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魯迅

回憶魯迅

序言

魯迅作古的時候，我正飄流在福建。那一天晚上，剛在南台一家飯館裏吃晚飯，同席的有一位日本的新聞記者，一見面就問我，魯迅逝世的電報，接到了沒有。我聽了，雖則大吃了一驚，但總以為是同盟社造的謠。因為不久之前，我曾在上海會過他，我們還約好於秋天同去日本看紅葉的。後來雖也聽到他的病，但平時曉得他老有因為落夜而致傷風的習慣，所以，總覺得這消息是不可靠的誤傳。因為得了這一個消息之故，那一天晚上，不待終席，我就走了。同時，在那一夜裏，福建報上，有一篇演講稿子，也有改正的必要，所以從南台走回城裏的時候，我就直上了報館。

晚上十點以後，正是報館裏最忙的時候，我一到報館，與一位負責的編輯，只講了幾句話，就有位專編國內時事的記者，拿了中央社的電稿，來給我看了；電文卻與那一位日本記者所說的一樣，說是“著作家魯迅，於昨晚在滬病故”了。

我於驚愕之餘，就在那一張破稿紙上，寫了幾句電文：“上海申報轉許景宋女士：驟聞魯迅噩耗，未敢置信，萬請節哀，餘事面談。”第二天的早晨，我就踏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輪船，奔回到了上海。

魯迅的葬事，實在是中國文學史上空前的一座紀念碑，他的葬儀，也可以說是民眾對日人的一種示威活動。工人，學生，婦女團體，以前魯迅生前的摯友親戚，和讀他的著作、受他的感化的不相識的男男女女，參加行列的，總有一萬人以上。

當時中國各地的民眾正在熱叫着對日開戰，上海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孫夫人、蔡先生等舊日自由大同盟的諸位先進，提倡得更加激烈，而魯迅適當這一個時候去世了，他平時，也是主張對日抗戰的，所以民眾對於魯迅的死，就拿來當作了一個非抗戰不可的象徵；換句話說，就是在把魯迅的死，看作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具體事件之一。在這個時候，在這一種情緒下的全國民眾，對魯迅的哀悼之情，自然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當時全國所出的刊物，無論哪一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印刷品上，都充滿了哀悼魯迅的文字。

但我卻偏有一種愛冷不感熱的特別脾氣，以為魯迅的崇拜者、友人、同事，既有了這許多追悼他的文字與著作，那我這一個渺乎其小的同時代者，正可以不必馬上就去鋪張些我與魯迅的關係。在這一個鬧熱關頭，我就是寫十萬百萬字的哀悼魯迅的文章，於魯迅之大，原是不能再加上以毫末，而於我自己之小，反更足以多一個證明。因此，我只在《文學》月刊上，寫了幾句哀悼的話，此外就一字也不提，一直沉默到了現在。

現在哩！魯迅的全集，已經出版了；而全國民眾，正在一個絕大的危難底下抖擻。在這偉大的民族受難期間，大家似乎對魯迅個人的傷悼情緒，減少了些了，我卻想來利用餘閒，寫一點關於魯迅的回憶。若有人因看了這回憶之故，而去多讀一次魯迅的集子，那就是我對於故人的報答，也就是我所以要寫這些斷片的本望。

廿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漢壽

和魯迅第一次的相見，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對於時日、地點，以及人的姓名之類的記憶力，異常地薄弱，人非要遇見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將一個人的名氏和一個人的面貌連合起來，記在心裏——但地方卻記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磚塔衚衕一間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裏。因為記得那一天天氣很陰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學教書的那一年冬天，時間彷彿是在下午的三四點鐘。若說起那一年的大事情來，卻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錕賄選成功，做大總統的那一個冬天。

去看魯迅，也不知是為了什麼事情。他住的那一間房子，我卻記得很清楚，是在那兩座磚塔的東北面，正當衚衕正中的地方，一個三四丈寬的小院子，院子裏長着三四株棗樹。大門朝北，而住屋——三間上房——卻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說的倒騎龍式的房子。

那時候，魯迅還在教育部里當僉事，同時也在北京大學裏教小說史略。我們談的話，已經記不起來了，但只記得談了些北大的教員中間的閑話，和學生的習氣之類。

他的臉色很青，鬍子是那時候已經有了；衣服穿得很單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來像是一個和他的年齡不大相稱的樣子。

他的紹興口音，比一般紹興人所發的來得柔和，笑聲非常之清脆，而笑時眼角上的幾條小皺紋，卻很是可愛。

房間裏的陳設，簡單得很；散置在桌上、書櫥上的書籍，也並不多，但卻十分地整潔。桌上沒有洋墨水和鋼筆，只有一方硯瓦，上面蓋着一個紅木的蓋子。筆筒是沒有的，水池卻像一個小古董，大約是從頭髮衚衕的小市上買來的無疑。

他送我出門的時候，天色已經晚了，北風吹得很大；門口臨別的時候，他不曉說了一句什麼笑話，我記得一個人在走回寓舍來的路上，因回憶着他的那一句，滿面還帶着了笑容。

同一個來訪我的學生，談起了魯迅。他說：“魯迅雖在冬天，也不穿棉褲，是抑制性慾的意思。他和他的舊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因此，我就想起了那天去訪問他時，來開門的那一位清秀的中年婦人，她人亦矮小，纏足梳頭，完全是一個典型的紹興太太。

數年前，魯迅在上海，我和映霞去北戴河避暑回到了北平的時候，映霞曾因好奇之故，硬逼我上魯迅自己造的那一所西城象鼻衚衕後面西三條的小房子裏，去看過這中年的婦人。她現在還和魯迅的老母住在那裏，但不知她們在強暴的鄰人管制下的生活也過得慣不。

那時候，我住在阜成門內巡捕廳衚衕的老宅里。時常來往的，是住在東城祿米倉的張鳳舉、徐耀辰兩位，以及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的三昆仲；不時也常和周作人氏、錢玄同氏、胡適之氏、馬幼漁氏等相遇，或在北大的休息室里，或在公共宴會的席上。這些同事，都是魯迅的崇拜者，而對於魯迅的古怪脾氣，都當作一件似乎是歷史上的軼事在談論。

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後，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裏聽到了。原因很複雜，而旁人終於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麼。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本來，魯迅與周作人氏哥兒倆，是住在八道灣的那一所大房子裏的。這一所大房子，系魯迅在幾年前，將他們紹興的祖屋賣了，與周作人在八道灣買的；買了之後，加以修繕，他們弟兄和老太太就統在那裏住了。俄國的那位盲詩人愛羅先珂寄住的，也就是這一所八道灣的房子。

後來魯迅和周作人氏鬧了，所以他就搬了出來，所住的，大約就是磚塔衚衕的那一間小四合了。所以，我見到他的時候，正在他們的口角之後不久的期間。

據鳳舉他們判斷，以為他們弟兄間的不睦，安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於經濟，總是進一個花一個的，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從這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的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個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現在頗有些人，說周作人已作了漢奸，但我卻始終仍是懷疑。所以，全國文藝作者協會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開信，最後的決定，也是由我改削過的；我總以為周作人先生，與那些甘心賣國的人，是不能作一樣的看法的。

這時候的教育部，薪水只發到二成三成，公事是大家不辦的，所以，魯迅很有功夫教書，編講義，寫文章。他的短文，大抵是由孫伏園氏拿去，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教書是除北大外，還兼任着師大。

有一次，在魯迅那裏閑坐，接到了一個來催開會的通知，我問他忙么。他說，忙倒也不忙，但是同唱戲的一樣，每天總得到處去扮一扮。上講台的時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

他說雖則這樣地說，但做到無論什麼事情時，卻總肯負完全的責任。

至於說到唱戲呢，在北平雖則住了那麼久，可是他終於沒有愛聽京戲的癖性。他對於唱戲聽戲的經驗，始終只限於紹興的社戲、高腔、亂彈、目連戲等，最多也只聽到了徽班。阿Q所唱的那句“手執鋼鞭將你打”，就是亂彈班《龍虎鬥》裏的句子，是趙玄壇唱的。

對於目連戲，他卻有特別的嗜好，他有好幾次同我說，這戲裏的穿插，實在有許許多多的幽默味。他曾經舉出不少的實例，說到一個借了鞋襪靴子去赴宴會的人，到了人來向他索還，只剩一件大衫在身上的時候，這一位老兄就裝作肚皮痛，以兩手按着腹部，口叫着“我肚皮痛殺哉”，將身體伏矮了些，於是長衫就蓋到了腳部以遮掩過去的一段，他還照樣地做出來給我們看過。說這一段話時，我記得《月夜》的著者川島兄也在座上，我們曾經大笑過的。

後來在上海，我有一次談到了予倩、田漢諸君想改良京劇，來作宣傳的話，他根本就不贊成，並且很幽默地說，以京劇來宣傳救國，那就是“我們救國啊啊啊啊了，這行么？”。

孫伏園氏在晨報社，為了魯迅的一篇挖苦人的戀愛的詩，與劉勉己氏鬧翻了臉。魯迅的學生李小峰就與伏園聯合起來，出了《語絲》。投稿者除上述的諸位之外，還有林語堂氏，在國外的劉半農氏，以及徐旭生氏等。但是周氏兄弟，卻是《語絲》的中心。而每次語絲社中人敘會吃飯的時候，魯迅總不出席，因為不願與周作人氏遇到的緣故。因此，在這一兩年中，魯迅在社交界，始終沒有露一露臉。無論什麼人請客，他總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絕對地不大規模（或正式）地請客。這脾氣，直到他去廈門大學以後，才稍稍改變了些。

魯迅的對於後進的提拔，可以說是無微不至。《語絲》發刊以後，有些新人的稿子，差不多都是魯迅推薦的。他對於高長虹他們的一集團，對於沉鍾社的幾位，對於未名社的諸子，都一例地在為說項。就是對於沈從文氏，雖則已有人在孫伏園去后的《晨報副刊》上在替吹噓了，他也時時提到，唯恐諸編輯的埋沒了他。還有當時在北大念書的王品青氏，也是他所屬望的青年之一。

魯迅和景宋女士（許廣平）的認識，是當他在北京（那時北平還叫作北京）女師大教書的中間，前後經過，《兩地書》裏已經記載得很詳細，此地可以不必說。但他和許女士的進一步的接近，是在“三一八”慘案之前，章士釗做教育總長，使劉百昭去用了老媽子軍以暴力解散女師大的時候。

魯迅是向來喜歡打抱不平的，看了章士釗的橫行不法，又兼自己還是這學校的講師，所以，當教育部下令解散女師大的時候，他就和許季茀、沈兼士、馬幼漁等一道起來反對。當時的魯迅，還是教育部的僉事，故而總長的章士釗也就下令將他撤職。為此，他一面向行政院控告章士釗，提起行政訴訟，一面就在《語絲》上攻擊《現代評論》的為虎作倀，尤以對陳源（通伯）教授為最烈。

《現代評論》的一批幹部，都是英國留學生；而其中像周鯁生、皮宗石、王世傑等，卻是兩湖人。他們和章士釗，在同到過英國的一點上，在同是湖南人的一點上，都不得不幫教育部的忙。魯迅因而攻擊紳士態度，攻擊《現代評論》的受賄賂，這一時候他的雜文，怕是他一生之中，最含熱意的妙筆。在這一個壓迫和反抗、正義和暴力的爭鬥之中，他與許廣平便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機會。

在這前後，我和他見面的次數並不多，因為我已經離開了北平，上武昌師範大學文科去教書了，可是這一年（民十三？）暑假回北京，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在做控告章士釗的狀子，而女師大為校長楊蔭榆的問題，也正是鬧得最厲害的期間。當他告訴我完了這事情的經過之後，他仍舊不改他的幽默態度說：

“人家說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卻以為在打槍傷老虎，在扮演周處或武松。”

這句話真說得我高笑了起來。可是他和景宋女士的認識，以及有什麼來往，我卻還一點兒也不曾曉得。

直到兩年（？）之後，他因和林文慶博士鬧意見，從廈門大學回上海的那一年暑假，我上旅館去看他，談到了中午，就約他及景宋女士與在座的許欽文去吃飯。在吃完飯後，茶房端上咖啡來時，魯迅卻很熱情地向正在攪咖啡杯的許女士看了一眼，又用告誡親屬似的熱情的口氣，對許女士說：

“密斯許，你胃不行，咖啡還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

在這一個極微細的告誡里，我才第一次看出了他和許女士中間的愛情。

從此以後，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雲里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裏。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士，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只笑着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么？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淳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他絕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只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克夫人著的小說《模範紳士約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JohnHalifaxGentleman。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實的一位模範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InferiorityComplex（不及錯覺）心理出發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魯迅的煙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拾枝裝包。當他在人前吸煙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袍的袋裏去摸出一枝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裏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麼牌。

他對於煙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於酒，他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並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里喝過白乾；到了上海之後，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

愛護他，關心他的健康無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問我：“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麼酒好？”我當然答以黃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卻說，他喝黃酒時，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來她在給他喝五加皮。並且說，因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時拔開，好教消散一點酒氣，變得淡些。

在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為魯迅犧牲的偉大精神來；仔細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淚的，但我當時卻笑了，笑她的太沒有對於酒的知識。當然她原也曉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學常識，可是愛人愛得過分時，常識也往往會被熱摯的真情，掩蔽下去。我於講完了量與質的問題，講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較問題之後，就勸她，以後，頂好是給周先生以好的陳黃酒喝，否則還是喝啤酒。

這一段談話后不久，忽而有一天，魯迅送了我兩瓶十多年陳的紹興黃酒，說是一位紹興同鄉帶出來送他的。我這才放了心，相信以後他總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於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請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地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於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過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於離開廈門大學之後，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衝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後；並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後亦曾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於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後，在廣州閑住的半年那一節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隻雄雞，在和對方呆斗。這呆斗的方式，並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着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後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哪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裏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幸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地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於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閑住了半年之後，對方的注意力有點鬆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於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里，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鬆一着，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於這一點，我也曾再三地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因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了他們，而真理愈得闡發。他們的成名，是煙火似的一時的現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邨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裏可以不必再說。

此外還有些並不對他攻擊，而亦受了他的筆伐的人，如張若谷、曾今可等；他對於他們，在酒興濃溢的時候，老笑着對我說：

“我對他們也並沒有什麼仇。但因為他們是代表惡勢力的緣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們卻做了活的風車。”關於“堂·克蓄德”這一名詞，也是錢杏邨他們奉贈給他的。他對這名詞並不嫌惡，反而是很喜歡的樣子。同樣在有一時候，葉靈鳳引用了蘇俄譏高爾基的畫來罵他，說他是“陰陽面的老人”，他也時常笑着說：“他們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當不起。”

創造社和魯迅的糾葛，系開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評，後來一直地繼續到了創造社的被封時為止。

魯迅對創造社，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在各雜文里；但根底卻並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於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遊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衝突。

後來，創造社因被王獨清挑撥離間，分成了派別，我因一時感情作用，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在當時，一批幼稚病的創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獨清等的煽動，與太陽社聯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軌，所以才和他計劃出了《奔流》這一個雜誌。

《奔流》的出版，並不是想和他們對抗，用意是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

當編《奔流》的這一段時期，我以為是魯迅的一生之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

在這一年當中，魯迅的介紹左翼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步工作，才開始立下了系統。而他的後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一個時期里定下來的。

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里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媒介。不過，左翼成立之後，我卻並不願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於這些工作的，我對於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願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成立之後，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地宣佈了辭職。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着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救，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

魯迅的熱心於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說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卻外邊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後來卻用攻擊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還是彰明顯著的事實，而另外還有些“挑了一擔同情來到魯迅那裏，強迫他出很高的代價”的故事，外邊的人，卻大抵都不曉得了。在這裏，我只舉一個例：

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青年的學生，因平時被魯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魯迅當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雲里那一所三層樓的弄堂房子裏。但這一位青年，誤解了魯迅的意思，以為他沒有兒子——當時海嬰還沒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約總是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兒子的意思。後來，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來同住，意思是為魯迅當兒媳婦的。可是，兩人坐食在魯迅的家裏，零用衣飾之類，魯迅當然是供給不了的；於是這一位自定的魯迅的子嗣，就發生了很大的不滿，要求魯迅，一定要為他謀一出路。

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教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那麼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複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後，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着哩！

民國十八年以後，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鬥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業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鋪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請求保釋的局面。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後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於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於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並且對於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於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幹才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於校對、集稿、算髮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情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雜亂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塗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地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里去翻弄他的書本雜誌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着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着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然後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得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裏搗亂，翻看書里的插圖。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着我，就大笑着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後，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裏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裏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於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後，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裏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後，和魯迅、啟明及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地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然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賬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賬，往往不十分清爽。

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賬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賬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齣地託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來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地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面，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系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於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變青，從坐位里站了起來，大聲地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地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只有我起來做和事老；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當時寄居在美國的語堂耳里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電發來的。

魯迅住的景雲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葯，后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裏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着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三弟巢峰（周建人）被敵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巢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閑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佈暴敵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里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地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地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裏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里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裏，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絕端地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於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係，他在旅館裏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他也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里，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有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里，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系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敵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姦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身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里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裏，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着說：“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的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后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鬍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着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裏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裏反對，絕對不準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同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它，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裏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了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古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可是從此一別，就再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着，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裏存着，現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裏，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