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二回 靈活應變克時艱 教條主義招失敗(下)
第七二回靈活應變克時艱教條主義招失敗(下)
在身處逆境的日子裏,毛澤東從容不迫,既堅持原則,決不放棄符合實際的主張,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努力做好本職工作。一次,毛澤覃、鄧小平相約來看望毛澤東,談起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情緒十分激動。毛澤東勸慰道:“個人委屈小,黨的事業大。我的黨籍還沒有被開除,蘇維埃主席還沒有被撤職;你們的黨籍也沒有被開除,這就有希望。”鄧小平道:“可是,他們整人整的很厲害。”毛澤東道:“這也是一種鍛煉嘛。在逆境中,我們都要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力爭為黨多做些工作。”毛澤覃道:“可他們免除了我們的職務,不讓我們工作。”毛澤東道:“那也不要緊。可以抓緊時間多讀書,多學習,弄懂馬克思主義。把壞事變成好事,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何樂而不為呢?”鄧小平、毛澤覃二人大為嘆服。何以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身處逆境勿沉淪,挫折面前見人品。若有閑暇居斗室,何妨讀書做學問。
1933年6月,蔣介石發動了對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以“堡壘政策”和“保甲連坐”的新戰術,逐步向蘇區推進。他自任總司令,以五十萬兵力,分成北路、南路、西路,從三面進行圍攻。
與此同時,臨時中共中央在博古的主持下,召開軍事會議,增補博古、項英為中央軍委委員,選舉朱德為中央軍委主席,劉伯承為總參謀長。博古不懂軍事,但卻裝成一個內行,反對小打小鬧的游擊戰術,主張大兵團作戰,嚮往狂潮式的革命運動,幻想着在一夜之間打垮國民黨反動派,建成紅色的蘇維埃國家。在他的主持下,臨時中央提出將紅軍主力分成南北兩路,分離作戰,實行“堡壘對堡壘,兩個拳頭打人”,主張與敵人進行死打硬拼的“正規戰”。
九月初,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來到蘇區,立即以“太上皇”的身份指手畫腳、發號施令。博古盲目迷信李德,堅持成立了紅軍最高指揮機關——“三人團”,由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組成,徹底剝奪了朱德、劉伯承等人的軍事指揮權。從此,紅軍作戰的決定權、指揮權完全掌握在李德手裏。李德是德國人,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下命令要靠翻譯,聽取戰鬥彙報也要靠翻譯,對中國的國情、軍情、民情一無所知,僅靠一張既不詳細又錯誤百出的地圖指揮作戰,隨心所欲的發號施令,甚至連一門迫擊炮,一挺重機槍擺放在地圖的某一曲線上,都要給前線部隊嚴格規定,強令戰場指揮員必須無條件執行。不服從李德的命令,就是不服從博古——博古自命代表黨中央,擔任着蘇區黨內的最高職務——而不服從博古,就是不服從黨的領導,就要受到極為嚴厲的處罰,輕則撤職查辦,重則就地槍決。
在李德的瞎指揮下,北線的紅軍和蔣介石的精銳部隊血戰十餘日,損失慘重,被迫放棄黎川。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不是從戰略決策上進行檢查,反而歸罪於戰場上的指揮員,在軍隊中尋找“羅明路線的代表”,將前線指揮員蕭勁光污衊為“臨戰退卻逃跑”,主張處以極刑。由於軍委委員毛澤東、王稼祥的堅決反對,蕭勁光才免於死刑,但卻被開除了黨籍和軍籍,並判處五年徒刑而關進監獄。
在第五次反圍剿開始時,毛澤東就向博古表示,反對“兩個拳頭打人”的方針,主張紅軍應該主動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加以殲滅;但卻被博古予以否定。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又提出了“禦敵於國門之外”,“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土地”的方針,強令紅軍主力收復黎川,與數倍於己的國民黨精銳部隊在硝石、資溪橋、滸灣等地硬拼,結果全部陷入被動挨打,節節敗退的地步。
毛澤東沒有軍事指揮權,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發展生產,搞活經濟,動員群眾,支持戰爭的工作之中。他召集各縣幹部會議,發表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講演,強調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蘇維埃政權必須注意的重要問題。滿足了群眾的要求,群眾才會熱烈地擁護蘇維埃。”“從戰爭的發展來看,決不能忽視各地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問題。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會上,他佈置各縣、區全面開展“查田”運動。
由於敵我雙方不斷進行拉鋸式戰爭,蘇區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經常受到破壞,發展很不平衡。毛澤東親自帶領工作人員,深入農村調查,全面檢查土地分配,鞏固土地改革成果,保障翻身農民和紅軍家屬的切身利益,為反圍剿戰爭奠定群眾基礎。
十一月底,傳來了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人發動“福建事變”的消息。毛澤東聞訊大喜,極力主張與福建政府聯合,打破敵人的封鎖。他向中共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衝破敵人的圍攻線,跳到堡壘群之外,縱橫馳騁於浙江、江蘇、湖北地區,迫使敵人撤兵回救,即可粉碎其向蘇區根據地之進攻”。然而,博古、李德卻把國民黨內的中間力量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反對與福建人民政府聯合,又害怕紅軍主力突圍後會丟失蘇區根據地,堅決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結果,錯失了一次打破圍剿的良機。
1934年2月,蔣介石平息了“福建事變”,又集中優勢兵力圍攻蘇區。北線的廣昌保衛戰嚴重失敗,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已被敵人打破,整個局勢日益危急。博古、李德親赴廣昌前線去督戰,周恩來留在後方的瑞金,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到四月下旬,經周恩來同意,毛澤東帶領數名警衛離開瑞金,前往南部的會昌視察並指導工作。毛澤東趕到會昌的文武壩,會見省委書記劉曉、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明確地向他們指出:“我們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善於利用粵軍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要提高警惕,軍閥畢竟是軍閥,要聽其言而觀其行。”隨後,他與何長工一起視察前沿陣地,向紅二十二師政委方強指出:“你們打得很好,堅持了半年之久,阻擋了敵人的進攻。現在應該把主力撤下來,進行整訓。用小股部隊配合地方武裝打游擊,襲擾、牽制敵人。”
經過十多天的調查研究,毛澤東與劉曉、何長工等制訂了南線作戰計劃和工作部署。針對陳濟棠的粵軍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毛澤東強調道:“要擺正‘打’與‘和’的關係,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我們不能按教條主義者的洋辦法作戰,什麼以堡壘對堡壘,以集中對集中,這是以卵擊石。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就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硬拼消耗。”接着,毛澤東又召集紅二十二師幹部開會,進一步指出:“不能盲目執行‘禦敵於國門之外’,與敵人死打硬拼;而要利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一方面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另一方面可派化裝的小分隊,潛入陳濟棠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紅軍主力從前線適當後撤,緩和了緊張局勢,為開展談判創造了良機。
毛澤東在會昌工作了兩個多月,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央蘇區南線的相對穩定局勢,同北線接連遭受嚴重挫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毛澤東及時致電周恩來,報告南線實際狀況,並建議派人與陳濟棠談判。周恩來接受了建議,指派何長工、潘漢年潛入敵占區,與陳濟棠進行了三天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項協議;為後來大轉移時順利突破敵軍防線開闢了一條通道。
六月下旬,毛澤東接到緊急通知,返回瑞金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着重討論紅軍在作戰不利形勢下的對策。毛澤東發言時提出:“內線不利,應主動轉移到外線作戰。”會議沒有接受毛澤東的主張,只是決定派遣紅七軍團六千人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派遣紅六軍團去湖南中部開展游擊戰爭,試圖用這兩支部隊轉移敵人的視線。然而,實施的結果很不理想,由於轉到外線的兵力過於單薄,並未起到調動敵人,減輕蘇區壓力之作用。
此時,蔣介石指揮的國民黨精銳部隊步步為營,向中央根據地腹部節節推進。敵人的飛機頻繁地對瑞金實施轟炸,局勢越來越緊張。儘管博古、李德逼着紅軍指戰員用血肉之軀和敵人的飛機、坦克、大炮硬拼,但卻無法改變失敗的大局。
到了九月,除南線無戰事外,北線、東線均被敵人突破,西線也岌岌可危。打破敵人的圍剿已不可能,只剩下戰略轉移這一條路可走。毛澤東無權指揮紅軍,但卻密切關注着蘇區的戰局。形勢日漸險惡,使他心急如焚,加之勞累過度,又一次病倒,瘧疾複發,高燒不退,眼眶深陷,面容消瘦。當此生死攸關之際,毛澤東顧不上休息,強拖病體,多次與周恩來會談,密商紅軍的出路。談話間,毛澤東自報奮勇,要求到贛南去視察,為紅軍轉移選擇突破口。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后,毛澤東帶上秘書、醫生和警衛班迅速趕到於都,進行調查研究、收集敵情,為中央紅軍實施大轉移確定了路線;並立即電告周恩來。
其時,博古、李德等人秘密決定了紅軍轉移的日期,並想把毛澤東留在蘇區。周恩來堅決反對道:“毛澤東同志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紅軍大轉移,豈能連自己的國家主席都不要?”博古、李德無言以對,才勉強答應讓毛澤東一道隨部隊轉移。
1934年10月10日夜,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共八萬六千多人,從瑞金、長汀、於都等地分頭出發,被迫進行長征。
數日後,毛澤東在於都縣城召開省、縣、區三級幹部會議,安排善後工作。他一邊吃藥,一邊分析道:“敵人此次進攻蘇區,採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部隊要衝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後方去,打擊和消滅敵人。”他叮嚀留在蘇區堅持鬥爭的同志道:“你們留在蘇區,要團結人民,開展游擊戰爭。你們不要怕,不要認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大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10月18日下午,秋雨淅淅,陰霾重重。最後一批轉移的紅軍隊伍撤出於都,在風雨中匆匆穿行。毛澤東安排好各項工作后,帶上警衛員離開于都縣政府,懷着沉重的心情踏上征程。一大群留守幹部簇擁在毛澤東周圍,依依不捨,含淚相送。街道邊、大路旁、於都河畔,無數的鄉親們,扶老攜幼,頂風冒雨,向自己愛戴的領袖、向遠行的紅軍戰士頻頻揮手,脈脈含情。何以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風蕭蕭,雨蒙蒙,敵軍圍困萬千重,紅軍突圍要遠征。山藍藍,水清清,難割難捨根據地,生死相依九年整。情切切,意濃濃,父母妻子牽衣送,千言萬語細叮嚀。心雄雄,志耿耿,艱難險阻踩腳下,惟盼革命早成功。
毛澤東站在河畔,眼望着情真意切的蘇區鄉親,不由得熱淚盈眶,揮手告別道:“鄉親們,不要再送了。你們要相信我,我毛澤東一定會打回來的。”這才是:為念鄉親情意重,革命一定要成功。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