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力懸殊

實力懸殊

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曾被西方稱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黃金十年”。儘管大小內戰連綿不斷，期間還發生了與日本的幾次局部戰爭，但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文化、教育事業都取得了一定的進步。戰後，1951年9月19日，美國將軍魏德邁就曾經在國會上說：“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進步的建制。”

儘管今天對於蔣介石的評價褒貶不一，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承認，蔣介石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雖然中國的人口和國土面積都遠遠大於日本數倍乃至數十倍，但雙方的國力和特別是戰力卻有着巨大的差距。如果拿開戰前1937年的部分數據進行對比，我們就會明白，蔣介石下定全面抗戰的決心需要多麼大的決心和勇氣。

1937年，日本的工業增長速度是9.9%，工業產值已經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80%，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中名列前茅。而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即使算上外國人在中國開辦的企業，中國工業產值也僅僅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0%，並且大部分屬於輕工業。我們知道，現代化戰爭所憑藉的除了國民經濟總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的工業能力。讓我們簡單看一下幾個主要工業數據的對比。

工業總產值日本60億美元，中國13.6億美元。

鋼鐵產量日本580萬噸，中國4萬噸。

煤炭產量日本5070萬噸，中國700萬噸。

銅產量日本87000噸，中國700噸。

石油產量日本169萬噸，中國13100噸。

依靠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工業能力，日本猛烈地擴張軍事工業的規模。該年度日本對軍事工業的總投資達到了22.3億日元，占當年日本工業投資總量的61.7%，比1936年增長了兩倍以上。日本已經具備了年生產各型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的軍事工業水平。至於小口徑火炮和步兵輕武器的生產能力和數量，完全可以滿足進行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實際需要。

反觀中國的軍事工業還基本停留在原來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人經辦洋務時代的水平。大口徑火炮、坦克和汽車的生產能力基本沒有，飛機和艦船儘管能夠生產，但是所有原材料和零部件幾乎全部依賴進口。自己能生產的小口徑火炮和步兵輕武器，其生產能力及數量連正常的訓練都不能滿足，更不要說去滿足一場大規模戰爭的實際需求了。

在戰爭開始的1937年7月，日本一線戰鬥兵員199.7萬人，可調用的總兵員為448.1萬人。除日本國內的11個師團之外，其餘還包括關東軍、朝鮮軍、駐台灣軍和中國駐屯軍等多支武裝打擊力量。

從明治時代開始，日本陸軍一直採用的是“師團”編製。一個甲級師團的兵力包括步兵旅團兩個，騎兵、炮兵、工兵、輜重兵聯隊各一個，還包括通信、衛生以及少量的後勤部隊。在步兵旅團以下設兩個步兵聯隊，一個聯隊下設三個步兵大隊，一個步兵大隊下設四個步兵中隊。這樣一個師團的步兵數量就是48個步兵中隊。平時一個日軍師團的人數約15000人，戰時則遠超過20000人。後來由於戰事的不斷擴大，日軍后擴充的所謂乙級師團很多採取三聯隊制度，人員、裝備和戰鬥力都不如最初的那些甲級師團，但是差距並不很大。

前邊提到，日軍陸軍的師團、旅團、聯隊、大隊、中隊、小隊，可以類似對應中國或西方部隊的師、旅、團、營、連、排，但普遍要稍稍大於這些單位。在日本陸軍中，還有一種特殊的作戰單位叫“支隊”，往往是為了執行特定的作戰任務而臨時組織命名的作戰單位。支隊的規模可大可小，多則上萬人，少則數百人，但最大不會超過一個師團的規模。支隊往往以支隊長的名字來命名。比如，一木清直為支隊長的支隊就簡稱為“一木支隊”，東海林俊成率領的支隊就簡稱為“東海林支隊”。判斷一個支隊兵力和規模大小往往可以參考支隊長的軍銜。如果支隊長軍銜是陸軍少將，則支隊的兵力與一個旅團相仿，如果支隊長的軍銜是大佐，則其實力就與一個聯隊不相上下。

相對於日本來說，中國直到抗日戰爭前的1936年才開始對國內的陸軍進行整編。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計劃是在1938年完成60個師的編製。每個師下轄兩旅四團，有些直接就是三個團，其餘部隊如騎兵、炮兵、工兵、輜重等兵種就變成了營（就是說，特種部隊比日軍的聯隊小了至少整整一個級別），這還是作為主力的甲種師。中國最精銳的甲種師也就萬人左右。加上武器裝備和戰力的巨大差距，戰場上日軍一個旅團攆着國民黨軍的一個軍跑，一個聯隊圍殲國軍一個師的場面，可以說比比皆是。

到1937年7月，國民黨陸軍的編製為49個軍，182個步兵師又46個獨立旅，9個騎兵師又6個獨立旅，4個炮兵旅又20個炮兵獨立團，還有少量其他特種部隊，總兵力為170多萬人。這還僅僅是總數量，作戰初期能夠很快投入戰場的不過是80個師、9個獨立旅、9個騎兵師，2個炮兵旅和16個炮兵獨立團而已，合計兵力不超過100萬。

拿日本的一個師團和中國的一個甲種師對比，武器裝備的差距更為明顯。

日軍一個師團的各類槍支是9476支，中國3831支。

擲彈筒日軍576具，中國243具。

輕機槍日軍541挺，中國274挺。

重機槍日軍104挺，中國54挺。

山炮日軍64門，中國12門。

步兵炮日軍44門，中國30門。

以上僅為雙方都有的常規武器，日軍師團一般都配有數量不等的裝甲戰車和坦克，而中國師則幾乎沒有。此外，日本師團在作戰中往往還能得到海空軍的協同和支援。

就空軍而言，日軍可以投入的各型戰機約960架。中國空軍名義上雖有各種飛機600多架，但是真正能夠投入作戰的只有305架。這些飛機分別購自美、德、英、法等各個國家，機型複雜，配件短缺，維修十分困難。由於沒有自我生產和補充能力，一旦飛機受傷，往往就失去了繼續作戰能力。

海軍更是簡直沒法比。當時日本海軍已經是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三。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日本海軍擁有航空母艦4艘、戰列艦9艘、重巡洋艦12艘、輕巡洋艦21艘、驅逐艦102艘、潛艇59艘，加上其他艦隻總計285艘，總噸位達到了115.3萬噸。而中國海軍共有各類艦隻120艘，數量看起來似乎還行，但是戰列艦、航空母艦和重巡洋艦等主力艦，一艘都沒有。大部分都屬於炮艇、巡邏艇之類的小不點，合計總噸位還不到11萬噸，不及日本海軍的1/10。就這樣，實際能投入戰鬥的還不到60艘，總噸位6萬噸。更可憐的是艦齡。日本艦船大部分是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下水的新艦，航程遠、航速快、火力猛、防護力強。而中國海軍最大的戰艦是巡洋艦“海圻號”，這艘排水量4300噸的軍艦，還是清政府1896年從英國購買的。裝備最好、排水量2950噸的巡洋艦“海琛”號也是1898年大清從德國伏爾鏘船廠購入。看看年齡就知道，咱們那老爺艦各項指標都無法與對手的年輕小伙兒相比。日本一艘重巡洋艦的排水量都在萬噸左右，換言之，日本海軍來一艘輕巡洋艦都能打遍中國無敵手。

更加致命的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舉國一致，戰場上官兵一心、指揮統一、行動協調。而中國的參戰部隊，往往是屬於不同的軍閥派系，“中央軍”和地方部隊以及地方部隊之間矛盾重重，相互存有戒心，往往是爾虞我詐，狼上狗不上，一般不打到自己頭上就不願意動真格的，這極大地影響了綜合戰力的發揮。連我們的敵人日本人都喜歡鼓吹，“中國不是一個整體，而是由各種政權組成的混合體”。

當時蔣介石能夠實際控制的僅僅是長江中下游的江浙滬地區，所能調動的直屬部隊約有70個師，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央軍”——國民黨陸軍中戰鬥力最強的部隊。而其他地方軍閥部隊則各有各的招募和編製制度。有的部隊名義上是師，實際上只有三四千人，武器也是五花八門。這些部隊比起“中央軍”來說，都存在一定差距。通常說財大氣粗的軍閥部隊武器裝備就好一些，反之就差一些。可以說，面對作戰意志極其頑強的日本部隊，中國軍隊無論編組、訓練、裝備、補給等各方面均存在巨大的差距。

早在東北淪陷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就已經開始進行對日作戰的準備工作。第二年，1932年11月29日，就成立了國防計劃委員會，對國家當時的戰爭實力及潛力進行調查並提出建議。他們得出的結論是，東南沿海地區最易遭到日軍的攻擊，而絕大部分的基礎設施和工業、資源恰恰在這一區域。委員會提出，中國廣大的內地資源都要進行開採和利用，如湖南的鋼和鐵、四川的鐵和銅、南部和西南的煤炭，等等。

為了應對肯定無法避免的戰爭，南京國民政府也開始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準備。按照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南京國民政府頒佈國民黨軍典範令，將全國軍隊武器標準化，新建擴建軍工廠力爭彈藥自給自足。為了便于軍力的機動和物資運輸，在全國開始大建公路、鐵路。在“黃金十年”內中國的公路鐵路總里程翻了差不多一番，期間“粵漢”“浙贛”兩條鐵路順利通車，鐵路里程達到了13000公里。耗費巨資在沿海及沿江諸要點構築了大量的國防工事，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工事基本上沒有派上多大用場。

南京國民政府對西北大後方的建設才真正稱得上是未雨綢繆。蔣介石早就預料到，一旦戰事全面展開，第一階段中國軍隊和政府的命運很可能就是邊打邊往內地跑，那麼往哪裏跑的問題就變得十分重要。早在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就組織對雲南、貴州、四川等地進行了詳細考察。到了1935年年底，蔣介石已經明確了建設和控制中國西南的目標。他指出，“川滇黔為中華民國復興的根據地。只要這裏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強敵，恢復失地，復興國家。從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國，就是三十年也亡不了中國”。南京國民政府對戰爭後方基地的提前着手建設，解決了持續抗戰一個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可惜在這一切都遠遠沒有準備就緒的時候，戰爭已經提前爆發。

從另一個方面來分析，當時的國際形勢對作為弱國的中國來說極為不利。由於德國和意大利的迅速崛起，歐洲和平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作為傳統強國的英國、法國對干預國際事務的態度已經逐漸變得消極，出現了力圖避免戰爭的“妥協主義”和“綏靖主義”。盧溝橋事變之前英國就曾經明確告訴南京國民政府，“一旦中日開戰，英國的態度是立即遠避，中國不可空望援助”。德國的崛起已經使得英國的注意力集中在歐洲而無暇東顧。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英國在東南亞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舉世聞名的綏靖首相張伯倫在內閣會議上就曾經表明，如果英國對日本實行制裁，日本很可能在德國和意大利的慫恿下對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性”打擊。後來英國竟然在日本的脅迫下關閉了中國抗戰的大動脈——滇緬公路——長達3個月之久，以向日本示好。一味屈膝忍讓換來的不是和平，依然是一通組合拳，不是“報復性”，而是“毀滅性”。

英國好賴還有一道海峽隔着，法國與德國、意大利在陸地上就連在一起，遭到的威脅更大、更直接。況且法國在東南亞也有殖民地法屬印度支那，也就是今天的越南、老撾、柬埔寨的總和，隨時可能成為日軍的打擊目標，法國對日本也根本沒法強硬起來。倒是處於內戰之中的西班牙在盧溝橋事變之後向中國發出了一個聲明，“西班牙全體人民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致以深切的同情”。

意外的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和德國之間交往甚密。1933年，希特拉在德國全面掌權之後，十分讚賞日耳曼民族“認真、勤儉、遵紀、執着”精神的蔣介石就開始直接與德國政府展開交往，中德關係逐漸進入熱戀和蜜月期，其突出標誌就是隨後兩國之間大量的軍事交往。

1934年6月，有“德國國防軍之父”之稱的漢斯·馮·塞克特陸軍上將被蔣介石聘請為軍事總顧問，塞克特向蔣提出，當前應重點訓練和裝備10個精銳師直接置於南京國民政府管轄之下，還仿效德國軍隊中的軍官團建立起“教導旅”。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南京國民政府已有一支20個師、全部德式裝備的精銳部隊。1935年，塞克特離開后，德國人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繼任總顧問，也就是這位專家向蔣介石提出了將西南地區作為大後方的建議。中德之間以鎢、銻等戰略資源和農產品交換軍火的貿易也迅猛發展起來。1936年，德國對華出口軍火為640.5萬馬克，佔德國出口軍火總額的28.8%，中國成為當時德國軍火的最大買主。

雖然之前已經和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但希特拉並不贊成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他與日本簽訂協定的主要目的是讓日本在威懾美國的同時牽制蘇聯，讓美國不敢輕易介入歐洲的戰爭，也減輕德國在東線的壓力。如果日本陷入中國戰場不能自拔，就會喪失或者減弱牽制兩個大國的作用，反而可能給德國帶來麻煩。況且如果日本獨霸中國，也勢必影響德國在中國的利益。

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德國外交部迅速發表聲明宣佈中立。日本對德國與中國的卿卿我我大為光火，甚至以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相威脅，強烈要求德國撤走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停止向中國出口武器。但希特拉除了命令德國顧問不要到戰爭前線之外，什麼事都沒做，所有的軍火和工業貿易照常進行，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南京保衛戰之前。

日本也有幫凶，那就是嘴上厲害無比，一打仗就拉稀，最擅長趁火打劫、屁股后捅刀子的意大利。對中國極度蔑視的意大利公開宣稱，“中國是一個無組織不進步的國家，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類懲罰文化落後的民族”。從中日戰爭一開始，意大利就公開宣稱堅決支持日本。

對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美國一直奉行的就是“史汀生主義”，既不承認日本侵華行徑及其後果的合法性，也不採取果斷措施去制止侵略，所給予的只是同情和道義上的幫助。美國在中國有着特殊的利益，這些利益與日本有着不可迴避的矛盾。日本佔領上海之後，通過上海港向中國輸送物資，致使美國對華貿易額銳減了86%。但對日貿易也同樣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主要貿易。為了避免與日本的矛盾激化，盧溝橋事變之後，美國國務卿赫爾就指出：美國將站在中間立場，對中日雙方都保持公正無私的態度。

隨着日本對華戰爭的不斷擴大，羅斯福總統愈發感到了危險，才在芝加哥發表了著名的“隔離演說”。演說中，羅斯福把日本比喻成流行病毒的攜帶者，建議隔離開來。美國國務院立即對總統的發言表示了支持，譴責日本對中國的戰爭不符合國際關係準則。但總統和國務院的發言立即遭到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勢力的猛烈抨擊。孤立主義者提出美國在中國沒有什麼利益使之有理由去冒和日本開戰的危險。他們指出，對於一個崇尚武力到如此地步的國家，僅僅在道義上進行抨擊無濟於事，這些話說了還不如不說。作為民主國家，羅斯福立即站出來“闢謠”，聲稱美國絕不放棄中立立場，也從來沒有考慮過對日本進行什麼制裁。

南京國民政府又找到了一個盟友。早在抗戰初期，希特拉就提醒過日本，日本的對外政策很可能會使中國投入他們共同的敵人——蘇聯的懷抱。其實俄國人對日本人的仇恨一點也不比中國人少。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之前與張學良鬧出矛盾的蘇聯就試圖和中國改善關係。1934年，由於日本在遠東的威脅越來越大，中蘇開始悄悄接近，暗送秋波，雙方都希望以兩國的聯合牽制和震懾日本。蘇聯主動找到南京國民政府建議簽訂兩國互不侵犯條約，提供5000萬美元的貸款供中國購買急需的軍火物資。盧溝橋事變之後，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就第一時間會見了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明確表示願意對中國提供支援。

對於處理與蘇聯的關係，南京國民政府一直也很猶豫，很明顯，蘇聯是中共中央的大後台，但孤立無援的蔣介石還是像後來投靠英、美那樣，接納了意識形態截然相反的蘇聯。他立即將外交部部長王寵惠和立法院院長孫科召集到廬山，要求他們對蘇聯展開外交行動，爭取更多的武裝援助，并力促與蘇聯締結互助條約。孫科與王寵惠隨即趕赴上海，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進行商談。共同的敵人使雙方很快達成一致意見，只是蘇聯稍有保留地將中方提出的“互助”，改為了“互不侵犯”。一個多月之後，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訂。蘇聯成為中日開戰之後第一個公開表態並向中國提供援助的國家，這一援助一直持續到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為止。

1937年9月開始，蘇聯援助中國的轟炸機、坦克、反坦克炮、高射炮以及軍事顧問、技師、飛行員就開始源源不斷地到達中國，僅飛行員先後就達到2000餘人，其中更是有211人血灑中國戰場。援助的陸上路線是由阿拉木圖、哈密至蘭州，空中路線由阿拉木圖經蘭州到漢口，海路則經過敖德薩、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和南中國海到達廣州、香港。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所購買的飛機及主要軍火物資為：各類飛機904架，坦克82輛，汽車1526輛，大型牽引車24輛，各類大炮1190門，輕重機關槍9720挺，步槍5萬支，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炮彈187多萬發，還有飛機發動機及全套備用零件和汽油等。

俄國人不是白求恩，他們的意圖顯而易見，那就是通過中國拖住日本，讓其不能全力北上，減輕蘇軍在遠東的壓力，從而避免在可能出現與德國發生的戰爭時兩線作戰、腹背受敵。

到了1937年9月，交戰的中日雙方都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決心和信心。

日本人說，必須迅速征服中國，徹底讓中國人喪失戰鬥意志！

中國人說，必須萬眾一心用我們的血肉之軀和不屈鬥志戰勝強大的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