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臉貼上涼屁股
熱臉貼上涼屁股
雖然前外相松岡大人已經回家歇菜了，但之前由他和野村大使主導的美日談判已經陷入僵局。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帶來的嚴重後果已經使日本的戰時經濟陷入絕境，特別是石油。第二次近衛內閣最後的行動之一，就是近衛越級指揮，向野村發出了對美國6月21日建議的回復。野村也挺敢做主，他看了回復的內容后，根本就沒有提交給赫爾。松岡現在已經下台了，他對赫爾口頭聲明的反擊只會給自己今後的工作帶來麻煩，不提交也不會有人來找事。對於美國的正式回復，野村照樣沒有交出去。野村的公開理由是，內閣變化可能會使原來的政策隨之發生變化，其實真正的理由是野村認為那樣的內容交出去也白交，美國根本不可能接受，只會把情況搞得更糟。在之前的7月23日，副國務卿韋爾斯已經代表赫爾宣佈會談暫時中止。
近衛首相在聽到美國禁止向日本輸出石油的消息后，一下子病倒，卧床不起，這可惡的美國竟然玩真的呀！8月3日，他終於向前外相有田八郎承認，他認為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不會招致美國禁運的判斷是錯誤的。但是當新內閣組建時，海軍的艦船已經出發，這就好像射出去的箭，已經沒有辦法讓它停下來，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的干預”。
在日本，反對向美國做出任何讓步的激動情緒隨着禁運而變得更加高漲，陸軍和海軍中越來越多的人要求停止日美會談，發動戰爭，理由是美國政府只是以會談為名拖延時間，以便完成自己的戰爭準備工作，同時用經濟禁運不斷削弱日本的力量。此消彼長，日本必須迅速開戰，取勝的概率才最大。
8月4日，在聯絡會議連續召開了四次以後，內閣和大本營終於形成了對美國的另一份折中建議。這份建議對羅斯福關於法屬印度支那中立的提議避而不作直接答覆，如近衛所說，新建議只是想藉此恢復一般性的會談。新建議要點如下：日本同意不向法屬印度支那範圍之外進軍，在侵華戰爭解決后從中國撤軍，保證菲律賓的中立地位；作為交換條件，美國應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地區的戰備工作，撤銷對日本的各項經濟限制措施，為日中兩國調停議和，承認日本在法屬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這些意見很快電傳給野村大使。
日本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使得赫爾對與日本的和談徹底絕望。8月2日，他從休養地打電話給副國務卿韋爾斯說：“看來對日本的侵略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問題在於將日美關係維持到歐洲的軍事問題解決以前還需要多久。日本已意識到法屬印度支那問題會使美國的經濟制裁得以全面實行。我們必須知道美國的行動會帶來危險，因而要時刻考慮採取一種恰如其分的措施來推遲日本的行動。為此，我打算對日本人講的話裝出一副表示相信的樣子。”8月4日，赫爾結束休假，返回華盛頓，他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給戰爭準備爭取更充足的時間。
8月6日，野村向赫爾遞交了日本的新建議，附帶口頭聲明說，“日本在法屬印度支那採取的行動都是屬於經濟目的和自衛性質的”。赫爾對此深表失望，8月8日他給了野村一個正式答覆，扼要地重述了羅斯福之前提出的中立方案，並指出日本的建議“沒有對美國總統之前提出的建議做出反應”。也就是說，我以前給你的作業，你還沒做，你現在提出的問題，我也不回答，等你把以前的作業補上來再說。野村只好把赫爾的意見發回東京。
對於這樣的結果，近衛早有預料，會談已經近乎在互相扯皮，繼續走下去幾乎沒有達成諒解的任何希望。美國拖得起，而被掐斷了油管的日本是萬萬拖不起的，眼前的爛攤子讓近衛焦頭爛額、疲於應付。近衛認為，現在能夠儘快打開局面的唯一辦法就是由他本人直接與羅斯福總統進行首腦會談，他向富田書記官長說出了自己的決心：“我覺得現在必須說服軍部。”近衛和富田都認為，現在和談的最大障礙不是羅斯福而是軍部。近衛為此私下找了內大臣木戶幸一。木戶贊同近衛的觀點，兩人甚至商定，一旦首腦會談達成一致，就立即給東京拍電報，直接請天皇批准，不給軍部反對的機會。
近衛再次把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叫到了私宅荻窪庄。近衛詢問，如果開戰，日本勝算幾何？“我個人一直反對與英美開戰。如果我們奉命必須這樣做的話，”山本對首相說，“還是以前的那些話，我可以保證在頭6個月頑強拼搏。但如果戰爭拖上一年或兩年，我對事態發展就沒有任何把握了，我希望首相能盡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國交戰”。山本的話更堅定了近衛與羅斯福直接會談的決心。
因為和談的壓力主要來自軍部，因此，在8月6日傍晚，近衛首相在私宅荻窪庄召見了陸相東條英機和海相及川古志郎。近衛提出，現在單靠外務省已經很難打開局面，他想通過親自與羅斯福總統會談，實現和維護太平洋的和平。近衛說：“如果羅斯福總統那時仍聽不進道理，我當然會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中止談判，立即返回。”但他相信，如果雙方都能“以寬廣的胸懷”來對待高級會談，達成協議的希望還是有的。他保證自己不會“急於求成”，而會“不亢不卑”，請兩位大臣發表高見。
東條和及川都拒絕當場回答首相的問題，提出要回去和弟兄們商量商量。
海軍對於戰與和一直是搖擺不定，也缺乏與英美作戰的信心，因此僅幾小時后，及川海相就回了話，“完全贊成首相的意見”，並預祝會談取得圓滿成功。
東條陸相卻頗為躊躇，他認為近衛主動要求會見羅斯福，本身就有點低三下四。他召集手下進行了商議，8月7日，做事一貫認真的東條對首相的建議做出了正式的書面答覆，主要內容有三點：
一、儘管首相出訪美國會對三國同盟會造成不利影響，但鑒於目前的緊張局勢，對首相親自試圖去打開僵局的決心表示崇高的敬意。
二、如果是首相親自去談，那談判對象必須是羅斯福，其餘人，比如赫爾、韋爾斯之流的免談，丟不起那人。
三、若首相親自出馬同美國的會談最終失敗，就必須同意立即進行戰爭，而且這場戰爭應由近衛首相親自領導。
也就是說，近衛不能以談判不成功作為辭職的條件。之所以提出這一特別要求，是因為東條認為這很可能是近衛知難而退，為自己體面地辭職找借口。
在回復的結尾，東條提出了悲觀的論調，“談判八成會以失敗告終”，“首相應該清楚與美國開戰可能仍是最終的結果”，同時指出此舉可能誘發國內的動亂。
既然陸海軍都表示了贊同，8月7日，近衛的提議在聯絡會議上自然就不會再有人反對。8月8日，近衛首相入宮覲見天皇，稟報了自己準備親自出馬與羅斯福進行會晤的決心。裕仁臉上流露出一種感動的神色，他對近衛說：“我已經從海軍那裏接到了關於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全面禁運的消息。情勢危急，與羅斯福的會晤應儘快舉行。”裕仁希望首相的出訪能夠取得滿意結果。
於是，外務省迅速向野村大使發出訓電，訓電指出，目前日美關係異常緊張，此種局面不能再持續下去，打破危局的唯一辦法就是日美兩國首腦直接進行會晤。若美國同意，近衛首相打算親自前往檀香山與羅斯福總統舉行友好會談。
聞訊非常激動的野村大使立即馬不停蹄地找到赫爾，提出希望舉行首腦會談的請求。對於這一新要求，赫爾的確要認真思量一番。赫爾認為，雖然近衛很聽話地在第三屆內閣中剔除了令人討厭的松岡，但實際上日本的外交政策還是全盤沿襲松岡的方針，換湯沒換藥。赫爾對近衛的建議半信半疑，這時候，他想到了英國的張伯倫，想到了老張是如何在歐洲被希特拉玩成半身不遂的。
陸軍部部長史汀生贊同赫爾的看法，認為近衛“向總統發出的邀請只不過是一塊用來阻止我們採取斷然行動的遮眼布而已”。大家對之前日本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動依然耿耿於懷。8月12日，赫爾對陸海軍兩位部長史汀生和諾克斯表明：“太平洋的形勢發展下去已不是什麼外交問題了，隨時都會發展成為軍事衝突。”
赫爾對野村提出的首腦會晤並不十分感興趣，可他沒有拒絕，也無權表示拒絕。赫爾對野村說，現在還不行，最近羅斯福總統度假去了，我無法擅自做出決定，這事等總統回來再說吧。美國新聞媒體上也的確有類似的報道，“羅斯福總統為了避暑，乘遊艇暢遊大西洋”。看看人家過得多瀟洒。
赫爾的話一半對一半不對。對的一半是此時羅斯福總統確實不在家，不對的一半是總統沒有去度假，而是去赴另一次足以影響世界的重要會談。
8月初，羅斯福總統離開華盛頓，進行了一次重要的“釣魚旅行”。最初，他在新英格蘭沿海的“波托馬克”號遊艇上當眾垂釣，之後就神秘消失在偏僻的紐芬蘭沿海薄霧籠罩的“奧古斯塔”號重型巡洋艦上。8月9日，英國最新式戰列艦“威爾斯親王”號緩緩駛入了普拉森夏灣。儘管身上仍然帶着德國“俾斯麥”號賞賜的累累傷痕，這艘壯觀而美麗的戰艦還是被美國同行讚不絕口。一位美國將軍誇張地說，這艘艦太漂亮了，它根本不需要征戰，只要開出來就能把所有人征服，“看見它的話，我們就無法戰鬥，只能選擇投降”。可惜的是，德國人和日本人可沒有美國人那麼憐香惜玉。3個月前，在大西洋，“俾斯麥”號就打得它傷痕纍纍、落荒而逃。沒有最黑，只有更黑。4個月後，日本人乾脆一通轟炸，把這艘號稱不沉的戰艦直接送入海底。
“威爾斯親王”號在阿金夏村附近的海面上拋錨，和“奧古斯塔”號靠在了一起。幾小時之後，美國總統將和英國首相舉行首次會面，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會談”，是對人類歷史具有重大影響的一次會談。
老羅和老丘都帶來了一群大腕。羅斯福身邊有陸軍上將馬歇爾和阿諾德、海軍上將斯塔克和金，以及武裝部隊其他代表，還有副國務卿韋爾斯和特別顧問霍普金斯。丘吉爾的顧問包括英國三軍參謀長龐德海軍上將、迪爾陸軍上將、空軍元帥弗里曼，以及外交次官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由於會議涉及美國對英國的援助問題，8月11日，英國軍需大臣比弗布魯克勛爵也匆匆趕來參會。
按照美國海軍的規定，軍艦上是禁止飲酒的。這次為了接待丘吉爾，除了佳肴之外，羅斯福破例準備了美酒，這讓丘吉爾異常高興。酒喝不喝倒次要，難得的是這份破例的心意。
丘吉爾挖空心思，想儘快把美國拖入戰爭，羅斯福卻無法給丘吉爾何時參加歐洲戰爭的承諾。他表示，美國參加歐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這是謹慎的羅斯福能承諾的極限。羅斯福對歐洲目前做出的最大動作，就是批准美國的武裝護航船隻可以前進至冰島海域。
面對遠東日益緊張的局勢，丘吉爾向羅斯福建議，由英、美、蘇三國聯合向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威脅日本，如果它膽敢進攻英屬馬來亞、新加坡或荷屬東印度，三國就要向它開戰。羅斯福照樣沒有同意，因為目前他還做不到，美國還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羅斯福指出，美國要繼續與日本進行談判，只要它答應不再進行新的侵略。他希望能藉此贏得時間，哪怕是一個月也好。羅斯福認為有30天左右的時間，英國就可以在新加坡鞏固陣地。他告訴丘吉爾：“遠東的事情就交給我吧，我想我能像哄孩子似的哄他們3個月。”
1941年8月13日，在“威爾斯親王”號戰列艦的后甲板上，舉行了不算隆重的簽字儀式，羅斯福與丘吉爾共同簽署了聯合宣言，這就是舉世聞名的《大西洋憲章》，又稱《羅斯福丘吉爾聯合宣言》。之後，總統和首相在甲板上一起進行了禮拜儀式。
宣言於8月14日正式對外發佈。憲章再次印證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簡單的”這一真理。儘管只有寥寥數百字，這卻是第一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步達成的宣言，也是後來《聯合國憲章》的基礎。
作為一個尚未正式參戰的國家，美國與英國一起發表如此方向和目標明確的聲明，對德、意、日軸心國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大西洋憲章不僅標誌英美兩國在反法西斯基礎上的政治聯盟，也為後來聯合國的成立打下了基礎。後來干這事的主要就是赫爾，他除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外，還贏得了“聯合國之父”的榮譽稱號，此乃后話。
蘇聯政府很快發表聲明，“贊同憲章的基本原則”，同時明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當前必須集中力量，儘快解放被希特拉奴役的各國人民，在戰後必須徹底消滅法西斯。
儘管華盛頓的戰略專家一開始就預測德國將迅速取得對蘇戰爭的勝利，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蘇聯開始展現出堅持不懈的韌勁。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已經開始出現蘇聯的正面形象。羅斯福和丘吉爾都表示要支持蘇聯，羅斯福迅速派出特使霍普金斯到莫斯科會見斯大林。這預示着與德、意、日軸心國相對立，美、英、蘇三大同盟國終於並肩站到了一起，所差的僅僅是美國找個合適的機會宣戰。機會馬上就要來了。
一個月後，歐洲有10個國家的政府在倫敦舉行會晤，對《大西洋憲章》的原則提出支持，並承諾進行全力合作促使憲章生效。除了蘇聯，其餘9個國家的國土都被侵略者佔領。他們分別是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希臘、盧森堡、荷蘭、挪威、波蘭、南斯拉夫以及戴高樂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宣言於9月24日由上述10個國家簽署，《大西洋憲章》已成為同盟國進行反法西斯戰爭的共同綱領。
根據之前美英確定的“先歐后亞”的方針，羅斯福和丘吉爾協商兩國分別對日本發出聲明，以限制日本在遠東的繼續擴張。由於馬來亞、新加坡、香港甚至緬甸、印度等殖民地受到的威脅越來越大，丘吉爾的態度十分積極，連美國的聲明初稿都是由丘吉爾代為親自起草的。8月15日，副國務卿韋爾斯攜帶這一聲明先行回到了華盛頓。
為了儘快拉美國下水，丘吉爾措辭可謂嚴厲無比。赫爾國務卿和國務院的遠東問題專家一起研究了這一聲明后認為，過於強硬的語調可能引起日本的誤解，軍部甚至會把它當作挑戰書，藉機煽動國民情緒挑起戰爭。大家商量對文件進行適當的修改，使日本能夠接受。這邊踢一腳，那邊就要發個糖，另外附加的一個聲明就是告訴日本：美國準備提出一項公正的代用方案，尋求一條和睦相處的道路。也就是變相答應重新開啟會談。赫爾準備在8月17日羅斯福會見野村時把這兩個聲明一起交給野村。
相對於美國而言，英國已經完全沒有收斂的必要。丘吉爾在8月24日回國后，立即在廣播上猛烈地抨擊日本：“雖然我們希望日美會談能夠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失敗的話，我們當然會毫不猶豫地與美國站在一起並肩作戰。”面對記者關於美國何時才能參戰的提問，丘吉爾非常明確地回答道：“美國現在已經開始活動了，這點希特拉比誰都清楚！”這分明又是空話，連他自己都不清楚，希特拉又能清楚什麼？
8月17日是個周末，但下午回到華盛頓的羅斯福還是和赫爾一起約見了野村，羅斯福和往常一樣，以極其和藹的態度與野村進行了會談。他說，“我、國務卿和貴大使都念念不忘維護太平洋的和平，但有人卻不是這樣”，之後他表明了赫爾已經準備好的兩大觀點。
其一，美國、英國，也許還有蘇聯都希望太平洋是和平的。但有的國家卻喜歡戰爭，這就是在太平洋上沒有軍艦的那個國家。這無疑是指德國。如果日本政府奉行以武力或武力威脅對鄰國實行軍事統治政策和計劃，並在今後採取某些手段，那麼美國政府就不得不立即採取它認為保護美國和美國人民的正當權益、保障美國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手段。簡單說就是，你再敢動，我就打你。這是半個月的時間裏美國第二次向日本提出戰爭警告，並且是由羅斯福親口說出。
其二，針對因日本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而已經中斷的日美會談，如果日本願意改變態度停止領土擴張活動，並按照美國所主張的原則去商談太平洋和平計劃，美國可以考慮恢復與日本的非正式探索性會談。
野村立即向總統提出近衛進行首腦會談的請求，他說“近衛首相是渴望和平的”，希望能夠在美國至日本中途的某個地方與羅斯福會晤，最好是檀香山。羅斯福的態度比赫爾要好得多。往往官越大，脾氣越好。羅斯福從來不排斥這樣一個觀點，偉大的人物做偉大的決定，既能講求實效又風度翩翩，就像他剛剛在大西洋和丘吉爾舉行的會晤一樣。他向野村表示，由於健康問題，他是被禁止乘坐飛機的，前往檀香山不太現實，而近衛首相前來三藩市或西雅圖恐怕也有困難吧？羅斯福提議，阿拉斯加的朱諾10月中旬的氣候不錯，是比較合適的會晤地點。聞訊大喜的野村立即向東京發回電文，“勿失良機，速作回復”。
豐田外相也在為首腦會晤做着積極的努力，8月18日下午，他召見了格魯大使。這位海軍大將對格魯說，相信大使先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他現在是以一個海軍軍官而不是一個外相的身份在和格魯先生坦率地談話。日本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的目的是要解決侵華戰爭而不是出於德國的壓力，也不是為了擴張領土，但隨後發生的凍結日本資金以及禁運的做法已在日美“長期和平的關係史上留下了一個污點”。目前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由兩國領導人直接進行會晤，使問題能在“冷靜和友好氣氛中並在平等的基礎上得到解決”。他說近衛不顧日本國內的強烈反對倡導這種會談，體現了首相盡一切力量來維護和平的決心和勇氣。豐田提議，為了使日本看來不像是在美國壓力之下被迫提出這個建議，能否在舉行會談之前美國先停止其經濟制裁措施，或者至少先把這些措施加以修改。
格魯深為豐田外相的話所打動，他答應立即把上述意見發回國內，之前他並不知道野村大使已經向赫爾提出了舉行首腦會晤的建議。格魯認為，近衛和羅斯福都是出身名門、有教養的人，他們可使問題得到體面的解決。另外，他本人肯定要參加此次會晤，如果能夠達成諒解，他格魯的名字無疑也將被記入史冊，這將是自己職業生涯中登峰造極的時刻。
會談持續了約一個半小時。回到使館后，格魯立即給赫爾國務卿發了一封特急電報，指出日本提出首腦會晤的建議在歷史上沒有先例，近衛公爵與總統的會晤可能產生的益處是無可估量的，這是兩國實現和平的最佳良機，“正如最近羅斯福總統與丘吉爾首相在海上會晤那樣”。
幾個月來，格魯一直在警告華盛頓“日軍慣於突然襲擊”，日本有個傳統，“民族的絕望心理會發展成為孤注一擲的決心”，用中國話形容就是“狗急跳牆”。他極力勸說華盛頓，鑒於日美之間爆發“一場全然無益的戰爭之可能性顯然正在日益增加”，為了避免這場戰事，應早日舉行首腦會談，不要對日本的建議“未經深思熟慮”就貿然拒絕。在8月19日的另一份電報中，格魯說，近衛的建議反映了他高度的責任心和勇氣，因為如果這個建議泄露出去的話，他隨時有被刺殺的危險。
在這裏，也不要忘記日本那幾位熱心的業餘外交家。隨着《日美諒解草案》被否決，一段時間來為和談殫精竭慮的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認識到，他們獨自進行的外交活動已經失敗。7月31日，他們離開華盛頓回國。
回到日本的岩畔大佐深為東京各界人士的好戰情緒而震驚，所有人都在談論如何實施南進。一位海軍軍令部的軍官告訴岩畔：“日本已被ABCD陣線包圍，我們不能坐失良機，而今我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岩畔想起幾個月前他去美國之前，海軍還幾乎一致主張和平解決與美國之間的問題，由此他得到了一個傷心的結論，“木已成舟”。
原來在陸軍省時，岩畔大佐也是鐵杆的激進派，經常和服部卓四郎、辻政信比賽誰是高唱南進打到新加坡的第一名。要說這次美國也真沒白去，岩畔回國后，徹底變成了一個堅強的反戰鬥士。他開始四處宣傳不能和美國開戰的觀點。岩畔不斷地奔走于軍界、政界和企業界的高層人士之間，極力呼籲繼續進行談判，如果發生衝突的話，日本必然以災難和失敗告終。在8月末的一次聯絡會議上，岩畔把美國與日本的軍事潛力作了一個令人震驚而又無可辯駁的對比，他用數據說明美日兩國鋼鐵的比例是20∶1，石油超過100∶1，煤1∶1，飛機5∶1，海運2∶1，勞動力5∶1，綜合比例為10∶1。國力如此懸殊，日本縱有“大和魂”的強大動力也絕不可能取勝。東條陸相陰着臉，命令岩畔把他的發言整理成書面材料報給他。
第二天，當岩畔到陸相辦公室呈上書面報告的時候，東條冷冷地告訴他，他需要馬上到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的柬埔寨去報到，“你不用再把我昨天要你寫的報告交上來了”。既然你認為打不得，那就到最前線去當炮灰吧。
8月28日，岩畔大佐離開東京，前往飯田祥二郎的第二十五軍報到，職務是近衛師團第六聯隊聯隊長。很多人都來為這位反戰鬥士送行，岩畔流着淚告訴大家，“你們這麼多人都來送我，我很感動，不過當我再次回到東京時——如果我還能活着回來的話，恐怕我只能獨自站在東京車站的廢墟上了”。
就在岩畔出發的那天，8月28日，野村收到了來自東京的兩份文件。一份是近衛寫給羅斯福的親筆信，一份是表明日本態度的文件。8月29日上午11時，野村訪問了白宮，當時赫爾也在，野村把近衛信件親手交給了羅斯福總統。
在這封私人信件中，近衛宣稱，“當此世界動亂之際，掌握國際和平關鍵的最後兩國即日美兩國的關係如果繼續這樣惡化下去，不僅是兩國本身的極大不幸，並且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沒落。我方希望維護太平洋和平，不單是為了改善日美邦交，也是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近衛認為，日美關係之所以惡化到如此令人痛心的地步，是因為缺乏相互了解，這一情況已導致互相之間的猜疑和誤會，也助長了第三方面一些國家玩弄種種陰謀詭計。他說，繼續舉行非正式會談並把會談的結論呈交兩國政府首腦批准的做法，“不符合當前形勢的需要”，因為“目前形勢正在迅速變化，有可能會發生出人意料的事故”。因此，近衛認為當務之急是舉行首腦會晤，“以遠大的胸懷來討論日美之間，包括整個太平洋區域在內的一切重大問題”。次要的問題可以留到之後由低一級的會談來解決。近衛最後提議，舉行這種會晤越快越好，會談地點以夏威夷最佳。
野村同時介紹了日本政府的態度：一、日本等到“日華事變”獲得解決或遠東和平得以實現后就立即撤軍；二、日本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南部並非準備繼續南進；三、只要蘇聯不發動進攻，日本就恪守《日蘇中立條約》。
赫爾提出，如果在夏威夷舉行會談，其間，羅斯福總統要在國內簽署一項重要法案，根據美國憲法規定，法案必須在10天以內且必須由總統親自簽署，不容許副總統代簽。如果會談地點定為夏威夷，總統肯定趕不回來，所以仍然建議地點選在阿拉斯加的朱諾。羅斯福告訴野村，“大使是海軍出身，對大海應該非常清楚吧。朱諾是個不錯的地方，那裏10月中旬的時候還可以航行。從日本到那裏需要幾天？”他甚至表示“很渴望能與近衛首相在那裏談上三四天”。喜出望外的野村立即表示，地點不是問題，可以和國內協商。野村還積極表示，近衛首相可以提前5天出發，以保證和羅斯福總統同時到達。在得知近衛首相能講英語的消息后，赫爾也投桃報李地連連表示“這太好了”。看來，兩國首腦會談即將成為現實。
其間，野村暗示，中國問題能否暫不列入會議的議程，赫爾沒有像韋爾斯那樣拿哈姆雷特做比喻，而是直接做出了回答，“這是決定美日關係的關鍵問題之一”，除非這一問題能夠“皆大歡喜地解決，否則將為未來留下不安定和麻煩的根子”。
在給野村拍去電報的同時，東京已經開始為即將舉行的首腦會談進行準備，諸如安排船隻和挑選隨行人員等。陸軍方面派出的代表是大家已經久違的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他現在的職務是陸軍航空總監，此外還有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武藤章少將等。海軍方面的代表為已經康復的前海軍大臣吉田善吾。
一切看似已柳暗花明，但意外總會適時地出現。高興得有點過了頭的野村在離開白宮時，無意中向記者透露了向美國遞交近衛信件的消息，美國媒體馬上開始就此大肆宣傳。消息傳到東京，立即在日本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各大媒體立即開始大造輿論，聲稱盎格魯-撒克遜人一心想把日本變為三等民族，要求“立即停止軟弱的近衛外交”。
本來是想避開軍方的，這下可算捅了馬蜂窩。反對和平會談的軍方人士立即聞風而動，千方百計欲阻止近衛與羅斯福的會談。近衛遭到了死亡威脅，連可憐的格魯大使也受到牽連。緊張的局勢導致使館人員要求格魯大使出門時必須帶上手槍，老頭兒感覺這簡直是胡鬧，屁股上別手槍讓他彷彿變成了置身於“野蠻西部”的美國牛仔。
已經有兩個激進團隊在謀划刺殺近衛。其中一個團隊的策劃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辻政信，他準備採用當年河本大作爆破張作霖專列的方法來對付近衛。他找到了日本著名的右翼人士兒玉譽士夫，聲稱要用4顆定時炸彈將近衛送上西天。近衛如果去參加會談，就必須到橫須賀海軍基地乘船。而橫須賀與東京之間的公路路況不好，近衛很可能乘火車前往，那麼東京城外的六鄉橋就是埋藏炸藥的最佳地點。
9月18日這天，近衛就遭到了襲擊。當他離開荻窪庄準備前往首相官邸時，4條手持匕首和軍刀的大漢忽然竄出，跳上了汽車兩旁的踏板。由於車門緊鎖，刺殺者沒來得及砸碎車窗玻璃就被便衣警察制伏。刺殺者的水平也實在蹩腳，別說手雷和炸彈，難道連手槍都不會帶一支嗎？
在這之前，8月15日，近衛的重要支持者，前首相平沼騏一郎在家中遭遇暴徒襲擊，身中6槍，其中包括頭部中槍。別的不說，日本政治家在頻頻被刺的過程中，也練就了世所罕見的抗擊打能力。已經74歲的平沼老頭兒，受此重創，竟然奇迹般活了下來。他遇刺的原因，就是贊成日本與美國的會談，曾經為了避免日美開戰而奔走呼號，並且經常和格魯大使眉來眼去。
對於舉行首腦會晤，赫爾一直都不很贊同。赫爾認為“日本人總是說一套做一套”，他向羅斯福說明，從截獲的電報顯示，日本在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之後，不但沒有絲毫收斂，反而不斷向這一地區增派兵力，其目的不言而喻。他提醒總統，如果雙方在核心問題“撤軍和三國同盟”上不事先達成初步諒解，首腦會晤很可能無疾而終，並再次拋出了“赫爾四原則”。國防部日本問題專家巴倫泰提交的意見書也指出，首腦會談雖然可以使日本的軍事行動推遲，但英、中、荷等盟國的意見也不能不考慮。如果歐洲戰場中蘇聯的抵抗能持續下去，日本很有可能向美國靠攏，當前同意舉行首腦會談對美方來說，並非上策。
羅斯福經過認真考慮，同意了赫爾的意見。但他提出要講求策略，一邊實際上拒絕會談，一邊還要讓日本心存幻想。
9月3日這天，羅斯福把他給近衛的複信交給了野村。羅斯福一面對近衛的“和平願望”表示讚賞，一面又說“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跡象”，“日本有相當一部分人反對美國提出的意見，如果大家普遍都有這種觀念，就有可能妨礙順利地進行合作”。因此“為了確保我們所提議的會晤能獲得成功，看來我們必須謹慎行事，對我們謀求達成協議的那些基本和主要問題設法馬上進行初步討論”。野村像被澆了一盆涼水，他馬上意識到，近在咫尺的朱諾會談瞬間變得遙不可及。
1946年，赫爾在美國國會兩院調查“珍珠港事件”聯合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對未實現的羅斯福和近衛會晤問題做了以下說明：由於日本人在最近進行的為時數月的會談中，“顯示出無意放棄他們進行征服的方針，我們完全相信與近衛的會晤只能是導致另一個慕尼黑，或者是一事無成”。
9月4日，赫爾會見了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胡適錯誤地認為，由於美國的制裁，日本的軍事力量正在不斷削弱，不久即將求和。赫爾告訴胡大使，美國同日本舉行的探索性會談仍在進行，但是還沒有就談判的共同基礎取得一致意見。赫爾再次保證，在同日本開始明確的談判之前一定先同中國以及其他盟國進行討論。他承諾，“凡是允許日本在中國繼續進行侵略的任何協議，美國過去不考慮將來也不會考慮，我們絕不會出賣原則並將繼續幫助反抗侵略的國家”。
對於近衛首相來說，此時可謂是前有堵截後有追兵。前邊羅斯福和赫爾狡猾地婉拒了進行首腦會晤的要求，後邊軍部開戰的逼迫也一刻沒有停過。
軍部對於內閣主導的外交活動已經表現出越來越不耐煩的態度。軍令部總長永野認為：“美國已經切斷了我們的石油供應，我們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最終必將無法支持。我覺得我們有把握在目前打一場勝仗，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機會將會煙消雲散。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進！”永野強調，“無論選擇和美國開戰還是屈服於它，日本都將不可避免地面臨國家的毀滅，日本當然應該選擇去戰鬥。我們寧願戰鬥到底也絕不會卑賤地投降，因為那意味着在精神和物質上都被消滅了”。
針對永野的意見，陸軍參謀總長杉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就是對外交談判應明確規定截止時間。他說：“我們必須在10月10日前爭取達到我們的外交目的，否則只能選擇戰爭，不能老這樣拖個沒完沒了。”此前陸海軍的作戰計劃都已草擬完畢，海軍和陸軍將同時對美國珍珠港、中國香港、馬來亞和菲律賓實施襲擊。關於襲擊珍珠港的說法陸軍參謀本部也是只在幾天前才偶有耳聞，陸軍省內部也有極個別人知道。奇怪的是，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並不在知情者之列。
8月16日中午，軍方召開了陸海軍部局長會議。會上海軍方面提出了一項今後軍方應採取的《帝國國策施行要領草案》。核心內容是：必須做好對美、英、荷開戰的各項準備，其間外交活動可以同時進行，如果10月中旬外交尚未有打開局面的希望就斷然訴諸武力。
8月22日、23日兩天，陸軍參謀本部在部局長會議上對海軍的提議進行了研究，基本同意海軍的觀點，並於23日當晚將這一決定通知了東條陸相。
8月27日上午，日本“總力戰研究所”的軍事專家在首相官邸向內閣做了關於未來戰爭預期的專題彙報。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如果日美開戰則日本必敗無疑。日本很可能在最初的幾場戰役中佔據上風，但隨後將被拖入持久戰，最後因資源耗盡而慘敗”。這一結論跟山本大將和岩畔大佐可謂是不謀而合。
與中國的持久戰已經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國力，大門口就有現成的實例。自4月以來，東京市中心那些著名的明治時代建築的鑄鐵裝飾欄杆都被拆掉了。東京市政府的大門也在6月23日被拆掉搬走，這一公共權威的象徵化成了860公斤廢鐵，用於製造武器槍炮去支援中國戰場。
對於專家的研究結果東條陸相併不贊同，他認為那一切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真正的戰爭並不像那些書獃子想像的那樣。當年和大清以及俄國開仗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日本打不贏，最後我們不是都贏得很漂亮嗎？來自陸軍省的堀場一雄說，“美國所缺乏的就是大和精神，這是我們最大的財富”。反對戰爭的海軍省志村少佐馬上反駁，日本人有“大和精神”，美國人也有自己的精神，只看到自己的長處而忽略對方的優點是不對的。
在日本人眼裏，西方國家常常被描述為缺乏道德和價值觀，英美兩國的領導人羅斯福和丘吉爾被描繪成墮落的流氓。美國人只會大吃大喝和縱情聲色，沉溺於物質享受，難於承受戰爭中的艱苦條件，他們善於賺錢，經常離婚，美國本質上就是個腐化墮落的國家。正因為他們有資源、有錢，所以美國公民沒有什麼值得犧牲生命去戰鬥的東西，這是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和社會利益之上的民主國家的固有缺陷。在“珍珠港事件”時還是少佐的千早正隆後來寫道，我們覺得可以很容易就能解決掉美國人，一個沉浸於物質享受，專註於追求快樂的民族在靈魂上是墮落的。作戰課課長中澤佑少將的觀點也類似，認為美國是一個移民民族組成的複合型國家，缺乏團結，無法承受逆境和貧困，視戰爭如兒戲，所以一旦在開戰之初就加以重創，他們就會失去鬥志。
東條英機的大弟子佐藤賢了曾經在美國待過3年，自認為對美國了解頗多。他以專家的身份告訴大家：那些美國大兵根本沒什麼愛國心，他們最擅長嘴裏嚼着口香糖去跳舞泡妞。看那些美國兵的訓練，一個個懶懶散散，連個正步都走不齊，這樣的國家是不可能舉國去打贏一場戰爭的。
連對美國和日本同樣了解的格魯大使也說：“他們把我們看作一個被和平主義和孤立主義主宰了政府決策的頹廢的國家。”
這就是狂妄自大的日本人，他們對於敵人的意志和能力總是低估。當年侵略中國時就低估了中國人的抵抗意志，才會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現在對於美國的估計還是犯了之前的老毛病。他們不了解美國，也不了解美國人，尤其不了解美國人在技術創新、生產效率、組織能力等方面的特殊優點。一個國家能夠在短短百餘年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只有資源，沒有一點精神，可能也是難以辦到的吧。
8月27日和28日，大本營再次召開了陸海軍部局長會議，對草案進行討論。海軍省軍務局長岡敬純少將依然對開戰顧慮重重，表示即使在外交談判破裂的情況下也要考慮歐洲的形勢才能決定是否開戰。大家開始一起對岡少將進行諄諄教導，最後勉強達成了一致意見。8月30日下午，陸海軍第三次部局長會議終於就軍部下一步要採取的舉動形成了結論，那就是《帝國國策施行要領》，這一文件將提交政府與大本營聯絡會議研究審議。
9月1日，大本營海軍部頒佈命令，帝國海軍全面實行戰時編製。
9月3日，政府與大本營聯絡會議如期召開。會議從上午11時開到了下午18時，對大本營提交的議案進行了研究。大約17時，聯絡會議順利通過了《帝國國策施行要領》。
以往開個一般會議扯皮三四天都很正常，而這個事關國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國策卻只用了不到7個小時就大體按原提案順利通過，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近衛首相和豐田外相併沒有深入考慮這一國策可能帶來的現實危機，而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通過外交談判打開局面之上，簡直是可笑之極。
《帝國國策施行要領》主要內容有三條：一、帝國為確保自存自衛，在不惜對美、英、荷一戰的決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為期完成戰爭準備；二、帝國在進行前項準備的同時，對美應盡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貫徹帝國的要求；三、如果10月中旬外交談判達不成最後的一致，則下定決心對美、英、荷開戰。
在這天的會議上，永野總長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場：“當外交沒有希望，戰爭不可避免的時候，我們必須果斷決定開戰”。之後他老調重彈地說，日本目前還有取勝的機會，但是這種機會會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流逝。如果敵人選擇速戰速決，日本就可以進行一次決定性的艦隊會戰，但美國十有八九會把戰爭拖入持久戰，日本獲勝的唯一辦法就是“迅速開戰並抓住主動權”。
軍令部作戰部部長福留繁海軍少將也列舉了必須儘快開戰的一系列理由：一是季風季節將從12月開始持續到次年3月，在此期間開戰這勢必會增加登陸作戰的困難；二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和菲律賓的空軍力量正在不斷增強，已經對日本構成了嚴重威脅，英國也在積極向新加坡增派兵力；三是美國加大了艦船和其他武器的建造速度，目前日本海軍的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的70%，這一比例之後將逐漸降低，一年之後就會猛降到50%以下；四是目前日本的石油庫存僅僅只夠一年半使用，十萬火急。時不我待，此時不戰，更待何時！
本次會議還就日美會談起草了新的建議。日本同意以下各點：不從法屬印度支那派遣軍隊去進攻任何鄰近地區，也不無故向日本以南的任何地區進軍；對於《三國同盟條約》，日本將自己做出解釋；經過談判努力與中國達成協議並恢復正常關係，隨後儘快撤出軍隊；日本不限制美國在中國的經濟活動，“只要這些活動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日本遵循在西南太平洋地區的“門戶開放”原則，並幫助美國在這個地區獲得主要的原材料。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向美國要求：美國不得採取不利於解決“中國事變”的各種措施，停止在遠東和西南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措施，在達成協議之後應“解凍”日本在美國的資產和恢復石油供應。這一建議作為《帝國國策施行要領》第二條外交談判的附加條件。
這是日本首次在“原則上”同意撤軍，上述內容立即電告野村並以此為基礎會見赫爾，力促首腦會談。
9月5日下午，近衛首相入宮向天皇上奏聯絡會議通過的草案。進宮前他首先在木戶內大臣辦公室稍事停留。木戶看到近衛手中的草案，驚呼道：“你怎麼能突然把這個提案呈給天皇！這是徹頭徹尾的戰爭準備。天皇陛下甚至連考慮的時間都沒有。把截止日期定在10月中旬，這太鋌而走險了。”近衛支支吾吾地說：“這是聯絡會議上已經決定了的，我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裕仁認真看了首相提交的草案，之後以一種頗難理解、略帶不安的神情問近衛：“計劃事項的順序有點奇怪，為什麼把戰爭準備放在首位，而把外交談判放在第二位？”近衛不自然地解釋說：“這一草案，在順序上同把外交談判放在首位一樣，已把外交談判的重要性也寫了進去。”
由於天皇表示出對作戰問題的質疑，18時，參謀總長和軍令部總長立即進宮覲見天皇，當時近衛首相也陪同在座。天皇問南面的戰爭能否按計劃取勝，兩位總長立即滔滔不絕地啟奏了對馬來亞和菲律賓的作戰計劃，雖然很詳盡，但仍不能使天皇釋憂。
天皇問永野：“你認為我們能輕而易舉地登陸嗎？”
永野：“臣倒不認為能輕而易舉，不過海軍和陸軍一直在不斷地進行訓練，臣對能成功登陸充滿信心。”
天皇又轉向杉山：“在九州舉行的登陸演習中，不少艦隻被‘擊沉’了。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你打算怎麼辦？”
杉山有點倉皇失措：“那次是因為未把敵機擊落前就出動護航艦隻，臣相信將來不會發生類似的情況。”
天皇略帶不滿地繼續問杉山：“陸軍在多長時間確有把握解決南方問題？”
杉山魯莽地回答說：“僅就南洋方面而言，打算3個月解決問題。”
聽罷杉山的回答，天皇突然以一種極不愉快的語氣質問道：“‘日華事變’時你是陸軍大臣，我記得當時你曾對朕說，事變大約3個月時間就可以解決。可是現在已經4年多了，事變不是還沒有解決嗎？”
杉山大吃一驚，吃力地申辯說：“那是因為中國幅員遼闊，我們無法按預定計劃進行作戰。”
天皇忽然間提高了聲調——恐怕這是40歲的裕仁從未用過的嚴厲語調——斥責杉山：“如果說中國幅員遼闊，那麼太平洋不是更遼闊嗎？你怎麼就能確信3個月解決問題呢？”
杉山低頭，無言對答，豆大的汗珠冒上了額頭。
儘管陸海軍總是在互相競爭，但永野、杉山兩位總長的關係還是不錯的。永野一看苗頭不對，急忙從旁邊幫夥計解釋：“統帥部是從總的形勢上來講的。今天如果把日美關係比喻為一個病人，那麼已經到了動手術還是不動手術的關鍵時刻。要是不動手術任其發展，恐怕就會逐漸衰弱下去。要是動手術，雖有很大危險，但絕不是沒有希望解救。可以設想，此刻已處於要不要下決心動手術的階段。作為統帥部來說，始終希望外交談判能取得成功，但也認識到倘若談判不成功，那就必須果斷地動手術。從這個意義上說，統帥部是贊成這個草案的。”然後他又匆匆地補上一句，“當然外交是首要的”。
“啊，原來如此！朕明白了。”天皇很不自然地高聲喊道。
杉山看出天皇仍在擔心，再次解釋道：“不打更好，我們認為應該儘力設法談判，只有被逼得走投無路時才打。”
“那是不是說，最高統帥部同意把外交放在優先地位？”
兩位大將一起忙不迭地點頭，異口同聲地回答：“正是！”
回答了天皇的質問后，兩位總長戰戰兢兢地退回到休息室。裏邊的衣服全濕透了。
1941年9月6日上午10時，戰前日本4次御前會議的第二次會議，在皇宮千種廳召開。這裏曾經見證了日本的興衰，決定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代國家命運的重要御前會議幾乎都是在這間大廳內舉行的，本次會議是日本走向太平洋戰爭的里程碑。
這天的御前會議，一開始就氣氛緊張。參會者個個正襟危坐，大氣都不敢出。未來前途未卜，是戰是和沒人知道。但所有人都清楚，大日本帝國正處在決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樞密院議長原嘉道代表天皇宣佈會議開始。近衛首相首先致開場白：“請允許我主持會議。”接着他回顧了緊張的國際局勢。之後軍令部總長永野率先發言，提出“應竭力進行談判”，不過，“如果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仍不能得到滿足的話，只能通過積極的軍事行動加以解決，儘管美國處於難以擊敗的地位，有着強大的工業實力和豐富的資源”。
杉山參謀總長對永野的意見表示贊同，也希望談判能夠取得成功，但是軍事準備一刻也不能放鬆。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談了國內資源令人擔憂的情況，他表明即使實行嚴格的戰時統制，液體燃料的儲備也無法支撐長久的戰爭之需。
同天皇一樣憂心忡忡的樞密院原議長做了提問，他的發言是天皇通過木戶內大臣在會前特別授意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托”，這裏應該叫“會托”。原議長強調必須全力以赴通過外交手段打開局面，他措辭尖銳地追問道：“我總覽了一下草案，看上去似乎仍然是以戰爭為主，外交為輔。對草案的真意可否如此理解：始終以外交手段打開局面，倘若仍然無效，那就訴諸戰爭。”
正當杉山準備站起來進行答覆時，已經知道杉山昨天受到天皇嚴厲訓斥的及川海相危難之時顯身手，站起來回答說：“起草時的意圖和原議長的意見相同。不過，第一項戰爭準備和第二項外交談判並沒有輕重之分。”
這時，一貫以神一樣的姿態出席御前會議的裕仁天皇，忽然以平常誰也未曾聽到過的高亢聲音說：“我認為原議長的質問是對的，事情極為重大，統帥部為什麼不做回答？令人頗感遺憾！”
天皇在御前會議上發言向無先例，難道泥菩薩顯靈啦？會議瞬間為之肅然，彷彿空氣都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有一種無法呼吸的窒息感。死一般的沉寂中，大家都等待兩位總長中的某一位能站起來講話。可能是昨天被天皇訓傻了，杉山和永野始終一言未發，像雕塑一樣待在位子上，一動不動。
“非常遺憾，對此最高統帥部竟然無話可說。”裕仁緩緩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紙片，高聲吟誦道：“四海之內皆同胞，奈何風雨亂人間。”
這是一首和平主義的輓歌，僅有31個日語音節，由明治天皇創作於日俄戰爭伊始。裕仁通過大聲朗誦這首詩來表達對新計劃的不安。他用顫抖的聲音補充說：“我經常拜讀明治大帝的這首親筆詩，努力繼承先帝渴望四海和平的精神。然而當此決定是戰是和的關鍵時刻，肩負重任的軍部竟然無法決策。在此非常時刻，軍部到底在想什麼？”
聞聽此言，眾人都如受到電擊一般，呆若木雞。過了許久，永野站起來解釋道：“陛下所言甚是，統帥部為此而誠惶誠恐。”他的話有點結結巴巴，“及川海相剛才所言就是大家的意見，所以我們才保持沉默。軍部的宗旨就是絕不放棄外交談判，但同時為對美戰爭認真做好準備。”
“參謀總長意見如何？”
被點名的杉山立即站起來：“臣與軍令部總長意見完全一致。”
在這個過程中，本應該說話的近衛首相目光獃滯，始終一言不發。正午時分，他在“空前緊張”的氣氛中宣佈散會。
儘管天皇做了破例的發言，但統帥部和政府卻對此佯作不知，矇混過關，最後還是順利通過了不辭對美、英、荷作戰的《帝國國策施行要領》，留給近衛、豐田進行外交談判的時間，只剩下短短的六周了。
回到陸軍省的東條，在向下屬描述天皇朗誦詩歌的情形時痛哭失聲。他認為，天皇此舉不是在反對戰爭，而是對軍人戰勝困難取得勝利的鼓勵和期望。
御前會議將近衛文麿徹底逼上了絕路。為了能在規定的時間裏與美國達成諒解，他必須儘快實現與羅斯福的首腦會晤，除此之外，別無良策。
目前對於近衛而言，除了軍部和羅斯福之外，又增加了一個更可怕的敵人，那就是時間。9月6日的御前會議剛剛結束幾小時，近衛就匆忙在美容院裏找到了他的情人，通知她馬上整裝去參加一個重要聚會，很快就會有車來接她。旋即，一輛車就將她接到了伊藤文吉家裏。伊藤文吉是明治名臣伊藤博文的大公子。因為伊藤家沒有用人，近衛只好讓自己的情人冒充“房東的女兒”為會議服務。能冒充“女兒”，估計近衛的情人應該是比較年輕的。看來近衛也真急了，連情人都拉出來應場，可謂“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捨不得情人抓不住流氓”。
駐日美國使館一輛摘掉了車牌的小車也很快趕到，從車裏鑽出來的是格魯大使和杜曼參贊。按照一般慣例，除了正式國務活動，首相是很少與外交使團進行這種私下接觸的，可見局勢已經到了萬分緊急的地步。
近衛向格魯提出，為了解決兩國之間的根本分歧舉行首腦會晤是十分必要的。他說東條和及川兩位將軍都迫切渴望和平，如果會晤能夠舉行，他們都將派出軍方的大人物一起前往。“我敢保證，如果能見到羅斯福總統，我們肯定能取得某些協議”，近衛承諾原則接受赫爾的四項原則，請求格魯為兩國首腦會晤做出積極努力，時間越快越好。近衛的話甚至有些悲壯，他說如果和平能夠實現的話，即使他本人遭到暗殺也在所不惜，“對個人之生死我是不大在乎的”。深受感動的格魯當即表示盡全力斡旋。
9月8日和9日，杉山參謀總長再次來到皇宮，向裕仁介紹陸軍的戰術細節。天皇提出，和西方開戰之後，萬一再與蘇聯在“滿洲國”交界發生衝突，怎麼辦？杉山向天皇解釋說，冬天氣候寒冷，北方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真發生了衝突，陸軍總是可以將在中國的軍隊派向北方，在此期間，在中國關內將保持相對的平靜。事實上，杉山是在忽悠裕仁，就在他不負責任的話說完不到10天，日本就在中國的兩湖腹地發起了第二次長沙戰役。
儘管對首腦會晤勉強表示了贊同，但東條陸相仍在叫囂開戰的必要性。9月7日，無奈之下的近衛，只好請求東久邇宮親王出面說服東條，因為自由派的東久邇宮是反對戰爭的。東條對於天皇以及皇族成員有着宗教般的虔誠，有時候近乎奴顏婢膝，由親王出面遊說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親王很嚴肅地告訴東條，既然天皇和首相都贊成與美國人達成協議，作為陸軍大臣就應該去執行，而不應該大放厥詞。東條尷尬地表示，因為就此問題沒有向天皇做出充分的解釋深表遺憾。既然聖意如此，他作為陸軍大臣，一定力促首腦會談儘快實現。但他個人認為成功的機會不超過30%，“儘管如此，只要還有最微小的成功希望，臣認為仍要進行談判”。東條向親王表示，“美國的目的就是讓日本退出三國同盟而加入英美陣營。即使日本真的那樣做，英美在打完德國之後一定會回過頭來對付我們。”他認為東西方有色人種和白人之間的矛盾是永遠無法調和的。
親王表示，作為內閣的一員，理應執行政府的政策路線，如果無法執行，就應該辭職。東條當然清楚親王是近衛的說客，他說“如果ABCD包圍圈仍然存在，日本就註定要滅亡”，現在拚死一搏，還有一半的成功概率。與其等死，不如去爭取那一半活下去的機會。最後他表示，陸軍無意停止備戰。
豐田外相也多次電令野村大使儘快落實首腦會晤。野村於9月6日向赫爾遞交了9月3日聯絡會議提出的和談條件。赫爾對此表示不滿。他對日本提出自主解釋《三國同盟條約》的措辭表示懷疑。赫爾特別反對日本在中國永久駐軍。赫爾提出，日本必須同意在締結和約兩年之內，全部撤出在中國的軍隊，美國的態度逐漸變得越來越強硬。
這種態度的變化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英、中、荷等國不斷對美國施加壓力，美國也有必要對盟國做出一些表示。其次，歐洲戰場的形勢發生了一些有利於盟國的變化，遭受了無數重拳打擊的斯大林，沒有像法國那樣沒出息地倒下，蘇聯堅持到冬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到了嚴寒季節，更適應在寒冷季節里作戰的蘇聯人就會獲得寶貴的喘息之機，這就大大減輕了美國在大西洋麵臨的沉重負擔，美國已經沒有必要在遠東一味避戰去遷就日本。最後，隨着形勢的不斷惡化，美國民眾的態度也逐漸轉變，主張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的人不斷增多。從蓋洛普輿論研究所的調查情況來看，主張不惜對日作戰以阻止日本擴張的人，在兩個月前的7月還只有56%，現在就已經超過了70%。
9月14日，豐田外相再次召見了格魯大使，提出首腦會晤如果能舉行，日本將會做出更大讓步，甚至除在某些地區需要保留部隊以幫助中國人“進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軍。格魯將此新建議急報赫爾。
格魯還利用與總統的私人關係給羅斯福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信中說：“久未修書，打擾您了。面對國內極端主義者和親軸心國分子的反對，近衛正在為改善日美關係勇敢地工作着，我相信他是認真的。與過去幾年的情況相比，我相信本屆政府有更大的可能去履行現在可以承擔的任何義務，這是個難得的機會。除了近衛之外，沒有一個政治家能夠控制陸軍中的極端主義分子。現在除了達成協議外，只有極大地增加戰爭的可能性。如果戰爭爆發，我們將無疑取得最後勝利。不過，我懷疑把貧困的日本降至三等國的地位是否符合我們的利益。因此，本人最真誠地希望雙方能夠達成協議。”格魯的信同此前的建議一樣，幾乎沒有取得任何效果。5個星期後，格魯才得到不冷不熱的迴音，“首腦會晤無法進行”。
軍部仍然在繼續逼宮。在9月25日的聯絡會議上，杉山參謀總長和永野軍令部總長向內閣政府提出一項《關於有關政治與戰爭之轉機、對日美外交談判成功與否之估計以及最後決定開戰時間問題的建議》——念這題目，幾乎能把人給憋死。題目很長，內容卻很短：由於氣候，戰爭至少必須於11月中旬以前開始。因此在10月15日之前必須對是戰是和做出最後抉擇。
近衛首相聽到統帥部要求的最後時限后震動很大。會議結束后，他連軍部安排的午餐都沒吃，立即帶着出席會議的內閣成員魚貫而出回到首相官邸。近衛提出：“關於變政治為戰爭的時間問題，陸海軍總長的建議果真是強烈的要求嗎？”東條陸相立即回答：“當然是強烈的要求。其實與其說是要求，還不如說是重複御前會議所決定的10月上旬而已，這是不容改變的。”近衛露出十分為難的表情。
9月26日下午，近衛在晉謁天皇后，同內大臣木戶幸一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暢談。身高只有一米五二的木戶，與身高超過一米八的近衛，幼年時代就是同學和好友，一生都關係親密。近衛向木戶表示：“如果軍部一定要在10月15日前決定作戰的話，我對此毫無信心，唯一的選擇只有辭職。”
木戶卻不同意近衛那麼做。由於是多年的好友，木戶與近衛彼此間毫無拘束，在木戶面前，近衛常拋棄一切掩飾，表露出真實的一面。木戶告誡近衛“不要像個小孩似的”，既然御前會議已經做出了決議，首相什麼都不幹就貿然辭職，留下一個爛攤子，是不恰當的，“如果就這樣逃之夭夭，那是不負責任的”。他建議近衛再次做出積極努力，實在不行了，再辭職也不遲。回去的路上，近衛對隨從說，“我真想從政界引退，到寺廟去當一個僧人”。
辭別木戶之後，沮喪的近衛連荻窪庄私宅都沒回，直接離開東京到附近鎌倉海邊的休養地去了。9月27日至10月1日，近衛一直以痔瘡疼為由閉門不出。他現在只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尚存一線希望的首腦會談。9月27日，他叫豐田外相懇請格魯大使催促美國就與羅斯福會談一事早日做出答覆，同時電告野村大使：“我方已做好隨時出發之準備，現帝國政府期望美國政府對首腦會談之日期問題儘快做出答覆。具體時間我方認為以10月10日至15日為宜。”野村大使收到訓令后，立即拜訪了國務卿赫爾，催促從速舉行首腦會談。
9月29日，格魯大使也給國內發回了報告。在報告中，他提出：“首腦會談如不能實現，近衛內閣就將垮台，隨之上台的將是一個軍事獨裁政府。”格魯大使警告華盛頓，近衛內閣的倒台“可能導致無法約束的行動”。英國駐日大使克雷吉也致電本國政府說，如果美國政府仍然採取以往的態度謀求拖延時間，並要日本在預備性會談上做出明確保證的話，近衛內閣就無法維持下去，從而可能失去“最好的機會”。其實這也正是羅斯福想要的結果，以主動的態度和被動的姿態達到參戰之目的，既要參加戰爭，又要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正當防衛的樣子。用一句中國的俗話講，就是“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儘管如此不雅的語言用在我們的盟友身上似乎不太恰當。
10月2日上午，野村大使再次拜訪了赫爾國務卿，催促美國對首腦會晤的答覆。你現在着急啦？你急了，那我就更不急！此時的美國就像一個釣者，日本恰似那條咬鉤的魚，在水面上被拖來拖去，而這條貪心的魚，死活都不肯鬆掉已經到嘴的魚餌，那無疑就是中國。赫爾當然不會忘記，在中國遭到蹂躪和《三國同盟條約》締結時，近衛都是首相，他對野村的答覆是：“如果事先沒有達成諒解協定就舉行兩國首腦會談是危險的。為了維護太平洋的和平，美國希望有一個明確的協定，而不是一種權宜之計的暫時諒解。”赫爾強調，日本必須答應全部撤出中國和法屬印度支那，同時放棄《三國同盟條約》的實質性部分。野村的心幾乎已經到了冰點，他知道赫爾的要求即使近衛能夠接受，軍部也一定不會答應的。這預示着近衛內閣很可能在短時間內就會垮台。戰後，野村在他的回憶錄《使美記》中憤慨地寫道，“軍人不受文人控制是日本的癌病”。
在10月4日的政府與大本營聯絡會議上，參謀總長杉山元再次叫囂，“我們再也浪費不起時間了，如果不下定決心而浪費更多時間的話，我們最終將完全沒有能力發動戰爭。不論是向南還是向北，我們不需要在今天做出決定，但是我們必須儘快做出決定”。杉山話音剛落，永野總長就挺身而出，再次重申他的一貫主張：“現在已經不是爭論不休的時候了，希望趕快採取行動，我們應該馬上為戰爭制定時間表。”
這天的會議上，照例沒有及川海相的發言記錄。及川認為，近衛正試圖把阻止戰爭的責任推給海軍，這使他變得更加警惕，所以嘴也比平時更嚴。本來就沒有多少見識的及川不願為避免戰爭而出頭，更不願承認自己缺乏信心是膽怯的表現。在這個領導團隊中，有這樣想法的絕不只及川一個。除了幾個上躥下跳的強硬派，其餘很多人都這樣徒勞地相互推卸責任。海軍次官澤本中將在戰後的1946年說，在那個決定日本生死存亡的秋天，一個人很難開口說，“海軍沒有能力打敗英美”。因為這不但會極大地打擊海軍官兵的士氣，也會讓海軍在陸軍面前更加抬不起頭。澤本次官的話也不完全對，因為敢說這話的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現在都不在關鍵的決策崗位上。
井上成美就認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戰爭的趨勢。“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是把“雙刃劍”，這時候就可以成為反戰的有力工具。及川可以向內閣提出辭職，然後海軍拒絕派出新的海軍大臣，就可以拖延開戰的最後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軍領導人都沒有去利用這一策略。及川性格上的懦弱顯而易見，他在一次海軍內部的會議上曾經提出，“是否由我斗膽去和陸軍爭吵”，永野一句“這樣做極不明智”，就讓他再次閉上了好不容易才張開的嘴。
10月5日上午11時，大本營陸軍部局長會議在東條陸相的官邸召開，在日本本土的陸軍各師團長都列席了會議。會議在19時形成結論：“已經沒有用外交談判解決問題的可能，必須上奏天皇召開決定開戰的御前會議。”
海軍方面卻仍在猶豫。大本營海軍部做出的決定是：“在首相的堅強決心下，明天與陸軍大臣進行暢談。要是尚有談判餘地，就延遲決定開戰的日期，並就放寬前次御前會議上所定下的那些條件進行磋商。”
10月6日下午，大本營召開陸海軍部局長會議。陸軍認為日美談判已根本沒有達成協議的任何可能，海軍方面依然認為，只要陸軍同意從中國撤軍，談判還有成功的可能。陸海軍意見出現明顯對立。
10月9日，早已賦閑在家的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也不甘寂寞地出來呼籲開戰。他對天皇說，“由於和美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還是越早開戰越好。請立即召開御前會議決定開戰”。伏見宮的說法讓裕仁備感苦惱，他回答道：“此非開戰之時，我們必須以最大努力通過外交手段解決。”
海軍中猶豫不決的主要是一些高層。一大群主戰的中下級官佐也開始給及川海相施加壓力。10月10日深夜，石川信吾大佐和柴田勝男中佐帶領一大群海軍省和軍令部的少壯派軍官闖到了及川私宅，要求及川“必須負起海軍大臣的責任”，對戰與和迅速做出決定。及川的選擇依然是“沉默是金”。
參謀總長杉山和軍令部總長永野兩個主戰派倒是很快達成了一致意見：為了談判而過於延遲日期只會貽誤戰機，對今後的作戰造成困難，因此必須儘快決定開戰時間。
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了從中國撤軍的核心問題上。近衛就此徵求了陸相東條的意見：“能否以撤軍為原則，而採取實質上的駐軍呢？”這一觀點就是先答應從中國撤軍，然後以“防共”為名在中國的部分地區留駐一定兵力。
東條斬釘截鐵地拒絕了近衛：“沒有任何迴旋餘地。如果從中國撤軍，滿洲立即就有危險，下一步甚至連朝鮮都保不住。現在要是對此還有疑問的話，那就違背了9月6日御前會議的精神。”
10月12日凌晨零時30分，及川海相家裏忽然出現了兩位不速之客，及川穿着睡褲接待了他們。這兩個人，一位是內閣書記官長富田健治，另一位是海軍省軍務局局長岡敬純。富田帶來了近衛首相的請求，讓及川代表海軍明確表態反對戰爭，這樣首相才不至於難堪。
及川迴避了富田的問題。他說戰與不戰是一個政治問題，做出決定的應該是政府而不是軍人。如果政府決定開戰的話，我們海軍一定響應號召去奮勇戰鬥。要做出停止備戰繼續談判決定的，只能是近衛首相自己。
及川一下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這就是大日本帝國堂堂海軍大臣的態度。
陸軍在從中國撤軍的問題上寸步不讓，不同意撤軍就無法進行首腦會談，不談就無法打開僵局，近衛首相就在這樣的焦慮中迎來了自己的五十大壽。10月12日，他的生日這天，恰好是星期天，近衛將東條陸相、及川海相、豐田外相、鈴木企劃院總裁等人請到了荻窪庄私宅，就戰與和的問題再次進行磋商，這就是戰前著名的“荻窪庄五相會議”。
會議即將開始時，內閣書記官長富田健治塞給近衛一張由海軍軍務局局長岡敬純少將剛剛送來的紙條。凌晨，他們兩人去拜訪過及川海相。紙條上寫着：“海軍內心不願日美談判中斷，希望盡最大可能避免戰爭，但是我們沒有可能在會上公開表達這個觀點。”
會議從14時一直持續到18時，近衛要做最後的努力，他首先提出陸軍應該在撤軍問題上做出妥協。
東條毫不退讓：“在日美談判中其他問題都可以商量，唯獨駐軍問題絕對不能讓步。你們把軍隊從中國撤出來看看，共產黨的軍隊會在瞬間佔領整個中國，這是關係到亞洲是否被赤化的問題，因此必須堅持。作為一個職業軍人，我認為撤軍是恥辱的失敗。”
儘管凌晨富田夜訪海相沒有任何結果，近衛還是把目光投向了及川：“海軍的意見呢？”從岡敬純少將的紙條上，近衛看到海軍內部還有人反對與美國的戰爭，希望海軍能夠對他有所幫助。太平洋戰爭海軍無疑是主角，他希望海軍能夠勇敢地站出來用一句“無法戰爭”來阻止陸軍。
及川心裏非常明白，世界第三的日本海軍肯定打不過排名前二的英美，德國和意大利的海軍在遠東不可能對日本有任何幫助。除了承認打不過會影響士氣之外，及川更不想得罪主戰的陸軍。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一直以來，日本海軍都是以美國為假想敵佔有比陸軍更多的經費。平時錢都讓你花了，這時候需要你危難之時顯身手，你卻說“對不起，我打不過人家”，那將是多麼丟人的事情啊！海軍馬上就會成為陸軍乃至全體國民的笑柄，海軍經費也勢必會被削減。
於是，海相及川說出了一段狗屁不如的話：“現在我們正處於決心開戰還是繼續談判的緊要關頭。如果走談判這條路，那就應該停止戰爭準備，堅持走談判這條道路。但是我是說在談判有希望的情況下。談了兩三個月，中途發生變化可不好辦。總而言之，海軍一切聽候首相的裁決。”
內心不贊成戰爭的及川不肯明確說出來，他選擇了推卸責任，從而喪失了最後一次表明海軍反對戰爭立場的機會。糊塗的及川認為戰與和應該是由首相來決定的政治問題，他忘記了海軍大臣的職責正是要從海軍的角度去評價戰爭的結果和勝負。聽了及川的話，近衛氣得差點背過氣去。
後來有人給這位戰前關鍵時期裝瘋賣傻的海軍大臣辯護，說如果及川表態海軍不能戰鬥的話，將導致陸海軍的直接衝突，近衛內閣肯定倒台，國內局勢就會出現動蕩，迫使日本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下投入戰爭。但山本五十六反駁了這樣的觀點，因為“國內的變革不會導致國家的毀滅，而一場絕望的戰爭卻會帶來這樣的結果”。事後天皇也對及川海相不能清楚地表明海軍的立場感到非常痛心。
得不到海軍支持的近衛只好說：“我的意見是繼續談判。”他又轉身求助豐田貞次郎：“外相的估計呢？”
豐田：“陸軍在中國駐軍問題上如果一點也不退讓的話，談判就沒有任何希望。”
東條、及川：“今天對於是戰是和必須做出決定。”
近衛：“如果今天要做出決定的話，那我就選擇繼續談判。”
“那不過是你的一廂情願罷了，”東條刻薄地說，“你根本無法說服參謀本部。我要徵求一下外相的意見，和談真的沒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嗎？”
豐田：“有沒有希望的決定權在你們陸軍。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如果陸軍同意從中國撤軍就大有希望，反之則沒有任何希望。”
東條：“除了這個問題，其他都好商量。中國駐軍問題是陸軍的生命，絕對不能讓步。我們有無數將士的熱血灑在了那片土地上，撤軍如何能對得起逝者的在天之靈？一旦我們屈服於美國的要求，中國人就會對我們嗤之以鼻，讓中國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軍將會丟盡面子，還會導致共產主義的興起。這就好比是銀行擠提存款，不僅華北，連滿洲和朝鮮都可能丟掉。”東條特彆強調，包括參謀本部以及駐外的派遣軍都持這樣的觀點。
東條明顯在說謊，侵華日軍總司令畑俊六大將就不這樣想。畑俊六認為中日戰爭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艱難地步，日本的戰爭資源日漸枯竭，目前應當接受美國的條件，永久性地解決中國問題。畑俊六為此還專程派人回國就他的觀點進行說明。東條當然不會讓畑大將的使者有露面說話的機會。
近衛：“此際我們可以舍名而取實。形式上依美國要求做出退軍的姿態，實際上卻同樣得到駐軍的結果，這豈非良策？戰爭能否打勝我沒有把握，除了外交談判，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難。至於戰爭，最好讓一位有取勝把握的人去打。”然後他轉向東條，“如果你堅持戰爭，我不能對此負責”。
東條：“9月6日的御前會議不是已經決定外交談判如果沒有希望就決心開戰嗎？首相也是出席了那次會議的，當時也表示了贊成。想不到在決定是戰是和的今天，竟然還有人說出如此不負責任的話，實在令人費解。如果有這樣的想法，為什麼在9月6日那天閉口不談？撤軍是一個事關陸軍士氣的問題，一步也不能退讓。”
東條越說越氣憤，他拋出了一枚重磅炸彈：“如果不能按照御前會議的決定執行國策，內閣就應該引咎辭職。”
眾皆默然，會議就在這樣的尷尬中無果而終。
對及川海相的態度，近衛在會後氣憤地說：“海軍一句輕飄飄的交給首相定奪就把責任推得乾乾淨淨。我本人並不知道海軍有多少兵力，而這次戰爭是海軍主導的戰爭，海軍這種推卸責任的做法是卑怯的。”
氣憤的不僅僅是近衛，海軍內部也議論紛紛。10月15日，米內光政對小林躋造海軍大將說：“已向及川建議，必須表明海軍不能與美軍開戰的想法。”山本五十六也曾遺憾他說：“如果我是海軍負責人的話，我就會老老實實地說海軍在對英美的戰爭中不可能取勝。”豐田副武也表示懷疑地說：“日美戰爭主要是一場海軍的戰爭，對此我們的海軍負責人怎麼可以說出如此不負責任的話呢？”
10月13日14時，近衛入宮覲見天皇，陳述了內閣面臨的危機。天皇聽后，面帶愁容地說：“是不是再同陸軍大臣商量商量？”裕仁的鼓勵給了近衛信心和勇氣，他決定再次做出最後的努力。在10月14日內閣會議召開之前，近衛單獨約見了東條陸相，竭力勸他重新考慮從中國的撤軍問題。
東條依然是毫不讓步：“沒有任何餘地。”
近衛是一臉痛苦的表情，他開始慢慢地回憶歷史：“當初我對‘中國事變’負有很大的責任，這一問題經過了4年多，還沒有解決，我無法再開展另一場看不到結局的戰爭。我們有時候必須妥協，來保持和加強我們的國力。”
東條：“首相您太悲觀了。這是因為您很清楚我們的弱點，您難道看不到美國也有很多弱點嗎？”東條提出，哪怕只是為了維持軍隊的士氣也需要進行一場戰爭，“只要戰爭一打響，槍聲就會立即把國民團結起來”。東條曾經和松岡洋右一樣非常敬重近衛，現在才知道近衛值得敬重的不過是他那顯赫的出身而已。東條最看不慣的就是近衛的優柔寡斷，這不是一個政治家應該具備的素質，特別是在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在他眼裏，近衛已經變成了一個純粹的精神障礙症患者。
“那不過是一種看法。”近衛接著說，“1904年2月4日，明治天皇召見了伊藤博文，問他日本能否打敗俄國。伊藤回答說，我們能夠在朝鮮邊境上抵擋俄軍一年，同時請美國出來調停。明治天皇聽后才覺寬心，於是便批准向俄國宣戰。在目前情況下沒有第三者出面調停，因此必須謹慎行事，特別是美國在物資方面有巨大優勢時更應如此。”
最怕聽到“謹慎”二字的東條已經氣得毛髮倒豎，當年和大清以及和俄國的戰爭大家都說打不贏，最後不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嗎？於是他挺直了身子，對近衛說出了一句很著名的話：“人要有勇氣去做點不尋常的事，就像從清水寺的舞台上跳下去一樣，兩眼一閉就行了。”這句話成為東條英機催促開戰的宣言，也是他戰後作為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的主要證據之一。
清水寺是日本京都一座有名的寺院。其正殿前面是懸崖，建有樓間，稱為“舞台”，供遊客眺望。由於經常有人來這裏投崖自殺，此處便成為日本的自殺“名地”。東條以此要求近衛要有決一死戰的信心。
近衛的臉上掠過一絲痛苦的神色：“作為個人來說，這種場合一生中也許會遇到一兩次，真那麼做也未嘗不可。但若考慮到兩千六百年的國體和一億國民的事業，作為一個身處領導地位的人，就不能幹出這樣的事。”
東條再次表示：“撤軍絕不可能，至少在本屆政府任內不可能。”
近衛回應道：“最終的實質是我們意見上的不同，我想請你再想一想。”
東條語重心長地說：“我倒認為這是我們性格上的不同。”
近衛勸告東條的努力再次宣告失敗。
上午10時，內閣會議正式召開。東條再次在會議上大放厥詞。“關於撤軍，我半點讓步也不會做！這樣做會破壞軍隊的士氣。”東條喊道，“這意味着美國把日本打敗了——這會是日本帝國歷史上的污點！外交的方法並不是老在讓步，有時也需要緊逼。我們如果一味地讓步，滿洲和朝鮮就會丟失。”他把滿肚子怒火都傾瀉在海軍特別是及川身上。在東條眼裏，及川是個地地道道的懦夫，連坦率地表態能否打敗美國都不敢。近衛和其他內閣大臣默默地坐着，被東條“炸彈般的發言”驚得目瞪口呆。
“陸軍尊重9月6日御前會議所做的決定，我認為現在就應該中斷與美國的一切交涉，向美國開戰。”好不容易送走了喋喋不休的松岡，又來了個更加霸道的東條，會議基本變成了東條的獨角戲。
東條和近衛已經徹底決裂，內閣意見分歧已成為公開的事實。會後，近衛喃喃地說：“我多想做個孩子……”他甚至通過沃爾什主教，最後向羅斯福發出進行會晤的絕望請求，遺憾的是還沒等到迴音就黯然下台了。
東條以做事果斷著稱。在白天內閣會議上投出了第一顆炸彈之後，當晚22時30分，東條就找到了他和近衛的共同好友——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他要求鈴木去勸說近衛提出內閣總辭。在東條心中，天皇就像太陽一般無比神聖。既然御前會議做出的決定得不到執行，就必須有人對此承擔責任，換句話說，就是參與做出決定的內閣必須引咎辭職，另由新內閣負責重新制定國策。
鈴木詢問東條由誰接任首相最合適，東條回答說，“我看除了東久邇宮親王之外，沒別的合適人選了。連近衛都解決不了的問題，只有請皇室成員出面了”。東條認為，如果決定對美妥協的話，那麼皇室的東久邇宮稔彥王，正是既能實現和平，又不致在陸軍中引起反叛的少數幾個人之一，也只有帶着軍方背景的皇室成員，才能收回9月6日御前會議的決定。在分手前，東條告訴鈴木，他不好再跟近衛見面，要不然他可能還會發火。
鈴木趕到荻窪庄，帶來了東條的第二顆炸彈。鈴木告訴近衛他是替東條來傳話的，東條要求內閣進行總辭。“本來我不願意來的”，鈴木說，“因為這樣做只會傷害我們之間的感情”。早有辭職之意的近衛面無表情地聽完了鈴木的話，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他認為自己盡了全力，對於辭職可以坦然地接受。
近衛問鈴木，東條有沒有提出繼任的首相人選，鈴木說東條的意見是東久邇宮親王。近衛對此表示贊同。他甚至表示，“東久邇宮親王這人好極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反戰的。明天進宮見駕時，我會向陛下奏明此事”。
10月15日17時，近衛入宮向天皇遞交了辭呈。打倒近衛內閣的是以東條為首的陸軍，而倒閣的起因則是“中國撤軍問題”，當年決定擴大侵華戰爭的恰恰也正是近衛內閣，這也許就叫作“圓滿”。近衛在辭呈中寫道：“此際政府與軍部正協同一致，盡最大努力促使對美談判取得成功，中國撤軍問題成為最大的障礙。臣曾推心置腹，努力勸說東條陸軍大臣，對此，陸軍大臣雖十分諒解臣之苦衷，然出於維護軍隊士氣，對撤軍問題表示實難同意，並一再主張此際應不失時機地同意開戰。臣雖與他暢談四次，但終未取得他之同意。”
裕仁接受了近衛的辭呈。至此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近衛內閣黯然倒台。近衛顯然是個失敗者，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第一次內閣他發起了侵華戰爭，第二次內閣簽署了《三國同盟條約》，第三次內閣又推進到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導致矛盾已經無法調節。他的貴族血統並沒有成為他有效領導能力的保證。他做事往往前後不一，常常贊同他內心並不支持的提議。戰後，近衛在自殺前曾自我評價道：“我是一個被命運擺佈的不幸之人。戰爭前由於軟弱遭軍部欺負，戰爭中被別人斥為和平運動家，戰爭結束了我又成為罪犯。”
東條作為一個司爐工，不斷揮臂往煤倉里加煤，導致火車越開越快，向著斷崖飛奔而去。就在即將衝下去那一瞬間，司機近衛師傅成功跳車，司機變成了原來的司爐工東條。此時，東條就是想剎車，也已經無能為力，只好閉上眼朝着斷崖沖了下去！
就在近衛入宮請辭的同一天，佐爾格的重要助手尾崎秀實被捕。沒有人相信他會是蘇聯人的間諜。3天後，理查德·佐爾格在清晨6時的美夢中被叫醒，十幾個警察給他戴上了手銬，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帶到了警察局。此時的佐爾格正在做着永遠離開日本的準備。
日美關係的不斷惡化使佐爾格十分高興，因為這至少確保了日本不會馬上進攻蘇聯。幾天前，10月4日，他剛剛慶祝了自己的46歲生日。就在同一天，他向莫斯科發出其一生中最後一封也是最重要的電報。這封電報是尾崎秀實在近衛首相的內閣會議中得到的絕密消息：“1941年9月15日以後，蘇聯的遠東地區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經排除。日本不可能發動對蘇戰爭，相反它將向美國開戰。”最後的署名人是拉拇扎，拉拇扎就是佐爾格諜報小組的簡稱。之前，尾崎秀實已經在滿洲發覺，關於關東軍讓3000名鐵路工人協同攻擊蘇聯的密令，已莫明其妙地取消了，這也成為佐爾格做出正確判斷的主要依據。
對於日本南進還是北進的選擇，斯大林和希特拉都急切想知道。斯大林正是因這封電報確定了決心，在危急關頭下令從遠東抽調了11個師，超過25萬人的部隊，增援西線，成功將德軍的攻勢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發完那封重要的電報之後，佐爾格真的感到厭倦了。他認為自己在日本待了8年，已經夠長了，於是詢問莫斯科自己能否回到蘇聯或者被派往德國。現在看來，那些地方都不用去了，他要去的地方是東京著名的巢鴨監獄，戰後日本的那些重要戰犯都關押在這裏。
雖然受盡了嚴刑拷打，佐爾格還是否認與蘇聯有任何關係。受此事影響，西園寺公望的孫子西園寺公一、原首相犬養毅的次子犬養健等人都被牽連，連近衛文麿也受到調查。民間甚至傳說近衛的辭職正由於此。
沒有人去關心這位曾經的大功臣。意外的是，德國駐日本的奧特大使向外務省提出了抗議並要求會見佐爾格。見面后，佐爾格顯得有點尷尬，奧特問他是否還有什麼心事。佐爾格猶豫了一會兒，說：“大使先生，我們要永別了，請代我向尊夫人及孩子們問好。”奧特最終醒悟到，他最信任的朋友背叛了他，兩人相對無言，不知道有沒有淚千行。佐爾格被帶走後，奧特要求日本官員，“為了兩國的利益要把這案子徹底查清，弄個水落石出”。不知道奧特是不是知道他的帽子早已是綠油油的了。
由於蘇聯政府和佐爾格本人都否認其蘇聯間諜的身份，佐爾格未能與日本戰俘實現交換。1943年9月29日，佐爾格被日本法庭判處死刑。在知道獲救無望后，佐爾格向日本當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勝利紀念日這一天對他執行死刑”，日本還真答應了他的要求。
1944年11月7日，佐爾格和尾琦秀實被秘密絞死。最初，佐爾格被埋葬在巢鴨監獄的無名墓地。戰後，1949年，他的一個叫石井花子的情人將他的遺體遷葬於東京多磨陵園，和他的戰友尾崎秀實葬在了一起。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經常前去掃墓，她在2000年死後，也被送到這裏與佐爾格合葬。
20年後，1964年，莫斯科公開了佐爾格的秘密。同年11月5日，佐爾格被追授為蘇聯英雄並授予金星勳章。蘇聯媒體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頌揚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蘇聯做出的巨大貢獻。莫斯科的一條大街、蘇聯的一艘油輪，分別以佐爾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蘇聯為紀念他還發行了一枚面值4戈比的紀念郵票，其紅色背景是佐爾格的肖像和一枚蘇聯英雄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