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後記按照傳統的文學史定位，在日本現代文學譜系中，中島敦絕非最惹人注目的存在。長期以來，在談論中島敦文學的價值時，其更多地被貼上了政治正確性的光環，被視作“藝術的抵抗”一派。在“二戰”時躋身文壇的中島敦，在某種意義上契合了“二戰後”日本文學史書寫的需要。因為戰爭結束后，對作家戰爭責任的清算成了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為了擴大“反戰”文人的陣容，中島敦算是臨時“統戰”對象，多少有被綁架之嫌，被牽強地貼上了如是標籤。從事後的角度來看，在戰時“國策”的高壓狀態下，以飛蛾撲火般的勇氣與時局抗爭的作家其實是寥寥無幾的。所以，不必刻意以是否反戰為標準來評判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被如此定位的中島敦連連遭遇尷尬，出現了穿幫的跡象。事實上，近年來在中日學界也對其“反戰”的姿態多有質疑的聲音。從總體上說，中島敦還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畢竟他沒有實際到過戰場，也沒有為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搖旗吶喊。

基於以上的認識，為中島敦解除“反戰”標籤，重估中島敦文學的內在價值，就成了筆者20年來研究中島敦的基本姿態。中島敦英年早逝，其文學創作時間極其短暫，文學思想還沒有來得及充分展開就匆匆謝幕了。但從他留下來的文學遺產來看，給後來的讀者留下了兩點深刻的印象：文體硬朗高邁，思想雋永深刻。前者源於他的漢學家世及其對中國古典的深刻理解；後者的養成與其生活的陰暗年代及其良好的西學教養有着密切的聯繫。

正如中島敦《古譚》《古俗》等作品名所示，他力圖以源遠流長且具有中國文學特色的“稗史”“古譚”的形式，來對抗以描寫世態人情為主旨的“小說”（Novel）。在中島敦那裏，毋寧說在被“小說”的現代性所壓抑的“古譚”“古俗”這一古老的東方式的“文”的構造中，充滿了言說現代人所遭遇的疏離感的張力。既然談論的是“古”，上下幾千年可以放在瞬間來呈現；既然採取的是“譚”的方式，魍魎魑魅也就可以無所不包。時間的曖昧性與敘事姿態的開放性，或許能有效地切中現代人所背負的荒誕的宿命。換言之，中島敦的文學是要通過古老的形式，來講述現代人的命運。這也就不難理解中島敦的《狼疾記》《變色龍日記》《悟凈出世》及《悟凈嘆異》等諸多作品，完全可以作為思想小說來閱讀的理由了。而我對於中島敦的關注，也主要集中在這個視域裏，試圖循着這個方向，來開掘其文學的水脈及魅力。

大概是在1994年的下半年，我偶然讀到一篇介紹中島敦的文章，留下了較深的印象。1998年春天，我的朋友三木彬嗣從東京來寧波，送我三卷本築摩書房版文庫本《中島敦全集》。這套文庫本基本上收齊了中島敦的重要作品。由此，我得以較為系統地接觸到中島敦文學。1999年3月，我留學東京外國語大學，並把中島敦作為研究對象。讀書之餘，我還曾到過久喜、橫濱等地，實地感受孕育了作家的精神風土。這些年來，我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近現代文學為中心在展開，無疑，中島敦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2011年8月，我以博士論文為基礎，出版了《中島敦文學的比較研究》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這大概是在國內出版的最早研究中島敦的專著。那本書從比較文學的角度，鉤稽中日史料，考察了中島敦文學中具有形而上學性的懷疑主義的特質。該書既是我對中島敦的獻禮，也可以視作我此前研究中島敦的一個總結。可是，就在我的中島敦研究告一段落時，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變故”。2011年7月，我以中島敦研究為題申請的國家社科項目獲批。這讓我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關於中島敦，我覺得自己該說的話都已說盡，但為了完成項目，我又必須重新“出山”。

2009年，中島敦迎來百年生誕。在日本學界掀起了一股“中島熱”，出版了好幾種專著和雜誌特輯。我有幸能接觸到這些最新成果。2011年之後，我也陸陸續續地讀到了不少新的相關論文。日本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進一步強化了我對中島敦的認識，給了我新的刺激。2012年6月，我很榮幸地接到川村湊教授的邀請，參加他主持的一個小型學術會議。川村教授是日本當下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同時也是築摩書房最新版中島敦全集編撰者之一。我當面向川村老師請教了不少問題。會後，宮坂覺教授帶我去了位於橫濱的神奈川近代文學館。關於中島敦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幾乎都藏在這個文學館裏，並且很多資料是不對外開放的。得益於宮坂教授的幫助，我有幸看到了這些寶貝，儘可能地做了些調查筆記，並在館裏複印了在外面根本無緣一見的中島敦的伯父中島斗南先生的《支那分割的命運》。在這一時期，中島敦在國內也日漸“走紅”，也出現了一些頗有價值的論文。不少高校的研究生也以中島敦為研究對象。我自己也時不時收到一些素不相識的青年朋友的來信，說是要向我“請教”中島敦。作為一個過來人，我真真實實地感到了自身的責任。總之，有了這些內外原因，在經過了一段惶惑期后，我下定決心再次挑戰中島敦研究。

國家社科項目研究原本設定的是兩年時間期限。顯然，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兩年彈指一揮間。兩年過去了，幾乎一個字都沒有寫成。不得已，只好一再拖延，直到2017年夏天才全部寫成並勉強交差。從2011—2017年，整整6年時間！在我自己的寫作經驗中，從沒有過如此艱難的時候。在這6年裏，除了學術志趣有所轉移外，我個人的際遇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曾生病倒下過，也舉家從寧波遷徙到了上海，其間的周章狼狽，不必細說；為了謀稻粱，平日裏還要忙於繁重的教學任務和世俗雜事，等等。當然，這一切並不能成為替自家護短的理由。我必須承認，雖然歷時6年的“打磨”，拙著依然不能盡如人意，也並沒有超越上一本著作。毋寧說，此書依然站在前著的延長線上，是對前著所做的局部修正或補強。本書在最終決定出版時，對結題時提交的文本做了高度壓縮，毫不留情地砍掉了一些枝蔓。儘管那些被砍掉的內容，恰恰是我當初着力最勤、用心最苦之處。但是，為了維持本着論點的統一性，將其割捨當屬明智之舉。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對我的關照，在這本書里同樣有他們的心血。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兒子秋言君從牙牙學語長成一個聰明可愛的小小少年。孩子天真無邪的笑靨，成了我寫完這本書的全部動力。也感謝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的樊詩穎女士和王華祖先生，是他們一手促成了本書的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