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我讀《時間簡史》

在經典廣義相對論中，因為所有已知的科學定律在大爆炸奇點處失敗，人們不能預言宇宙是如何開始的。宇宙可以從一個非常光滑和有序的狀態開始。這就會導致正如我們所觀察到的、定義很好的熱力學和宇宙學的時間箭頭。但是，它可以同樣合理地從一個非常波浪起伏的無序狀態開始。那種情況下，宇宙已經處於一種完全無序的狀態，所以無序度不會隨時間而增加。或者它保持常數，這時就沒有定義很好的熱力學時間箭頭；或者它會減小，這時熱力學時間箭頭就會和宇宙學時間箭頭相反。

——霍金《時間簡史》第九章《時間箭頭》

我一點也不懷疑專業人士可以讀懂這樣的論述，可是，我讀不懂。因為讀不懂，我反而喜歡這樣的語言。我不知道這樣的閱讀心理是不是健康，——就一般的情況而言，一個人去讀他完全讀不懂的東西多多少少有一點自虐，很變態。可我依然要說，我並不自虐，也不變態。因為我知道，喜愛讀《時間簡史》的人是海量的，——在西方尤其是這樣。我和許多人討論過這本書，有一句話我問得特別多：“你讀得懂嗎？”得到的回答令人欣慰：“讀不懂。”我很喜歡這個回答，直截了當。迄今為止，我還沒有遇上能夠讀懂《時間簡史》的人，可我並沒有做這樣的詢問：“讀不懂你為什麼還要讀？”因為我知道，這樣問很愚蠢。

讀讀不懂的書不愚蠢，迴避讀不懂的書才愚蠢。

《時間簡史》這本書我讀過許多遍，沒有一次有收穫。每一次讀《時間簡史》我都覺得自己在旅遊，在西藏，或者在新疆。窗外就是雪山，雪峰皚皚，陡峭、聖潔，離我非常遠。我清楚地知道，我這輩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浪漫一點說，我為什麼一定要登上去呢？再浪漫一點說，隔着窗戶，遠遠地望着它們“在那兒”，這不是很好么？

那一年的四月，我去了一趟新疆，隔着天池，我見到了群峰背後的博斯騰峰。它雪白雪白的，在陽光的照耀下，散發出結晶體才有的炫目的反光。天上沒有雲，博斯騰峰徹底失去了參照，它的白和它的靜讓我很難平靜。我就那麼望着它，彷彿洞穿了史前。在那個剎那，我認準了我是世界上最圓滿的人，唯一的遺憾是我不是石頭，——可這又有什麼可以遺憾的呢？我不是石頭，我沒有站在天池的彼岸，這很好的。當然，我流了一滴小小的眼淚。無緣無故的幸福就這樣鋪滿了我的心房。

和霍金相比，愛因斯坦更像一個小說家。我喜歡他。許多人問愛因斯坦，相對論到底是什麼？和許許多多偉大的人物一樣，愛因斯坦是耐心的。每一次，愛因斯坦都要不厭其煩地解釋他的相對論。但是，情況並不妙，權威的說法是，在當時，可以理解相對論的人“全世界不會超過五個”，懷疑愛因斯坦的人也不是沒有。最為弔詭的一件事是這樣的，1905年，《論動體的電動力學》的編輯其實也沒能看懂。天才的力量就在這裏：看不懂又有什麼關係呢？既然看不懂，那就發表出來給看得懂的人看唄，哪怕只有五個。

人類的文明史上最偉大的一次見面就這樣發生了：愛因斯坦，還有居里夫人，——兩座白雪皚皚的、散發著晶體反光的雪峰走到一起了。他們是在一個亭子裏見面的。《愛因斯坦傳》記錄了兩座雪峰的見面。根據在場的人回憶，他們的交談用的是德語。所有在場的人都精通德語，但是，沒有一個通曉德語的人能聽明白愛因斯坦和居里夫人“說的是什麼”。是的，他們只是說了一些語言。

然而，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這樣給年輕的大學生解釋了相對論——

一列火車，無論它有多快，它也追不上光的速度。因為火車越快，它自身的質量就越大，阻力也就越大。火車的質量會伴隨火車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火車的質量是相對的，它不可能趕上光。（大意）

當我在一本書里讀到這段話的時候，我高興得不知所以，就差抓耳撓腮了。我居然“聽懂”相對論了。這是我創造的一個奇迹。但是，我立即就冷靜下來了，我並沒有創造奇迹。理性一點說，愛因斯坦的這番話一頭驢都能聽得懂。我只能說，在愛因斯坦用火車這個意象去描繪相對論的時候，他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詩人。在那個剎那，愛因斯坦和歌德是同一個人，也許，從根本上說，他們本來就如同一個人。他們之所以是兩個人那是上帝和我們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上帝給了我們兩隻瞳孔。上帝在我們的一隻瞳孔里裝着歌德，另一隻瞳孔里卻裝着愛因斯坦。一個玩笑，而已。

但問題是，只有在愛因斯坦誕生了相對論這個偉大思想的時候，他的眼前才會出現一列“追趕光的火車”，在愛因斯坦還沒有誕生相對論這個偉大的思想之前，他最多只能算一個土鱉版的馬雅可夫斯基——火車

你是光

在奔向太陽——

你列席了宇宙最為重要的

一次會議

你拚命鼓掌我沒有讀過《關於光的產生和轉化的一個試探性觀點》《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方法》《熱的分子運動所要求的靜液體中懸浮粒子的運動》《物體的慣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關嗎？》。不，我不會去讀這些。再自虐、再變態我也不會去讀它們。可話也不能說死了，說不定哪一天我也會讀的。

該說一說畢加索，我那位西班牙本家了。畢加索幾乎就是一個瘋子。他瘋到什麼地步了呢？在晚年，他說他自己就是“一個騙子”，他說自己根本就沒有繪畫的才能，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胡來”；所謂的“立體派”，壓根就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全世界都被他“騙了”。

我不知道畢加索是不是“騙子”，我更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說自己是“騙子”。但是，有一點我是有把握的，畢加索不是一個瘋子。他在晚年說出那樣的話也許有他特殊的失望，或者說，特殊的憤怒。千萬別以為得到全世界的“認可”他就不會失望、他就不會憤怒。“認可”有時候是災難性的。——你將不再是你，你只是那個被“認可”的你。“認可”也會殺人的。它會給天才帶來毀滅性的絕望。

畢加索有一個特殊的喜好，他愛讀愛因斯坦。畢加索說——

“當我讀愛因斯坦寫的一本物理書時，我啥也沒弄明白，不過沒關係：它讓我明白了別的東西。”

說這句話的人不可能是瘋子，至少，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瘋，我估計，他的魂被上帝吹了一口氣，晃了那麼一下。

——明白了別的東西？實在是太棒了。

無論是愛因斯坦或者霍金，他們的領域太特殊了。相對於我們這些芸芸眾生而言，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過於獨特的世界。問題是，他們的資質與才華唯有天才可比擬，他們的思想深不可測。然而，無論怎樣地深不可測，他們到底還是把他們的思想“表達”出來了。思想和表達只能是一對孿生的兄弟，最為獨特的思想一定會導致最為獨特的表達，我估計，畢加索一定是給愛因斯坦獨特的“表達方式”給迷住了。有時候，“懂”和“不懂”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來不得半點的含糊；而另一些時候，“懂”和“不懂”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一個來自中國鄉村的賣大蔥的大媽、一個來自中國鄉村的修自行車的大叔，完全可以因為意大利歌劇的美妙而神魂顛倒。他們不可以神魂顛倒么？當然可以。神和魂就是用來顛倒的。

我就是那個來自中國鄉村的、上午賣大蔥、下午修自行車、晚上寫小說的飛宇大叔。

我喜歡讀《時間簡史》哪裏是求知？哪裏是對理論物理感興趣，我喜歡的只是那些稀奇古怪的語言。語言是這個世界上最為特殊的魔方，所有的奧妙就在於語詞與語詞之間的組合。它是千變萬化的和光怪陸離的。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政治；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文學；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經濟；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軍事；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幸福；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災難；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愛情；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詛咒；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濫觴；

一種語詞與一種語詞構成了最終的宣判。

是語詞讓整個世界分類了，完整了。是語詞讓世界清晰了、混沌了。語詞構成了本質，同時也無情地銷毀了本質。語詞是此岸，語詞才真的是彼岸。語詞像黃豆那樣可以一顆一顆撿起來，語詞也是陰影，撒得一地，你卻無能為力。語詞比情人的肚臍更安全，語詞比鯊魚的牙齒更恐怖。語詞是堆積，語詞是消融。語詞陽光燦爛，語詞深不見底。語詞是奴僕，語詞是暴君。

心平氣和吧，我們離不開語詞。我們離不開語詞與語詞的組合，那是命中注定的組合。

是的，畢加索說得多好啊，如果你喜歡讀愛因斯坦，你會“明白別的東西”。事實上，閱讀最大的魅力就在這裏，——我是乞丐，我向你索取一碗米飯，你給了我一張笑臉或一張電影票，仁慈的，你是慷慨的。我接受你的笑，接受你的票，並向你鞠躬致謝。

我真的不自虐。正如我喜愛文學的語言一樣，我也喜愛科學的語言。科學的語言在我的眼裏始終散發著鬼魅般的光芒，它的組合方式構成了我的巨大障礙，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它的背後隱藏着求真的渴望，它的語法結構里有上帝模糊的背影。

自從我知道相對論是一列“追趕光的火車”之後，科學論文在我的眼裏就不再是論文，它們是小說。小說，哈，多麼糟糕的閱讀，多麼底下的智商，多麼荒謬的認知。然而，天才的科學論文是小說，這是真的。

愛因斯坦告訴我們，“空間—時間”並不是一個平面，它是“有弧度”的，“彎曲”的。他這麼一說我就明白了，“時間—空間”其實就是一張阿拉伯飛毯，因為翱翔，它的角“翹起來”了。我們就生活在四隻角都翹起來的那個飛毯裏頭，軟綿綿的，四周都是雲。這可比坐飛機有意思多了。我要說，“時間—空間”真他媽的性感，都翹起來了。

在我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一本科學圖書告訴我：宇宙在時間上是無始無終的；在空間上是無邊無際的。這是多麼無聊的表述。但是，不管怎麼說，宇宙的兩大要素是確定了的，第一，時間，第二，空間。作為一個人，我要說，人類所有的快樂與悲傷都和時間和空間的限度有關。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開更快的汽車，我要活更長的壽命。是的，都渴望自己在時間和空間這兩個維度上獲得更大的份額。

顧拜旦是了不起的。是他建立了現代奧林匹克。我要說，現代奧林匹克的精神滿足的不是人類的正面情感，相反，是負面的。它滿足的是我們的貪婪。現代奧林匹克的精神在本質上其實就是兩條：第一，爭奪更多的空間；第二，用最短的時間去爭奪最大的空間。現代奧林匹克的精神偉大就偉大在這裏，它把貪婪合法化了、遊戲化了。它不是滅絕貪婪，而是給貪婪“以出路”“上規矩”，也就是制定遊戲的規則。於是，貪婪體面了，貪婪文明了，貪婪帶上了觀賞性。最關鍵的是，現代奧林匹克有效地規避了貪婪所帶來的流血、陰謀、禁錮和殺戮。它甚至可以讓爭奪的雙方變成永恆的朋友。

看看所謂的“世界紀錄”吧，它不是空間上的數據就是時間上的數據。而那些既不能爭奪時間也不能爭奪空間的項目就更有意思了，它們會把你限定在假設的時間與空間裏頭。就這麼多的時間、就這麼大的空間，很公平。你們玩吧，最能夠利用時間或最能夠利用空間的人最終都會變成所謂的“贏家”。我想說的是，這個被爭奪的時間與空間其實是虛擬的，這一點很關鍵，它不涉及你神聖的、不可侵犯的房屋、私人領地；不涉及你妻子、你女兒神聖的、不可侵犯的腹部。所以，兄弟們、姐妹們，來吧，來到現代奧林匹克的旗幟下，打吧，好好打！使勁打！更高，更快，更強。

在我還是一個鄉村兒童的時候，家裏一貧如洗。可是，有一件事情卻奇怪了，我的母親有一塊瑞士手錶，叫“英納格”。方圓幾十里之內，那是唯一的。不是唯一的“英納格”，是唯一的手錶。我愛極了那塊“英納格”，它小小的、圓圓的，散發出極其高級的光芒。“英納格”，它神奇而又古怪的名字完全可以和“英特納雄耐爾”相媲美。因為這塊表，我崇拜我的母親。任何人，只要他想知道時間，得到的建議只能是這樣的：“去找陳老師。”沒有任何人可以質疑我的母親，我母親口吻客氣而又平淡，其實是不容置疑，這讓一個做兒子的備感幸福。——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時間，沒有人知道時間在哪裏，我母親知道，就在她的手腕上。我的母親是通天的。

在我的童年我就肯定了一件事，時間是手錶內部的一個存在。這存在秘不示人，它類似於“上級的精神”，需要保密。手錶的外殼可以證明這一點，它是鋼鐵，堅不可摧。好奇心一直在鼓動我，我一直渴望着能把那隻叫“英納格”的手錶打開來。我知道的，“時間”就在裏頭，鄉村孩子的想像奇特而又乾癟，時間像蛋黃么？像葵花籽么？像核桃仁么？我這樣想是合情合理的，因為我不知道手錶的本質在它的表面，我一廂情願地認定了手錶的本質在它的內核。——用我的手指頭打開“英格納”，這成了我童年的噩夢。我努力了一回又一回。我的手指頭悲壯了，動不動就鮮血淋漓，它們卻前赴後繼。然而，我沒有成功過哪怕一次。等我可以和我的母親“對話”的時候，母親告訴我，手錶的內部並沒有意義，就是零件，最重要的是玻璃罩着的那個“表面”。長針轉一圈等於一分鐘，短針走“一格”等於五分鐘。我母親的“時間教育”是有效的，我知道了，時間其實不是時間，它是空間。它被分成了許多“格”。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什麼時間，所謂的時間，就是被一巴掌拍扁了的湯圓。

不幸的事情終於在我讀高中的時候發生的。——消息說，一個同學從他的**親戚那裏得到了一塊電子錶。這是振奮人心的消息。求知慾讓我跑了起來，我知道“英納格”也就是機械的表達方式，我當然希望知道“電子”——這種無比高級的東西——是如何表達的。拿過電子錶，一看，電子錶的中央有一個屏幕，裏頭就是一組墨綠色的阿拉伯數字。我吃了一驚。我再也沒有想到時間還有這樣的一種直接的髮式，就是阿拉伯數。我在吃驚之餘受到了巨大的打擊。——“電子”怎麼可以這樣呢？一點難度都沒有。多麼粗俗！多麼露骨！多麼低級趣味！時間，一個多麼玄奧多麼深邃的東西，居然用阿拉伯數字給直通通地說出來了。這和阿Q對吳媽說“我要和你睏覺”有什麼兩樣！我對“電子”失望極了。

但是，這個世界不只有壞事，也有好事。同樣是在高中階段，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在興化五日大樓的百貨商場裏頭閑逛。我在櫃枱裏頭意外地發現了一款手錶。它不是圓的，是長方的。這個造型上的變化驚為天人了。我驚詫，同時也驚喜。上帝啊，在圓形之外，時間居然還有這樣一種不可思議的表達方式。誰能想到呢？時間是方的，這太嚇人了。——這怎麼可能？可是，這為什麼就不可能？我被這塊長方形的手錶感動了好幾天，到處宣揚我在星期天下午的偉大發現，“你知道嗎，手錶也可以是方的”。

我人生的第一次誤機是在**機場。那是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機場的某一個候機大廳里有一塊特殊的手錶，非常大。但這塊手錶的特殊完全不在它的大，而是它只有機芯，沒有機殼。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完整地目睹“時間”在運行，我在剎那之間就想起了我童年的噩夢。那塊透明的“大手錶”是由無數的齒輪構成的，每一個齒輪都是一顆光芒四射的太陽。它們在動。有些動得快些，有些動得慢些。我終於發現了，時間其實是一根綿軟的麵條，它在齒輪的切點上，由這一個齒輪交遞給下一個齒輪。它是有起點的，當然也有它的終點。我還是老老實實承認了吧，這個時候我已經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了，我像一個白痴，傻乎乎的，就這樣站在透明的機芯面前。我無法形容我內心的喜悅，太感人了，我為此錯過了我的航班。這是多麼弔詭的一件事：手錶是告訴我們時間的，我一直在看，偏偏把時間忘了。是的，我從頭到尾都在“閱讀”那塊碩大的“手錶”，最終得到的卻是“別的”。

回到《時間簡史》。我不知道別人是如何閱讀《時間簡史》的，在我，那是一種非常獨特的體驗，——我讀得極其慢，有時候，為了一頁，我會消耗幾十分鐘。我知道，這樣的閱讀不可能有所收穫，但是，它依然是必須的。難度會帶來特殊的快感，這快感首先是一種調動，你被“調動”起來了。我想這樣說，一個人所謂的精神歷練，一定和難度閱讀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一個沒有經歷過難度閱讀的人，很難得到“別的”快樂。我甚至願意這樣說，迴避難度閱讀的人，你很難指望，雖然難度閱讀實在也不能給我們什麼。

2015年4月9日於南京龍江

貨真價實的古典主義

——讀哈代《德伯家的苔絲》

閱讀是必須的，但我不想讀太多的書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年頭的書太多。讀得快，忘得更快，這樣的遊戲還有什麼意思？我調整了一下我的心態，決定回頭，再一次做學生。——我的意思是，用“做學生”的心態去面對自己想讀的書。大概從前年開始，我每年只讀有限的幾本書，慢慢地讀，盡我的可能把它讀透。我不想自誇，但我還是要說，在讀小說方面，我已經是一個相當有能力的讀者了。利用《推拿》做宣傳的機會，我對記者說出了這樣的話：“一本書，四十歲之前讀和四十歲之後讀是不一樣的，它幾乎就不是同一本書。”話說到這裏也許就明白了，這幾年我一直在讀舊書，也就是文學史上所公認的那些經典。那些書我在年輕的時候讀過。——我熱愛年輕，年輕什麼都好，只有一件事不靠譜，那就是讀小說。

我在年輕的時候無限痴迷小說里的一件事，那就是小說里的愛情，主要是性。既然痴迷於愛情與性，我讀小說的時候就只能跳着讀，我猜想我的閱讀方式和劉翔先生的奔跑動作有點類似，跑幾步就要做一次大幅度的跳躍。正如青蛙知道哪裏有蟲子——蛇知道哪裏有青蛙——獴知道哪裏有蛇——狼知道哪裏有獴一樣，年輕人知道哪裏有愛情。我們的古人說：“書中自有顏如玉”，它概括的就是年輕人的閱讀。回過頭來看，我在年輕時讀過的那些書到底能不能算作“讀過”，骨子裏是可疑的。每一部小說都是一座迷宮，迷宮裏必然有許多交叉的小徑，即使迷路，年輕人也會選擇最為香艷的那一條：哪裏有花蕊吐芳，哪裏有蝴蝶翻飛，年輕人就往哪裏跑，然後，自豪地告訴朋友們，——我從某某迷宮裏出來啦！

出來了么？未必。他只是把書扔了，他只是不知道自己錯過了什麼。

《德伯家的苔絲》是我年輕時最喜愛的作品之一，嚴格地說，小說只寫了三個人物：一個天使，克萊爾；一個魔鬼，沒落的公子哥德伯維爾；在天使與魔鬼之間，夾雜着一個美麗的，卻又是無知的女子，苔絲。這個構架足以吸引人了，它擁有了小說的一切可能。我們可以把《德伯家的苔絲》理解成英國版的，或者說資產階級版的《白毛女》：克萊爾、德伯維爾、苔絲就是大春、黃世仁和喜兒。故事的脈絡似乎只能是這樣：喜兒愛戀着大春，但黃世仁卻霸佔了喜兒，大春出走（參軍），喜兒變成了白毛女，黃世仁被殺，白毛女重新回到了喜兒。——後來的批評家們是這樣概括《白毛女》的：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這個概括好，它不僅抓住了故事的全部，也使故事上升到了激動人心的“高度”。

多麼激動人心啊，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我在芭蕾舞劇《白毛女》中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喜兒，她綳直了雙腿，在半空中一連劈了好幾個叉，那是心花怒放的姿態，感人至深。然後呢？然後當然是“劇終”。

但是，“高度”是多麼令人遺憾，有一個“八卦”的、婆婆媽媽的，卻又是必然的問題《白毛女》輕而易舉地迴避了：喜兒和大春最後怎麼了？他們到底好了沒有？喜兒還能不能在大春的面前劈叉？大春面對喜兒劈叉的大腿，究竟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男人？

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是“人”就必然會有“人”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在“高處”，不在天上，它在地上。關於“人”的問題，有的人會選擇迴避，有的人卻選擇面對。

《德伯家的苔絲》之所以不是英國版的、資產階級版的《白毛女》，說白了，哈代選擇了面對。哈代不肯把小說當作魔術：它沒有讓人變成鬼，也沒有讓鬼變成人，——它一上來就抓住了人的“問題”，從頭到尾。

人的什麼問題？人的忠誠，人的罪惡，人的寬恕。

我要說，僅僅是人的忠誠、人的罪惡、人的寬恕依然是淺表的，人的忠誠、罪惡和寬恕如果不涉及生存的壓力，它僅僅就是一個“高級”的問題，而不是一個“低級”的問題。對藝術家來說，只有“低級”的問題才是大問題，道理很簡單，“高級”的問題是留給偉人的，偉人很少。“低級”的問題則屬於我們“芸芸眾生”，它是普世的，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繞過去，這裏頭甚至也包括偉人。苔絲的壓力是錢。和喜兒一樣，和劉姥姥一樣，和拉斯蒂尼一樣，和德米特里一樣。為了錢，苔絲要走親戚，故事開始了，由此不可收拾。

苔絲在出場的時候其實就是《紅樓夢》裏的劉姥姥，這個美麗的、單純的、“悶騷”的“劉姥姥”到榮國府“打秋風”去了。“打秋風”向來不容易。我現在就要說到《紅樓夢》裏去了，我認為我們的“紅學家”對劉姥姥這個人的關注是不夠的，我以為劉姥姥這個形象是《紅樓夢》最成功的形象之一。“黃學家”可以忽視她，“綠學家”也可以忽視她，但是，“紅學家”不應該。劉姥姥是一個智者，除了對“大秤砣”這樣的高科技產品有所隔閡，她一直是一個明白人，所謂明白人，就是她了解一切人情世故。劉姥姥不只是一個明白人，她還是一個有尊嚴的人，——《紅樓夢》裏反反覆復地寫她老人家拽板兒衣服的“下擺”，強調的正是她老人家的體面。就是這樣一個明白人和體面人，為了把錢弄到手，她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麼？是糟踐自己。她在太太小姐們（其實是一幫孩子）面前全力以赴地裝瘋賣傻，為了什麼？為了讓太太小姐們一樂。只有孩子們樂了，她的錢才能到手。因為有了“劉姥姥初進榮國府”，我想說，曹雪芹這個破落的文人就比許許多多的“柿油黨”擁有更加廣博的人心。

劉姥姥的傻是裝出來的，是演戲，苔絲的傻——我們在這裏叫單純——是真的。劉姥姥的裝傻令人心酸；而苔絲的真傻則叫人心疼。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真傻的、年輕版的劉姥姥“失貞”了。對比一下苔絲和喜兒的“失貞”，我們立即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喜兒的“失貞”是階級問題，作者要說的重點不是喜兒，而是黃世仁，也就是黃世仁的“壞”；苔絲的“失貞”卻是一個個人的問題，作者要考察的是苔絲的命運。這個命運我們可以用苔絲的一句話來做總結：“我原諒了你，你（克萊爾，也失貞了）為什麼就不能原諒我？”

是啊，都是“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我”原諒了“你”，“你”為什麼就不能原諒“我”？問題究竟出在哪裏？上帝那裏，還是性別那裏？性格那裏，還是心地那裏？在哪裏呢？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日，我完成了《推拿》。三天之後，也就是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因為地震，《推拿》的出版必須推遲，七月，我用了十多天的時間做了《推拿》的三稿。七月下旬，我拿起了《德伯家的苔絲》，天天讀。即使在北京奧運會的日子裏，我也沒有放下它。我認準了我是第一次讀它，我沒有看劉翔先生跨欄，小說里的每一個字我都不肯放過。謝天謝地，我覺得我能夠理解哈代了。在無數的深夜，我只有眼睛睜不開了才會放下《德伯家的苔絲》。我迷上了它。我迷上了苔絲，迷上了德伯維爾，迷上了克萊爾。

事實上，克萊爾最終“寬恕”了苔絲。他為什麼要“寬恕”苔絲，老實說，哈代在這裏讓我失望。哈代讓克萊爾說了這樣的一句話：“這幾年我吃了許多苦。”這能說明什麼呢？“吃苦”可以使人寬容么？這是書生氣的。如果說，《德伯家的苔絲》有什麼軟肋的話，這裏就是了吧。如果是我來寫，我怎麼辦？老實說，我不知道。我的直覺是，克萊爾在“吃苦”的同時還會“做些”什麼。他的內心不只是出了“物理”上的轉換，而是有了“化學”上的反應。

——在現有的文本里，我一直覺得殺死德伯維爾的不是苔絲，而是苔絲背後的克萊爾。我希望看到的是，殺死德伯維爾的不是苔絲背後的克萊爾，直接就是苔絲！

我說過，《德伯家的苔絲》寫了三件事，忠誠、罪惡與寬恕。請給我一次狂妄的機會，我想說，要表達這三樣東西其實並不困難，真的不難。我可以打賭，一個普通的傳教士或大學教授可以把這幾個問題談得比哈代還要好。但是，小說家終究不是可有可無的，他的困難在於，小說家必須把傳教士的每一句話還原成“一個又一個日子”，足以讓每一個讀者去“過”——設身處地，或推己及人。這才是藝術的分內事，或者說，義務，或者乾脆就是責任。

在忠誠、罪惡和寬恕這幾個問題面前，哈代的重點放在了寬恕上。這是一項知難而上的舉動，這同時還是勇敢的舉動和感人至深的舉動。常識告訴我，無論是生活本身還是藝術上的展現，寬恕都是極其困難的。

我們可以做一個逆向的追尋：克萊爾的寬恕（雖然有遺憾）為什麼那麼感人？原因在於克萊爾不肯寬恕；克萊爾為什麼不肯寬恕？原因在於克萊爾受到了太重的傷害；克萊爾為什麼會受到太重的傷害？原因在於他對苔絲愛得太深；克萊爾為什麼對苔絲愛得那麼深？原因在於苔絲太迷人；苔絲怎麼個太迷人呢？問題到了這裏就進入了死胡同，唯一的解釋是：哈代的能力太出色，他“寫得”太好。

如果你有足夠的耐心，你從《德伯家的苔絲》的第十六章開始讀起，一直讀到第三十三章，差不多是《德伯家的苔絲》三分之一的篇幅。——這裏所描繪的是英國中部的鄉下，也就是奶場。就在這十七章裏頭，我們將看到哈代——作為一個偉大小說家——的全部秘密，這麼說吧，在我閱讀這個部分的過程中，我的書房裏始終洋溢着乾草、新鮮牛糞和新鮮牛奶的氣味。哈代事無巨細，他耐着性子，一樣一樣地寫，苔絲如何去擠奶，苔絲如何把她的面龐貼在奶牛的腹部，苔絲如何笨拙、如何懷春、如何悶騷、如何不知所措。如此這般，苔絲的形象伴隨着她的勞動一點一點地建立起來了。

我想說的是，塑造人物其實是容易的，它有一個前提，你必須有能力寫出與他（她）的身份相匹配的勞動。——為什麼我們當下的小說人物有問題，空洞，不可信，說到底，不是作家不會寫人，而是作家寫不了人物的勞動。不能描寫駕駛你就寫不好司機；不能描寫潛規則你就寫不好導演，不能描寫嫖娼你就寫不好足球運動員，就這樣。

哈代能寫好奶場，哈代能寫好奶牛，哈代能寫好擠奶，哈代能寫好做奶酪。誰在奶場？誰和奶牛在一起？誰在擠奶？誰在做奶酪？苔絲。這一來，閃閃發光的還能是誰呢？只能是苔絲。苔絲是一個動詞，一個“及物動詞”，而不是一個“不及物動詞”。所有的秘訣就在這裏。我見到了苔絲，我聞到了她馥郁的體氣，我知道她的心，我愛上了她，“想”她。畢飛宇深深地愛上了苔絲，克萊爾為什麼不？這就是小說的“邏輯”。

要厚重，要廣博，要大氣，要深邃，要有歷史感，要見到文化底蘊，要思想，——你可以像一個三十歲的少婦那樣不停地喊“要”，但是，如果你的小說不能在生活的層面“自然而然”地推進過去，你只有用你的手指去**。

《德伯家的苔絲》之大是從小處來的。哈代要做的事情不是鉚足了勁，不是把他的指頭握成拳頭，再托在下巴底下，目光凝視着四十五度的左前方，不是。哈代要做的事情僅僅是克制，按部就班。

必須承認，經歷過現代主義的洗禮，我現在迷戀的是古典主義的那一套。現代主義在意的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主義講究的則是“可以感知的形式”。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這個物質癲狂的時刻，我已經有了足夠的“意味”，我多麼在意“可以感知的形式”。窗外沒有大雪，可我渴望得到一隻紅襪子，紅襪子裏頭有我渴望的東西：一雙鞋墊，——純粹的、古典主義的手工品。它的一針一線都聯動着勞動者的呼吸，我能看見面料上的汗漬、淚痕、牙齒印以及風乾了的唾沫星。（如果）我得到了它，我一定心滿意足；我會在心底喟嘆：古典主義實在是貨真價實。

2008年8月於南京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