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真實 永葆童心——李致採訪錄

力行真實永葆童心——李致採訪錄

鄭涵兮

編者按採訪末了，李致老再三叮囑：千萬不要給我帶“巴金的侄兒”這個光環。我是巴金的侄兒，他對我的影響很大，這是客觀事實，但我不願用它作為我的稱謂。著名作家我也不願意要，一看到著名作家，我就想到電視中不為人知的商品被稱為“馳名商標”，因為要宣傳，不著名才會寫“著名”兩個字。現在電視台已經規定不能用“馳名商標”了。我笑說，李老師您真幽默。

採訪完李老，風雲突變，孟夏時節的暴風雨說來就來。剛下樓，站在屋檐下焦灼躊躇，李老的電話就打進來了。“需要雨傘嗎？”“啊…謝謝，我正愁…”掐斷連接，轉身回頭，李老已經握着雨傘站在電梯門口了。“慢走。”八旬老人又閃進了電梯，細緻，利落。院子裏的梔子花被雨水沖刷，香味遍地。

一、力求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

我是受五四新文學影響，踏上人生旅途的。

說起創作生涯的開端，不得不提起我的初中語文老師，楊邦傑。那年我12歲，有一天我到他寢室去玩，他翻開《新青年》雜誌，給我讀了一篇魯迅的《狂人日記》，一邊讀還一邊給我解釋一些我不懂的含義。他為我讀魯迅的文章，對我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從此，我對新文學有了興趣。

在眾多作家中，除魯迅、巴金外，我還喜歡曹禺、何其芳、艾青等人的創作。這些書啟發了我，影響到我的寫作，我浸泡在書的海洋汲取營養。1943年冬，我的第一篇作文選入校刊，鉛字印出，時年十三歲。我所在的私立高琦中學是一所教會學校，校刊每年出一次。每一期從目錄開始往後算，首先是四川省教育廳廳長、接着是校長、主任、老師等等大人們的文章，只有最後一篇是學生的作文。那一年選上了我，這對一個少年來講是很振奮的事情。此後，在1945年到1948年之間，我繼續學習寫作，共寫了百餘篇的文章，在成都、自貢、重慶等地的報刊發表，小小說、散文、新詩、評論等文體我都嘗試寫過。

1948年底，我最後兩首散文詩發表在重慶《大公晚報》的《半月文藝》上，艾蕪主編。1949年開始，我成為了一名“職業革命”者，全部精力轉移到了地下工作上。此後，為了迎接解放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工作，我沒有顧上寫作。1955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因為我認識一兩個“胡風分子”，我受到審查，隔離達半年之久。審查結果沒有問題，但是我自己的思想卻被搞亂了。按照當時的文藝政策，作家要深入工農兵的生活，要反映他們的火熱鬥爭，而我長期在共青團從事學生工作，對工農兵的工作沒有接觸，我的寫作就反映不了“主旋律”，不可能和時代同步。按照階級分折，我把自己定位為“小資產階級”。既然小資產階級要“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那麼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夾起尾巴”做人，於是我再也不動筆。

只是在1959年，我“奉命”與人合寫過報告文學《劉文學》。這一年，我正在《紅領巾》雜誌當總編輯。採訪劉文學這個英雄少年後，我們深受感動，趕寫出了長篇通訊《毛主席的孩子——劉文學》。那一期《紅領巾》雜誌發行量120萬份，《中國少年報》《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都全文刊登，劉文學的故事又被改編成了話劇、京戲、歌舞等。胡耀邦同志為劉文學題寫了“劉文學之墓”……但是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篇通訊是受階級鬥爭為綱思想的產物，時間檢驗它是不行的。

1963年，我調到了共青團中央《輔導員》雜誌當總編輯，幫助全國少先隊員輔導員開展工作。“文革”時期我先靠邊站、被奪權，繼被關了11個月“牛棚”，又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文革”中，我發誓再也不寫任何作品。

再提筆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思想得到了解放。巴金老人建議我六十歲以後再寫，因為我身任公職，不便暢所欲言。1992年，我已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當時，我老伴生病，我以照顧她生活為主，不敢設計什麼“宏偉”計劃，只能靈活機動：有時間就寫，想到哪裏寫到哪裏，可長可短，這些文章匯成了後來的“我的人生”。

回想自己人生幾十年，我生在民國，時逢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參加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加入黨的地下組織，新中國成立后長期作青年工作、經歷多次政治運動，“文革”被關過“牛棚”，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五年，又逢改革開放，我感受不少。這些感受既是某段時代的折射，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也有許多難以忘懷的人和事打動過我，我曾為之喜悅或痛苦。我有感情需要傾訴，也想藉此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剖析自己的過去。自1993年，我開始寫“我的人生”至今，累計約有六十多萬字了。

我的人生先後彙編為《往事》《回顧》《昔日》等書，以後又按專題出版了《我的四爸巴金》《銘記在心的人》和編印了《終於盼到這一天》等書。書里記錄的都是我的經歷，不論於人於己於事，務求真實，不對事實做任何加工。這是我恪守的原則，不越雷池一步。

我喜歡真誠、樸實、動情、幽默的散文。不無病呻吟，不追求華麗，不故弄玄虛，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向巴老學習，力求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我將繼續在這方面探索。

二、熱愛關心下一代

我長期從事共青團工作，從1950年一直到“文革”。我擔任過區、市和省團委的少年兒童部長，也做過《紅領巾》和《輔導員》雜誌社的總編輯，對少年兒童有特殊的感情。

“文革”後期，我從團中央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文革”時期，用掃除“封資修”的名義，幾乎所有政治文藝書籍都被封殺了。粉碎“四人幫”，全國面臨一個嚴重的“書荒”。國家出版局在解決“書荒”時，特別關注少年兒童讀物。

1978年，國家出版局在廬山召開了“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座談會”，我去參加了。那時候全國只有三家少年兒童出版社，北京的“少年兒童出版社”，上海的“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天津還有一個“新蕾”出版社。座談會呼籲每個大區建立一個少年兒童出版社。身為四川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我感到必須抓住時機，會後立即行動。我們四川人民出版社有個“少年兒童編輯室”，團省委有個《紅領巾》雜誌社，兩處加起來有二十多個編輯。我提議把兩家的編輯合起來，成立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省委主管共青團工作的常委張力行同志表示了及時大力的支持，團省委積極贊同，四川少年兒童出版社應運而生。

我為什麼很重視少年兒童的工作呢？

我知道，對下一代是否重視，往往是衡量一個國家、民族、地區和家庭是興旺或衰退的標誌。早在“五四”運動前後，魯迅就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籲。魯迅十分重視對少年兒童進行教育。他認為，“動物界中除了生子數目太多一一愛不周到的如魚類之外，總是摯愛他的幼子”。他又強調不能“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他對只生不教的父親作過嚴厲的批評，指責他們是“製造孩子的傢伙”，甚至“還帶點嫖男的氣息”。魯迅先生這些話，對我很有啟迪。

巴金的作品也多次寫到教育對兒童的重要性。1942年，我讀小學的時候，巴老曾給我寫了四句話：

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

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

說話要說真話，

做人得做好人。

1955年，我到北京去參加全國第三次少年兒童工作會。會上，胡耀邦同志講了幾個問題，一個是怎麼掌握少先隊入隊的條件。他說：“你們要搞清楚，我們不是把兒童教育好了才組織起來，我們是把兒童組織起來教育。”另外一個，中國的兒童教育觀念中，不少家庭和某些社會與論，總是想讓孩子老實聽話，耀邦同志講，不要把孩子培養成弱不禁風的花朵，培養成小老頭；要培善小孩子勇敢堅強，為小獅子、小老虎，要見風雨、經世面。

前不久，我出版了《李致與出版》一書，其中記錄了我與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往事。

三、永葆青春的熱忱

1949年底成都解放，原地下黨領導王宇光在分配工作時徵求我的意見，我表示願意當話劇演員，他說：“現在正缺幹部，到青年團去。”自此，我在共青團系統一共工作了17年。

我很珍惜自己的青年時期。50年代，把14歲到25歲定為青年。記得我滿25歲那天，感慨甚多，寫下了一首短詩：

很早以前我就想到今天

原以為到了今天就不再是青年

到了今天我才明白

青年並不單以年齡計算

我要更加努力學習和鍛煉

永遠保持青年的熱情和勇敢

我們在共青團一起工作的同志，彼此有深厚的感情。在成都，無論是在團成都市委、團四川省委以及團重慶市委現在成都的老同志，每年都分別有聚會。我胸前的團徽，是幾年前參加團成都市委聚會時，贈給我們這些老團幹部的。

也許有人認為戴上團徽是在裝“嫩”，不是的。戴上團徽，它提醒我要永遠保持青年的熱情和勇敢。

1955年以前，我曾寫過一篇兒童文學，叫《盪鞦韆》，登在《新少年報》。我的《往事》出來之後，馬識途馬老人說我不僅有幽默感，還有童心。前幾年，我為我的狗寫了一篇《多多日記》，我的狗名叫多多，想再試寫兒童文學。寫完《多多日記》后，我發現我確實有童心，但我的童心已經不是現代兒童的童心了，而是我那個年代的童心。儘管我每到一個地方都有小夥伴，在我現在住的院子裏，也有三個少先隊員是我的小夥伴，但畢竟對他們了解很少，所以沒有再寫兒童文學。

省青少年作協的成立大會我去參加了，還被聘為顧問團成員。如有機會，我願意和青少年作者交流，把自身寫作的一些實踐提供他們參考。我想對他們說：說真話，做好人；讀一些中外作家的名作，不要滿足於“文化快餐”；留心觀察生活，注意能打動自己的人和事；用自己的語言來抒發感情，創作是有個性的，不要抄襲和模仿；習作不是試卷，可以不斷修改。

四、巴金給我取的英文名叫peter

（李老遞給我的名片上，E-Mail寫着“peterli”，我好奇地問，您的英文名是“Peter”？意外得到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開始，我很不喜歡這個名字，用中文念出來很難聽，叫“彼得”。當年反美反蔣的時候，我對英文名就更反感。很多年後，我重讀巴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我的自傳》，克魯泡特金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是一個空想的社會主義，是一個願景。克魯泡特金的名字叫Peter，我問巴金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他說是。我才知道他是希望我從小就學習為勞苦大眾服務。

我到美國去的時候，我孫女的美國同學見了我往往叫我“HiPeter！”，“ByePeter！”特別有意思。

粉碎“四人幫”以後，巴金第一個計劃要爭取活到90歲，第二要翻譯赫爾芩將近一百字的《往事與隨想》，寫兩部長篇小說，還要寫五本隨想錄，當時大家很佩服他的雄心壯心。我想，他年紀那麼大了，這麼大的計劃他怎麼行嘛？我就勸他不要翻譯赫爾芩的作品，因為赫爾芩的作品放在那不論誰翻譯都行，他翻譯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我說你把你的精力擺在創作上。他說不行，這件事我是答應了魯迅的，我這人說了話就得算數。我說，你要根據你的個人情況嘛，憲法都可以改，國家的計劃都可以調整，你的計劃不能調整了？他對我說了一句話，我很難說服他。他說，你的意思是我現在光工作就不學習了嗎？我的翻譯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比如我翻譯赫爾芩的書，我就學習他怎麼把感情化為文字。學到老，把感情化為文字，這對我的寫作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