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巴勒斯坦
所羅門石柱
從埃及到以色列確實不容易，我們在兩國邊關辦手續，整整折騰了六個小時。倒也沒有任何怨言，因為這是“出埃及”，如果輕而易舉，反而覺得失重。
從荒涼的西奈半島進入以色列，實在是對比強烈。埃拉特（Eilat）不僅美麗，而且現代，讓人不敢相信自己剛剛從“海已枯而石未爛”的地方走出。
以色列的國土像一把錐子，埃拉特正好在錐子的頂端。經昨天晚上一覺酣睡，今天一早就匆忙北上，目標是將近三百公裡外的耶路撒冷。但是，上路不久就停下了，因為我們發現了一個叫做“所羅門石柱”的所在。
所羅門（DavidSolomon）這個名字對我很有吸引力，他是猶太民族歷史上堪稱劃時代的英雄大衛的小兒子。所羅門繼承大衛統治希伯來王國，開創了猶太民族百世回味的黃金時代。那麼，他的“石柱”是怎麼回事？
走近一看，原來是所羅門時代的一個銅礦。銅礦正面山崖上，有幾個天然岩柱。
我吃力地爬上岩柱邊的陡坡向下俯瞰，一張幽遠的歷史年表在眼前翻卷。我想：猶太人也真是太不容易了。所羅門王朝輝煌於公元前十世紀，離現在已經足足有三千年了；如果再往前追索，希伯來人在亞伯拉罕（Abraham）的帶領下從美索不達米亞遷居阿拉伯沙漠，創造早期猶太文明，已經是三千八百年前的事了。連我們前幾天提起過的摩西帶領部屬出埃及，也已有三千三百年。這也就是說，猶太人在公元十世紀之前，花了一千年左右的時間，已經把自己的故事演繹得非常壯麗。這故事裏有感人的精神、決絕的舉動和奢華的建設，絕不比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遜色。
他們最讓人佩服的地方，是為了民族解放不惜一次次大遷移。不管走再遠的路，只要落腳，就能快速創造出一個優於別人的生態。如果哪一天發現這種生態中還有被奴役的成分，那麼，他們寧肯放棄，再一次選擇流浪。
但是，真不知道命運為什麼對這個民族如此不公，居然有那麼多巨大的災禍接二連三地降落在他們頭上。驅逐、殺戮、奴役，怎麼也擺脫不了。
我腳下，所羅門時代的繁華安然長眠，偉大的英雄們不知道自己身後居然會發生這麼多驚天動地的大事——
公元前六世紀猶太王國遭巴比倫洗劫，數萬人被押往巴比倫，成為歷史學上的一個專用名詞：巴比倫之囚；
從公元前一世紀開始，羅馬人一次次攻陷耶路撒冷，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寧肯集體自殺也不投降，剩下的只能逃亡異鄉。但幾乎到任何一個地方都遭到迫害，即便在羅馬滅亡后的中世紀，猶太人的處境仍然駭人聽聞；
直到二十世紀中期，希特拉還在歐洲殺戮了六百萬猶太人，僅奧斯維辛集中營在一九四三年就處死了二百五十萬猶太人。這一血淋淋的史實，終於撼動了現代人的良知。
猶太人屢遭迫害的原因很多，但後來他們明白，沒有祖國是一個重要因素。以色列是他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個國家，多少血火情仇都在這裏濃縮。我走在這裏的每一步都牽動着心頭的一個大問題：人類，為什麼如此對同類過不去？
猶太民族不大，但由於災難和流浪，他們的身影遠遠超過了那些安居樂業的人群。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都能隱隱聽到他們的歌聲：
啊，耶路撒冷！
要是我忘了你，
願我的雙手枯萎，不再彈琴；
要是我忘了你，
願我的舌頭僵硬，不再歌吟！
在全球的反猶狂潮中，倒是我們中國人表現出了一種貌似木訥的寬容和善良。從宋代朝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上海，都善待了猶太流浪者。結果，希伯來文融入了河南方言，又融入了上海口音，由黃河、長江負載着，流入大海，去呼喚遙遠的親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從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
向誰爭奪
四周是茫茫沙漠，但一個個種植棚卻出現了，棚外滾動着遺落的香瓜和西紅柿。不久見到了村莊，綠樹茂密、鮮花明麗，但一看花樹根部，仍然是灼灼黃沙。
我們鑽進一個棚，主人要我們蹲下身來看他們種植的秘密。地下仍然是沙，有一根長長的水管沿根通過，每隔一小截就有一個滴水的噴口，加入了肥料的清水一滴不浪費地直輸每棵植物。
由沙漠和沼澤組成的以色列，在自然資源上排在整個中東的後面。但短短几十年間，它的農業產品增加十六倍，不僅充分自足，而且大量出口歐洲。無數個歐洲家庭，每天都離不開來自以色列沙漠的果品和鮮花。
多年以來，中東地區戰亂不斷。大家不知說了多少話，生了多少氣，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而且至今尚未看到停息的跡象。站在這裏我想，以色列人在沙漠裏拓展種植的奮鬥，要比任何軍事佔領都更有意義。人類應該爭奪的對象，是沙漠，而不是他人。
當人們終於懂得，籠罩荒原的不應該是戰火而應該是暖棚，播灑沙漠的不應該是鮮血而應該是清泉，一切就走上正路了。
就我個人而言，實在有點好笑，長期以來對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摩薩德”欽佩不已，因為它居然可以在敵方的眼皮底下把人家新研製的軍用飛機和導彈整架、整批地偷出來，甚至一夜之間把對方的雷達站囫圇搬到自己一方，簡直像神話一般。自從進入以色列以來，滿街可以看到英姿颯爽的持槍士兵，男女都有。但是，只要看到街邊那些不穿軍裝卻又特別深沉的男人，或特別漂亮的女人，我都會多看幾眼，心中暗暗猜測：“是摩薩德嗎？”
人折騰人，人擺佈人，人報復人，這種本事，幾千年來也真被人類磨礪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但我實在不知道該不該把它划入文明發展史。如果不划入，許多智慧故事、歷史事件便無處落腳；如果划入，文明和野蠻就會分不清界限。
其實，人折騰人的本事，要算中國最發達。但是如果今天要用最簡明的線索來描繪中華文明，只要是正派的學者，一定會把這種本事擱置在一邊。
我真想把中國的這種體驗告訴以色列朋友，同時也告訴他們的對手。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從埃拉特前往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館
年老的你
去耶路撒冷，有一半路要貼着死海而行。
死海是地球上最低的窪地，湖面低於海拔三百多米，湖深又是好幾百米，基本上是地球的一個大裂痕。
水中所含鹽分，是一般海水的六倍，魚類無法生存，當然也不會有漁船，一片死寂，因此有了死海這個名字。
現在死海是以色列、約旦的邊境所在，湖面各分其半，成了軍事要地，更不會有其他船隻，死得更加徹底。
但是，死海之美，也不可重複。
下午五時，我們來到了死海西岸的一個高坡。高坡西側的絕壁把夕陽、晚霞全部遮住了，只留下東方已經升起的月亮。這時的死海，既要輝映晚霞，又要投影明月，本已非常奇麗，誰料它由於深陷低地，水汽無從發散，全然朦朧成了夢境。
一切物象都在比賽着淡，明月淡，水中的月影更淡。嵌在中間的山脈本應濃一點，卻也變成一痕淡紫。從西邊反射過來的霞光，在淡紫的外緣加了幾分暖意。這樣一來，水天之間一派寥廓，不再有物象，更不再有細節。我想，如果把東山魁夷最朦朧的山水畫在它未乾之時再用清水漂洗一次，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色。
這種景色，放在通向耶路撒冷的路邊，再合適不過。
走完了死海，朝西一拐，方向正對耶路撒冷。這時，很多丘陵迎面奔來，一座又一座，腳下的道路也不斷盤旋。夜色蒼茫間只見老石斑駁，提醒你這條路從太遠的歷史延伸出來，切莫隨意了。
世界上沒有另一座城市遭受過這麼多次的災難。它曾毀滅過八次，即便已經成了廢墟，毀城者還要用犁再鏟一遍，不留下任何一絲痕迹。但它又一次次重建，終於又成了世界上被投注信仰最多的城市。
猶太教說，這是古代猶太王國的首都，也是他們的宗教聖殿所在；
基督教說，這是耶穌傳教、犧牲、復活的地方，當然是無可替代的聖地；
伊斯蘭教說，這是穆罕默德登天聆聽真主安拉祝福和啟示的聖城，因此有世界上第一等的清真寺。
三大宗教都把自己的精神終端集中到這裏，它實在超重得氣喘吁吁了。
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極端主義乘虛而入。於是，神聖的耶路撒冷，在現代又成為最大的是非之地。
有人說，在今天，世界的麻煩在中東，中東的麻煩在阿以，阿以的麻煩在耶路撒冷。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耶路撒冷，我實在無法描述走近你時的心情。
也許，年老的你，最有資格嘲笑人類？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館
神的花園
今天要去的地方，是巴勒斯坦管轄的傑里科。
剛出發就遇到了一位名叫阿蒙·雅各布（ArmonJacob）的歷史學博士，以色列人，樂呵呵的滿臉大鬍子。他最想把此地的古今事迹介紹給外國人，於是便請他上了我們的車。
傑里科（Jericho），在《聖經》裏稱作耶利哥，阿拉伯的名稱叫埃里哈（Ariha），在耶路撒冷北部四十五公里。這是整個巴勒斯坦發展較快的地方，但與以色列管轄的地區相比，生活方式的差別還是判若天壤。說實話，極度的貧困和混亂，讓我們不好意思多看。
以前就知道，這裏經常發生衝突。我們小心停車，慢慢下來，沒想到轉眼間街上的多數人都圍過來觀看。他們衣履不整、態度友善，但圍觀時間一長，卻使我們隱隱感到一種巨大的不安。
在正常的生活環境裏，人們見到外國人只是掃一眼罷了。如果大家都對任何陌生信號有一種超常的敏感，那一定是長期不安定的結果。而且，還會釀發新的不安定。
除了不大的市中心外，其他地方的房子，有很多只有門洞和窗洞，卻沒有門窗。看上去，這種房子就像睜着惶恐而委屈的眼，一直沒合上。
雅各布不斷催我們趕快離開。我們問他為什麼，他用英語說：“人生苦短，為何要冒這個險？”
但奇怪的是，他作為以色列人，卻與當地的巴勒斯坦警察關係友好，互相神色詭秘地打招呼。他對我們解釋說：“我和這裏的警察局長是朋友。民間其實並不對抗，比較麻煩的是雙方的政治極端分子。”
恐怕沒有這麼簡單。在我看來，巴以衝突牽涉很廣。政治家敏感於主權歸屬，文化人敏感於歷史倫理，老百姓敏感於生態差異。其中，最根本的是生態差異，包括生命節奏、教育背景、風俗特點、衛生習慣、心理走向都不一樣。在這一切的背後，又都潛藏着世代的自尊和委屈，因而必然產生麻煩。
即使只是生活習慣上的互相鄙視，甚至只鄙視在眼神里，其實也是一種文化衝突。政治衝突、軍事衝突都是對文化衝突的故意誇張，看起來很激烈，實際上反而比文化衝突更容易解決。我們現在都看到了，世界上很多曾經尖銳衝突的地方，現在都已經紛紛和解，原因是它們之間的文化生態能夠溝通。但是以巴衝突至今沒有看出和解的希望，再過多少年也不樂觀。原因也恰恰是文化生態上的不可調和。
離城區不遠，我們看到了傑里科古城遺址。考古證明，這座古城存在於公元前八千年，距今正好一萬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我下到一個考古坑裏，仔細地看了一座觀察塔的遺迹，心想早在一萬年前人們已在驕傲地守望着這座城市了，而現在的城市竟然還那樣破敗和危險。
據《聖經》記載，古代猶太人渡紅海、出埃及，從西奈沙漠進入約旦河流域，首先是攻克此城，才定居迦南（Canaan）地區的。有關攻克此城的故事，記得詳盡、生動，讀了很難忘記。
傑里科歷來被稱為“神的花園”，我也曾經在一些想當然的現代書籍中讀到過對它出神入化的描繪。今天我站在它面前，說不出一句話。處在生態對抗和精神對抗的第一線，再悠久的歷史也只能枯萎。這裏現在很少有其他美麗，只有幾叢從“神的花園”里遺落的花，在飛揚的塵土間，一年年花開花落，鮮艷了一萬年。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從耶路撒冷繼續向北，夜宿加里利湖（SeaofGalilee）畔的NofGinosar旅館
每一步都面對孩子
告別傑里科之後往北，很快就到了大名鼎鼎的“約旦西河岸”。
約旦河見不到水，河谷中心有一些綠色的植物，兩邊都是荒山野地。一道又一道的鐵絲網連接着，一路上很少有正常生活的跡象。
鐵絲網很細密，直封地底，連蛇也爬不過來。
路旁經常出現軍車，士兵們見到我們這一溜吉普，都打招呼，以為又來了軍事觀察團。其實我們連車牌都來不及申請到，只怕被他們“觀察”到什麼。
前面有一個大關卡，我們再一次為車子的牌照懸起了心。幾個軍人要我們停車，很負責地把頭伸進車窗，仔細地打量了一遍車內的情況，就放行了。他們檢查了一切，唯獨忘了看車牌。
於是，我們進入了戈蘭高地。
高地先是堵在我們路東，一道長長的山壁，褐黃相間，偶有綠色。待到我們漸漸翻了上去，它就成了腳下高低起伏的坡地，有軍營、炮車、坦克。很多地方掛着一塊三角黃牌，寫明有地雷，那兒就雜草叢生。
走着走着，我們已進入了以色列與敘利亞之間的隔離區。這時天色已晚，遇到一個鐵絲網重重翻卷的關口就過不去了。抬頭一看，寫着UNonly，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哨所，過了關口就是敘利亞。
哨所上沒見到有人影，我們很想拍攝這個關口，但光線太暗，只得把吉普車的前燈全部開亮，兩台攝像機同時開動。這事想起來十分危險，如果隱蔽在什麼地方的哨兵看到了這個景象又搞不清是怎麼回事，沒準會向我們開槍。
雅各布博士自信地搖頭，說：“不會。這個關口的守衛者是奧地利官兵，現在一定喝醉了酒在睡覺。有一次我摸上崗樓還叫不醒他們，就順手拿起他們的槍放了兩槍，他們才醒。”
我們笑了，覺得雅各布一定在吹牛，因此，也沒有為難他再次去摸哨放槍，只管趁着夜色下山，找旅館睡了。
今天一早醒來，還是放不下戈蘭高地，覺得昨天晚上黑森森的沒看清什麼，應該再去一次。
先到昨天晚上打亮車燈的那個關口，看見已經站着一位威武的哨兵。一問，果然是奧地利的，雅各布調皮地朝我們眨眨眼，意思是“我沒吹牛吧”？但我們誰也沒有問那位士兵，昨夜是否喝醉了。
然後我們登上一個高處，可以鳥瞰四周。眼下有一座被當代戰火所毀滅的城市遺址，斷垣殘壁清晰可見，讓一切當代人的目光都無法躲避。
我把目光移向遠處，突然想到，北方叢山背後，應該是紀伯倫的家鄉。
這位歌唱愛的詩人，我在十幾歲時就着迷了。不知他的墓園，是否完好？
下了戈蘭高地，我們一行又向西南奔馳，去拜謁耶穌的家鄉拿撒勒（Nazareth）。
耶穌在伯利恆（Bethlehem）出生后隨家逃往埃及，后又返回拿撒勒度過童年，長大后又在那裏傳教。拿撒勒有一座天主報喜教堂，紀念天使向聖母預告耶穌即將降生的消息。
這個教堂經過徹底重建，把古迹和現代融於一體。現代拿出來的，反而是不加雕飾的原始形態，來烘托精緻斑駁的古迹。在愛的領域，古今、文野、高低，沒有界限。
教堂門口出現了一隊隊前來參拜的小學生，穿着雪白的制服，在老師的帶領下一路唱着悅耳的聖詩。讓人眼睛一亮的是，老師是倒着身子步步後退的。她們用笑臉對着孩子，用背脊為孩子們開路，周圍的人群也都為他們讓出了一條道。
真不願相信，這些天真可愛的生命遲早也要去承受民族紛爭的苦難。
我想，上一代應該像這些老師，不是高舉自己偏仄的口號讓孩子們追隨，而是反過來，每一步都面對孩子，步步後退。只要面對孩子，一切都好辦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夜宿加里利湖畔NofGinosar旅館
寫三遍和平
今天去以色列最大的經濟、文化中心特拉維夫，半道上曾在兩個地方停留。
先看到的是一座十字軍的城堡。我爬上城牆，看到上方是城垛、箭孔，下方是飲戰馬的水槽，為防戰馬失蹄而鑿下深深紋路的石板。再仔細看，發現城堡的建築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是羅馬式的精緻殘柱。泥石裹住了破碎的輝煌，這就構成了深刻的象徵，讓人聯想到，野蠻如何裹脅了文明。
我終於第一次看到了進攻性的城堡。此前看到過的一切城堡，都是防守型的。進攻性城堡的特點，一是小，可以快速建造，快速放棄；二是只駐紮兵馬，沒有正常居民；三是建造的材料大量取自於剛剛被毀的建築，具有強烈的破壞色彩。
在中國，我至今沒見過一個進攻性城堡。即便是萬里長城，也只是坦蕩蕩的一堵單面外牆，築在自家門口，不存在任何侵略含義。這已經是民族精神的象徵造型，永久性地嘲笑着一撥撥幻想狀態的“中國威脅論”。
第二個地方離特拉維夫很近，叫雅法（Yafo），一座已有三千多年歷史的港口小城，它的名字曾出現在《聖經》中。
當初，所羅門王朝在耶路撒冷建造聖殿，所用木材就是經由雅法港口轉運的。這座小城直到近代，還記錄了一場大衝突、大驅逐、大遷徙。
一九○九年，這座小城的猶太人都紛紛離開了，不得不到北部不遠處去開闢新的居住地。由此可見他們當時與阿拉伯人衝突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這個新的居住地，就是今天舉世聞名的特拉維夫。
那麼，雅法和特拉維夫，構成了一部怨仇難解的“雙城記”悲劇。
在雅法臨海的聖彼得修道院近旁，我們發現了一條最動人的小街。起伏彎曲、層層疊疊，結構隱蔽，一看就知道是一些躲避戰亂、又捨不得離開的居民搭建的。直到今天，一個個小門洞裏還可找到雅緻的小店鋪、作坊和家庭式博物館。你看，即便在惡潮般的動蕩中，人們對尋常生活的渴求，仍然像血管般彎曲而強勁。
使一座傷殘的城市慢慢復元的，並不是什麼痛快的復仇計劃，而是普通民眾對尋常生活的渴求。
到特拉維夫的第一件事，去看拉賓廣場。拉賓遇刺已整整四年，回想那時在遙遠的中國，我和妻子一聽到這個消息就為他流過眼淚。
先找到特拉維夫政府大樓，登上他那天演講的平台。然後順着他那天的路線，朝東北方向的露天樓梯下樓，一共二十六級。樓梯底下，就是他倒下的地方。一個年輕的極端分子，永遠切斷了老人呼喚和平的聲音。
這地方現在有一個三十平方米左右的黑色大理石祭壇，祭壇前的石碑上刻着：就在這個地方，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以色列總理拉賓遇刺身亡。
祭壇中央壘着大塊的黑石，前方三個玻璃罩里，點着很多蠟燭。我們俯下身去，點燭、獻花。以色列人默默地看着我們。中國人在這裏做這樣的事，還比較罕見。
遇刺地點北側是一條小路，路邊長長的牆上密密麻麻留着大量祭奠者的題詞。由於太多太亂，當局正在用水龍頭沖洗，以保持祭壇附近的整齊肅穆。
我對這些題詞很感興趣，便一把拉過妻子，來到水龍頭還沒有沖洗的最後一塊牆上去辨讀。沖洗鄰牆的水珠已灑落在我們頭上，我們不管，滿臉濕漉漉地在希伯來文、阿拉伯文中間尋找英文，我一句句翻譯給妻子聽：
我的兒子出生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你倒下的那天，他現在已經知道你，並將生活在你帶來的和平中。我們全家感激你……
事件發生的那年我還不知道你倒下的意義，但這幾年我明白了。這個國家需要你……
生在你這樣偉大的人物身旁，居然還有人與愛為敵，向你舉槍，真是可恥……
給和平一個機會吧……
世界不會忘記……
妻子說，我們也寫吧，儘管明天就可能被沖洗掉。
我說對，寫。
於是我找了一個空白處，用大大的中文字寫了三遍“和平”，然後簽名，再用英文註明，我們來自中國。
在充滿戰爭狂熱的土地上，真正的英雄並不坐在坦克里，也不捧着炸藥躲在街角，而是那些冒死呼喚和平的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以色列特拉維夫，夜宿Mercure旅館
交纏的聖地
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一腳踏進舊城，濃濃的一個中世紀。
陰暗恐怖的城門，開啟出無數巷道，狹小擁擠，小鋪如麻。所有的人都被警告要密切注意安全，使我們對每一個彎曲、每一扇小門都心存疑懼。
腳下的路石經過千年磨礪，溜滑而又不平，四周瀰漫的氣味，彷彿來自悠遠的洞窟。
不知走了多久，突然一片敞亮。眼前一個廣場，廣場那端便是著名的哭牆（WailingWall），猶太教的最高聖地。
這堵牆曾是猶太王國第二聖殿圍牆的一部分，羅馬人在毀城之時為了保存證據，故意留下。以後千年流落的猶太人一想到這堵牆，就悲憤難言。直到現代戰爭中，猶太士兵抵達這堵牆時仍然是號啕一片，我見過那些感人的照片。
靠近哭牆，男女必須分於兩端，中間有柵欄隔開。
在牆跟前，無數的猶太人以頭抵着牆石，左手握經書，右手捫胸口，誦經祈禱，身子微微擺動。念完一段，便用嘴親吻牆石，然後向石縫裏塞進一張早就寫好的小紙條。紙條上寫什麼，別人不會知道，猶太人說這是寄給上帝的密信。於是我也學着他們，在祈禱之後寄了一封。
背後有歌聲，扭頭一看，是猶太人在給男孩子做“成人禮”，調子已經比較歡悅。於是，哭聲、歌聲、誦經聲、嘆息聲全都匯於牆下，一個民族在這裏傾吐一種壓抑千年的心情。
哭牆的右側有一條上坡路，剛攀登幾步就見到了金光閃閃的巨大圓頂，這是伊斯蘭教的聖地，叫金頂岩石清真寺，也簡稱為岩石圓頂（DomeofRock）。它的對面，還有一座銀頂清真寺。兩寺均建於公元七世紀阿拉伯軍隊征服耶路撒冷之後。
我們在金頂岩石清真寺門口脫下鞋子，恭恭敬敬地赤腳進入。只見巨大的頂穹華美精緻、金碧輝煌，地上鋪着厚厚的毛毯。
中間一個深褐色的圍欄很高，踮腳一看，圍的是一塊灰白色的巨石。相傳，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德由此升天。
巨石下有一個洞窟，有樓梯可下，虔誠的穆斯林在裏邊禮拜。
伊斯蘭教對耶路撒冷十分重視，有一個時期這是他們每天禮拜的方向。直到現在，這裏仍然是除麥加和麥地那之外的另一個重要聖地。走出金頂岩石清真寺我環顧四周，發覺伊斯蘭教的這個聖地，開闊、高爽、明朗，在全城之中得天獨厚，猶太教的哭牆只在它的腳下。
兩個宗教聖地正緊緊地交纏着，第三個宗教——基督教的聖地也盤旋出來了。盤旋的方式是一條曲曲折折的小路，相傳耶穌被當局處死之前，曾背着十字架在這條路上遊街示眾。
目前正在特拉維夫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荊傑先生熟悉這條路，熱情地帶領我們走了一遍。
先是耶穌被鞭打併被戴上荊冠的地方，然後是他背負十字架遊街時幾次跌倒的處所，每處都有紀念標記。相傳在他遊街的半道上曾在一個小街口遇到母親瑪麗亞，現在這個小街口有一個浮雕，浮雕中兩人的眼神坦然而悲愴，凝然直視，讓人感動。
最後，到了一個山坡，當年的刑場。從公元四世紀開始，這裏建造了一個聖墓教堂。教堂入口處有一方耶穌的停屍石，赭白相間，被後人撫摸得如同檀木。兩位年老的婦女跪在那裏飲泣，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也都跪在兩旁。
基督教把這條長長的小路稱作悲哀之路（ViaDolorosa），也簡稱苦路。這條路在經歷那麼漫長的歷史之後仍然不加任何現代修飾，老模老樣地讓人走一走，想一想。它平靜而又強烈地告訴我們：無罪的耶穌被有罪的人們宣判為有罪，他就背起十字架，反替人們贖罪。
那麼，這條路，幾乎成了《聖經》的易讀文本。
任何像樣的宗教在創始之時總有一種清澈的悲劇意識，而在發展過程中又都因為民族問題而歷盡艱辛，承受了巨大的委屈。
結果，誰都有千言萬語，誰都又欲哭無聲。
這種宗教悲情有多種走向。取其上者，在人類的意義上走向崇高；取其下者，在狹窄的意氣中陷於爭鬥。
但是，如果讓狹窄的意氣爭鬥與宗教感情伴隨在一起，事情就嚴重了。宗教感情中必然包含着一種久遠的使命，一種不假思索的奉獻，一種集體投入的犧牲，因此最容易走向極端，無法控制。這就使宗教極端主義比其他種種極端主義都更加危險。從古到今，世界上最難化解的衝突，就是宗教極端主義。
走在耶路撒冷的任何角落我都在想，中華文明的長久延續，正與它拒絕了宗教極端主義有關。中華文明也常常走向極端，但是由於不是宗教極端主義，因此很難持續。
從哭牆攀登到清真寺的坡路上，看到一群阿拉伯女學生，聚集在高處的一個豁口上，俯看着哭牆前的猶太人。她們的眼神中沒有任何仇恨和鄙視，只是一派清純，好奇地想着什麼。她們發覺背後有人，驚恐回頭，怕受到長輩的指責，或受到猶太人的阻止。但看到的是一群中國人，她們放心地笑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館
警惕玩弄歷史的人
今天去加沙地帶。
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區，一到關口，就感到氣氛比約旦河西岸和戈蘭高地還要緊張。
迎面是一個架勢很大的藍灰色關卡，以色列士兵荷槍實彈地站了三個層次。頭頂崗樓上的機槍，正對準路口。遠遠望進去，經過一個隔離空間，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關卡。
這裏要查驗護照，但誰都知道，護照上一旦出現了以色列的簽證，以後再要進阿拉伯的其他國家就困難了。因此，前幾天從埃及進關的時候用的是集體臨時簽證，但那份簽證今天並沒有帶在身邊。於是，我們這幫人究竟是怎麼進入以色列的，都成了疑問。更麻煩的是，幾輛吉普車無牌照行駛的問題，在這裏也混不過去了。
有一輛警車朝我們的車隊駛來，警車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看派頭，級別不低。他不下車，只是用沉悶的男低音調侃我們：“你們，居然連什麼文件也沒有？沒有簽證，沒有車牌，沒有通行許可？”
他大概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車隊，聳聳肩，不再說什麼，只讓我們自己得出結論。
想不出別的辦法，只能打電話找中國駐巴勒斯坦辦事處。不多久，常毅參贊和他的夫人潘德琴女士就開着車來到了關口。幾經交涉，以色列警官終於同意我們幾個人坐着辦事處的外交公務車進去。
車子駛過巴勒斯坦關口，倒不必再停下檢查。我們向憨厚的士兵們招了招手，他們咧嘴一笑，就過去了。
加沙地區的景象，與傑里科差不多。我們先到一個難民營，難民主要是一九六七年戰爭中失去家園的各地阿拉伯人。由於已經過了三十多年，現在也已形成了一個社區。滿眼是無數赤着腳向我奔來的孩子，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慣例，逃難過來的已是他們祖父一代了。
生活一看就知道非常貧困。但巴勒斯坦電視台的朋友用宣傳的口氣說，與三十年前相比，已經發生很大變化。
我問，這麼大的難民區是由什麼樣的機構管理的？
他們說，是居民委員會。
我再問，居民委員會上面是什麼機構？
他們指了指街口說：他。
我一看街口，是阿拉法特的巨幅畫像。
加沙地區被以色列包圍着，阿拉伯人進出很不容易；但在以色列看來，他們整個國家都被阿拉伯世界包圍着。既然這樣，有一群固執的猶太人乾脆住進了加沙地區，決不搬走。
這就構成了一圈又一圈的包圍網：你包圍我，我包圍你，你深入我，我深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斷，離不開，扯不清。
雙方都有一筆冤屈賬，互相都有幾把殺手鐧。就像兩位搬不了家的鄰居，把傷疤結在一起了。
很想去看看加沙境內的猶太人居住點。這樣的居住點，像嵌在敵方肌體上的一枚枚釘子，追求的是一種政治上的象徵意義。對方當然也不會讓這些釘子好過，歷來衝突不斷，結果全都成了“前線”。我們過去一看，發現有鐵絲網、崗樓、探照燈包圍着。我們想走近一點，阿拉伯朋友說，這已經是最近了，再近他們就會射擊。其實，每一個定居點裏只住了十幾個猶太人，保衛的軍警數量與他們差不多。
我站在路邊看着這一圈圈互相包圍的網，覺得這是人類困境的縮影。從宏觀上說，這是歷史上所有悲劇中最大的悲劇。
事情開始時可能各有是非，時間一長早已煙霧茫茫。如果請一些外來的調解者來裁判歷史曲直，其實也非常冒險，因為這樣反而會使雙方建立起自己的訴說系統，倒把本該遺忘的恩怨重新強化了。
我在這裏，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方的朋友都作了深入的交談，產生了一個簡單的想法：他們都應該多一點遺忘，擱置歷史情緒，用現代政治智慧，設計出解決方案。
記性太好，很是礙事。
歷史有很多層次，有良知的歷史學家要告訴人們的，是真正不該遺忘的那些內容。但在很多時候，歷史也會被人利用，成為混淆主次、增添仇恨的工具，因此應該警惕。特別應該警惕那種煽風點火的“知識分子”，他們貌似充滿激情，其實早已失去良知。
幾個文明古國的現代步履艱難，其中一個原因，是玩弄歷史的人太多。
歷史只有從細密的皺紋里擺脫出來，才能回復自己剛健的輪廓。
為了加深對這一個問題的思考，決定明天去參觀城西的大屠殺紀念館。那裏，供奉着全人類共同確認的一些原則，可以讓我們明白，歷史的哪些部位才不該遺忘。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加沙地區，夜宿耶路撒冷Remaissance旅館
尋找底線
大屠殺紀念館坐落在耶路撒冷城西的赫哲山旁，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納粹屠殺的六百萬猶太人。
進入主廳，每個男人都要從一位老漢手中接過一頂黑色小紙帽戴上。主廳黝暗，像一個巨大的洞窟。屋頂有一扇窗，一束光亮進入，直照地下一座長明火炬。火焰燃得寧靜，邊上鐫刻着那些“現代地獄”的地名。
中間有一個小小的講台。每年五月的一天，以色列的總統和總理都會站到這裏。全城汽笛長鳴，各行各業立即停止一切工作，悼念兩分鐘。
離開主廳時，我把黑紙帽還給門口的老漢，說聲謝謝，老漢點一點頭，用渾濁的眼睛看着我，然後指了指東邊。東邊，我沒有料到，會有一個讓我淚流不止的所在。
那是一座原石結構的建築，門口用英文寫着：亞伯拉罕先生和他的妻子伊蒂塔，建造此館紀念他們的兒子尤賽爾（Uziel），尤賽爾一九四四年在奧斯維辛被殺害。
但是，這並不僅僅是一個私人的紀念，因為緊接着還有一行觸目驚心的字：紀念被納粹殺害的一百五十萬名猶太兒童。
進入這個紀念館要經過一條向下延伸的原石甬道，就像進入最尊貴的法老的墓道。所有的人都低着頭沉重地往前走，一拐彎，就看到甬道盡頭一幅真人大小的浮雕。是一張極其天真愉快的兒童的臉，年齡在三四歲之間，浮雕下寫着他的名字：尤賽爾。
年邁的父母在自己死亡前做了一件最有重量的事情：用這麼多石頭留住了兒子的笑臉。
從尤賽爾的浮雕像再向里一轉，我肯定，所有的人都會像釘子一樣釘在地上動彈不得。因為在眼前一片漆黑的背景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兒童笑容。男孩，女孩，微笑的，大笑的，裝大人樣的，撒嬌的，調皮的都有。短髮似乎在笑聲中抖動，機靈全都在眼角中閃出。但他們，全被殺害了！
這些從遺物中找到的照片，不是用憤怒，不是用呼喊，而是用笑容面對你，你只能用淚眼凝視，一動不動，連拿手帕的動作都覺得是多餘。
我不敢看周圍，但已經感覺到，右邊的老人已哽咽得喘不過氣來，左邊一個年輕的妻子一頭扎在丈夫懷裏，丈夫一隻手擦着自己的眼淚，一隻手慰撫着她的頭髮。
大家終於挪步，進入一個夜空般的大廳。上下左右全是曲折的鏡面結構，照得人就像置身太虛。不知哪裏燃了幾排蠟燭，幾經折射變成了沒有止境的燭海，沉重的夜幕又讓燭海近似於星海，只不過每顆星星都是撲撲騰騰的小火苗。
這些小火苗都是那些孩子吧？耳邊傳來極輕的男低音，含糊而殷切，是父親們在囑咐孩子，還是歷史老人在悲愴地嘟噥？
走出這座紀念館的每個人，眼睛都是紅的。大家不再說話，慢慢走，終於走到了一座紀念碑跟前。內弧形的三面體直插雲霄，它紀念的是一切在反抗法西斯的鬥爭中犧牲的英雄，沒有國界，不分民族。
法西斯摧殘的不僅僅是某個民族，而是全人類，所以全人類站到了同一條戰線。不遠處的牆角里放着一條小木船，旁邊掛了一個說明，原來這條小木船是荷蘭的反抗者組織在那最險惡的年月每天深夜用來偷渡猶太人的，一條船至多能坐三個人，加上另外幾條，居然解救出七千多人。怪不得紀念館周圍的花壇、草坪上刻有大量感謝牌，感謝當年解救過猶太人的各國人民和各種組織。每個感謝牌邊還種一棵樹，如今已濃蔭蔽天。
我很看重耶路撒冷有這樣一座紀念館。由於有它存在，這些天不斷看到的各種宗教糾紛和民族衝突，碰到了一條劃分大善大惡的底線。有了底線，也就有了共同語言。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館
我們不哭
在耶路撒冷的哭牆前，巧遇幾個來以色列學習沙漠滴灌種植的中國農民企業家。他們認出了我，對我說：猶太人在哭牆前都眼淚汪汪，我們中國人見到萬里長城卻很少流淚，是不是我們的民族感情不如別人？
我說：不。
他們奇怪地看着我。
我說：猶太人失去國土兩千年，見到一堵殘留的老牆當然要哭，但中國人從來沒有失去過國土。泱泱大國使我從容，茫茫空間讓我放鬆。因此，見到長城，我們不哭。
一個民族的集體心態，是由環境和經歷塑造成的。對此，誰也沒自豪或自卑的理由。但是，對於那些比較陌生的集體心態，我們卻有一份體諒的責任，看看有沒有可能從遠處提出一點建議。
我在耶路撒冷的街道間走走停停，踩踏着它的每一縷神聖和仇恨。心裏一直在問，它該從哪裏走出困境？
這個問題很尖銳。眼前，考古挖掘還在大規模地進行。我到考古現場一看大吃一驚，一座城門底下還壓着一座城門，原來每次毀城都是一種掩埋，以後的重建都是層層疊加。那麼，一個個“聖殿”挖掘出來，測定的年代都會令人咋舌，會不會給現實的紛爭又帶來新的依據？
在我看來，一切古迹只有在消除了火氣之後才有價值。如果每一個古迹都虎虎有生氣地證明着什麼，表白着什麼，實在讓今天的世界受不了。
妻子在旁邊說：“耶路撒冷最好成為一個博物館。”
耶路撒冷太大，不可能整個成為一個博物館，但它的種種遺址、古迹、聖跡，卻有必要降低對峙意涵，提升文化意蘊，使人們能夠愉快欣賞。這種說法好像很不切實際，但想來想去，沒有更好的路。
在這一點上，我突然懷念起佛羅倫薩。在那裏，當人們不再痴迷戰火，許多宗教題材也就經由一代藝術大師的創造，變成了全人類共享的藝術經典。從此，其他重量不再重要。
把歷史消融於藝術，把宗教消融於美學。這種景象，我在羅馬、梵蒂岡、巴黎還一再看到。由藝術和美學引路，千年歲月也就化作了人性結構。
如果耶路撒冷也出現了這個走向，那麼，猶太朋友和阿拉伯朋友的心情，也會變得更加輕鬆、健康、美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耶路撒冷，夜宿Renaissance旅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