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光風夢》的世界

第二節《光風夢》的世界中島敦從1941年6月到翌年的3月，在日本統治南洋群島的最高行政機構“南洋廳”地方科擔任“國語”教科書編修書記。而他以英國作家斯蒂文森在南洋群島的晚年生活為題材的《光風夢》發表在1942年《文學界》5月號上。在同年的7月，第9期《政界往來》雜誌上，有這樣一則宣傳《光風夢》的廣告：

這是作者的第一部創作集……卷中白眉要數《光風夢》。本作品以英國文豪斯蒂文森為主人公，其在薩摩亞的那些日記體文章妙不可言。芥川獎評審委員會在《光風夢》和《松風》之間難決高下，宣佈本屆芥川獎空缺……《光風夢》與傳統的私小說風格迥異，令人耳目一新，甚至讓人懷疑不讓他獲獎的芥川獎評審委員會的權威性。故在此特地全力推薦此作。

像這樣，《光風夢》是以英國19世紀著名作家斯蒂文森為主人公的小說，舞台是南洋。而作者中島敦就在這部小說出版之前不久的3月中旬，離開生活了八個多月的位於南洋帛琉的“南洋廳”回到日本“內地”。所以，不少讀者的第一感覺是，《光風夢》是中島敦在“南洋廳”工作時期的附屬產品。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如前所述，中島敦是在1941年6月28日從橫濱啟航去帛琉的，臨行前的幾天他將之前寫好了的《光風夢》（當時的名字還叫作《詩人之死》）和《古譚》四篇，通過好友三好四郎託付給了文壇資深作家深田久彌，希望他能幫忙推薦發表。那麼，《光風夢》又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着手創作的呢？從現在能找到的材料來看，最早可以確定為1941年9月初。中島敦在東京“一高”和東京帝國大學時期的好友冰上英廣曾在1940年9月6日來函說：

一直等你來，你沒有來。

斯蒂文森的維利馬在學校里沒有找到，但是有TusitalaEdition（故事集），（WilliamHeinemann，Ltd；London），有三十卷，我想可能並非是completeworkes（全集），我借來了《在南海》（與FlemingJenkinFamilyofEngineers合在一起的）和Poems（詩集）兩卷，如果有用的話就給你寄去，裝幀很漂亮，巴爾佛的評傳也沒有找到。

從冰上英廣的回信中可以推測，中島敦為了創作《光風夢》，特地讓朋友幫忙尋找與斯蒂文森相關的資料。通過上面兩個時間節點，就不難推測《光風夢》應該是在1941年9月到翌年6月之間完成的。另據岩田一男考證，中島敦為了創作《光風夢》參考了如下資料：斯蒂文森的諸作品、西德尼·柯文編《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書信》（TheLettersofRobertLouisStevenson）、斯蒂文森寄給《泰晤士報》（TheTimes）、《帕爾摩報》（PallMallGazette）編輯的公開信、斯蒂文森的《薩摩亞史註腳——在薩摩亞的八年戰爭》、巴爾佛的《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生涯》等，中島敦尤其重點使用了斯蒂文森寄給柯文的《維利馬信札》來構思《光風夢》這部小說。

1890年，斯蒂文森在薩摩亞群島的烏波盧島購買了400英畝（約1.62平方千米）土地，建立起了棲身之所，他將其命名為“維利馬”（Vailima）。而所謂的《維利馬信札》，則是斯蒂文森寫給西德尼·柯文的信件。柯文是斯蒂文森的傳記作者和經紀人。他寫給柯文的這些信內容十分豐富，包括風光明媚的薩摩亞島的氣候、風土人情、動植物的生態以及對於在殖民暴政下喘息的島民的同情和對於白人的控訴憤怒等，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斯蒂文森在薩摩亞的生活狀況和心路歷程。

中島敦的《光風夢》由20個章節組成，作者經過精心的安排，按照奇數章和偶數章來分別排列斯蒂文森的日記和作者自己獨創的內容，這種文體在當時還非常少見，很有新鮮感。其中，以斯蒂文森為敘事者的日記部分的內容，幾乎直接借自《維利馬信札》。這樣別出心裁的創作手法和內容，為中島敦帶來了不少的麻煩，因為讀者難以判斷究竟哪些內容直接取自維利馬信札，哪些內容才是中島敦的獨創。也正因為如此，《光風夢》在角逐1941的芥川文學獎時，這一缺陷就遭到了評委們的詬病。宇野浩二認為“《光風夢》在體裁上別出心裁，但是作品明顯過於冗長、散漫，寫作方法也很簡單化、粗糙”；瀧井孝作認為“這部作品，剛開始讀的時候，還覺得有點意思，但其類似於翻譯的粗雜的文體讓人覺得不像是創作”。

像這樣，由於在作品中大量地穿插使用了斯蒂文森的信函的緣故，從《光風夢》問世起，質疑之聲從沒有斷絕過，有的人還由此看出了該作品在主題上存在錯位的缺陷，最早提出這一看法的也正是中島敦早年的朋友、評論家中村光夫。中村認為“在中島敦所有的作品中，這部以南洋時代的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為主人公的長篇小說，從作品的完成度來說是失敗的。其主題分裂成兩到三個，因此，整體上會給人以散漫的感覺。除了斯蒂文森之外，別的出場人物就僅僅留下一個名字，沒能留下較深的印象。即便是斯蒂文森這個人物，在他身上也過多地帶有中島敦本人的氣味”。

在《光風夢》中交替出現的兩大部分內容中，完全屬於中島敦本人創作的那部分似乎並沒有什麼大問題。事實上，論者批評的焦點一邊倒向取材於斯蒂文森維利馬信函的那部分內容。這需要徹底弄清楚，在這部分內容中原封不動地照搬斯蒂文森信札的究竟佔有多大的比例？或者作者是按照什麼樣的方式來加以活用的？這方面的研究，首推前面提到過的岩田一男氏的論文《光風夢與Vailimaletters》。岩田氏做了大量的實證調查，仔細地梳理了《光風夢》中與維利馬信札相關的內容，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在中島敦的《光風夢》中，雖然引用了不少維利馬信札的內容，但是中島敦將原信札內容的排列順序打亂，並依照小說的情節，或增或減，合理取用，做了大量的處理，並非是機械呆板的簡單翻譯和挪移。另外一位論者的如下言說更是坐實了這一看法：

像這樣，中島敦無視原典中的日期，來創作《光風夢》中的日記部分，這種情形隨處可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島敦自由地取捨、選擇了散見於維利馬信札中有關薩摩亞自然的描寫，這些內容主要集中在小說的二至四章中。具體就不再舉例了。不僅限於有關自然的這部分內容，其他比如有關穆塔法和拉烏貝伯的記述、斯蒂文森小說的特徵等內容，在原典中跨度多達數年並分散在各處。作者將其集中到特定章節中來加以使用。我猜想中島敦做了筆記，將維利馬信札按照內容逐一分類，再加進了一些從《維利馬信札》中拿過來的相關記載，適當地標上日期，最後創作成作品。至少可以確定的是，中島敦是以雜亂無章的《維利馬信札》為基礎，將其改造成一部秩序井然的作品的。

按照常識來說，中島敦也不可能呆板地照搬《維利馬信札》的全部內容，而是對其作了加工和取捨，否則它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就無法成立。也就是說，中島敦將斯蒂文森的書簡內容的順序打亂，再根據小說情節的需要或增或減，合理取用，做了大量的處理。其刪減取捨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服務於小說的主題意識。文學作品，歸根結底是要表達作家的某種哲學思考和精神訴求的。

1940年左右的中島敦是苦惱的。1933年4月，從東京帝國大學國文科畢業后，中島敦到橫濱高等女子學校做了一名國語和英語教員。一頭紮下來不覺間就過了6個年頭，過於平凡瑣碎的生活，似乎將這個自幼立志要當作家的知識精英的遠大理想消磨殆盡。在現實生活中，他又是兩個孩子的父親，在東京世田谷的家中還住着前一年從大連退休回家的老父親和妹妹，再加上日益加劇的哮喘疾病和捉襟見肘的經濟情況，不難想像中島敦的苦惱該有多麼深重。當然，除了這些世俗的煩惱之外，長年困擾他的所謂的“存在的不確定性”這一形而上的精神痛苦也還依然存在。有着強烈的精英意識且立志要當作家的中島敦，從大學時期以來似乎已遠離文壇，事業絲毫沒有起色，作為一介無名的女子中學教員默默度日，其內心的焦躁不難想像。《山月記》中李徵對友人泣血般的述懷，完全就是那一時期中島敦本人的心聲。從他留下來的這一時期的日記和創作斷片來看，他渴望打破眼前的這種無力現象，衝破他在《狼疾記》《變色龍日記》和《北方行》中多次形象化的過剩的“自我意識”，撲滅自我懷疑的魅影。要想打破這層瓦解了自我的“黏膜”，他需要一種走出迷濛的強大力量。用中島敦的表述來說，這就是一種飛蛾撲火般的“行動主義”。這也是他在《北方行》和《弟子》中反覆書寫的主題。

所以，有評論者認為，中島敦試圖要從斯蒂文森那種激進的生活方式中，獲取自我救贖的力量：“斯蒂文森把自己的性命押在了寫作上。中島敦要像斯蒂文森一樣，通過寫作這一行為將自己從虛無的頹廢中拯救出來。如是說來，《光風夢》是一部宣告從‘懷疑’轉向‘行動’的作品。也正是在這部作品中，中島敦解決了方法論上的問題。”

這樣的解讀方式固然是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筆者則認為如此見解不過是落入俗套的陳詞濫調。想要回答中島敦為何一定要以斯蒂文森為其作品的主人公這一問題就離不開了解《光風夢》的主題思想。小森陽一認為：

眾所周知，斯蒂文森是諷刺了大英帝國殖民主義的世界戰略的海洋冒險小說《金銀島》的作者，同時也還是將近代人的人格分裂主題化的《化身博士》的作者。像他這樣一位作家，很關注受到白種人殖民統治的薩摩亞人究竟過着怎麼樣的生活。中島敦儼然是在為自己的帛琉之行作預備演習一樣，在出發之前寫下了這麼一部小說。在這部書中，他從正面拷問了何謂殖民地這一問題。

小森的見解可謂是一語中的，顯然，《光風夢》是一部關於帝國主義殖民批判的作品。在《光風夢》的第五章中，作者引用了J．B．斯蒂亞的《薩摩亞地方志》以及《薩摩亞史註腳——長達八年的薩摩亞紛爭》和斯蒂文森寫給《泰晤士報》編輯部的信件等內容，對斯蒂文森到達阿皮亞前後的薩摩亞的政治生態作了如下的概括：1881年，大酋長拉烏貝伯即位，塔瑪瑟瑟就任副王。按照規定，副王應該是由塔瑪瑟瑟和另外一個實權派人物穆塔法兩人輪流任職。但是，這一規定遭到了來自德國、英國、法國的強烈干涉。國王拉烏貝伯尤其不堪忍受來自德國的重壓，打算依靠英國來作靠山，但沒能成功。在由德國人發起的宮廷政變中，塔瑪瑟瑟就任國王，拉烏貝伯被逮捕，被塞進德國軍艦中，流放到了遙遠的地方。這是發生在斯蒂文森來薩摩亞前3年的事情。從那之後，在薩摩亞，對於新王塔瑪瑟瑟的反抗一直就沒有停止過。1888年秋天，穆塔法率領叛軍，攻破了塔瑪瑟瑟的部隊和德國的陸戰隊。憤怒的德國領事打算採用更為強硬的手段，但是，又遭到了英美兩國的反對。一時間，薩摩亞的局勢處在了一觸即發的緊急狀態之中。

但是，1889年一場史無前例的熱帶風暴襲擊了薩摩亞，穆塔法被迫宣佈停戰，事態平息了下來。就在這一年，美、英、德三國在柏林簽署了協定，決定由三國共同成立一個政務委員會來輔佐薩摩亞國王。一度消失了的前國王拉烏貝伯回國，當上了傀儡政府的國王，而深受民眾愛戴的穆塔法，由於德國的反對而無緣王位。原本拉烏貝伯和穆塔法兩人過從甚密，但是，由於外國勢力的介入而成了勢不兩立的敵人。斯蒂文森也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來到薩摩亞的。征諸《維利馬信札》和《光風夢》的內容就能知道，無論是斯蒂文森還是中島敦都很同情穆塔法，對這個在抗爭殖民統治的鬥爭中失敗了的人物給予了厚愛。從中島敦如此的價值取向中，其實並不難看出他對於時局的影射。所以，有研究者認為：“在中島敦關於薩摩亞紛爭這一歷史敘述的背後，有着他對於即將來臨的戰爭的愚昧和悲慘的預見，如果說在這裏面蘊含了他的批判意識的話，那就找到了他為何要在那段時間創作出《光風夢》這一問題的答案了”。

在小說《光風夢》中，中島敦通過斯蒂文森的口對於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有十分辛辣的批判：

從一到達這個島嶼開始，斯蒂文森就對白人們對待這裏的原住民的態度感到十分生氣。他們這些白種人——從政務長官到在各個島嶼上穿梭的生意人——全都是為了撈錢才來的，他們的到來對薩摩亞來說就是災難。這無論是英國還是德國、美國都一樣。他們當中並沒有誰（除了極個別的牧師之外）是因為真心地愛這個島嶼，愛這個島上的人才留下來的。斯蒂文森先是覺得很震驚，繼而又感到十分憤怒。從殖民地的常識來看，若說是震驚也許還有些不可思議。他發了瘋似地給遙遠的倫敦泰晤士寄稿，告訴人們這個島嶼的現狀。他揭露白種人的專橫、傲慢、無恥，披露土人的慘狀，等等。可是，他的這些公開信不過是遭到了人們的冷笑而已。

中島敦還通過斯蒂文森的口痛斥了白種人恃強凌弱、奴役土人的罪行：“土人被強制從事苛酷的勞動，被白種人監工鞭打的黑色人、褐色人發出的慘叫每天都聽得到。逃亡者接連出現，但他們中的多數人都被逮捕或被殺死。關於很久以前就已銷聲匿跡的食人習俗的謠傳又在這個島上蔓延開來，說是外來的皮膚黝黑的人把島民的孩子弄走吃掉。薩摩亞人的皮膚呈淺黑或褐色，所以那些非洲黑人便被視為恐怖的存在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光風夢》中，有兩條平行發展的主線。除了前述的貫穿其中的對於殖民主義的批判這個主題之外，還內含着一個與之平行的副題，那就是作為愈療象徵的南洋。這樣的主題和副題的並置顯得並不衝突，相反，斯蒂文森將南洋作為愈療之地的烏托邦式幻想，襯托出了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粗暴、雜亂。毫無疑問，中島敦是在透過斯蒂文森來闡述自己的批判意識。甚至可以說，對中島敦而言，斯蒂文森的存在不過是一個喚起其內心訴求的裝置而已。總之，批判與愈療，從表面上看，前者意味着主動、激進，後者代表着消極、逃遁，兩者似乎是相悖立場。但是，兩者在對於現實的抵抗這一點上卻是同質的。

如本文在前面的章節中所詳細論述的那樣，中島敦一直飽受着“存在根據的不確定性”這一形而上學性的痛苦。他從斯蒂文森那裏得到的啟發之一就是將南洋作為愈療內心傷痕的烏托邦，藉此走出形而上學的迷濛。同樣有過在南島生活經歷的作家島尾敏雄認為：“中島敦對於南島寄予了關心這一事情，我不認為是出於他一時的意氣用事。他到小笠原諸島去旅行，還創作了以斯蒂文森在南洋島嶼上的生活為主題的《光風夢》，最終奔赴位於帛琉的‘南洋廳’就職，這些諸多的事實，從根本上說一定是出於相同的理由。大致說來，他一定思考過要在‘南方的天堂’里來療治被他自己稱作是‘狼疾’的知識分子的現代意識。”岡谷公二梳理了近代以降奔赴南方尋找再生機會的西方知識分子的譜系。在這個譜系中包括了蘭波、高更、斯蒂文森、D．H．勞倫斯、阿爾特、萊利斯、勞倫斯·達列爾等人。岡谷認為，對這些人而言，南方不單是一個地理空間位置。“所謂的南方是指近代西歐喪失掉的所有的東西，也就是說，那是一個本能沒有遭到壓抑，想像力活躍的神秘的世界。所以說他們這些人的南方之行，絕不只是單純的旅遊，而是將其化作了死與再生的戲劇。這一方面意味着西歐的自我否定，同時也是產生出民族學和空想現實主義的原動力。”

總之，與斯蒂文森的相遇，強化了中島敦對於殖民地這一荒誕空間的記憶和批判。另一方面，斯蒂文森眼中風光明媚的南洋，同樣地喚醒了中島敦天性中的異國情趣，他追隨斯蒂文森的腳步，在南洋這個遙遠的異域裏構築起桃源世界，療養由來已久的內心的傷痕。不管現實世界是如何日趨險惡，至少《光風夢》的問世，是中島敦又一次的自我救贖的演練。事實上，在《光風夢》煞筆后不久，當他真的來到了他嚮往已久的烏托邦時，污濁、血腥的殖民統治的現實，徹底地打破了他的夢想。最終，他從這塊最後的精神堡壘中走出來，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反對時局的“藝術的抵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