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營救
艱難營救
將炸彈全部扔下去后，16架B-25中的15架開始沿着日本南部海岸向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飛去。只有八號機選擇了海參崴，這在之前是明令禁止的。按預定計劃，中國境內幾座未被日軍佔領的機場會亮起燈塔指引他們降落，其中最容易被發現的是衢州機場。
由於提前起飛意外增加了航程，所有飛機的燃油已無法按計劃到達指定的中國機場，飛往中國的航程顯得異常險惡。或濃霧或大雨的糟糕天氣，使各個機組幾乎無法判斷準確的方位，即使像杜立特這樣的牛人也毫無把握。領航員漢克·波特告訴他，飛機預計在距離中國海岸210公里處耗盡燃油。慶幸的是，似乎上帝也為這群無畏的勇士動了惻隱之心，原來一直刮著的逆風突然間轉成了順風，航速因此提高了每小時46公里——這可是救命的46公里！杜立特感慨地說：“幸運的是上帝與我們同在！”傑克·希爾格在日記中寫道：“這是自早晨以來，我們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機會可以活過這一晚上，大家高興得像一群孩子似的。我們知道終於有機會絕處逢生，活着出去向人們講述這段英勇的事迹。”
飛機飛臨中國已是傍晚，狂風暴雨導致能見度急劇下降。油耗警示燈早已亮了起來，“能夠到達陸地的概率幾乎為零，感覺就像走到了窮途末路”。杜立特下令準備好救生筏，要求大家“不到最後一刻，誰也不能輕易放棄”。
前方模糊出現了海岸線的輪廓，保羅·倫納德大叫道：“在那兒，我感覺自己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杜立特試圖把無線電頻率調至4495千周以尋找衢州機場，一直未果。“我們只能選擇跳傘了，只希望我們降落的地方是中方控制的土地。”杜立特安排了跳傘的次序，他是最後一個。
21點10分，倫納德和布雷默間隔幾秒鐘從飛機上跳了下去，隨後是波特。杜立特幫科爾鬆開了副駕駛座位上的降落傘，然後拍了拍他的肩膀：“一會兒再見，迪克。”
到21時20分，飛機上只剩下杜立特一個人了。至此，他已經連續飛行了13個小時，行程3600公里，其間還轟炸了日本首都。在關掉燃氣用閥后，杜立特縱身跳出前艙門——這是他第三次不得不從飛機上跳下去，黑夜立即吞沒了他。
杜立特擔心落在堅硬的土地上會使腳踝骨折，之前那裏曾兩次受傷。他曲起膝蓋以減緩落地造成的衝擊，幸運的是他落進了一片稻田，裏邊到處是中國人當肥料的糞便。他從稻田裏爬出來，然後解下降落傘。儘管全身散發著難聞的臭氣，但至少他還活着，這是最讓人慶幸的事情。四處遊盪的杜立特發現了一個中國人的小磨坊，他就在那裏度過了難忘的一夜。天氣寒冷加上渾身濕透，杜立特不得不連續做體操以保持體溫。
19日黎明，杜立特順着一條坑坑窪窪的小路向一個村莊走去，他遇到了一個肯定不懂英語的農民。農民將孤立無援的杜立特帶到了附近一個軍事駐地——還好它屬於中國人。一個國軍少校竟然能說幾句英語，這讓杜立特興奮無比。少校要求這個滿身結着一層干糞便的外國人交出手槍。杜立特解釋自己是美國人，剛剛轟炸了日本東京，昨晚空降在附近的一塊稻田裏。他建議少校一起去看他的降落傘，以證實自己說的都是實話。少校同意了，在十幾個全副武裝的中國士兵押解下，大家一起來到了杜立特降落的那塊稻田，可惜降落傘已經不知去向。
少校軍官據此認為杜立特說謊，下令士兵繳下杜立特的搶。恰在此時，另外兩個去搜查農戶的士兵拿着降落傘跑了過來，少校臉上露出了微笑，友善地向杜立特伸出了手。“我就這樣被他們正式接納了！”杜立特後來回憶道。
嚴格的保密措施使美國並未將詳細計劃告知中方，連蔣介石和史迪威都不清楚。儘管事先約定，這些飛機降落在中國后將歸“飛虎隊”使用，但陳納德本人並未接到軍方的任何指示，他將聯繫失敗最終導致所有飛機墜毀和部分飛行員陣亡、被捕，歸咎於華盛頓事前過於謹慎。這位“飛虎隊”隊長認為，如果決策者能夠對中方開誠佈公地講清情況，即使杜立特臨時改變計劃提前起飛，作為中國空軍的指導者和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他“只需將一個志願隊的地面無線電指揮站與中國東部的預警網連接起來，就可指揮大部分飛行員順利降落在友軍機場”。
根據此前模稜兩可的指令，駐衢州空軍第十三總站為預計19日的接應做好了全方位準備。不但為即將來到的飛機開放了跑道，還備好了特供他們使用的燃料和潤滑油。軍委會戰地服務團衢州空軍招待所門前掛起了“歡迎美國志願飛行員”的大型條幅，為客人準備的西式餐點、宿舍早已就緒。但因為空襲行動提前了一天，這些工作完全失去了實際意義。
18日當天晚上，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正在辦公室處理公務，忽然一陣低沉的引擎聲從暴風雨中傳來。老賀立即下令通知附近部隊、機關“提高警覺，實施燈火管制”。他的第一反應是“日軍飛機又來轟炸了”。但這次情況似乎不同，20分鐘后，不遠的山外傳來了一聲巨響，除了雷電風雨，就再沒其他聲音了。
怪事一件接一件。第二天一大早，轄區臨安縣政府突然報告，“附近有敵人的傘降部隊，鄉民正在實施圍捕”。緊接着行署衛戍部隊青年營電話通知，“要將兩個外國人送上山來”。青年營李營長打來電話說，將要送上山來的是兩個美國人，他們聲稱在頭一天駕機襲擊了日本的重要城市。賀揚靈後來回憶說：“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震驚了我，也震驚了山上的所有人。”
李營長帶着客人很快到了，一個短小精悍的美國人主動上前握住了老賀的手。賀揚靈被告知，他的名字叫杜立特，美國陸軍中校，轟炸東京行動的領導者。他身邊那個人叫迪克·科爾，副駕駛。
科爾的降落傘掛在了一棵松樹上，他順勢把降落傘接下來改成一張吊床過夜。黎明時分，科爾捲起降落傘，拿着指南針向西走。幾小時后，他在一條小路上幸運遇上了一個國軍士兵。士兵將他帶進了一個小小的院子，裏邊飄揚着中國國旗。中國人拿出一張畫給科爾看，畫上畫著1架飛機和5個飄下來的降落傘，科爾指指第四個，示意那是自己。士兵隨後將他護送到天目山駐軍基地，他看到了那幅畫的作者——他的隊長杜立特中校，兩人緊緊擁抱在一起！
19日上午，漢克·波特走進了一個小村莊，村民對出現這樣一個外國人頗為好奇。一位老人在一張紙上寫了幾個漢字，波特一個都看不懂，村民在一張地圖上指出了他所在的位置。幾分鐘后，他發現投彈手弗雷德·布雷默從同一條小路上跑了下來。“看到他，我心情好極了，”波特回憶說，“至少有了我認識的人。”
短時間內村裡出現兩個外國人讓村民感到不安。一名村民從背後突然抱住了布雷默，隨後他們身上的槍、刀具和現金被搶走，波特的飛機導航手錶和他自己的漢密爾頓手錶也被拿走了。村民將他們五花大綁，準備送到浙西行署聽候發落。
隊伍走到附近的由口村時，迎面碰上了小學教員朱學三。朱學三懂得一點兒“洋文”——水平不一定比老酒高，藉助筆談和手勢比畫，老朱艱難搞清了兩人的真實身份，他們顯然是友非敵。兩人被鬆綁並馬上成為老朱家的尊貴賓客。村民用茶水和雞蛋招待他們。雖然很餓，但出於戒心，兩人都不願意吃，只是喝了一些熱茶。隨後當地的一名游擊隊長趕到了，勒令大家交還美國人手槍、刀、現金和手錶，但波特的漢密爾頓手錶還是未能找到。大家一起前往浙西行署。隊伍走到相鄰的射干村時，遠處傳來一陣喧鬧聲，那裏正在進行一場“圍捕”活動，抓捕對象是機槍手保羅·倫納德。
天快亮時，倫納德走出山谷去尋找自己的戰友。他遇到了4名武裝人員，其中一個人要他舉起雙手。倫納德掏出了手槍，對面的人開槍了，倫納德也開了兩槍，之後轉身跑回山上。他看到山下聚集了很多人，於是準備堅持到天黑再想辦法逃跑。大約一個半小時之後，他看到一大群人從遠處經過，最前面似乎是兩名美國人。倫納德重新裝好子彈衝下了山，他瞬間由“歹徒”變成了上賓。步行途中，一個村民突然躥到波特身邊，將那塊漢密爾頓手錶飛快地塞到他手裏，轉身跑開。當天下午，三人在駐軍總部見到了杜立特和科爾。五人抱作一團，大喊：“夥伴們我們成功了，我們都還活着！”
經過杜立特介紹，賀揚靈知曉了空襲行動的來龍去脈。聽說日本人的老窩遭到轟炸，壓抑已久的賀揚靈興奮極了。他6歲的小女兒看到幾個長相與自己不同的陌生人，奇怪地問父親：“他們是從哪裏來的？”心情大好的賀揚靈半開玩笑地告訴孩子：“他們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墜落的飛機很快被找到，大約在衢州以北110公里處。杜立特和倫納德當天下午就去查看了飛機殘骸，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設備和物資，“飛機碎片在山頂散落了足足幾英畝。對一個飛行員來說，最糟糕的事莫過於自己的飛機摔得粉碎”。
杜立特相信其餘15架飛機——他尚不知有1架去了蘇聯——肯定和自己的命運相似，“在我看來，行動無疑失敗了，我一生中從未如此低落過。”
倫納德感覺到了隊長的悶悶不樂：“中校，您覺得回國後會怎麼樣？”
“他們會在軍事法庭上審判我，然後將我送進監獄。”
“不，長官，讓我告訴您將會發生什麼。他們會提拔您當將軍，還會授予您國會榮譽勳章。他們會再給您一架飛機，到那時我還要和您一起飛行。”——這話對一個飛行員來說無疑是最好的褒獎！
4月20日，杜立特得知已有4個機組的成員被找到了，他請求賀揚靈在杭州灣和溫州一帶海域設置瞭望哨，以搭救更多的機組成員。淳安縣縣長沈松林接到命令后立刻組織人手實施搜救，連高山密林也不放過。眾多搜救人員拿着高音喇叭，到處呼喊“這裏是安全地帶不是日佔區，請放心出來”。在這樣大張旗鼓宣傳之下，附近老百姓都知道這裏來了美國人。十號機機組成員正好跳傘在淳安和遂縣地區，他們很快受到了熱情周到的接待。
飛機墜毀導致機上的通信設施無法使用。在確定有幾個機組人員安全獲救之後，杜利特急切想與外界取得聯繫。他很快擬定了一份電報，由浙西行署發給重慶，再由重慶轉發給華盛頓。“成功轟炸東京，”杜立特在電報中寫道，“由於中國海岸天氣惡劣，飛機可能已全部墜毀，目前已查明5個機組平安。”這份電報由宋子文遞交美方的時間是4月21日，一直在焦急中等待的阿諾德第一次有了那群人的確切消息。
4月22日，杜立特就收到了重慶轉來的阿諾德的賀電：“對你們這次真正了不起的飛行，我要以整個陸軍航空部隊和我個人的名義，向你及你們團體的全體成員表示祝賀。”更好的消息還在後邊，參謀長馬歇爾的電報里說：“你以極高的勇氣和堅定的決心，指揮你的團隊完成了這次危險的任務，你對國家和盟軍做出了巨大貢獻。總統向你表示感謝和祝賀，你的準將提名今天已送交參議院。”杜立特的兄弟們也為他的晉陞而激動。“我們個個歡天喜地，就像自己也都被提拔成了將軍一樣。”希爾格說。
很快就有壞消息傳來。十六號機的比利·法羅機組很可能在鄱陽湖一帶落入日軍之手。杜立特問賀揚靈，能否用錢從汪精衛那裏把他們贖回來，或者組織武裝解救。后一方案馬上被否決，因為南昌附近駐有大量日軍。不單如此，連杜立特等人也要儘快轉移到衢州，再從那裏乘機前往重慶。
賀專員特意為杜立特等人舉辦了隆重的招待宴會，特色菜是中國人捨不得吃的老鴨煲。看着飛行員難以下咽的樣子，杜立特暗自提醒大家：“不許評頭論足，有什麼就吃什麼，不要引起任何麻煩，現在你們在這裏是客人。”
步行途中，年事已高的杜立特提出“實在走不動了”。半小時后，中國人竟然給他牽來了一頭驢。中校好奇地圍着這頭怪物看，冷不防被它一蹶子尥翻在地上。看着杜立特一臉詫異的樣子，一名中國軍官微笑着警告他：“它還會咬人。”不過5個人還是很快坐上了中國特有的轎子。
泰德·勞森的七號機在迫降時遇到了麻煩，一頭栽下的飛機在海上翻了過來，巨大的慣性導致投彈手鮑勃·克萊弗直接從機首飛了出去。勞森和副駕駛迪恩·達文波特連同駕駛座一起猛地從駕駛艙甩了出去。麥克盧爾的肩膀重重撞在了裝甲板上，然後落入水中。
等勞森醒來時，他已經沉到水下四五米的地方，仍然被安全帶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意識到身受重傷之後，勞森解開安全帶奮力游向水面，之後開始費力向岸邊移動。海浪一次又一次將他拖回水中，終於一個浪頭把他推上了岸。他的雙腿已毫無知覺，左膝被劃出一道大口子，碎裂的膝蓋骨露在外邊。作為駕駛員，他覺得飛機墜毀完全是自己的責任，開始大聲咒罵自己。忽然他覺得那聲音有些陌生，伸手去摸嘴巴，發現下嘴唇被豁開了，傷口一直延伸到下巴底下，上排牙齒都彎到嘴裏去了。他將手指放進嘴裏試圖將牙齒扳直，不想它們完全脫落下來了。勞森氣憤地將滿手的牙齒扔掉，這時他看到了達文波特。
麥克盧爾在水中醒了過來，他發現自己兩條胳膊全斷了，隨後他看見了不遠處同樣無法移動的克萊弗。兩人費力地從水裏走出來，然後癱倒在海灘上。
戴夫·戴卓爾在機尾被撞暈，還好他戴着飛行頭盔。當他從機腹爬出來時，聽到了麥克盧爾叫他的聲音。5個人一個不少，但個個重傷。勞森和達文波特頸部嚴重受傷，其他3人面部、背部、腿部都血流不止。不時有日軍巡邏艇從附近海面經過，喪失行動能力的幾個重傷員只好就這樣躺着聽天由命。
海堤上出現了兩個人影，機槍手立即掙扎着開始瞄準。麥克盧爾叫道：“別，他們是中國漁民，我在《國家地理》雜誌上看到過。”
麥克盧爾判斷完全正確！他們幸運碰上了中國的游擊隊。隨後更多游擊隊員趕到，將幾位傷者背到附近的一間小屋。讓麥克盧爾驚訝的是，背他的那個中國人又瘦又小，體重最多45公斤，而他自己足足超過90公斤，他不知道這個中國人身體裏怎麼能夠迸發出那麼驚人的力量。勞森想對背他的那個人微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他無奈地閉上了眼睛，知道自己不論身在何處，圍繞在他身邊的都是好人，大家都在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浴血奮戰，這就足夠了。他嘴裏喃喃地說：“如果我們能留在這裏，如果我能恢復過來，那就太好了，我希望能和他們一起並肩戰鬥。”
游擊隊隊長鄭財富曾在英國人的輪船上打過工，他很快弄清了飛行員的身份。海邊村落缺醫少葯，鄭隊長決定將傷員送到相鄰的一個縣城救治。19日18時，一支十幾人的擔架隊行進在海邊的堤壩上，一艘平底帆船朝岸邊靜悄悄地駛過來。游擊隊員抬着擔架走下了堤壩。忽然帆船上傳來一聲尖哨，勞森等人還未明白是怎麼回事，就被連人帶擔架扔到了旁邊的溝窪之中。
還沒等傷員叫出聲，伏倒在溝邊的游擊隊員將手指放在嘴邊做出了噤聲的姿勢。抑制不住好奇心的勞森稍稍抬起了頭，眼前的景象讓他瞬間忘記了疼痛。一艘日軍巡邏艇正向帆船快速靠近，日本人很快登上了船。汗如雨下的勞森後來回憶說：“躺在土溝里的等待近乎煎熬，這是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拷問。”
帆船上的中國人神色自若。雖然附近已發現了飛機殘骸，但那幾個日軍士兵沒有察覺出這幾個漁民與美國人有什麼牽連。日軍的小艇最終駛向深海，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大家不由得鬆了一口氣，好險哪！
擔架被重新抬入船艙。緊扣扳機的游擊隊員目光炯炯，準備隨時應付可能發生的意外。一路平靜無波，幾位傷員很快被送到了醫療條件相對較好的臨海縣。臨海並不安全，這裏距日軍最近的據點不到20公里。如果讓日本人知道美國飛行員到了這裏，他們很可能派出重兵攻打縣城。傷勢最重的勞森傷口感染，急需手術。
回憶起這段難忘的經歷，勞森後來感慨地說：“整個中國都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每一張沉滯的面孔背後，都在為我們的所作所為而激動着，至少在我看來是這樣。”勞森想起在美國的時候，經常在街上或電影院門口看到有人在為中國人的抗戰募捐，他很多次從那裏經過，偶爾也會捐上一兩美元，當時還覺得自己非常慷慨。現在他覺得實在過意不去，心裏光想哭。
很快，另一座城市的一個知名醫生陳慎言到了臨海，他畢業於上海私立東南醫學院。陳醫生為美國人檢查了病情，提出要將他們轉移到自己的醫院——由於曾幫助過受傷的飛行員，1945年赴美就讀的陳慎言受到了杜魯門總統的親自接見。4月21日上午，8時，一行人準備再次啟程。當地政府為他們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歡送儀式。“樂隊什麼的都有，”戴卓爾後來如此回憶，“一隊中國士兵沿路邊列隊立正，向每位經過的飛行員敬禮，我們中那些還能動彈的隊員也回敬了軍禮，我想，應該不會有比我們這隊更嚇人的隊伍了。”
勞森被抬在擔架上，65公里的路程花費了整整12個小時。珍貴的手術器材和藥品也通過秘密途徑送到這裏，隨後趕到的懷特醫生為勞森實施了截肢手術。雖然失去了一條腿，但他幸運地保住了性命。村民為勞森送來了雞蛋、牛奶等營養品，這一切都令他終生難忘。
5月18日，度過了危險期的勞森等人被安排轉移。由於身體尚未復原，當地政府特意為他們安排了轎夫。接下來的一路被勞森稱為“一個又一個的奇迹”。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當地人送上精美的食物。在戰爭狀態下，勞森想像不出他們是如何“變出”那些美味的。他們的交通工具變成了一輛1941年款的福特轎車，這在當時的中國絕對屬奢侈品，不知道哪位富商為勇士貢獻了自己的座駕。
不幸截肢的勞森是個文化人，後來他依據親身經歷寫出了《東京上空三十秒》一書，書中內容在1944年被搬上銀幕，成為家喻戶曉的熱門電影。勞森在書中寫道：“我不斷想起那些勇敢、堅忍的中國男女。他們將我們救起，用自己的身子背負我們，給我們吃，照顧我們，並幫助我們逃走。我不知道在他們被日本人拖去殺戮時是否會想到，在被他們救起的那些人中，有人會一遍又一遍地轟炸日本。希望這能給他們帶去一絲慰藉。”
命運最慘的當屬迪恩·霍爾馬克的六號機，他們中只有領航員蔡斯·尼爾森看到了最後的勝利。在距離中國約160公里的海域，飛機遇到極端惡劣的天氣。尼爾森告訴霍爾馬克，大約再有3分鐘就可能到達中國海岸。透過暗夜，霍爾馬克依稀看到了陸地。就在轟炸機逼近海岸的時候，飛機左引擎停止了工作，幾秒鐘后右引擎也熄火了。轟炸機一頭扎了下去，霍爾馬克想：“我們應該不需要降落傘了。”
飛機墜落在離浙江象山縣海岸不遠的地方。19日8時左右，在海灘上昏迷了整整一夜的尼爾森慢慢清醒過來。天氣變得異常晴朗。沿着海灘，尼爾森遠遠看到了兩具被海浪衝上來的屍體，他們都穿着美國軍隊特有的橙色救生衣，那無疑是自己的戰友。他從地上爬起來，向那邊走去，當他扒開一叢灌木時，前面出現了一雙帆布步膠鞋，再往上腳上打着綁腿，再往上，一支來複槍正對着他的頭。尼爾森站了起來，他看清那兩具屍體是投彈手比爾·迪特爾和機槍手唐·菲茨莫里斯。
這個人竟然會說英語，問他是日本人還是美國人，尼爾森回答是美國人。對於尼爾森的反問，對方回答是中國人。不遠處傳來日本人巡邏艇的馬達聲，中國人告訴尼爾森，“要是被日本人抓住，我們倆都得死。”兩人穿過灌木叢中的一條小路躲進了竹林，那裏可以遠遠看見日軍的巡邏艇基地。尼爾森問對方怎麼會英語。這個姓陳的中國人告訴他，自己是在上海當出租車司機時學的。
兩人一起來到游擊隊駐地，那裏有20多個游擊隊員，個個衣衫襤褸。讓他稍感欣慰的是，他見到了一條腿嚴重受傷的迪恩·霍爾馬克和副駕駛鮑勃·米德爾。大家用簡單的木質棺材埋葬了兩位戰友，三人為犧牲的同伴念了一段祈禱文。
日本人的搜捕使他們無法離開。到第三天中午，大門外突然出現了嘈雜聲，一個中國人氣喘吁吁地跑進來，告訴他們“日本人來了”。三個美國人看到門外有數百個日本兵，他們帶着槍、刺刀和手榴彈。三人很快被發現，一名留小鬍子的日本隊長讓翻譯告訴他們：“你們現在是大日本帝國陸軍的俘虜。你們無須擔心，我們會對你們很好的。”美國人很快就會發現，事實與日本人說的恰恰相反。
三人被戴上手銬，然後用繩子加固，晚上還被加上了腳鐐。32個日本兵用一艘船運送他們，晝夜不停。4月24日，他們被送到了當時日本人佔領的上海。
另一架不幸的飛機同樣與“6”有關，就是比爾·法羅的十六號機，他們最後一個從航母上起飛。在臨近中國海岸時，惡劣的天氣甚至讓副駕駛鮑比·海特想起了老家德克薩斯的龍捲風。領航員喬治·巴爾建議向西飛行15分鐘后再折向南，這樣可以確保飛機降落在中國人控制的區域。但法羅不想讓飛機墜毀，他一直向西，試圖找到適宜降落的地方，這就意味着他們越來越接近日戰區——南昌。最後油料耗盡，他們選擇了跳傘。
掉在一座墳頭上的投彈手薩澤摔斷了幾根肋骨。他拔出手槍朝天開了幾槍，試圖以此來吸引同伴，四周沒有任何回應。天亮之後，他選擇了向西走，路上遇到了幾位村民。後來他發現了前面的一處營地，一個士兵正在外面的水溝里清洗軍服。他遞給那個人一根煙，希望能夠得到幫助。很快就來了十幾個人，人人拿着步槍和刺刀。他們繳了薩澤的槍，然後帶他進入營地。一名士兵問他：“你是怎麼到這裏的？”薩澤拒絕回答。一名翻譯很快來到。“你們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薩澤問。翻譯向他宣佈：“你現在在大日本帝國陸軍的手上。”
領航員巴爾落入了一片水田，爬出來后，他走了很久，上了一座小竹橋。忽然，他的後背被一支槍頂住了，巴爾只好跟着走到路邊的一個防空壕。裏面走出幾個士兵，巴爾被五花大綁。他隨後被押到一個叫南昌的中國城市。在一個房間裏，他見到了十幾個軍官，巴爾認出那些是日本人。十六號機組5個人無一倖免，最後被抓到的是法羅。這樣加上六號機，總共有8個人成為日軍的俘虜。
4月20日，十六號機組的5個人被押解到南京。幾個人被單獨關押，以防串供。美國人提出，作為戰俘他們應該享有相應的待遇，幾個人只說出了自己的名字、軍銜和編號。“我立下過誓言，不會透露任何軍事秘密。”法羅說。美國人太天真了，他們隨後遭到了嚴刑逼供。斯帕茨編造說，他們從中途島以西的一個小島上起飛。鮑比·海特堅持起飛地是阿留申群島。幾個人的說法都不相同。
消息很快發回東京。在詳細查看過地圖之後，宇垣纏認為這些人說的地點都不靠譜，當時所有飛機都飛不了那麼遠。他在《戰藻錄》中寫道：“他們說的沒有一句真話，第一次審訊毫無幫助。我們必須做進一步調查，為將來的作戰做更充分的準備。”不過日軍還是從謊言中得知了一些細節，他們推測至少有13架飛機墜毀在中國。
聽了宇垣的彙報，山本同樣是怒不可遏：“當你自信滿滿地以為一切盡在掌握的時候，被敵人抓住漏洞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情。雖然我方損失不大，但大日本帝國的領空被侵犯了，卻沒有擊落一架敵機，這已經足夠羞辱了。這形象地說明了一個道理，再怎麼糟糕的進攻也勝過完美的防禦。”此時山本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小島，它的名字叫中途島。
到21日，判斷哈爾西艦隊早已走遠的飛行員終於開口了。巴爾供出所有飛機都是從航母上起飛的。宇垣對美軍空襲計劃的精妙設計感到好奇，甚至是讚賞，自尊心也得到了一絲安慰：“這16架飛機是如何被放在航母上的，一定要努力破解這一謎團。”
4月22日，六號機組成員被蒙上眼睛送上了一架飛機。幾個小時之後，薩澤偷偷向窗外窺探，他看到了一個以前似乎見過的地方，後來知道那裏叫富士山。27日，六號機組倖存的3名成員也被押到了東京。
唐納德·史密斯的十五號機組同樣遭遇了險情。他們在燃油尚未用盡的時候因引擎動力不足在海上迫降。5個人逃上救生筏，但救生筏很快被巨浪掀翻。在與海水搏鬥了兩個小時后，幾個人總算都上岸了。
史密斯發現不遠處有昏黃的燈光，幾個人就此來到了一家漁民的小屋前。史密斯用力敲門，並喊着朱立卡教給他們的簡單的中國話。一個漁夫提着燈籠把他們領進了屋，在地上用稻草生起一堆火。漁夫叫醒了母親和妻子為美國人燒茶做飯，他們甚至吃上了米飯和蝦干。懷特成為其他機組成員嫉妒的對象，“因為我會使用筷子，而他們只會用手抓”。
天亮時，屋裏擠進來許多好奇的村民。後來懷特回憶說：“我們不太確定他們的政治派別，但他們的友好是毫無疑問的。”大家開始比畫著交流，一個村民拿出一本年曆，每頁上方都有英語單詞。通過翻看一本詞典，懷特告訴村民他們是美國人，剛剛轟炸了東京。聽到這一消息的中國人顯得非常高興。美國人的濕衣服還在一邊晾着，有些人就直接脫下身上的衣服給他們穿。
他們無疑是幸運的。這裏叫檀頭山，這一區域是唯一未被日本人控制的地方。漁民把家裏唯一的一張床讓給美國人睡，那不過是一個簡易的土炕另加一條被子。條件很差，但精疲力竭的美國人還是睡得很香。睡前，格里芬迷迷糊糊地告訴懷特，等戰爭結束后他肯定會回到這裏，靠賣給中國人彈簧床墊去發大財。
因為這裏離日佔區很近，一行人第二天晚上乘坐一艘小舢板出發。船在半夜時分到了南田島，這裏是勞森機組墜毀的地方。在一家農舍，他們邂逅了救走勞森機組的那位游擊隊長。游擊隊長拿出了勞森等人留下的紀念品，還有一張寫有達文波特名字的卡片。當天，他們吃到了中國人為他們精心準備的雞肉。
在步行到一個道觀時，前面出現了日本人。中國人將他們藏進了地洞，他們身邊的游擊隊員個個攥緊了槍——美國人甚至懷疑那些破舊的槍到底能不能打響。他們聽到日本人在外邊四處敲打，還聽到老道士和村民的慘叫聲，顯然他們挨了打。兩個小時后，日本人走了。懷特對此非常感動，“這些人都極端貧窮，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通過出賣我們為自己換取巨大的好處，但顯然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想法，他們對我們的責任感以及他們對日本鬼子的仇恨就足以保證他們不會那麼做”。
歷經磨難的九號機組終於到達了安全之地，勞森機組兩天前剛剛經過這裏。美國人奢侈地得到了香皂和乾淨的襯衣、短褲。晚餐非常豐盛，一群中國小女孩兒來向他們“獻花，跳舞，歌頌飛行的奇迹”。第二天上午，地方政府為他們舉辦了一個特別招待會，參加的有當地官員、學生和士兵，他們接受了中國人的歡呼。在政府官員講完話后，他們每個人也做了簡短髮言——估計也沒幾個人能聽懂。午飯，他們吃了雞蛋、豬肉和香腸。
“不管我們到了哪裏，人們都爭着來看我們，”懷特在日記里寫道，“一個小孩兒鑽到我的椅子下邊，被他的母親拽出去扇了耳光。他大哭起來，我給了他1美分，他立刻就不哭了。”
成功脫險的各個機組陸續到達衢州。當杜立特於4月26日趕到那兒時，機場已聚集了56名機組成員。能夠活着重聚使他們發自內心地激動，希爾格在日記里寫道：“就像回到了家，我們快樂得像小孩子似的。身在國外，沒有什麼比得上一張熟悉的面孔。”領航員韋爾德回憶說：“在這裏我們既是怪人，也是名人。”瓊斯和懷爾德回想起在玉山火車站下車時，看到一名身着西裝的紳士站在數千人的歡迎隊伍的最前面，用流利的英語告訴他們：“我是玉山市市長王丹尼，我們專程前來迎接來自美國的英雄！”
27日，杜立特趕往上饒，專程拜訪了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商討如何營救被俘的機組成員。顧祝同再次下令各區縣進一步開展搜救活動，沿海所有船主都被告知，特別留意可能落在海中的機組人員。
作為對美軍空襲東京的報復，日本人的飛機幾乎天天光顧衢州機場，美國人必須儘快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他們隨後被分批送往重慶。
日本人的老巢也挨了炸彈，這一消息給滿目瘡痍的山城帶來了短暫的歡樂時光。不管認識與否，在重慶的所有美國人都會被迎面攔住以示祝賀。有人提議將美國人轟炸東京那一天定為一個特定的節日。軍政部長何應欽高調宣佈：“日本軍國主義的夢魘只有用炸彈才能粉碎，對日本的這次襲擊僅僅是個開始。”4月29日，剛剛到達重慶的杜立特就應邀與美國駐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準將共進晚餐。他被告知，參加行動的每個人都將被授予“傑出飛行十字勳章”。
4月30日中午的盛大宴會由蔣介石親自做東。先行來到的蔣夫人——她在中國被譽為不帶軍銜的空軍司令——對美國飛行員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她瞬間成為所有人關注的焦點。對此，雷迪後來寫道：“夫人是我有幸遇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她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聰明、機智而美麗。”
蔣介石在午餐將要開始時抵達。委員長向飛行員們敬酒，與大家一起為羅斯福和未來的勝利乾杯。在美國人眼中，相比漂亮的夫人，蔣介石顯得平淡無奇。飯後，雷迪請蔣夫人在自己日記首頁的地圖上以及一張帶有機組成員署名的鈔票上簽名，駐中國的比塞爾上校立即制止了大家爭相索要簽名的行為。比塞爾拿出一枚美國飛行員佩戴的翼形徽章贈送給夫人，蔣夫人坦言還想要一頂飛行帽，幾名飛行隊員不約而同摘下了帽子。雷迪說：“她開始試戴那些帽子，先是格林寧的，然後是我的，我的帽子她戴上剛剛好！”他對此感到無比自豪。格林寧送給蔣夫人一套美軍第十七轟炸機大隊的徽章，後來他說：“我尷尬了好一陣子，笨手笨腳地圍着她轉，試圖找地方能幫她戴上。”
當天21時30分，所有人再次到客廳集中，雷迪注意到蔣夫人佩戴着比塞爾白天贈送她的翼形徽章，“在她心臟一側顯眼的位置”。蔣夫人授予所有人“傑出服務勳章”，並與大家合影留念。雷迪正好站在蔣夫人身後。“這會讓我女朋友嫉妒的！”雷迪向同伴嘟囔道。“她是一位金髮女郎，還是黑美人兒？”顯然聽到了的蔣夫人微笑着回頭問他。
蔣夫人為飛行員送上了自己的親筆信，感謝他們襲擊東京的偉大壯舉：“全中國人民都感謝你們，願你們繼續維護自由和正義，憑藉你們的努力，當我們取得勝利時，將會逐步建成一個更加快樂、無私的國際社會。”
不是所有飛機都遭遇到墜毀的不幸命運，唯一例外的是斯基·約克的八號機——名字帶斯基，看來也就該飛往蘇聯，那裏的男人很多都叫斯基或夫斯基。由於頻繁改裝造成的疏漏，八號機的兩個汽化器裝錯了位置，導致油量指示表提前報警，飛往中國已絕無可能。約克只好就近飛往海參崴以北40公里處的一個大型機場。人員和設備均毫髮無損，這是整個行動中唯一倖存的飛機。
飛機立即被蘇聯人沒收，機組人員也被扣留。蘇聯人似乎對他們頗為友好——畢竟他們與美國是潛在的盟友，斯大林目前急需美國的援助。約克詢問一位看似面善的蘇聯軍官：“可否提供油料？”並說明如果可以的話，他們第二天早上就飛走，不給主人增添更多麻煩。顯然他想得太簡單了，八號機意外降落蘇聯已升級為一個嚴肅的政治和外交事件。
八號機降落海參崴的消息，3天後由蘇聯政府正式通報給美國使館。美國駐蘇聯大使威廉·斯坦利——他剛到莫斯科還不到半個月——必須硬着頭皮去破解難局。斯大林告訴他：“按照國際法，我們不得不將他們扣押。”讓大使稍感欣慰的是，這位蘇聯領導人說：“飛行員在蘇聯絕對有人身安全，他們將得到很好的照顧。”斯坦利解釋說，美國本意並非如此，其餘飛機都按命令飛到了中國，這架飛機一定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麻煩才被迫轉向蘇聯的。4月25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向斯坦利抱怨說，此舉將導致蘇日關係更加複雜。斯坦利再次表示，馬歇爾將軍對蘇聯為美國機組成員所做的一切表示衷心感謝，並再次聲明“這完全不是故意的”。
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尚武立即向蘇聯人提出了嚴正抗議，認為僅僅扣押是絕對不夠的。那架飛機剛剛襲擊了日本，蘇聯事實上等於為美國人提供了軍事基地，這完全違反了兩國之間《中立條約》的規定，並將危及下一步的兩國關係。佐藤威脅，“由此所引發的一切後果都由俄國人承擔”。
斯大林非常清楚日本人攤子鋪得太大，目前暫無能力向西伯利亞發起進攻，因此根本不吃日本人那一套。莫洛托夫宣稱：“扣留行為完全符合國際法規定。”一系列外交博弈隨之展開，但往往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究其原因，在於雙方都有顧忌。蘇聯人正在西線與德國激戰，不願在遠東惹出新的麻煩。日本人更不願意在離本土如此近的地方樹立新敵。一旦蘇日爆發戰事，東京、大阪、名古屋每天都會面臨之前那樣的轟炸，日本勢必要從前線抽調部隊來保衛本土。正因如此，5月7日，佐藤向東京提出了讓步建議：“這架轟炸機的機組成員抵得上另一場戰爭嗎？”此事之後就不了了之。日本人繼續不停抗議，蘇聯人也就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地一味搪塞。但蘇聯人始終拒絕將飛行員交給日本人，雙方就這樣光打雷不下雨地在那裏乾耗。
對於約克等人來說，他們的遭遇與其說是扣押，倒不如說是按“克里姆林宮的客人”來對待的。幾個人喝了蘇聯人不少伏特加，也吃了不少魚子醬，這在當時物資極度匱乏的蘇聯實屬不易。他們先是被“押解”到哈巴羅夫斯克，之後到了古比雪夫。輾轉好幾個地方之後，美國人來到了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這裏距伊朗已經很近。
幾個人商量着試圖逃走，他們用身上僅有的錢賄賂了一名從事走私活動的阿富汗蛇頭，他經常給蘇聯軍官帶來國外的食品和黑市貨物。5個人口袋裏共有300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在“大黃蜂”號上贏海軍的。蛇頭開價800美元，最後雙方以250美元成交，蛇頭答應帶美國人偷越邊境進入伊朗。
行動看似兇險卻異常順利，1943年5月11日，他們成功逃過邊境，進入伊朗馬什哈德的英國領事館。在英國人的幫助下，這些人經印度前往北非再到南美，最後輾轉回到美國。戰後，副駕駛羅伯特·埃門斯中尉根據自己在蘇聯的經歷寫出了《克里姆林宮的客人》一書，順便又賺了不少稿費。
初看這蘇聯人水平實在太差勁，5個大活人就這樣輕易跑掉啦？事實上，如果沒有他們的默許，美國人想要逃脫絕無可能。1944年10月，美國駐蘇聯大使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一起策劃，準備將28名被扣押者從西伯利亞轉移到伊朗塔什干。一封絕密電報中的話徹底露了餡兒，“為這些人安排一次類似去年那樣的逃跑行動”。戰後解密的檔案表明，那名蛇頭的幕後是蘇聯國家安全總局——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的前身。一切表明，美國人的逃跑是蘇聯人暗中授意並組織的，這樣的方法使美國人屬於“意外越獄逃脫”，蘇聯人最多屬於看管不嚴，日本方面也無話可說。
在東京，政府對空襲造成的損失進行了統計：總計112座建築被摧毀，53座建築遭到破壞，87名居民死亡，151人重傷，311人輕傷。由杜立特一號機組造成的兒童死亡成為日本大肆宣揚的熱門話題。那名四年級學生茂小島的父親發表聲明，要從軍為孩子報仇，不惜因此“以身殉國”。
雖然損失並不很大，卻在精神上給日本人造成了極大衝擊，這一爆炸性事件對開戰以來一直沉醉於勝利之中的日本人無異於當頭棒喝。此後一連幾天，日本國民都在惶恐不安中度過。4月20日，東京再度發佈了空襲警報。在21日內閣與大本營聯席會議上，負責本土防空的有關人員被撤職，陸軍省人員也有變動。
政府開始採取一系列措施來緩解空襲帶來的輿論壓力。18日14時，東區指揮部就發表聲明：“9架敵機被我方擊落，我方損失不大，皇宮並未波及。”為掩蓋自己的無能，日本報紙開始大肆宣傳損失的輕微，聲稱美軍的空襲是“徹底的失敗”，並把杜立特等人描繪成魔鬼的模樣，說他們“鬼鬼祟祟進行非人道、嗜殺的狂轟濫炸”，殘酷地對居民和非戰鬥人員進行掃射，表現出十足的“魔鬼行徑”。隨後日軍從被俘飛行員口中得知，空襲行動指揮官杜立特的英文名字是“Doolittle”，與英文“dolittle”發音相同，因此新聞發言人故作幽默地將這次轟炸諷刺為“成效甚微”，並進一步演化為“一事無成”。
政府在隨後發佈的公告中故意誇大了傷亡數字，並通過無線電向全世界宣告：“膽怯的襲擊者故意避開了重要的軍事機構和工業中心，盲目地在郊區投擲燃燒彈，尤其是學校和醫院。這些無恥的偷襲者幾乎全被我們的戰鬥機或高射炮擊落，在場的東京居民高呼萬歲！”
4月22日，英文報紙《日本時報》出現了最富戲劇性的評論：“這本是一件不引人注意的小事，大多數東京市民都未意識到這次空襲警報與平時防空演習警報有什麼不同。日本空防的成功可以從以下事實中表現出來：只有約10架敵機在中午時分突破了我們的警戒線。一艘美國航空母艦通常可以起飛近百架飛機，但僅有10架突入我幾乎密不透風的空防，這真是少有的紀錄。他們不能靠近任何重要的軍事設施，因為我們的防禦措施太完美了，因此敵機迫不得已，只能毫無目的地在郊區徘徊，在醫院和學校投擲燃燒彈，掃射手無寸鐵的平民。”社論最後說：“這次空襲確鑿證明，美國現在處於多麼絕望的地步，這次空襲純粹是當政者為了討好美國的民眾，堵住他們的嘴巴，平息他們的批評而已。”《每日新聞》寫道：“敵軍的襲擊一無所獲。”宮古當地的報紙宣稱：“敵軍最終選擇了撤退，證明我們的防衛是無懈可擊的。”麻薯新聞也嘲笑說：“美軍軟弱無力的攻擊簡直就是一出鬧劇。”
政府官員開始在媒體上頻頻放話，表示襲擊對日本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經驗”。曾任駐英大使的重光葵信誓旦旦地宣稱：“空襲一點兒都不可怕。跟德國人對倫敦的空襲相比，這次空襲根本不能稱為空襲。”新聞發言人堀智友評論說：“事實上，美軍轟炸機很輕易就被我們銅牆鐵壁般的防禦工事嚇跑了。”防禦指揮部的小林宣佈：“單就空襲而言，無論多麼猛烈的襲擊都不能摧毀一個民族。”不知道3年之後，面對李梅B-29的火燒連營和隨後的核彈攻擊，這個小林又會說些什麼。
日本人也不是光說不練。4月26日——空襲后第八天，在靖國神社的臨時大祭上，大本營特地展出了B-25轟炸機的一片機翼和一根起落架管子，這些當然是從中國緊急空運回去的，它們屬於法羅的第十六號機。在一株盛開的銀杏樹上，引人注目地掛着一具美軍的降落傘。媒體重點提醒民眾注意油箱上“北美航空公司”和降落傘上“加利福尼亞斯威特里克公司”等字樣。東京廣播電台反覆播放着一首詩：
我們怕什麼空襲，
廣袤的天空堅如鋼鐵。
老少挺身的時候已經到來，
我們負有衛國的光榮。
來吧敵機，
哪怕是無數次！
在“大和”號戰列艦上，幾名少壯派軍官反而為美國人的空襲暗自慶幸。“整個東京彷彿經歷了一場地震，”首席參謀黑島龜人說，“這讓我們打了個冷戰，杜立特空襲對中途島作戰將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贊成這一觀點的還有渡邊安次中佐——之前他曾數次到軍令部遊說山本的中途島作戰計劃，現在再也沒人敢站出來反對了。一直積極倡導東進與美國太平洋艦隊展開決戰的淵田美津雄甚至高興地說：“感謝杜立特中校和他的飛行部隊無意中對我們的幫助！”
山本仍然在為天皇的安全憂心忡忡，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持在阿留申群島和中途島之間建立警戒線。4月20日，三和歸納了山本的意圖：“美機似乎是從航母上起飛的，要壓制敵方這類企圖就必須在夏威夷登陸，舍此別無他法。這樣登上中途島就成了先決條件。這正是聯合艦隊極力主張中途島作戰的根本原因。”
原來對中途島作戰軍令部一直頗有微詞，在山本以辭職相威脅的情況下才勉強同意，現在他們反而主動接受了山本的觀點。在4月21日召開的內閣與大本營聯席會議上，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提出，延期執行攻打薩摩亞、斐濟和新喀里多尼亞的作戰，以便儘快執行中途島作戰計劃。原來拒絕派出陸軍的參謀本部也一改初衷，願意提供一支強有力的登陸部隊，支持海軍毫不遲延地將防禦圈向東推進至中途島—阿留申一線。反對聲剎那間煙消雲散，原來叫得最響的反對者一個個噤若寒蟬。
東京遭遇空襲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大洋彼岸，美國上下一片歡騰。在此之前，前線傳回的都是些令人沮喪的消息，美國人太需要一次真正的勝利來振奮精神了。這次自己人乾脆把炸彈直接扔到了敵人的心臟東京，美國人真是說多解氣有多解氣。一夜之間，他們似乎完全忘記了珍珠港事件以來的全部煩惱。空襲第二天，美國各大報紙不約而同地在頭版頭條報道了這一驚人的消息：“美國飛機轟炸了東京，杜立特中校幹得漂亮！”
軍方的態度卻截然不同，阿諾德中將仍在焦急等待着來自遠東的消息。他不知道日本人的報道是真是假，果真被擊落了9架飛機嗎？杜立特他們真的襲擊了學校和醫院？在得到確切消息之前，軍方的做法只能是沉默是金。
對此媒體絕對不會答應。“每個人都想知道，華盛頓方面為什麼對轟炸東京始終保持沉默？”《波士頓環球報》出現了這樣的大幅標題。《華盛頓郵報》經驗略顯老到，使出激將法：“美國陸海軍都默契地保持着沉默，沒有發佈任何公告，也沒有承諾何時會發出公告。事實說明，華盛頓方面也完全沒有確切的消息。”
對此東京也感到納悶，他們本以為美國人會大肆宣傳，並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可是大洋那邊到處嚷嚷的只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軍方一直悄無聲息。得不到確切消息的《三藩市聯合報》引用了日本人的一段報道：“我們很期待聽到美國對他們行動傷亡的報道，現在看來，損失一定是巨大的。”
國會議員也活躍起來。雖然得不到準確的消息，但他們還是按捺不住心中的興奮，紛紛表示“這象徵著美軍拉開了正式反攻的序幕”。事實上美軍現在自顧不暇，離反攻還遠着呢。賓夕法尼亞州眾議員約翰·斯奈德說：“這無疑給美軍打了一針強心劑。”“沒有什麼比得上我們剛剛進行的空襲行動。”亞拉巴馬州眾議員約瑟夫·希爾說。“這是我們贏得戰爭的唯一方法，”愛達荷州眾議員沃斯·克拉克如此描述道：“所有一切就從在他們頭上扔炸彈開始。”
保密工作是空襲行動取得成功的關鍵。直到空襲前24小時，知道全部行動細節的只有6個人——美國的保密措施由此可見一斑，他們是洛、鄧肯、金、阿諾德、杜立特和哈爾西。別說蔣介石和史迪威，就連馬歇爾、諾克斯、尼米茲也只知道有這麼一項行動。直到飛機從“大黃蜂”號起飛，海軍部長諾克斯才被告知有一項針對東京的空襲行動即將開始，總統也只知道有這麼一檔子事。就在杜立特一行飛抵東京的差不多時間，金才將完整的行動計劃詳細彙報給羅斯福。
得知計劃已進入最後階段的羅斯福表示了不安。當天晚上，他帶着埃莉諾和財政部長摩根索夫婦共進晚餐，當天是後者的結婚紀念日。空襲成功的消息傳來時，羅斯福正在和摩根索等人研究抑制通貨膨脹的辦法以及下一次爐邊談話的內容。總統顯然非常興奮，之後一整天他都在打電話。和阿諾德擔心杜立特一行的安全不同，羅斯福只關心空襲對美國士氣的影響。羅斯福清楚現在他必須回答民眾一個問題：“那些飛機到底是從哪兒起飛的？”他叫來了撰稿人山姆·羅森曼。
“閣下，您還記得《消失的地平線》一書嗎？這部小說描寫了一個絕妙的永恆之地——香格里拉，它坐落在中國西藏的某個荒涼之處，為何不告訴大家飛機是從那兒起飛的呢？這就是委婉地告訴大家，您並不打算告訴他們飛機真正是從哪兒起飛的。”羅斯福馬上喜歡上了這個主意。
4月21日16時10分，白宮的專題新聞發佈會顯得比以前熱鬧了許多。開戰以來，羅斯福第一次顯得無比風光，意氣風發的總統對記者的所有提問來者不拒。《洛杉磯時報》駐華盛頓記者黛維斯小姐是總統多年的老朋友，這位漂亮的金髮女郎站起來發問：“請問總統先生，襲擊東京的飛機是從哪兒起飛的呢？”
全場靜默！這正是大家關心的焦點問題。政治家一般具有出色的表演天賦，只見羅斯福沉吟片刻，然後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以恍然大悟的神情幽默地回答道：“香格里拉，是那兒！不錯，我想肯定是那兒！如果不是這樣，漂亮的小姐，您說還能從哪兒呢？”
英國著名作家詹姆斯·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一書在美國可謂家喻戶曉，同名電影曾獲多項奧斯卡大獎。希爾頓在書中為人們描述了這樣一種人間仙境，那裏景色優美，沒有戰爭和殺戮，人們過着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這恰似陶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誰都清楚那是理想中的天國。大家立即明白了總統的意思，美軍轟炸機的起飛地目前仍是機密，不能公示。但他們依然對總統的機智回答報以同聲應和：“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原來是那兒！”
“您會去調查日本報道東京襲擊的真實性嗎？”一位記者繼續提問。
“一點兒也不會，”總統大笑道，“我大部分消息還是從日本的報道中聽來的。”
“您有香格里拉的郵票嗎？”
“當然，”酷愛集郵的羅斯福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模樣，“那裏的喇嘛曾送給我一本特殊的郵冊。”
羅斯福無法壓抑內心的激動，他立即向老哥們兒丘吉爾發去了電報：“正如您從新聞中所了解到的，我們對日本發起了空襲行動。並且我希望我們的行動能夠牽制他們，使他們無法在印度洋派駐太多的大型船隻。說實話，今天是我兩年戰爭來最開心的一天。”
後來，羅斯福將新落成的位於馬利蘭州卡托克廷山的總統療養所命名為“香格里拉”。1953年，新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為那裏起了一個新名字，就是今天我們經常聽到的“戴維營”——戴維是艾森豪威爾最疼愛的一個孫子的名字。
陸軍部長史汀生起初對“總統青睞的這個計劃有些懷疑”，擔心這次空襲“不會對日本造成多大損傷，反而會導致他們瘋狂的報復”。現在他也承認這次行動在心理上產生的效果“很好”。出於對日本報復行動的擔心，史汀生在4月27日召見了馬歇爾和阿諾德，認真商談了日本攻打西海岸的可能性。讓人糾結的是，目前那裏的防禦還存在諸多缺陷，他們暫時很難派出足夠的轟炸機前去支援。
戰後，雖然空襲東京的飛機從“大黃蜂”號起飛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實，羅斯福口中的世外桃源並不存在，但尋找“香格里拉”的探險者依然絡繹不絕。1971年，馬來西亞華人巨富郭鶴年將自己的酒店命名為“香格里拉”，同時買下《消失的地平線》一書的版權，將書免費贈送給所有下榻酒店的客人。
由於希爾頓文中指出這一地點在青藏高原地區，隨之而來的是大家對“香格里拉”一詞的爭奪。印度、尼泊爾等國紛紛宣稱，傳說中的香格里拉就在他們國內的某個地方，以此來招攬更多的遊客。中國自然不甘落後，經過長達59年的論證，最終確認希爾頓筆下的香格里拉就在中國雲南省境內。2001年12月17日，雲南滇西迪慶藏族自治州首府中甸縣正式更名為“香格里拉縣”。
記者招待會第二天，阿諾德收到了從重慶轉來的杜立特的電報，知道至少有11架飛機有了下落，這證明日本最多擊落了5架飛機。阿諾德對此備感欣慰：“所有事實證明，杜立特完成了這次偉大的飛行。”很快駐蘇大使斯坦利的電報也來了，有1架飛機意外降落在海參崴，這更說明日本人在吹牛。斯坦利說：“蘇聯方面暫時還不願對外公佈。”隨後馬歇爾告訴總統：“顯然飛行員（在蘇聯）不但沒有受傷，還被照顧得很好。”
之前逮不到好新聞的美國媒體終於得到了揚眉吐氣的機會。“東京被轟炸了！橫濱被轟炸了！神戶被轟炸了！”《華盛頓郵報》熱烈慶祝道：“在太平洋戰爭接連失敗之時，這次好消息讓美國人民士氣大振，歡呼雀躍。”《紐約時報》稱：“如果我們成功了一次，那麼我們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進行行動，這是在日本帝國心臟重重的一擊。”美聯社甚至將之稱為“珍珠港和巴丹半島的治癒葯”。《洛杉磯時報》的評論是：“這是我們對日本分期償付的報復。”
5月5日，杜立特受命離開重慶提前回國。在輾轉印度、北非、南美洲兩周之後，杜立特於5月18日回到了華盛頓，此時空襲過去了整整一個月。一輛專車將他直接送往陸軍部，在詳細聽取了杜立特的彙報后，阿諾德中將帶他去見了馬歇爾上將。杜立特發現“參謀長的心情好得令人驚訝”。
5月19日，杜立特隨馬歇爾和阿諾德一起訪問了白宮，他驚訝地發現夫人喬早已等在那兒了。13時，在一大群嘰嘰喳喳的記者和攝影師的簇擁下，幾個人一起到了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就在羅斯福親手給杜立特佩戴榮譽勳章時，馬歇爾大聲宣讀了早已準備好的嘉獎令：“美國詹姆斯·杜立特陸軍準將，卓著的領導能力遠超使命的要求，在生命受到極大威脅的情況下表現出個人的英勇和無畏，儘管飛機顯然會在敵占區迫降或者在海上墜毀，杜立特將軍仍親自率領由志願者組成的陸軍轟炸機中隊，對日本本土進行了突襲並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第二天，總統為杜立特佩戴勳章的照片登上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報紙上甚至出現了這位超級飛行員的長篇傳記——這記者真夠拚命。《華盛頓郵報》的大幅標題是：“他的人生故事讀起來就像驚險小說，可他總能把握住最佳時機。”《巴爾的摩太陽報》稱：“吉米·杜立特的偉大功績完全辜負了他的名字（成就甚微）。”“吉米功成身就！”《時代》雜誌如此宣告。《紐約時報》說：“只有傑出的飛行員杜立特——他堅決、勇敢而又足智多謀——才能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
新澤西州的一位詩人帕奇·勃朗寧專門為杜立特譜寫了詩歌：
世上有一位男子漢，
他無比驕傲，
因為他只為一件事奮鬥，
那就是“勝利”。
他的權利和力量，
不僅僅是個傳說，
因為他就是偉大的——
吉米·杜立特！
全國無數來信中的一封得到了杜立特的珍藏，這封信寫於4月24日。信中說：“我痛恨自己在那麼遠的距離就把你們趕下航母的行為。但由於被日本人提前發現，我們已經別無選擇。我和我的船員都說，應該在你的肩膀上釘上兩顆軍星，並把榮譽勳章掛在你的脖子上。你把尖刀直接插入了敵人的心臟，你無疑已經創造了歷史。”信中最後說：“繼續收拾那些可惡的渾蛋吧！”聽口氣大家已經猜到了，這傢伙就是哈爾西。
幸運者風光無限的同時，被俘的8名機組成員已被押解到東京，他們被關進了憲兵總部。據戰後報告稱，在日本的所有武裝力量中，憲兵屬於最邪惡的部分。接下來就是沒完沒了的審訊。日本人讓美國人畫出諾頓瞄準器的樣子，薩澤故意畫得很差勁，但日本人畫出了這種瞄準器的準確圖形。到這時候，所有人都承認是從航母上起飛的，因為哈爾西此時肯定已經到家喝咖啡了。日本人明白美軍艦隊只有兩艘航空母艦，而不是“日東丸23”號報告的三艘，那些飛機全部是從“大黃蜂”號起飛的。直到戰後，日本人才從美國方面了解到空襲的全部細節。
日本人起草了這些人故意轟炸學校或醫院甚至向小學生射擊的口供。5月22日，挨不過酷刑的美國人在口供上籤了字，隨後他們被投進了房橋監獄。
口供被呈送給杉山元，陸軍參謀總長對未能擊落一架敵機感到羞恥。民眾的憤怒無法平息，在4月30日的選舉中，一張選票上的情況讓人啼笑皆非，杜立特的名字竟然出現在東條前面。杉山元的處理方法很簡單：將8名飛行員集體處決，連日本防空指揮官也要接受審判——後來真有一位負責防空的官員以自殺來謝罪。
杉山元將處決美國人的報告直接提交給天皇，裕仁對此並不認同。報告也同時遞交了首相，東條認為空襲行動應該受到譴責：“因為他們不是針對軍隊，而是針對非戰鬥人員甚至是小學生，這種行為是違反國際法的，是不折不扣的殺人罪行。”但東條不願將飛行員處死，與他意見一致的還有陸軍次官木村兵太郎，木村擔心那樣做會危及日本在美國的僑民。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和第十三軍司令官澤田茂也建議將飛行員以戰俘來對待。
8月13日，日本法律專家起草的《關於懲治敵人空軍的軍事法律》中特意指出，向非軍事目標轟炸或射擊的飛行員都要被判處死刑。8月28日，在未告知控罪的情況下，日軍對8名機組成員進行審判並判處死刑。
隨後杉山找到了東條，要求按判決書立即對飛行員執行死刑，東條仍不願那麼做。由於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意見相左，10月3日，東條覲見了天皇。商議結果是5個人被減刑，霍爾馬克、法羅、斯帕茨將被執行死刑，海特、尼爾森、巴爾、米爾德和薩澤改判終身監禁。他們同時被宣佈為戰犯，不享受戰俘待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交換回國。1942年10月15日16時30分，3名被判死刑的飛行員被卡車拉到上海第一公墓，蒙住雙眼后跪成一排執行槍決。
日軍處決戰俘的卑劣行徑使羅斯福義憤填膺，他用“野蠻”“邪惡”“殘忍”“殺人不眨眼”等詞語來形容這一行為。連一向沉穩內斂的赫爾國務卿也拍案而起，聲明“絕不會和一個如此殺掉戰俘的國家談判或媾和”。
被判處終身監禁的5名機組成員隨後被送到南京關押。1942年12月2日，受盡虐待的米爾德病死獄中。日本投降之後，其餘4人在1945年8月19日重獲自由。走出監獄時，他們發現，在威克島被俘的溫菲爾德·坎寧安中校和他們關押在同一座監獄裏。巴爾的體重從85公斤下降到44公斤，幾乎小了整整一圈。同年9月14日，他們返回故土，幾個人領到了數千美元的補發工資。
事情並未就此結束，大本營仍在為東京可能再次遭到空襲而憂心忡忡。很顯然，中國沿海地區的幾處機場對日本存在極大威脅。美軍航母的飛機不但可以像上次那樣從海上發起攻擊並在那裏降落，假以時日，他們甚至可以以它們為基地直接起飛陸軍轟炸機來轟炸日本。當前第一要務，就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摧毀位於浙江和江西的幾處機場。
4月30日，大本營陸軍部向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發佈命令：“須儘快開始作戰，主要擊潰浙江方面之敵，摧毀其主要空軍基地，封鎖敵人利用該方面基地空襲帝國本土的任何企圖。”杉山參謀總長同時做出詳細指示：“須以地面兵力攻佔的敵空軍基地主要為麗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機場群以及各種附屬設施，對其他機場群則儘力由航空部隊加以壓制或破壞，機場各種軍事設施以及主要交通線等要加以徹底破壞。”
這就是日軍發起的“浙贛戰役”。擔任主攻任務的是駐上海日第十三軍下屬4個師團和1個旅團，助攻的是駐武漢日第十一軍的2個師團，合計步兵53個大隊、炮兵16個大隊。連石井四郎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隊也參與了此次作戰。
5月底，日軍分三路發起進攻，6月7日攻佔衢州，之後驅使當地民眾數萬人從事破壞活動。機場及附屬建築、營房全被燒毀，5公里以內高1.7米以上，可以遮蔽人身的樹木全被砍伐，跑道被挖出了122條壕溝。浙贛地區的麗水、玉山等機場也被破壞殆盡。這場由於東京遭襲而發起的戰役充滿了血腥的報復，日軍把惡氣全部撒在了中國軍民身上，浙贛一帶許多村莊因曾救護美軍飛行員遭遇滅頂之災，多達25萬民眾慘遭屠殺。據1943年逃回美國的傳教士路易斯·貝雷斯威爾記載，“杜立特和他的同伴們為感激營救者的一片熱心，送了一點兒小小的禮物，幾個星期後都成為被迫害的證據，導致他們的朋友受刑和被砍頭。除非親眼所見，不然你很難想像日軍的殘暴”。
在隨後發給羅斯福的一封電文中，蔣介石說：“在美國炸彈出其不意地落在東京之後，日本軍隊襲擊了中國沿海地區，那正是大多數美國飛行員降落的地方。這些日軍屠殺了該地區所有男人、女人和兒童。”“飛虎隊”陳納德上校指出：“（美國）突擊隊員經過的每一個村莊整個遭到了屠殺，連一個孩子都不剩。中國人為杜立特空襲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他們從未因此而抱怨。”《洛杉磯時報》呼籲復仇，“這些殺戮顯而易見是出於怯懦和野蠻，這些日本軍閥顯示了他們的鐵石心腸，並提供了重要證據，證明日本民族是非人類的。稱其為野獸是對低等動物不公，稱其為魔鬼則是對地獄的誹謗”。
飛行員被處決，轟炸機幾乎全部墜毀，以及中國人遭到慘無人道的無情殺戮，讓一些美國人開始質疑這次空襲的實際價值。聯合專欄作家大衛·勞倫斯對此寫道：“空襲東京可以被歸類為噱頭，一個為了心理效果而不是軍事價值而設計的，僅僅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特技飛行有一定作用，但通常不值得去冒險，除非特技飛行有後續跟進的動作，是可持續軍事計劃的一部分。”
不單是文人勞倫斯，對空襲頗有微詞的大有人在，他們大多是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軍事將領。除了前面提到的尼米茲和德雷梅爾，連親自參與行動的斯普魯恩斯對此也表示了異議，在他眼裏這純屬一次精神安慰戰而已。對此頗感滿意且高聲呼號的恰恰是華盛頓的那些政治家，看來政治家和軍事將領的想法還是存在一些明顯差異的。
此時日軍已經準備在南太平洋發動新的攻勢，尼米茲只好以“列剋星敦”號、“約克城”號兩艘航母參加隨後的珊瑚海海戰。在此期間，夏威夷附近竟然沒有美軍的一艘航母。如果“企業”號和“大黃蜂”號能夠參加或至少1艘參加珊瑚海海戰，戰役結局將大大不同。再者尼米茲認為，現在美軍最需要的是時間，等待那無數航母和艦船像下餃子一樣從船廠里開出來，目前還僅僅處在擀餃子皮階段。在實力明顯弱於敵人的情況下，過於直接地刺激對手的痛處，勢必引起日軍的瘋狂報復。還好太平洋艦隊隨後打贏了中途島海戰，如果結果相反的話，空襲東京就將可能被認為是一次冒失的行動。
還有一個似乎與此關係不大的人物對此也深惡痛絕，他就是剛剛逃到澳大利亞、驚魂未定的麥克阿瑟。早在兩個月前，麥克阿瑟就強烈要求海軍派出航空母艦到菲律賓海域，輸送飛機以加強他的空軍，當時他被告知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空襲東京行動證明了華盛頓的那些大人物都在說謊。在老麥眼中，既然能利用航母運載B-25去轟炸東京，自然也可以用這些力量去增援菲律賓，那裏還有數萬美菲軍部隊在絕境中掙扎。堂堂兩艘航空母艦不去救援，而去干這種嘩眾取寵的荒唐事兒，簡直“是可忍孰不可忍”！
麥克阿瑟本就是個睚眥必報的人物，他恨屋及烏地連杜立特也恨上了。後來當阿諾德向他推薦西南太平洋戰區陸軍航空兵司令官人選時，第一個就是杜立特。麥克阿瑟當即嚴詞拒絕而選擇了約翰·肯尼少將，其實這與杜立特何干？
回過頭來，說空襲東京不具有軍事意義同樣不妥。空襲過後，大本營從前線抽調4個戰鬥機大隊去加強本土的防禦，等於間接減輕了其他戰場的壓力。說杜立特空襲誘發了隨後的中途島海戰並不准確，選擇中途島作為下一個攻擊目標也好，調整攻擊莫爾茲比港“MO作戰”的時間表也好，都是大本營早已做過的決定。重要的是，在東京突然遭襲時，日本陸海軍驚慌失措，火速調動各部前往攔截追擊，慌亂之中產生了大量往來電文，這些電文無疑是針對這一突發事件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的情報人員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他們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新截獲電文的梳理，已經能夠基本破譯出日本人的軍事密碼。這給美軍未來在珊瑚海、中途島乃至今後更遠的作戰帶來了決定性的積極影響。
成功空襲東京使杜立特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他的軍旅生涯從此一帆風順。1942年9月，杜立特奉命指揮駐北非的美軍第十二航空隊，1943年被任命為駐地中海第十五航空隊司令官，1944年任駐倫敦第八航空隊司令官並晉陞中將。杜立特由此成為盟軍中成功指揮轟炸過三大軸心國首都——東京、柏林、羅馬的第一人。1946年5月，杜立特以中將軍銜退役，重回殼牌公司擔任副總裁。1985年，美國國會和朗奴·列根總統為表彰他的卓越功績，特授予他上將軍銜。1988年，喬治·布殊總統再次授予他“總統自由勳章”。1991年，杜立特出版了關於空襲東京的回憶錄《我絕不可能再那麼幸運》一書。
參加空襲行動的80人中，有61人在戰爭中倖存。未能看到戰爭勝利的19人中，有3人在迫降時犧牲（包括跳傘時墜落懸崖的三號機機槍手法克特），3人被日軍殺害，1人病死獄中，另有12人在之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在“大黃蜂”號上，杜立特曾對79位同伴許下過一個諾言：“到了重慶，我要給你們舉辦一場終生難忘的派對。”由於他受命提前回國，這個諾言一直沒法兌現，只好暫時停息掛賬。到了戰爭勝利后的1945年12月15日，這一願望終於在邁阿密得以實現。從那時開始，每年一次的聚會持續了近70年。
1959年在圖森的第十七次聚會中，民間組織向他們捐贈了80隻銀制高腳酒杯，上邊刻着每一位勇士的名字。之後在每次聚會儀式上，健在的成員將齊聲念起每一位同伴的名字，舉杯緬懷過去一年裏辭世的戰友。去世戰友的酒杯將被倒置過來，顯示杯子的主人再也不能用它來喝酒了。健在之時於杯子上方刻名，逝世后則反向在杯子底部刻上名字，這樣即使倒置也能一眼看到杯子主人的名字。杜立特貢獻了一瓶他出生那年——1896年的軒尼詩白蘭地，約定這瓶酒由最後兩名存世的飛行員一起開啟。
1993年9月27日，96歲的杜立特病逝於加利福尼亞，下葬於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葬禮舉行時，美國所有尚能飛行的B-25全部升空以示悼念。
美國人並未忘記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中國軍民。1984年，在復旦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時任美國總統里根鄭重提起當年中國人民冒死營救美國飛行員一事，表示衷心感謝。1992年4月18日是杜立特空襲東京五十周年，當年曾營救過美軍飛行員的陳慎言、朱學山、曾健培、劉芳橋、趙小寶5位老人應邀前往美國參加慶祝活動。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在白宮接見了他們，並對他們當年的行動給予了高度評價：“在空襲以後，那些善良的中國人不顧自己的安危，為我們的飛行員提供掩護，並為他們療傷。在這具有特殊意義的時刻，我們也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謝他們做出的人道主義努力，是他們的幫助才使我們的飛行員能夠安全返回。杜立特行動雖然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但這些英雄一直受到美國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做出的偉大功勛，也永遠不會忘記為自由和正義事業做出貢獻的中國人。”1994年，美國明尼蘇達州雷德溫市與浙江衢州結為友好城市。
到2013年，80人中僅僅剩下4名隊員。他們在美國空軍國家博物館舉行了最後一次紀念儀式。歷史學家卡羅爾·格蘭斯高聲念出80人的名字，98歲的迪克·科爾老人——杜立特一號機的副駕駛——顫顫巍巍地站了起來：“先生們，我鄭重提議，向那次行動中犧牲和在那之後辭世的戰友敬上一杯酒！”所有人都站了起來：“願他們安息！”
就在老酒開始書寫本章的一個月前，2017年6月26日，空襲行動最後一個親歷者——102歲的科爾離開人世。
謹將本章獻給尚未走遠的科爾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