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一回 馮玉祥長城抗戰 吉鴻昌北平遇害（上）

第七一回馮玉祥長城抗戰吉鴻昌北平遇害（上）

話說蔣介石在第四次圍剿失敗后，立即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準備。1933年3月7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高級軍事將領會議，先後作了《最近剿匪戰術之研究》、《今日軍人救國與自救之路》、《國家興亡在軍人》、《我們要做現代軍人》等演講。他不厭其煩地強調：“國家的大患不在倭寇，而是江西的土匪。”“抗日必先剿匪，征諸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患未清之前，絕對不能輕言抗日；違者即予以最嚴厲之處罰。”“若再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決心剿匪者，當視為貪生怕死之輩，立斬無赦。”

一周后，蔣介石又召集贛、鄂、豫、陝、蘇、浙、皖七省治安會議，邀請各省政府主席和剿共部隊長官出席。蔣介石作了《對各省保安處的希望》、《檢點團隊的意義和責任》等講話，對整理部隊、訓練民團、辦理保甲、實施清鄉等都提出了具體要求，責令各地嚴格執行。同時，他加緊調兵遣將，從各地抽調大批軍隊開赴江西。

5月21日，蔣介石親自主持，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全權處理剿匪事宜，直接指揮對江西蘇區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接着，蔣介石召集各軍軍長、師長、參謀長雲集南昌行營，研究圍剿方略。蔣介石在會上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內”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針。鑒於“圍剿數年，損失慘重，士氣為餒，將領疑懼”的教訓，蔣介石要求與會將領着重總結屢戰屢敗的原因，研究圍剿戰爭的規律和方法，制定第五次圍剿的方略。會上，蔣介石採納了柳維垣等人提出的普遍推行“堡壘政策”的建議，並交會議擬定其具體實施細則。會議結束時，蔣介石贈送各與會將領人手一冊《作戰手本》和《剿匪手本》，目的在為其“堡壘政策”奠定認識基礎。

在此期間，蔣介石電告汪精衛增撥軍費。汪精衛立即主持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增撥軍費的方案，並責成國民政府飭財政部籌款。財政部一面增加賦稅、增發國債，一面舉借外債；旬日之間，籌集到一千八百萬元巨款。蔣介石則以此巨額軍費，向美、英、德、日、法、意等國，不斷購買大批飛機、坦克、大炮，化學毒品等軍火武器，源源不斷的運往南昌、九江、武漢、廣東等地，裝備圍剿各軍。

自七月始，蔣介石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對各部的中、下級軍官進行分期分批輪訓。他聘請了德、美、意等國軍事顧問七十餘名，講授軍事技術，參與剿共計劃。蔣介石在牯嶺飯店召集全體教官和顧問，指示訓練要旨，強調作戰方略。聲稱：“此次訓練唯一之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一切訓練的方式、設施、動作、技術，統統要適合剿匪戰術的需要，統統要針對匪區的實際地形進行訓練。”接着，他向接受訓練的軍官講演，反覆重申訓練的目的。訓練團以《剿匪手本》、《剿匪要訣》、《剿匪部隊訓練要旨》、《戰時政治工作》等為主要教材。其內容是：對行軍、宿營、偵察、搜索、警戒、戰鬥、通信聯絡等方面，做出了詳細的規定，把各級軍官和士兵所必須遵守的事項，都編成歌訣，要求官兵背誦，熟記不忘。

軍官訓練團舉辦期間，蔣介石坐鎮廬山，每日親自講課。先後講授了《剿匪要實幹》、《革命軍人的責任是安內攘外》、《廬山訓練的意義與革命前途》、《剿匪軍官須知》、《軍官自勉之道》、《革命軍人首當崇尚氣節》、《軍人精神教育》、《革命的心理：誠》等內容。他的講授重在灌輸反共思想，鼓舞制勝信心。蔣介石喋喋不休地大講特講：“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革命軍人必備之八德；八德不可缺一，方能完成革命大業。”他要求軍官們“做一個現代的革命軍人，要服從命令，服從領袖”。為此，訓練團規定，每逢提到“委員長”或“領袖”、“校長”等稱呼時，必須起立立正。

為了籠絡人心，鼓勵效忠，蔣介石專門命人定製了“中正劍”作為“殊榮”，頒發給學習優秀、表現突出的軍官和“天子門生”佩戴。“中正劍”因其劍柄上刻有“蔣中正贈”而得名，劍身上還刻有“成功成仁”四字。蔣介石在給軍官們授劍時，直言不諱地說：“凡與共軍作戰，必須勇敢殺敵；如殺不盡敵人，打到最後只剩自己一人時，就要用此劍自殺，決不當俘虜。即不成功便成仁，誓死為黨國效忠。”每個接受此劍的軍官心理都明白，這是蔣介石控制屬下的精神枷鎖；所謂的“中正劍”，實際上是“自殺劍”。

軍官訓練團舉辦期間，蔣介石格外強調：“要根據江西南部多山的特點，以及共軍作戰的特點來進行戰鬥演練。尤其要格外注意研究山地戰、堡壘戰、搜索戰，要專門進行爬山訓練。”“戰術上要取守勢，即以守為攻；戰略上要取攻勢，即以攻為守。”“行軍所至，務要建立起碉堡群，穩紮穩打，步步為營。要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進；構築碉堡群與軍隊應齊頭並進。務期星羅棋佈、攻守相助，不為防線而為鐵板式之平面，逐漸前進，縮小匪區。”

軍官訓練團共舉辦了二十三期，先後輪訓軍官七千五百餘人。在此期間，蔣介石迭次電令各剿共部隊，務要虛實結合，在編製、裝備、運輸、行軍等方面因地制宜，加以調整，以利輕裝、機動。他責成沿線地方政府“務要竭澤而漁，實施堡壘計劃”，築成梅花式火網，使共軍無法通過，藉以達到逐步縮小蘇區，徹底摧毀、消滅紅軍及其根據地之目的。在蔣介石的嚴令下，半年之間，國民黨軍隊與各地政府配合，共在蘇區根據地外圍修建碉堡一萬四千二百餘座，達到了碉樓林立、堡壘森嚴、火網相連、密不透風的程度。

蔣介石煞費苦心的準備了半年，正要向江西蘇區發起第五次圍剿之際；不料，風雲突變，卻被如火如荼的長城抗戰打亂了其計劃。

原來，日本侵略者自霸佔了東北后，通過偽滿洲國操縱了東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一切大權，在東北實行殘酷的殖民統治和瘋狂的經濟掠奪。在政治上，溥儀名為“執政”、“皇帝”，實為傀儡。日本關東軍作為溥儀的“太上皇”，嚴密控制着溥儀的一言一行，操控着各級行政權力。在經濟上，日本侵略者執行“工業日本、原料滿洲”的殖民經濟政策，貪婪地掠奪東北的資源和財物。《日滿議定書》規定，日本有權開發東北的一切資源。關東軍據此組織經濟調查，炮製掠奪計劃，以煤炭、鋼鐵等戰略物資為掠奪重點。日本南滿株式會社、三井、三菱等財閥勢力陸續進入東北，經營各種企業，操縱了東北的經濟命脈。日本還瘋狂推行武裝移民政策，先後向東北移民一百多萬人，霸佔大片良田，搶掠大量農產品。在文化上，日偽當局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狂暴摧殘中國的民族文化，在各級學校一律採用日語教學，宣揚“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王道樂土”等奴化思想，不準學生使用“中華”、“中國”字樣，禁止在任何地方懸挂中國地圖。

日本通過經濟掠奪和大量移民，迅速擺脫了國內的經濟危機。嘗到了侵略戰爭的甜頭后，日本便以東北為基地，對華北實行蠶食政策，其第一個目標就是熱河省。日滿政府開動輿論機器，大肆造謠，稱：“熱河為滿洲國土”，“長城為滿洲國界”。同時，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派出特使，遊說熱河省主席湯玉麟，要其儘快“歸順”，出任偽滿洲國參議府副議長；威逼駐紮在臨榆的第九旅旅長何柱國就範，實行“獨立自治”；但卻遭到湯、何二人的拒絕。

日軍在誘降不成后，便圖謀動用武力。1933年元旦之夜，日軍故意在山海關製造事端，隨即炮轟臨榆城，何柱國部奮起還擊，拉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其時，國民黨政府忙於在江西圍剿紅軍，對何柱國部不予支持，致使山海關在三日內失陷。隨後，日軍開始向熱河省進犯。駐守熱河的國民黨湯玉麟、萬福麟兩部大軍望風而逃。湯玉麟截留二百五十輛軍用汽車，裝載珠寶財物、妻妾衛隊，惶惶然逃出承德。日軍僅以一百二十八個騎兵，不費一槍一彈即佔領承德。

承德丟失，全國輿論大嘩，一致要求懲辦湯玉麟。蔣介石卻有意包庇，為湯玉麟開脫責任，逼迫北平軍分會委員長張學良引咎辭職，由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接替，並調中央軍三個師北上，以應付全國輿論。

日軍佔領承德后，中國軍隊退守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長城一線。三月上旬，日軍分兵進犯長城各口，中國軍隊忍無可忍，進行頑強抵抗。在喜峰口，原屬西北軍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軍全體將士奮起禦敵，誓以“寧可前進一步死，決不後退半步生”。白天，他們憑壘阻擊，浴血奮戰；夜間組成大刀隊偷襲敵陣地，砍死大量日軍，大刀隊勇士亦多壯烈犧牲。日軍多次進攻，終未得逞，不得不暫時後撤。在古北口，中央軍關麟征的第二十五師和東北軍王以哲部並肩作戰，共同禦敵。冷口駐軍黃廣華師也頑強抵抗，英勇殺敵。日軍的囂張氣焰被遏制，不得不停止對長城各口的進攻。雙方戰事呈膠着狀態。

長城抗戰顯示了中國軍隊抵禦外侮的英雄氣概和作戰能力。中國官兵利用夜戰、近戰、白刃戰的方式，使日軍的優勢武器難以發揮效力，受到沉重打擊。

長城抗戰的消息，通過電波迅速傳播。平津各大報紙紛紛發表報道、評論，全國各界民眾熱烈響應，大力聲援，要求國民黨當局乘勢而動，實行全民抗戰，收復失地。但是，蔣介石卻違逆民意，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謀求對日妥協。不僅拒絕派兵支持，反而任命親日派黃郛為北平政務委員長，專門負責對日交涉。

四月初，日軍大量增兵長城各口，再次發起瘋狂進攻。中國守軍頑強奮戰七晝夜，卻被漢奸率領日軍從灤東打開缺口，迂迴包抄；中國軍隊腹背受敵，軍情萬分危急。

正當中國守軍艱苦鏖戰之際，何應欽、黃郛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在北平與日本代表頻繁接觸，完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各項條件，並屢次電令前方部隊按日軍指定的路線撤退。長城各口守軍孤立無援，彈盡糧絕，泣血揮淚，奉命後撤。

中國守軍撤退後，何應欽派北平總參議熊斌趕到塘沽，與日方代表岡村寧次正式會談。熊斌在談判中俯首帖耳，對日方早已擬好的協定一字不改，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議》。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台一線之西南地區；將冀東、察北、綏東劃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不得在此駐紮，而日軍卻可以在此自由行動。至此，整個華北門戶洞開，日軍可以隨時進佔冀察和平津。何以見得，有詩為證。詩曰：

長城抗戰起雄風，中國健兒多奮勇。政府屈膝簽協議，喪權辱國留罵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