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後記

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說話其實很難。

1988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島。我不會說海南話，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有一天，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本地賣主打聽。他說這是魚。我說我知道是魚，但請問是什麼魚？他瞪大眼睛說，“海魚么。”我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但請問“是、什、么、海、魚？”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大魚么！”

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勝數的漁村，歷史悠久的漁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詞彙量應該說是最大的。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魚以及魚的每個部位和各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緻而準確的命名，足以編出一本厚厚詞典。但這一切絕大部分無法進入普通話。即使是收集詞彙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詞條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已把這裏大量感受和經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的筆硯之外。當我同這裏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只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我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語言貧乏。我當然錯了。對於我來說，他們並不是我見到的他們，並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嘔啞嘲哳，嘰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無法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

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我多年來一直學習普通話。我明白這是必要的，是我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教師、官員接受的必需，是我使用電視、廣播、報紙的必需。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歷，只是使我突然震驚：我已經普通話化了。這同時意味着，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正一天天被異質的語言濾洗，正變成“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在譯語的沙漠裏一點點乾枯。

這並不是說故鄉不可談論。不，它還可以用普通話談論，可以用越語、粵語、閩語、藏語、維語以及各種外國語來談論，但是用京胡拉出來的《命運交噴曲》還是《命運交響曲》嗎？一隻已經離開了士地的蘋果，一隻已經被蒸熟了腌制了的蘋果，還算不算蘋果？

方言當然不是唯一的障礙，地域性也不是語言的唯一屬性。在地域性之外，語言起碼還有時代性維度。幾天前，我與朋友交談，感慨交通和通訊手段的發達，使人類越來越強化了橫的聯繫，在不久的將來，可望基本上剷除文化的地域差別，但新的麻煩是可能擴大和加劇時代的差別。地球村居民吃同樣的食品，穿同樣的衣服，住同樣的房子，流行同樣的觀念，甚至說同樣的語言，但說不定正是那時候，五十年代的人了解三十年代的人，2020年出生的人要了解2000年出生的人，竟像眼下中國人了解英國人一樣困難。

這個過程其實已經開始。所謂“代溝”不僅表現在音樂、文學、服裝、政治等方面，也開始表現於語言——要一個老子完全聽懂兒子的用語，常常得費一把老力。“三結合”、“豆豉票”、“老插”、“成分”……一批詞彙迅速變成類似古語的東西，並未退出日常生活，仍然流通於某些特定的交際圈，就像方言流通在老鄉圈。不是地域而是時代，不是空間而是時間，正在造就各種新的語言群落。

這個問題還可以再往深里說。即使人們能超越地域和時代的障礙，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種共同的語言呢？有一個語言教授曾做過試驗，在課堂上說出一個詞，比方“革命”，讓學生們說出各自聽到這個詞時腦子裏一閃而過的形象。答案竟然多種多樣：有紅旗，有領袖，有風暴，有父親，有酒宴，有監獄，有政治課，有報紙，有菜市場，有手風琴……學生們用完全不同的生活體驗，對“革命”這一個詞做出了完全不同的下意識詮釋。當然，他們一旦進人公共交流，就不得不服從權威規範，比方服從一本大詞典。這是個人對社會的妥協，是生命感受對文化規約的妥協。但誰又能肯定，那些在妥協中悄悄遺漏了的形象，一閃而過的感覺，不會在意識暗層積累成可以隨時爆發的語言篡改事件？誰又能肯定，人們在尋找和運用一種共同語時，在追求心靈溝通時，新的歧音、歧形、歧義、歧規現象不正在層出不窮？一個非普通化或逆普通化的過程，不正在人們內心中同時推進？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所謂“共同的語言”恐怕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目標。如果我們不希望交流成為一種互相抵消和互相磨滅，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覺，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這也就意味着，人們在說話時，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詞典。

詞是有生命的東西。它們密密繁殖，頻頻蛻變，聚散無常，沉浮不定，有遷移和婚合，有疾病和遺傳，有性格和情感，有興旺有衰竭還有死亡。它們在特定的事實情境裏度過或長或短的生命。

一段時間以來，我的筆記本里就捕捉和囚禁了這樣一些詞。我反覆端詳揣度，審訊和調查，力圖像一個偵探，發現隱藏在這些詞後面的故事，於是就有了這一本書。

這當然只是一部個人的詞典，對於他人來說不具有任何規範意義。這只是語言學教授試驗課里諸多答案中的一種，人們一旦下課就不妨把它忘記。

1995年12月