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寒冷的冬天象夢魘似地終於過去了。春天給人們帶來了希望。濃霧被春風吹散了。人們帶笑地談論戰爭的消息。
但是汪文宣的生活里並沒有什麼變化。他的身體仍舊是時好時壞。好時偶爾去外面走走，壞時整天躺在床上。母親照常煮飯，打掃屋子，他生病時還給他煎藥。小宣兩個星期進城一次，住一個晚上，談一兩段學校的故事，話不多，這個孩子更難得有笑容。小宣回來時，屋子裏聽不見笑聲，可是這個孩子一走，屋子更顯得荒涼了。妻照常來信，寄款，款子一月一匯，信一星期一封，她從沒有寫過三張信箋，雖然字裏行間也有無限深情。她始終很忙。但是他永遠有耐心，他每星期寄一封長信去，常常編造一些謊話，他不願意讓她知道他的實際生活情況。寫信成了他唯一的消遣，也可以說是他唯一的工作。
春天裏日子變得更長，度日更成為一件苦事。他覺得自己快要喪失說話的能力了。他某一次受涼失去嗓音以後，就一直用沙啞的聲音講話。母親更現老態，她的話也愈來愈少。常常母子兩個人在房中對坐，沒有一點聲音。有時他一天說不上三十句整句的話。
時光象一個帶病的老車夫拖着他們慢慢地往前走，是那樣地慢，他有時甚至覺得車子已經停住了。
但是他仍然活着，仍然有感情，仍然有思想。他的左胸時常痛。他夜間常常出冷汗，他常常乾咳。偶爾他也暗暗地吐一兩口血——那只是痰裏帶血。痛苦繼續着，並且不斷地增加，歡樂的笑聲卻已成了遠去了的渺茫的夢。
他沒有**，也沒有抱怨。他默默地送走一天灰色的日子，又默默地迎接一天更灰色的日子。他的話更少，因為他害怕聽見自己的沙啞聲音。有時氣悶得沒有辦法，他只好長嘆，但是他不願意讓母親聽到他的嘆聲，他總是背着人嘆息。
日子愈來愈長，也愈難捱。一個念頭折磨着他：他的精神力量快要竭盡，他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是沒有人允許他不拖下去。妻還是叮囑他安心治病、等待她回來。鍾老答應設法替他找適當的工作。母親不斷地買葯給他吃，她拿回來的有中國的單方，也有西洋的名葯。他不知道那些葯對他的身體有無益處，他只是順從地、斷斷續續地吃着。他這樣做，大半是為了敷衍母親。有一次母親還拉他到寬仁醫院去看病。他想起了妻寄來的介紹信，可是到處都找不着，原來母親早已把它撕毀了。他又不願意多花錢掛特別號，只掛普通號，足足等候了三個鐘點。母親已經讓步到拉他去醫院了，他也只好忍耐地等待他的輪值，不管候診室里怎樣擁擠，天井內怎樣冷（那還是春天到來以前的事）。一個留八字鬍的醫生對他擺出一張冰凍了的面孔，醫生吩咐他解開衣服，用聽診器聽了聽，又各處敲敲，然後皺着眉，搖搖頭，又叫他穿好衣服，開一個方，要他去藥劑室購了一瓶藥水。醫生似乎不願意多講話，只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視”。醫生說照X光最好，不過“透視”費低。他出來在問詢處問明了透視費的價目，他吐了吐舌頭，默默地走出了醫院。後來他又去過一次醫院，那個醫生仍舊吩咐他下星期去透視。他計算一下這一個月已經用去了若干錢，又猜想透視以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他不敢再到醫院去了。
“要來的終於要來，讓它去罷，”他對自己說。他頗想“聽命於天”了。事實上除了這裏他的心也沒有一個安放處。
有一天午飯後他出街散步。天氣很好，不過街上仍然多塵土，車輛擁擠不堪，而且秩序壞，在一個路角堆了大堆的垃圾，從那裏發散出來一股一股的霉臭。他掩着鼻走過了一條街。無意間側頭一看，他正立在國際咖啡廳的玻璃櫥窗前。櫥窗里陳列着幾個生日大蛋糕和好幾種美國糖果。一切都和幾個月前一樣。不同的是他再聽不見那一個人的笑聲，再看不見那一個婷婷的身影。
他進去了。廳子裏客人相當多，剛巧他從前坐過的那張小圓桌空着，他便擠到裏面去坐下來。兩個茶房忙碌地端着盤子各處奔走。客人們正在競賽叫喚茶房的聲音的高低。他膽怯地坐在角落裏，默默地等待着。
一個穿白制服的茶房終於走過來了。“兩杯咖啡，”他低聲說。
“嗯？”茶房不客氣地問。
“兩杯咖啡，”他提高聲音再說。
茶房不回答，猝然轉身走了。過了一會兒茶房端了兩個杯子走回來，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另一杯放在他對面。“要牛奶嗎？”茶房拿起牛奶罐頭問道。他搖搖頭說：“我不要。”又指着對面那個杯子說：“這杯要。”茶房把牛奶注入杯中，便拿着罐頭走開了。他拿起茶匙舀了糖，先放進對面的杯里，又用茶匙在杯里攪了一下，然後才在自己的杯中放糖。
“你喝罷，”他端起杯子對着空座位低聲說。在想像中樹生就坐在他的對面，她是喜歡喝牛奶咖啡的。他彷彿看見她對他微笑。他高興地喝了一大口。他微笑了。他睜大眼睛看對面。位子空着，滿滿的一杯咖啡不曾有人動過。他又喝了一口。他的嘴上還留着剛才的微笑，但是笑容慢慢地在變化，現在是凄涼的微笑了。“你還會記住我么？”他小聲說，他覺得鼻酸，連忙掉開臉去看別人。四座都是煙霧，人們在高談闊論，大抽香煙。沒有人注意到他。
“我敢寫保票，不到兩個月德國就會投降。日本也熬不過一年。說不定我們會在南京過下一個新年！”旁邊一張桌上一個穿中山裝的大塊頭眉飛色舞地大聲說。
他吃了一驚。他看看說話的人。這個預言給他帶來一種奇特的感覺。他沒有快樂，他卻感到了羨慕和妒忌。他又望了一下空座位和滿杯的咖啡，悵惘地嘆了一口氣，便站起來付了帳走出去了。
回到家，他正碰見母親捧着一堆濕衣服從房裏出來。
“媽，你怎麼又自己洗起衣服來了？”他驚問道。
“不要緊，我可以洗，”母親笑答道。
“其實你不應該省這點錢，你也該少累點，”他說。
“可是洗衣服大娘又漲價了，樹生只寄來那麼一點錢，不省怎麼夠用！”母親略帶煩躁地說。“從過年到現在物價不知漲了多少，收入卻不見增加。我有什麼辦法！”
“她這點錢比我做事拿的薪水還要多些，”他想道，可是他不敢對母親講出來。他只好默默地進屋，讓母親到曬台上晾衣服去。
屋子裏只有他一個人。他不想坐，不想躺，也不想看書。他只好在屋子裏踱來踱去。
“為什麼她永遠是那樣忙？為什麼她總是寫一些短訊？她既然關心我，為什麼她不讓我知道她的生活情形？”他疑惑地、煩躁地想道。
沒有回答。他永遠找不到回答。
但是有人來打岔了。他聽見粗重的腳步聲。於是一個郵差推開門進來，大聲叫道：“汪文宣收信！蓋圖章！”
他接過來，很厚的一封信，郵票在信封上貼滿了。他一眼就認出來樹生的筆跡。
他在一陣歡喜中蓋好圖章，把郵件回執交給郵差。“謝謝你，”他感激地對郵差說。
長信終於來了，這正是他需要的回答，他感激地接連吻着信封。他低聲笑，他反覆念着封面的地址。他忘了自己的煩惱，甚至忘了自己的病。
於是他拆開了信，拿出厚厚的一疊信箋來。
“她給我寫長信了！她給我寫長信了！”他自己帶笑地說了好幾遍。他攤開了信箋，可是他只看了稱呼的“宣”字以後，馬上又把信箋折起，拿着它們，興奮地在屋子裏走了幾轉。
最後，他在藤椅上坐下來。他從容地打開那一疊信箋，開始讀着她的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