我意料,妻子沒有慌亂,反而顯得比我還要沉穩,她說:“下來就下來唄!你那活兒反正也不掙錢,凈在那兒乾耗着。還不如早點兒去干點兒別的。”我沒有發現,妻子的思想在這兩年竟然有了大的轉變,看來她比我更快地適應了市場經濟。我說:“我能幹什麼呢?”妻子吃驚地看着我說:“什麼不能幹?現在掙錢的路那麼多,你想走哪條就走哪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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