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在途上

一個人在途上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伶仃的一個。頻車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里，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頭上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鄰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者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為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不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的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慌亂，從蒼茫的暮色里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為在大眾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哪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脫煞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哪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會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為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剎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渺小的住宅。夫妻兩個，日日和龍兒伴樂，閑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蔭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為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里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剎海小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乘車。這時候因為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只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慘傷的呼喚，便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才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債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擔著十字架的重負，只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曆端午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里，卻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哪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孩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為我去年離京時所戴的，是一樣的一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不家來呀？爸爸怎麼不家來呀？”他娘說慰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心靈，常有這望遠思親的傷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剎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為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這點點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太無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瀕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他連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響了，停一會兒，就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小眼角上，就會迸流些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若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愿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涌流得厲害。到了舊曆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剎海的寓宅，打門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才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哪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哪裏能夠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迹，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剎海的住宅去住它一兩個月。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里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迹！系當他下殮時燒給他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棵棗樹，去年採取葡萄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兜里，他的鬨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棵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人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墜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鋪里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嗚咽里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卻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吧！”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才回家來。臨走的時候，她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么？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吧！你怎麼不想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托一個的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卻儘是一天一天的挨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着襪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里，並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並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才告訴我說，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定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為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們去，因為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哪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匆促，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為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墳地里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盡酸一陣痛一陣的在回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凄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伶仃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在上海旅館內

（選自《達夫散文集》，1936年4月上海北新書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