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維爾不後悔

一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

去前問過對歐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歡歐洲哪座城市，他說是布拉格，證據是他居然去過五十幾次。這種證據很難成立，因為很可能有女友在那裏。但當我們真的來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認為是歐洲之最，也開始承認Kenny的激賞不無道理。

一個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彎彎地通過，河上有十幾座形態各異的大橋——這個基本態勢已經夠綺麗的了，何況它還有那麼多古典建築。

建築群之間的小巷裏密佈着手工作坊。爐火熊熊，錘聲叮叮；黑鐵冷冽，黃銅燦亮；劍戟幽暗，門飾粗糲。全然沒有別處工藝品市場上的精緻俏麗，卻牢牢地勾住了旅人們的腳步。

離手工作坊不遠，是大大小小的畫室和藝廊。橋頭有人在演先鋒派戲劇，路邊有華麗的男高音在賣藝。從他們的藝術水準看，我真懷疑以前東歐國家的半數高層藝術家，都擠到布拉格來了。

什麼樣的城市都見過，卻難得像布拉格那樣，天天回蕩着節日般的氣氛。巴黎、紐約在開始成為國際文化中心的時候一定也有過這種四方會聚、車馬喧騰的熱鬧吧？但它們現在已經有了太厚的沉澱，影響了渦旋的力度。一路看來，唯有布拉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種重新確認的自由生態一起渦旋，淋漓酣暢。

捷克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好。進布拉格前我們已經遊盪了這個國家不少城市和農村，景況比較寥落。為什麼獨獨布拉格如此欣欣向榮？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傑出城市可以不被周邊環境所左右，如陋巷美人、頹院芳草。遙想當初四周還寒意瀟瀟，“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風和暢。

那個春天被蘇聯坦克壓碎了。此刻我正漫步在當年坦克通過最多的那條大街，中心花道間的長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揚手讓我坐在他身邊，告訴我一種屬於本城的哲學：“我們地方太小，城市太老，總也打不過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總要離開，是文明總會留下，你看轉眼之間，滿街的外國坦克全都變成了外國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聽到這種沒有脾氣的哲學，會有什麼反應。但現在卻向老人深深點頭，是在這濃密的花叢間，正當夕陽斜照，而不遠處老城廣場上的古鐘又正鳴響。

這個古鐘又是一個話題。

古鐘建於十五世紀。當時的市政當局怕工藝外泄，居然刺瞎了那位機械工藝師的雙眼。可見這鐘聲儘管可以傲視坦克的轟鳴，它自己也蘊含著太多的血淚。

我從這鐘聲中來傾聽路邊老人所講的哲學，突然明白，一切達觀，都是對悲苦的省略。

二

古鐘位於老城廣場西南角，廣場中央是胡斯塑像。廣場南方，是胡斯主持過的伯利恆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驅者，布拉格大學校長，一四一五年以“異端”的罪名被火刑燒死，這是我們小時候在歷史課本里就讀到過的。

教會判他是“異端”，倒並不冤枉。記得中世紀的一個宗教裁判員曾經自炫，他可以根據任何一個作者的任何兩行字就判定異端並用火燒死，而胡斯反對教會剝削行徑的言論卻明確無誤。請聽他的這段話：

甚至窮老太婆藏在頭巾里的最後一個銅板，都被無恥的神父搜刮出來，……說神父比強盜還狡猾、還兇惡，難道不對嗎？

在一般想像中，這樣的人物一定會受到民眾的擁護。當權者在廣場上焚燒這樣一位大學校長，會不會引起民眾的反抗？

但是到了歐洲讀到的歷史資料卻讓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實證明，民眾恰恰是很多無恥暴行的參與者和歡呼者。一般在火刑儀式前夜，全城懸挂彩旗，市民進行慶祝遊行，遊行隊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風帽、穿着肥大長袍把臉遮住的特殊人物，他們是宗教裁判員和本案告密者。執行火刑當日，看熱鬧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聲辱罵被押解的“犯人”，親屬們則圍在他的四周最後一次勸他懺悔。當火點起之後，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擁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權利。

舉報胡斯的“證人”，恰恰是他原來的同道斯蒂芬·帕萊茨。胡斯的不少朋友，也充當了勸他懺悔的角色。

那麼，統治當局是否考慮過其中有偽證和誣陷的可能？考慮過。但他們確信，即使是偽證和誣陷，受害者也應該高興，因為他是為宗教而犧牲的。

總之，怎麼誣陷都可以，怎麼焚燒都可以。

但是，無知的民眾卻會被民族主義的火焰所點燃。胡斯之死終於被看成是羅馬教廷對於捷克民族的侵犯，於是引發了一場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義，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寫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還是有點脾氣的。

三

布拉格從什麼時候開始蒸騰起藝術氣氛來的，我還沒有查證。我今天只採取一個最簡便的辦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大師奔去。

卡夫卡故居在一個緊靠教堂的路口，與從前見過的老照片完全一樣。我進門慢慢轉了一圈，出來后在教堂門口的石階上坐了很久。這地方今天看起來仍然覺得有點氣悶，房子與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我開始揣摩那位清瘦憂鬱、深眼高鼻的保險公司職員站在這兒時的目光，誰知一揣摩便覺得胸悶氣塞，真奇怪遙遠的閱讀記憶有如此強烈的功效。

何處是小職員變成甲蟲后藏匿的房間？何處是明知無罪卻逃避不掉的法庭？何處是終生嚮往而不得進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猶太人群落，在當時既受奧匈帝國排猶情緒的打擊，又受捷克民族主義思潮的憎惡，兩頭受壓。在這種氣氛中，父親的緊張和粗暴，又近距離地加劇了生存困境。這種生存困境的擴大，恰恰是人類的共同處境。

他開始悄悄寫作，連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瞞了好幾年。四十歲去世時給布洛德留下了遺囑：“請將我遺留下來的一切日記、手稿、書信、速寫等等毫無保留地統統燒掉。”幸好，布洛德沒有忠實地執行這個遺囑。

卡夫卡死在維也納大學醫院，屍體立即被運回布拉格。當時人們還不清楚，運回來的是一位可以與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相提並論的劃時代作家，布拉格已經擁有了世界級的文化重量。

與卡夫卡同時，布拉格還擁有了寫作《好兵帥克》的哈謝克。想想二十世紀前期的布拉格真是豐厚，只怕卡夫卡過於陰鬱，隨手描出一個胖墩墩的帥克在邊上陪着。

卡夫卡和哈謝克幾乎同時出生又同時去世，他們有一種深刻的互補關係：卡夫卡以認真的變形來感受荒謬，哈謝克以佯傻的幽默來搞亂荒謬。這樣一個互補結構出現於同一座城市已經夠讓國際文化界羨慕的了，但是幾十年後居然有人提出，意義還不止於此。說這話的人，就是米蘭·昆德拉。

昆德拉說，卡夫卡和哈謝克帶領我們看到的荒謬，不是來自傳統，不是來自理性，也不是來自內心，而是來自身外的歷史，因此這是一種無法控制、無法預測、無法理解、無法逃脫的荒謬，可稱之為“終極荒謬”。它不僅屬於布拉格，而且也屬於全人類。

現在誰都知道，說這番話的米蘭·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級的小說大師。他連接了卡夫卡和哈謝克之後的文學纜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為世界文學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標。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國。

四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響，是讓一位作家登上了總統高位。任總統而有點文才的人在國際間比比皆是，而哈維爾總統卻是一位真正高水準的作家。

當年剛剛選上時真替他捏一把汗，現在十多年過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穩、自然，很有威望。更難得的是，他因頂峰體驗而加深了有關人類生存意義的思考，成了一個更具哲學重量的總統。讀着他近幾年發表的論著，恍然覺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萊特，終於繼承了王位。

捷克的總統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本來很想去拜會他，可惜大門口的旗杆空着，表示總統不在。一打聽，到聯合國開會去了。

我在總統府的院子裏繞來繞去，心想這是布拉格從卡夫卡開始的文化傳奇的最近一章。

但相比之下，我讀卡夫卡和昆德拉較多，對擔任總統后的哈維爾卻了解太少。因此以後幾天不再出門，只在旅館裏讀他的文章。隨手記下一些大意，以免遺忘——

他說，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傳統的樂觀主義虛設了很多“意義的島嶼”，引誘人熱情澎湃，而轉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淵。哲人的興趣不應該僅僅在島嶼，而是要看這些島嶼是否連結着海底山脈。這個“海底山脈”就是在摒棄虛假意義之後的信念。真正的信念並不憧憬勝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種事情都有自己的意義，從而產生責任。責任，是一個人身份的基點。

他說，狂熱盲目使真理蒙塵，使生活簡單，自以為要解救苦難，實際上是增加了苦難，但等到發現往往為時已晚。世間很多政治災禍，都與此有關。

他說，既然由他來從政，就要從精神層面和道德層面來看待政治，爭取人性的回歸。一個表面平靜的社會很可能以善惡的混淆為背景，一種嚴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為代價。要防止這一切，前提是反抗謊言，因為謊言是一切邪惡的共同基礎。政治陰謀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勵人們真實地生活，自由地表達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負責、誠懇、寬容。

他說，社會改革的最終成果是人格的變化。不改革，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滯；不開放，一個人就不想不斷地開拓空間，生命越縮越小，成天膠着於狹窄的人事糾紛。當權者如果停止社會改革，其結果是對群體人格的閹割。

他說，一切不幸的遺產都與我們有關，我們不能超拔歷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們曾經習慣於口是心非，習慣於互相嫉妒，習慣於自私自利，對於人類的互愛、友誼、憐憫、寬容，我們雖然也曾高喊，卻失落了它們本身的深度。但是，我們又應相信，在這些道德病症的背後，又蘊藏着巨大的人性潛能。只要把這些潛能喚醒，我們就能重新獲得自尊。

他說，那些國際間的危險力量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那些曾給我們帶來過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我們自己的惡習：自私、嫉妒、互損、空虛。這一切已侵蝕到我們的大眾傳媒，它們一味鼓動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門的劫掠。政治上的誹謗、誣陷也與此有關。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呼喚社會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說，文化從低層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從高層次而言，包括人們的教養和素質，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與文化有關。一個國家的公民在文化教養和舉止習慣上的衰退，比大規模的經濟衰退更讓人震驚。

他說，知識分子比別人有更廣泛的思考背景，由此產生更普遍的責任。這固然不錯，但這種情況也可能產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識分子自以為參透了世界的奧秘，把握了人間的真理，便企圖框范天下，指責萬象，結果製造恐怖，甚至謀求獨裁，歷史上很多醜惡的獨裁者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要掌握大權已有困難，但一直在發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斷的騷擾企圖引起人們注意。我們應該提防他們，拒絕他們。與他們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識分子總是寬容而虛心，他們承認世界的神秘本質，深感自己的渺小無知，卻又秉承人類的良心，關注着社會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們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維爾因此也說到自己，他說自己作為總統實在有太多的缺點，只有一個優點，那就是沒有權力慾望。正是這一點，使一切有了轉機，使全部缺點不會轉化為醜惡。

看來，他十年來在具體的權力事務上還是比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這些思考。但這些思考畢竟與他過去習慣的探討生命的本質、荒誕的意義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從那個形而上的層面走向了社會現實，對此他並不後悔。

問了很多捷克朋友，他們對於選擇哈維爾，也不後悔。他們說，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徵性，但他居然沒有僵持在象徵中，讓捷克人時時享受來自權力頂峰的美麗思想和美麗語言，又經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館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問他的缺點，有的捷克朋友說，文人當政，可能太軟弱，該強硬的時候不夠強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說他當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議他厲害一點，甚至具體地提醒他不妨偶爾拍拍桌子，哈維爾回答說：“捷克需要的不是強硬，而是教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