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扇理解之門

一扇理解之門

◎沈重

歲末年初，我是在閱讀《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中度過的。一卷在手，就像圍着冬天的爐火，聽一位歷經滄桑、正直善良、主張“把心交給讀者”的世紀老人，在向我這個文學後輩作一次真誠的長談，一直談到他雙手顫抖、無法執筆，語言障礙、難以傾訴時，才不得不痛苦地停下來。那些平易親切的話語，在火光里閃耀，溫暖着我的心靈。

李致的父親李堯枚是巴金的大哥，李致出生不久就在名義上過繼給了四爸巴金，因此，李致從小叫四爸為“爹”。在這本書信集裏，作為背景資料，選入了李致給巴金的部分信件，每封信都親切地稱巴金為“爹”。李致說，因為父親的關係，巴金愛他，他也愛巴金。然而，李致在寫巴金的散文中卻說，他這樣稱呼，不僅僅因為血緣關係。他說：“我的爹是作家巴金。”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彆扭。這是什麼意思？李致在《巴金教我做人》後記中是這樣說的：“我是巴金忠實的讀者，他的許多書，曾一次又一次地打動我的心，啟迪我去追求真理。我信仰他主張的‘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而不在於索取。’我看重這一點，認為它遠在我們親密的血緣關係之上。”這段話很重要，對他與巴金的關係作了更深層面的理解。這就是說，巴金不僅是李致血緣意義上的“爹”，更是李致精神意義上的“爹”。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些信件，可不可以這樣說：這是晚年巴金在特殊年代裏，留給李致的一筆特殊的精神財富？當然，也是留給廣大讀者的一筆精神財富。

這兩百封信件，起於1972年，迄於1992年，時間跨度長達二十年。這二十年，是從寒冬走向春天的二十年，對國家、對人民、對巴金來說，意義都非同一般。正是在這一時期里，被迫從人變成獸的巴金，又緩緩地從獸恢復為人，而且在嚴酷的自我解剖中，以銳利的思想之刀，完成了他完美人格的輝煌塑造。如果沒有在這個特殊年代裏的特殊思想歷程，就不會有這樣一筆特殊的精神財富留給李致，加上他與巴金的親密接觸和多次坦誠長談，使李致得以一步步走進晚年巴金的內心世界。

1972年的第一次通信，可謂曲折動人。“文革”的前六年，巴金在上海，李致在北京，都“在劫難逃”，各自在磨難中掙扎。就連近在咫尺的妻兒都不能自由接觸，何況遠在天邊的親人。思念之情，只能深藏於心底。能寫信嗎？寄到哪裏？即便是隻言片語，幾句問候的話，如果被那些“革命家”們發現了，說不定就成了新的“罪證”。無奈，就只有忍受思念的煎熬了。

可是李致忍不住了。1972年8月，李致下定決心，小心翼翼地先給巴金的女兒小林試投了一封信，希望取得聯繫。經過一個多月的焦急等待，小林的回信終於來了，滿以為會帶來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想不到帶來的卻是一個令李致悲痛的消息：蕭珊媽媽去世了！李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這年10月30日，他提筆給巴金寫了六年暌隔后的第一封信。很快，11月4日，巴金也提筆寫了回信。親人的信息終於接通了。比起古人“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來，此值“文革”，他們的家書豈能以萬金相抵？這一來一往兩封“千言萬語，真不知從何說起”的家書，現在讀來也不能不為之動容！

然而，當時的形勢和處境對他們依然相當嚴峻，不能過多地通信。李致知道，蕭珊媽媽的去世，對四爸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便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要設法去看望四爸，安慰他。”於是，就在這年年底，李致趁從幹校回北京探親的機會，以看眼病為借口，悄悄繞道去上海看望了巴金。這次冒險相聚，只有短短三天時間，與三十年前一樣，李致與巴金又同睡在一張床上，但卻不能暢所欲言，其悲喜交加、欲說還休的情景，李致後來在《我淋着雨，流着淚，離開上海》一文中作了動人的描述。“爹”的不公平遭遇，使李致悲憤萬分，“我深切期望他能擺脫這不幸的處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麼時候才能結束”。共同的命運，共同的憤恨，使李致與巴金更加親密地連在了一起。這是繼六年來第一次通信之後，李致走進巴金內心世界的極為重要的一步。

從這時到1975年，巴金的處境並未得到改善，他們的通信不過是談近況，報平安，關心李致的眼病，有求必應地給李致寄書。巴金的心情表面看來很平靜，1974年1月6日的信中說：“我的生活相當安靜而且安定，很可以安心做點翻譯工作。”這種心情是真實的，也是無可奈何的。巴金看重的是能做點工作：翻譯赫爾岑的《回憶錄》。他說：“譯這部書，同時也是在學習。”巴金心底的一團火像赫爾岑詛咒黑夜一樣在燃燒。他在默默地思索。

1976年是共和國歷史上難忘的一年，這一年周總理、朱總司令、毛主席先後去世，李致和巴金在通信中表達了和全國人民一樣的悲痛心情。在1月14日的信中，巴金以崇敬的心情談到總理“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一個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戰士”，巴金深情地回顧說：“四四年到四六年在重慶和上海，我多次看見他，他對我很親切。我忘記不了他。回想他的言行，我又一次受到教育。”雖然悲痛，對於未來，巴金心中的希望之火併未熄滅。他在靜默中盼望黑暗日子的結束。

當這一天終於來臨時，兩代人的激動之情可以想見。10月22日，李致在給巴金的信中說：“我真想馬上見到你們，和你們一起慶祝這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共享這終於盼到的幸福和快活！”11月4日，巴金回信說：“砸爛‘四人幫’，為民除害，大快人心，人民會高興。……我晚上睡覺比較放心了。”11月30日信中又說：“四人幫垮台我可安心睡覺了。……我得罪過姚、張，倘使他們不倒，他們終有一天會把我搞掉，這些‘人面東西’！”

是的，“四人幫”垮台，“十年浩劫”結束，巴金可以安心睡覺了。然而，巴金那曾經自覺不自覺地喝過“迷魂湯”的思想，卻緩緩蘇醒了，他的內心世界開始了另一種“不安”，有時甚至從噩夢中驚醒。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是反省歷史，審視現實，無情地解剖自己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思想成果，就是他那部包括一百五十篇四十多萬字《隨想錄》在內的講真話的大書。

從1977年以後的書信可以看到，恢複名譽后的巴金忙碌起來了：他要出席各種會議，要在會上發言，要在家裏接待各種來訪者，要看別人的稿件，要寫各種回信，要為許多人辦事，當然，還要為好學而“不懂事”的“藏書家”李致找書、買書、捆書，然後親自跑到淮海路郵局去寄書，如此等等，“每天要到十二點才上床，事情總是做不完，連看書的時間也沒有。”（1977年8月10信）一個七十多歲劫後餘生的老人，就是在這種熱心承擔各種本不該由他承擔的社會活動和繁雜事務中，艱難地開始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隨想錄》的寫作的。別人說他“重新煥發了青春”，他也自以為“返老還童”了，直到有一天，他書房裏的大鏡子才無情地讓他看清了自己憔悴衰老的“尊容”。他該怎麼辦呢？其實，以巴金已經取得的成就，即使他從此不再寫作，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也是一位對人民做出過巨大貢獻的重要作家。然而，他無法排除內心深處那種巨大的不安。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對歷史、對未來的沉重的責任感，使他選擇了一條艱難的道路，他知道“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他要加倍地工作。於是，他用因病而越來越顫抖的手，更加緊緊地握住了那支筆。他多次說過要“為社會主義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實踐了他的諾言，《隨想錄》的完成，是他對共和國的一個偉大貢獻。

然而巴金不願做一個盜名欺世的人。李致說：“巴金既看重作文，更看重做人。”巴金從不說教。他只是以行動告訴李致：我覺得應該這樣做，不應該那樣做。這方面的事情很多。例如，他不贊成花國家的錢為他修復故居，他不同意用他的名字建基金會、設文學獎，他不想做“名人”為他的日記出單行本，他建議出版社先出別的作家的文集，他是中國唯一不拿國家工資而靠稿費生活的作家，四川為他出版近作和十卷本選集，他卻拒絕接受稿費，把稿費捐贈給了現代文學館、四川出版獎勵基金和“振興川劇”獎勵基金。他付出了許多，出版社為他翻拍了一些相片，他卻堅持要付款。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多奉獻，少索取”的品德和風範，令人肅然起敬。巴金為什麼要這樣做？他是怎樣看待自己的？他在1988年3月2日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我並不希望替自己樹碑立傳，空話我已經說得太多，剩下的最後兩三年裏，我應當默默地用‘行為’償還過去的債。我要做一個普通的老實人。我沒有才華，沒有學問，沒有本領，只有一顆火熱的、善良的心。”這就是巴金，一個人民作家謙卑而又高貴的心！

說真話的巴金並非人人理解，因而憂鬱便不時追隨着他。1989年7月28日，他在醫院給李致的信中說：“沒有人了解我，我的心情頗似晚年的托爾斯泰。我一身傷病，連托翁的出走也辦不了。”晚年托爾斯泰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與家庭決裂，離家出走，死在一個車站上。然而巴金沒有重複托爾斯泰的悲劇，不是因為傷病無法出走，而是因為時代不同，理解巴金的人越來越多了。

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