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一回 探新路群賢覺醒 應時運中共誕生（下）

第五一回探新路群賢覺醒應時運中共誕生（下）

毛澤東認真分析形勢后認為，在南北軍閥夾擊之下，湖南督軍譚延闓有可能接受政治改良，率先實行自治。當務之急，是開闢一個有效的陣地作掩護，穩紮穩打，與譚延闓開展合法的鬥爭。

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在鬧市區租了三間門面房，與易禮容等人創辦了一所文化書社。他們宣稱：“湖南人現在腦子飢荒甚於肚子飢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以最迅速、最簡便之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誌，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研究之需要。”毛澤東多方籌藉資金，努力擴大營業範圍，除當局允許的公開書籍外，秘密經銷《共產黨宣言》、《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勞動界》等進步書籍。

隨後，毛澤東又和彭璜、何叔衡、方維夏等籌組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秘密發行《俄羅斯叢刊》，系統介紹《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階級鬥爭》等書籍。同時，組織先進青年秘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先後選派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等十六名進步青年到上海學習俄語，準備赴俄國留學。

正當毛澤東秘密籌建黨小組之時，湖南督軍譚延闓發表通電，宣佈湖南脫離北洋政府，實行自治。譚延闓之目的是籠絡人心，鞏固其統治地位，藉以抵制北洋軍閥政府的再度干預。他打着反對北洋軍閥的旗號，故作開明姿態，很快迷惑了許多人。不少紳士發表通電，贊成譚延闓的主張，擁戴湖南自治。在社會輿論的推動下，譚延闓匆忙做出決定，組成了由省政府官員和省議會若干人充任的“自治委員會”，草擬了一部“湖南省憲法”，在報紙上公佈。

譚延闓的官辦自治方案剛剛公佈，毛澤東、彭璜和《大公報》主編龍兼公等人就針鋒相對，聯名起草了一部民辦的自治方案，在《大公報》上發表。嚴正指出，譚延闓的自治方案是一個官僚政客包辦湖南政治的方案；“是把少數特殊人作為統治者，而把一般平民作為被統治者；是把統治者做主人，而把被統治者做奴隸”。毛澤東又撰文強調道：“湖南人民憲法會議代表，不能由官僚政客越俎代庖，而必須實行直接、平等的選舉，每五萬人中產生一個代表。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新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各縣、區自治機關。必須如此辦理，方能建成一個嶄新的湖南。”

一石激起千層浪。毛澤東等人的自治方案贏得了民心，每天到報社來簽名支持者絡繹不絕。毛澤東大為興奮，為實施自治方案多方籌劃、積極奔走，成了長沙城裏最忙的人。他連續參加湖南學聯召開的各團體、各報館代表會議，討論議會選舉和組織法要點，決定舉行大規模的遊行請願。會議推舉毛澤東為主席，執筆起草《請願書》，又推舉方維夏等人將《請願書》提交湖南省政府。

1920年10月10日，長沙各界群眾近兩萬人冒着大雨集會，慶祝辛亥革命九周年。會後，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到達督軍府門前時，彭璜、方維夏等代表登門呼籲，向譚延闓遞交了《請願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遊行群眾情緒激昂，持續高呼口號。一部分人出於對“包辦制憲”的強烈不滿，當眾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譚延闓接受了《請願書》，當面表示順從民意，騙得請願群眾當場解散。事後，譚延闓對請願書所提之各項內容斷然否定，拒不接受。

一月後，南方軍政府委任的湘軍總司令趙恆惕入主長沙，取代了譚延闓的督軍位置。風雲變幻孰難料，城頭又換大王旗。趙恆惕一把撕下開明的偽裝，公然推行武力專制；下令封鎖進步報刊，解散各種群眾團體。他得知毛澤東是自治運動的關鍵人物，便製造謠言，說是毛澤東煽動請願，並親手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還想搗毀省議會。警察廳隨即把毛澤東召去詰問，想藉此造成一種高壓的恐怖氣氛。自治運動半途而廢。

無情的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認真思考失敗的教訓。他逐漸明白，以和平請願方式搞自治，乞求軍閥還政於民，無異於與虎謀皮。殘酷的現實迫使毛澤東放棄了改良的幻想，痛下決心，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道路。恰在此時，毛澤東收到了蔡和森自法國的來信，稱：“弟赴法后，工余苦學，憑藉一本法華詞典，猛看猛譯了幾十種革命書籍，潛心研讀，完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的主義。我新民學會成員已在法國成立了共產主義學習小組。望兄在國內儘快行動，籌劃建黨事宜。然事須秘密，潛在運動。”毛澤東閱罷大為振奮，當即複信道：“君之見解極當，我完全贊成。國內建立共產黨之事，陳獨秀、李大釗先生已進行組織。湖南建立黨小組之事，也已成熟。”

數日後，利用元旦假期，毛澤東召集新民學會骨幹成員何叔衡、彭璜、易禮容等人，在文化書社舉行秘密會議，創建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確定了“堅定信仰，秘密活動”的原則。同時決定籌建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作為公開的組織，團結、引導青年，為黨組織培養後備力量。

1921年春節，毛澤東攜新婚妻子楊開慧回韶山老家過年。除夕夜，毛澤東和弟弟毛澤民、毛澤覃，堂妹毛澤建圍着火塘守歲。毛澤民告訴哥哥道：“自父母過世后，家事一年不如一年。前年，家裏遭了一次火災，修屋用了不少錢。去冬，又遭敗兵勒索和壞人搶劫，家境更加艱難。”毛澤東聽后，開導道：“國之不存，何以為家？我們毛家的規矩是先國后家。當今軍閥混戰，國家多難，民不聊生。我們應舍家為國，走出去干點事。家裏的房子讓給人住，田地讓給人種。耕牛、農具、剩下的穀子都送給窮人。舍小家而為大家，奮長策而救天下。”

春節后，毛澤東處理完家中財物，便帶着妻子、弟、妹返回長沙。他把毛澤民安排在第一師範附小做工，送毛澤覃、毛澤建去讀書，自己則投身到各種政治活動之中。不論在新民學會、俄羅斯研究會中，還是在青年團、黨小組中，毛澤東都成了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時光飛逝，轉眼已是六月底。一日，受《湖南通俗報》主編謝覺哉之邀，毛澤東正在寓所修改文稿，忽接李達從上海發來的通知，要他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當即停筆，約上何叔衡匆匆動身，乘着暮色，登上小火輪，連夜趕往上海。毛澤東、何叔衡到達上海后，受到了李達的熱情接待。數日間，各地代表相繼抵滬，均被李達以“北大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安排在上海法租界內的博文學校里食宿。

李達，號鶴鳴，湖南零陵人。早年赴日本留學，受俄國十月革命影響，始全力研究馬克思主義，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研究》、《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書，寄回國內出版，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歸國后即協助陳獨秀創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將《新青年》改為黨的理論刊物《共產黨》，並擔任主編；發表了《什麼叫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目的》等文章。不久，陳獨秀應孫中山之邀，去廣州擔任教育委員長職務。陳獨秀臨行時，委託李達為上海黨小組代理書記，負責建黨事宜。李達不辭辛勞，集宣傳、組織、聯絡等重要事務於一身，與各地黨小組秘密聯絡，直接籌備黨的創建工作。同時，又接待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俄國的尼克爾斯基，接受了其儘快召開全國黨代表會議的建議。李達與廣州的陳獨秀、北京的李大釗書信頻馳，共同商定了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大計。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三號秘密舉行。參加會議的有國內七個共產主義小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們分別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北京小組的張國燾、劉仁靜；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會議原定由陳獨秀主持，但他因廣州公務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會僧出席。李大釗亦因故未能蒞臨。與會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

這是一次改變中國命運的政治會議，十五位與會者或西裝革履，或灰布長衫，但都是清一色的知識分子。他們有的精通外文，飽讀馬列著作，有的老成持重，善於獨立思考。大家推舉張國燾主持會議，毛澤東和周佛海做記錄。會議首先由各地代表介紹其工作情況，張國燾、陳公博等口若懸河、引經據典，彰顯其才華橫溢；毛澤東、董必武等則沉默寡言、措辭嚴謹，更見其虛懷若谷。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正式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黨章。會議確定黨的奮鬥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直至消滅階級；規定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黨的紀律和吸收黨員的條件、手續。大會還通過了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定，明確了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是大力發展工會組織，開辦工人學校，加強黨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領導，在工人中灌輸階級鬥爭精神；規定共產黨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相互關係。後人有詩議之曰：

自從有了共產黨，中國有了新希望。馬列主義指航程，改天換地求解放。

會議進行到第六日，突然有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闖入會場，環顧一周后又匆忙離去。馬林鑒於長期秘密工作之經驗，立即斷定此人是敵人的密探，建議馬上中止會議。李達亦深感事態嚴重，立即要夫人王會悟想辦法，找個能繼續開會的地方。王會悟曾在嘉興女子師範讀過書，對嘉興以及南湖的情況非常熟悉。她想到嘉興南湖遊人稀少，便於隱蔽，便建議到南湖去，包一個畫舫，在湖中開會最為安全。在王會悟的安排下，代表們分批離開，於次日陸續趕到嘉興南湖。

是日，南湖上涼風習習，細雨蒙蒙；碧波微瀾，水霧如煙。一條紅色的游舫在煙雨中若隱若現，船艙內十多位黨代表神情莊重，傾吐心扉。會議選舉產生了黨的中央領導機構，由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書記，張國燾、李達分別負責組織、宣傳工作。

這是一次極具傳奇色彩的會議。在十五位與會者中，最年長的是四十五歲的何叔衡，最年輕的是十九歲的劉仁靜；平均年齡為二十八歲，正巧與毛澤東當時的年齡暗合。更巧的是毛澤東曾取筆名為“二十八畫生”；而中共誕生后，經過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奮鬥，終於推翻了舊中國，建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新中國的偉人，又恰好是毛澤東。這一連串的二十八，是偶然巧合，還是歷史必然？是天意若此，還是人謀使然？古人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誰主沉浮，重在實踐。這才是：軍閥混戰天下亂，茫茫渺渺天意現。人謀若能合天意，二十八年乾坤變。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