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

我辭去院長職務之後，便披了一件深褐色的薄棉襖，獨自消失在荒野大漠間整整十年，去尋找中華文化的關鍵性遺址。

當時交通還極其不便，這條路走得非常辛苦。總是一個人背着背包步行，好不容易見到一個鄉民就上前問路，卻怎麼也問不清楚。那年月，中國各地民眾剛剛開始要去擺脫數百年貧困，誰也沒有心思去想，在數百年貧困背後是否還蘊藏着數千年魂魄。

終於，我走下來了，還寫成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與廣大讀者一起，梳理了中華文化的經絡。

接下來的問題無法迴避：這樣一種悠久的文化，與人類的其他文化相比處於什麼地位？長處在哪裏？短處又在哪裏？

在尋訪中華文化遺址的十年間，我也曾反覆想過這些問題，還讀過不少對比性的文獻。但是，我只相信實地考察，只相信文化現場，只相信廢墟遺迹，只相信親自到達。我已經染上了盧梭同樣的毛病：“我只能行走，不行走時就無法思考。”我知道這種“只能”太狹隘了，但已經無法擺脫。對於一切未經實地考察所得出的文化結論，本不應該全然排斥，但我卻很難信任。

因此，我把自己推進到了一個尷尬境地：要麼今後只敢小聲講述中國文化，要麼為了能夠大聲，不顧死活走遍全世界一切最重要的廢墟。

我知道，后一種可能等於零。即便是人類歷史上那幾個著名的歷險家，每次行走都有具體的專業目的，考察的範圍也沒有那麼完整。怎麼能夠設想，先由一個中國學者把古文化的荒路全部走遍？

但是，恰恰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出現了可能。就在二十世紀臨近結束的時候，天意垂顧中國，香港鳳凰衛視突然立下宏願，要在全球觀眾面前行走數萬公里，考察全人類最重要的文化遺址，聘請我擔任嘉賓主持。聘請我的理由，就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文化，呈現出了自身的伸展邏輯。

二

這個行程，需要穿越很多恐怖主義蔓延的地區，例如北非、中東、南亞，而且還必須貼地穿越。對此，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一個集團能作出安全的保證，包括美國和歐洲的幾個發達國家在內。所以，多少年了，找不到有哪個國家派出過什麼採訪組做過類似的事，更不必說採訪組裏還躲着一個年紀不輕的學者。

感謝鳳凰衛視為中國人搶得了獨佔鰲頭的勇敢。但是，對於一路上會遇到什麼，他們也沒有把握。王紀言台長壓根兒不相信我能夠走完全程，不斷地設想着我在沙漠邊的哪個國家病倒了，送進當地醫院，立即搶救，再通知我妻子趕去探視等等各種預案。他們還一再詢問，對於這樣一次凶吉未卜的行程，需要向我支付多少報酬。我說，這本是我夢想中的考察計劃，應該由我來支付才對。

我把打算參加這次數萬公里歷險的決定，通知了妻子。我和妻子，心心相印，對任何重大問題都不必討論，只須通知。但這次她破例說，讓她仔細想一想。妻子熟知國際政治和世界地圖，這一點與其他表演藝術家很不一樣。那一夜，她滿腦子都是戰壕、鐵絲網、地雷、炸彈。終於，她同意了，但希望在那些最危險地段，由她陪着我。

臨出發前，我和妻子一起，去與爸爸、媽媽告別，卻又不能把真實情況告訴他們。不是怕他們阻止，而是怕他們擔心。尤其是爸爸，如果知道我的去向，今後的時日，就會每天深埋在國際新聞的字裏行間，出不來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年邁的媽媽像是接受了上天的暗示，神色詭秘地朝我妻子招招手，說要送給她一個特殊的禮物。這個禮物，就是我剛出生時穿的第一雙鞋。妻子一下子跳了起來，兩手捧起那雙軟軟的小鞋子，低頭問她：“媽媽，你當時有沒有想過，那雙肉團團的小腳，將會走遍全中國，走遍全世界？”

三

整個行程，是一個偉大的課程。

面對稀世的偉大，我只能竭力使自己平靜，慢慢品咂。但是，當偉大牽連出越來越多的兇險，平靜也就漸漸被驚懼所替代。

吉普車貼着地面一公里、一公里地碾過去，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會遇到什麼。我是這夥人里年齡最大的兄長，大家要從我的眼神里讀取信心。我朝大家微微一笑，輕輕點頭，然後，繼續走向前方。前方的信息越來越吃緊：這裏，恐怖主義分子在幾分鐘內射殺了幾十名外國旅客；那裏，近兩個月就有三批外國人質被綁架；再往前，三十幾名警察剛剛被販毒集團殺害……

我這個人，越到最艱難的時刻越會迸發出最大的勇氣，這大概是兒時在家鄉虎狼山嶺間獨自夜行練下的“幼功”。此刻我面對着路邊接連不斷的頹壁殘堡、幢幢黑影，對夥伴們說：“我們不裝備武器，就像不戴頭盔和手套，直接用自己的手，去撫摸一個個老人身上的累累傷痕。”

如此一路潛行，我來不及細看，更來不及細想，只能每天記一篇日記，通過衛星通訊發送到世界各地的華文報紙，讓廣大讀者一起來體會。但在這樣的險路之上，連記日記也非常困難。很多地方根本無法寫作，我只能趴在車上寫，蹲在路邊寫。漸漸也寫了不少，我一張張地放在一個洗衣袋裏，積成了厚厚一包。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險地段時，我把這包日記放在離身體最近的背包里，又不時地把背包拉到身前，用雙手抱着。晚上做夢，一次次都是抱着這個背包奔逃的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結果都一樣：雪花般的紙頁在荒山間片片飄落，匪徒們紛紛去搶，搶到了拿起來一看，卻完全不認識黑森森的中國字，於是又向我追來……

四

這雪花般的紙頁，終於變成了眼前的這本書。

從紐約發生“9·11事件”后的第二天開始，我不斷收到海內外很多讀者的來信、來電，肯定這本書較早地指出了目前世界上最恐怖地區的所在，並憂心忡忡地發出了警告。韓國和日本快速地翻譯了這本顯然太厚的書，並把這件事說成是“亞洲人自己的發現”。

不久，聯合國舉辦的世界文明大會邀請我向世界各國代表，講述那再也難以重複的數萬公里。但是，我在演講的開頭就聲明，我自己最看重的，不是發現了那數萬公里，而是從那數萬公里重新發現了中國文化。

熟悉我文風的讀者，也許會抱怨這本書的寫法過於質樸，完全不講究文采，那就請原諒了。執筆的當時完全沒有可能進行潤飾和修改，過後我又對這種特殊的“寫作狀態”分外珍惜，捨不得多加改動。我想，匆促本是為文之忌，但是，如果這種匆促出自於一種萬里恐怖中的生命重壓，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現在這個版本與原來的版本有較大不同的地方，是最後部分。那是我走完全程之後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尼泊爾博克拉一個叫“魚尾山屋”的旅館中，對一路感受的整理。當時在火爐旁、燭光下寫了不少，而每天要在各報連載的只是其中一部分。這次找出存稿，經過對比，對於已經發表的文字有所補充和替代。

我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思考，稍稍彌補了每天一邊趕路一邊寫作的匆促。讀者既然陪我走了驚心動魄的這一路，那麼，最後也不妨在那個安靜的地方一起坐下來，聽我聊一會兒。世界屋脊下的爐火、燭光，實在太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