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就又回到了附近的超市，隨便買了幾支，提着回家了。老伴兒見我回來了，忙問：“買着了？這小祖宗可在一直盼着呢。”我走到老伴旁邊，在她耳邊低低地說：“這種牌子在我們這兒根本就沒有賣的，我隨便買了幾樣，你就騙騙她吧！”老伴說：“這能行嗎？”我說：“反正她也不認識，就試試吧！要不她鬧起來可沒辦法。”

這個辦法當然行了，這是毫無疑問的，孫女高興地吃着她要的“伊利四個圈”，老伴也高興了，她就怕孫女鬧。我就回到了我的桌子邊，從退休后，我就一直想寫點兒東西，但時間過去這麼長了，我始終不知道自己該寫什麼，經常是寫了撕，再寫再撕，很少有自己滿意的。

我想從自己懂事時寫起，那大概是在十二三歲吧，我的記憶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跑步進入**，集體食堂，大鍊鋼鐵…

我的家鄉在農村，普通的中國小鄉村，那一年，村裏的廣播喇叭每天都吼個不停，我記不清是喊什麼了，我只記得爸爸讓我和弟弟抬着家裏僅有的一口鍋送到生產隊去，那是爸爸剛從鍋台上拆下來的，我有些不可理解，鍋沒了，以後怎麼做飯吃呢？結果爸爸大聲吼着，“讓你送你就送，說那麼多廢話幹什麼？”我只得和弟弟抬着去送，弟弟長得很小，抬鍋很費力，我們就走會兒玩會兒，一里路走了半天，回家還讓爸爸踢了一腳。

後來我們家就真的不再做飯了，我每天都到生產隊臨時搭建的大棚子裏吃飯，媽媽就在那裏面做飯，但是飯卻一天比一天差，有一天我問媽怎麼沒有好吃的，媽說好吃的都在山上沒有人去收拾回來。我問那爸爸呢？媽說他在幹活兒。我問幹什麼？媽說鍊鋼。後來放學后我就到了山上，我發現滿山的地瓜花生，卻沒有人來收，都爛在地里，我不明白，為什麼家裏沒吃的，它們卻爛在山上無人過問？

對於那段記憶我是沒有權利去評判的，因為那時我根本沒有思考的能力，雖然現在有了，但我對當時的事情都忘得差不多了，即使有能記着的，我也不知道記的是不是就是正確。

所以我真正有資格去評論的是從清理走資派、當權派開始的。二伯是村支書，那時他卻整天要戴着高高的紙帽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去遊街。二伯家的牆上被刷滿了標語，二娘每天都哭喪着臉，一聽到街上有敲鑼的聲音，就嚇得渾身發抖。儘管爸爸聲明和二伯斷絕兄弟關係，可我們家還是沒有免遭牽連。我不能戴紅袖章，不能和別人一起去串聯，他們不允許我加入他們的隊伍，所以我沒有在我們的偉大領袖活着的時候到**廣場去見他，我見他時，已是在他逝世二十幾年後了，那一刻我在外面，他在裏面。

那時的鬥爭讓人防不勝防，昨天我記着毛蛋他爸還押着二伯游過街，今天他們家的牆上也被刷上了標語，毛蛋他爸也戴上了紙帽子，脖子上掛着紙牌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沿街遊行。我聽說是毛蛋有個什麼堂爺爺在舊社會到南洋去當了勞工，現在有人說他是大資本家了。後來一次我回鄉下見過毛蛋，問他那個當資本家的爺爺的事兒，他氣的說，“我也一直都在找，如果真能找到，我現在也不用這麼受窮了。”我想他是不可能找到的，因為他根本也沒有那做資本家的爺爺，或許他爺爺早在一次勞工暴動中被軍警打死了。

那段歲月，我真的不想回憶，因為現在想起來，那就是一場夢，甚至還不如一場夢。那時候的人其實都應該是死的，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思維。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覺到那段歲月的沉重，但我不是因為它給我們這一代人造成了傷害，而是那些年毀了我們整個的國家，直到今天，我們始終都沒有走出它所帶來的桎錮。

真正的生活是從改革開放開始的，那時我的兒子都已經上學了，我也通過努力在這所城市找到了工作，在機床廠當了多年的工人了。那一年的確很熱鬧，農村的地都分給了老百姓自己，想種什麼他們自己說著算，而且收入也是他們自己的。城裏更熱鬧，東西再也不用憑票買了，什麼布票、肉票全都不需要了，只要你有錢，你就可以去買。所以在一霎那，錢這個我們以前最不屑一顧的東西成了最硬的通貨。我的錢是固定的，就是每月的工資，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其它收入了。不過我一點兒也不羨慕，錢多了也不是件好事，說不定哪天再定成分，錢又成了區別革命同志和階級敵人的標準。

我住在城裏的“棚戶區”，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像我這樣的外來人口，能有個住處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想起分房這件事，我就覺得一陣的自豪，這可能是我做過的最正確的一件事了。這只是兩間平房，很舊很老了，是以前的工人分房時交出來的私房，他搬樓房了，自己家的平房當然是要捐獻給公家了。按照當時的排名，我是分不到房子的，所以別人都在忙前忙后，急着向廠長家送禮時，我一點兒也沒着急，我想，我急也沒有用，還沒我的份兒。可就在分房子的前夕，不知誰得到消息說，廠里準備蓋一棟樓房，今年就要破土動工，有了這個消息，能分到房子的人都開始沉默起來，他們想的當然是能分到樓房多好，誰還會要這舊平房。我不這麼想，因為我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和別人比，也別想那麼多，能搬出這集體宿舍，有這平房也就不錯了。所以等報名結束時，名單上就我一個人，房子自然而然是我的了。當時有人說，真傻冒，等着分樓房多好。只是事情和他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廠里並沒有蓋樓房，因為廠里連工資都快發不出了，還哪兒來的錢蓋樓房？廠子的效益大幅滑坡，原因是我們的產品賣不出去了，國外的產品技術水平既高，價格又便宜，一下子將我們的市場完全佔領。

我印象最深的是廠長的臉，從那天開始就再沒有見他笑過，幾個月後他被調走，同事傳言調到局裏出任什麼領導去了。後來我見過他，那是他走後好幾年的事了，我在街上碰到他，他騎着一輛“大金鹿”，見到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問廠長上哪兒去，他說沒事兒，去買點兒菜。再後來，同事們都紛紛傳言說，老廠長並沒有陞官，他把一個廠帶垮了，又怎麼可能陞官呢？上面把他調走後給他安排了個閑職，沒幾年他就退休了，現在他在農貿市場販賣海產品，有人在那兒見過他，穿着中山裝，拿着一桿稱，在那兒賣扇貝。我覺得這可能是真的，因為我見他那次就覺得他身上一股很濃的腥味。同事們都在感慨，想當年這也是風雲一時的人物，出入做的都是進口轎車，現在他只能騎自行車，去做了一名小販。可生活就是這樣，你必須要活下去，所以為了錢，沒有什麼不能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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