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緊逼

步步緊逼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迅速吞併了東三省，不過這僅僅才是開始。偽滿洲國成立后不久，日本很快就提出偽滿洲國“建國宣言”中曾有“熱河為滿洲之一部分”之類的表述，並以熱河省地方官員表示願意歸附偽滿洲國為由積極籌備侵佔熱河。

1933年元旦之夜，天下第一關——山海關上突然響起一連串猛烈的爆炸聲。駐紮在山海關的日本守備隊立即向中國守軍提出抗議，聲稱中國軍隊向日軍發動了襲擊，要求中國軍隊立即全部撤離。1月2日上午，日本第八師團3000多名日軍在飛機、坦克的掩護下向東北軍第九旅何柱國所部守軍兩個營發起進攻，被守軍擊退。1月3日上午，日軍再次發起強攻，戰至下午15時，日軍的膏藥旗插上了天下第一關的城頭。

2月11日，蔣介石派出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和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至北平，與包括張學良在內的27名將領一起發表“保衛熱河”通電。宋子文代表中央慷慨陳詞，“吾人絕不放棄東北，吾人決不放棄熱河，縱令敵方占我首都，也絕不簽訂城下之盟”。張學良也立即附和，表示自己已經“忍無可忍，只有捨身奮鬥方能救亡圖存”，全國上下聞訊，精神為之一振。

2月底，日本關東軍以滿洲偽軍開路從通遼、錦州、綏中分三路入侵熱河。日軍第六師團在偽軍配合下向開魯、赤峰發起攻擊。第五軍團湯玉麟駐守開魯的騎兵第七旅隨即叛變投敵。那位扒了慈禧陵墓的大盜孫殿英，表現差強人意，率第四十一軍在赤峰駐守七天七夜之後方才撤退。赤峰、開魯相繼淪陷。2月26日，日軍進佔朝陽，中方再次不戰而退。3月2日，日軍進入凌源。3月3日，日軍逼近熱河省會承德。

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不但不積極組織防務，還徵集大量汽車帶着自己的金銀細軟迅速逃離。3月4日下午，日第八師團騎兵第八聯隊128名騎兵乘隙攻陷承德，熱河省19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併入偽滿洲國，漢奸張海鵬因為其“傑出”的表現被任命為熱河省警備司令兼熱河省長。

熱河淪陷使早已被全國人民罵成豬頭的張學良再次成為眾矢之的。在舉國上下一片聲討之中，張學良被迫於3月11日“含恨”通電下野。1933年3月12日，蔣介石命令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兼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接替張學良指揮北方戰事。

佔領熱河后的日軍隨即南下，向長城各關隘挺進。何應欽根據國民黨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沿長城線佈防，分別以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第十七軍徐庭瑤、第三十二軍商震、第三十五軍傅作義以及由長城線後撤的東北軍擔任長城各關口防務，企圖阻止日軍進攻。初看國民黨軍兵力似乎不少，但要防守近千里的防線仍顯孱弱，且互相之間缺乏有效配合，日軍可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

就在中國軍隊調整部署之際，日軍已發動對長城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義院口等要塞的進攻。自3月5日起，發生在長城各口及其附近地區的作戰持續了將近3個月，中方防線被日軍全面突破。北平、天津附近灤縣、密雲、遵化等22縣被日軍侵佔，中國守軍退至平、津附近。日軍從南、東、北三個方向對北平形成半包圍態勢，北平城開始出現混亂，故宮文物已被分批南運。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付出了18352人的傷亡代價，日軍損失約2400人。

長城抗戰暫時告一段落。東京考慮此時完全佔領華北時機尚不成熟，於是否決了關東軍進一步南下的意見，敵我雙方於1933年5月25日停戰，進入對峙狀態。當日，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派軍使至密雲與日軍和談。

日軍的談判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岡村寧次，岡村根本不給何應欽說話的機會就率先拋出了日軍草擬的停戰協定，同時說明這是日方的最後提案，一字不容更改。岡村此處學習了他的老前輩伊藤博文，強硬表示中方對日方所提停戰協定只能回答“是”與“否”兩個字，否則兵戎相見。5月31日，南京國民政府代表熊斌和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退到長城線以南，且今後不得越過該線。此舉等於承認了日本佔領東北三省和熱河的事實，並把冀東22縣置於日偽勢力範圍之內，至此，華北門戶洞開。

長城抗戰結束后，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特地邀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鬍適博士為在戰鬥中英勇捐軀的第三十五軍烈士紀念碑撰寫碑文。接受邀請的胡博士慨然允諾，他第一次用白話文為那些逝去的英靈寫道：

這裏長眠的是二百零三個中國好男子！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祖國。

我們和我們的子孫來這裏憑弔敬禮的，

要想想我們應該用什麼來報答他們的血。

碑文剛剛刻好，傅作義就接到了來自北平何應欽的命令，要求抹去一切與抗日有關的標誌。無奈的傅作義只好把“抗日陣亡將士公墓”改為“長城陣亡將士公墓”。

隨後在南京召開的全國第五屆運動會上，一個百米運動員成為全場最耀眼的明星，他就是來自東北大連的劉長春。他在運動會上跑出了10秒7的百米成績，這一紀錄保持了25年，直到1958年才被新中國運動員梁建勛打破。運動會閉幕式上，劉長春發表了即席演講：“諸位有家可以回去，而我們只能四處漂流。我熱切希望下一次全運會在瀋陽舉行，恢復我東北河山顏色。”全場觀眾無不淚流滿面，四處響起了憤怒的吶喊：“收復東北，還我河山！”

1935年5月2日深夜，天津《國權報》漢奸社長鬍恩溥在日租界北洋飯店遭槍擊，身中四彈的胡漢奸被送往醫院搶救無效，於次日早晨斃命。5月3日凌晨4時左右，《振報》漢奸社長白逾桓也在日租界自己的私宅內被槍殺，身上還藏有給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大將的密信。兩人被殺構成了當時有名的“胡白被殺案”。早就想惹事的日本天津駐屯軍馬上感覺到機會來了。這可是進一步侵略華北的難得機遇，日軍立即向中方提出嚴正抗議。

這邊還沒按住葫蘆，那邊瓢又起來了。正當中日雙方為“胡白被殺案”緊張交涉之際，5月17日，又發生了抗日武裝孫永勤部“抗日救國軍”進入非武裝區得到國民黨遵化縣縣長庇護和援助的事件。

5月29日，天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大佐按照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向中方發表通告，宣稱由於上述事件，“日軍不僅有必要再次越過長城線，而且實際上北平、天津兩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戰地區內”。與此同時，日本關東軍6月7日命令一支步兵部隊進入山海關、古北口一線，並在錦州集結一部空軍待命，其意圖不言自明。6月9日，日本海軍從旅順派遣兩艘驅逐艦到天津大沽口，做出一副武力解決的蠻橫姿態。

6月9日，酒井隆約見何應欽，遞交了梅津美治郎擬定的“備忘錄”，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將憲兵第三團、軍委會政訓處等機構撤出華北。酒井隆還要求國民黨“中央軍”也要撤出河北，罷免對日態度強硬的河北省省主席、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等人。

事關重大，何應欽只好一邊與日方交涉，一邊向蔣介石報告。在6月10日的交涉中，酒井隆把鞋子脫掉放在談判桌上，盤腿坐在椅子上，不時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應欽立即按照日方擬定的條約簽字。隨後，酒井隆甚至使出類似流氓無賴的手段，罵罵咧咧地走到院子裏解開褲帶，不避眾人地當院小便，弄得何應欽哭笑不得。

為避免日方的糾纏，何應欽於1935年6月13日親自回南京彙報。之後經過多次會商，何應欽於7月6日正式復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對“所提各事均承諾之”。何、梅二人往來的備忘錄和復函就是後來大家熟知的“何梅協定”，其實這一協定並無正式文本。

這些協定取消了國民黨在河北及平津的黨部，同時“取締”河北省的反日團體和反日活動，相當於變相放棄華北的主權，為兩年後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更大的隱患。

華北這邊麻煩不斷，那邊察哈爾糾紛再起。1935年6月5日，日本關東軍駐內蒙古特務機關山本信等4人，由多倫潛入察哈爾境內偷繪軍事地圖，在行至張北縣時被第二十九軍一三二師趙登禹部拘留。6月10日，駐張家口日本領事橋本正康和察哈爾特務機關長松井源之助以中國軍隊“侮辱”日本軍人為借口，向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提出嚴正抗議，限5日內答覆，否則日軍將採取“必要行動”。宋哲元聞知后立即命令釋放有關人員，但日軍依然不依不饒並藉機提出多項無理要求。

無奈之下，南京國民政府被迫於1935年6月19日免去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察哈爾省政府主席的職務，任命秦德純代理省主席。隨後，6月27日，日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同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在北平簽訂了“秦土協定”。協定要求宋哲元所部中國軍隊從長城以北撤出集結於北平方向。這一協定不僅使中國喪失了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和領土，也為日本進一步侵略華北打開了一個側門。

1935年11月25日，在土肥原賢二的策劃下，河北省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在北平以東的通縣（今北京市通州區）組織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並自任委員長，很快就宣佈更名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通電脫離國民政府實行自治。這個殷汝耕早年曾留學於日本早稻田大學，還娶了一個日本女人做老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漢奸。殷汝耕為了顯示其“政權”的合法性，還特地派出“外交人員”對東北的偽滿洲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偽滿洲國也一本正經地派外交人員進行了回訪。

似乎遍地都是窩囊廢和漢奸，但是日軍的下一步挑釁行動就碰上了釘子，碰釘子的地方叫作綏遠。

日本一直強調“滿蒙”為其生命線，這個“蒙”就是內蒙古。當時的外蒙古實際上已經被蘇聯控制。蘇聯實力強大，不能隨便去惹，但侵佔中國內蒙古一直都是日本“滿蒙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在侵佔察哈爾得手之後，很快便把侵略矛頭指向了綏遠。對付綏遠，日本還是老一套，先收買再武力。為了達到收買的目的，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參謀田中隆吉、天津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太原特務機關長和知鷹二等人紛紛竄到呼和浩特，對綏遠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威逼利誘進行策反，聲稱傅若不與日本“攜手合作”，日本則支持內蒙古的德王以“武力解決”。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義的嚴詞拒絕，利誘不成的關東軍於是決定發動對綏遠的武裝進攻。

1936年5月12日，日本關東軍直接扶持內蒙古的德王成立了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1936年10月，關東軍制訂了詳細的侵綏計劃。曾經策劃引發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田中隆吉吹噓說：“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一打就跑，我們沒費多大力量就佔領了東北。綏遠軍更不中用，可能不用打，一嚇就跑，綏遠指日可下。”但田中失算了，這次他遇到的不是敗家的張大少爺，而是百戰名將傅作義。

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同日軍和德王進行不卑不亢的鬥爭，同時在軍事上也進行了精心準備。傅作義預料到日軍很可能大舉入侵綏遠，在做好戰爭準備的同時，也積極向蔣介石和閻錫山彙報。綏遠的得失對山西影響極大，一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閻錫山也表現出難得的熱情。11月11日，閻錫山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太原綏靖公署主任身份發佈了關於綏遠作戰序列的命令：一、傅作義為晉綏剿匪軍總指揮兼第一路軍司令官；二、湯恩伯為第二路軍司令官；三、李服膺為第三路軍司令官；四、王靖國為預備軍司令官；五、趙承綬為騎兵軍司令官。

參戰主力部隊由傅作義起家的第三十五軍及趙承綬的騎兵軍組成。這個第三十五軍是傅作義的起家部隊，後來平津戰役中在末任軍長郭景雲的帶領下被華北第三兵團全殲於新保安。

11月5日，日軍兵分三路入侵綏遠，傅作義率各部頑強抵抗，開戰之初國民黨軍就通過拉鋸戰取得了紅格爾圖戰鬥的勝利，之後乘勝追擊發起百靈廟戰役。11月24日傅部成功收復百靈廟，繳獲敵軍大量軍械物資，之後再勝利收復錫拉木楞廟，侵綏日偽軍土崩瓦解。至此，綏遠抗戰中國取得完勝。

戰爭期間，11月20日，一直堅持對華謹慎作戰的石原莞爾曾飛到現場試圖阻止戰事的擴大，立即遭到了關東軍第二課課長武藤章的搶白：“石原桑，我們只不過是在重複先輩在滿洲干過的事情而已，有什麼不對嗎？”無言以對的石原只好悻悻離開。

綏遠抗戰是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軍隊在抗擊日軍侵略方面取得的第一次勝利。消息傳到各地，“四萬萬人聞之，神為之旺，氣為之壯”。北平、上海、武漢、西安等地民眾代表攜帶慰問品和捐款遠赴綏遠前線慰問抗戰將士，音樂家呂驥特地創作了《第三十五軍軍歌》，著名電影演員陳波爾前往綏遠前線為參戰官兵演出了話劇《放下你的鞭子》。不到一個月，第三十五軍接到各方捐贈的錢款就達到20多萬元。面對此情此景，傅作義表示，為國家而戰乃軍人之天職，全國人民的同仇敵愾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未來的希望，“由此肯定國家必能復興，民族必能自救，其道理不僅在於軍人敢於犧牲，而在於全國人心不死”。

各地方實力派也因綏遠抗敵勝利而備受鼓舞。剛剛結束兩廣事變的李宗仁、白崇禧發表通電，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軍”開往綏遠，並請求將桂系軍隊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閻錫山遵父遺囑以其繼母的名義將87萬元的遺產捐給了綏遠前線。消息傳到西安，壓抑已久的東北軍將士喊出了“我們要援綏抗日，收復失地”的口號，他們找到張學良痛哭流涕：“即使中央不同意，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綏遠抗戰勝利后，傅作義在國人眼中立即成了人人敬仰的民族英雄，這一切也都深深刺激着那位戴着“不抵抗將軍”帽子的張學良。

此前，1935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明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當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此後，又成功開展對東北軍和西北軍以及社會各界的統戰工作，在西北地區形成“三位一體”共同抗日的局面。在此背景下，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與西北軍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在中共中央的主導下，在南京國民政府、蘇俄等各方勢力的斡旋下，得到和平解決。12月25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乘飛機離開西安。26日，蔣介石抵達南京，張學良隨即被扣留。

至此，中日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讓內戰基本停止，使得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過不掩功，張學良此舉可謂厥功至偉。

在綏遠鎩羽而歸的日本並不會就此罷休，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